戚涛
国民党政府对原阿拉善和硕特旗（简称阿拉善旗）期间是怎样进行统治的，都有哪些统治机构，哪些统治措施，这是研究阿拉善旗历史的重要方面，为人们所关心。我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1936年～1945年）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从事学习、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当时称为边务问题），并实际参加民族事务工作（当时称为边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直至全国解放以前，则在阿拉善旗担任行政工作，因而对于上自国民党中央政府，下至阿拉善旗地方，都有一些亲身经历。现就记忆所及予以概述，俾供研究近代史学者收集参考。
一、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重视阿拉善旗
原阿拉善旗包括现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两旗和磴口县，不但区域辽阔，其政治地位也较一般蒙旗高，这是因为清朝对于阿拉善旗异常恩宠的缘故。在清代开国之初，西北边疆民族复杂，统治基础薄弱，皇室出于国防上的考虑，依赖随征新疆有功的蒙古和硕特部，赐以贺兰山以西之地为其领地，建立阿拉善和硕特旗，并封为亲王尚公主世袭罔替，旗之上不设盟，直隶于大清中央政府理藩院，俾为西北屏障拱卫京师。民国而后，先后历经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侵凌，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中央政权极不稳定，对于边远蒙旗地方实际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政令不能贯彻，蒙旗制度大体原封不动任其自流，较之清代理藩院对于蒙旗严密统治不可同日而语。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首先并吞满洲，随之渗入内蒙。迨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阿拉善旗即已发现日本特务前来活动。1937年日本特务竟至公然乘坐飞机降落定远营，大摇大摆直接进入王府与旗王达理札雅公开谈判，企图拉拢阿拉善旗归降“满洲国”或“蒙疆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始大为震惊，开始重视阿拉善旗，调进陆军第二十五师对阿拉善旗进行震慑监督。1938年复以“通敌”的罪名命令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军攻陷定远营，软禁达理札雅。此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包头，与偏据河套的傅作义部隔河对峙，阿拉善旗成为绥远、宁夏省后方，地位更加重要，国民党政府遂大力经营统治阿拉善旗。
二、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拉善旗极尽拉拢怀柔之能事
抗日战争以前，阿拉善旗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是淡薄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后，由日本人充当后台建立“满洲国”和“蒙疆自治政府”。这些与阿拉善旗具有历史上和民族上的因缘，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外蒙古与苏联亲善，事实上已脱离中国而独立，虽为共产制度，阿拉善旗亦可依为外援抗衡国民党势力侵入，则外蒙古、苏联都可借重阿拉善旗向中国腹地渗透，西北将成为多事之地后患无穷，因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西北国防，于1938年宁夏省马鸿逵攻陷定远营、软禁达理札雅后，立即对阿拉善旗进行全面控制，并规定达理札雅常年驻在兰州，由第八战区长官部就近监督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驻军和特务严密监视控制阿拉善旗，一面对于年轻的达理札雅进行拉拢怀柔，保留达理札雅的“亲王”尊号（兰州第八战区长官部及甘肃省政府所有军政大员都对达理札雅尊称“王爷”）及阿拉善旗札萨克的职衔，继之又陆续给予蒙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顾问、宁夏省政府委员等崇高头衔。此外并准许达理札雅与本旗仕官保持联系，下达指示，则本旗按时供应生活费用，保持清代亲王驻京遥控旗政府的待遇规格，每年春秋两季回旗扫墓。与此同时，达理札雅由于形势所迫，只得依靠国民党政府谅解支援，以寻求自己的政治出路，并开始结交国民党人，熟识了许多国民党、政、军大员，数年之间得到了国民党统治阶层的亲近依赖，尤其得到了国民党内实力派CC系赏识，由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引荐蒋介石，居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放回归旗执亲政。自此达理札雅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并由此得以于马鸿逵抗衡，保住了阿拉善旗的地位直属中央，内政自主。
达理札雅自幼在北京长大，过惯了都市生活，读书不多却颇有教养，讲排场重礼节，善于交际应对，而且仪容大方谈吐文雅，颇得蒋介石青睐。据说第一次达理札雅赴重庆谒见蒋介石，由“待从室”按例于宾馆内设鸦片、美女隆盛招待，达理札雅洁身自好殊不沾染，深得蒋介石器重，认为难能可贵，为此蒋介石在自己戎装小照上亲笔题款“锐荪亲王惠存”、“蒋正中赠”，并加盖蒋介石私人印章，由此达理札雅在清代加封的“亲王”尊号复得民国领袖蒋介石的亲笔认可，其尊宠优惠可谓无以复加。直到抗日战争后期，达理札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政治地位已登峰造极，更加依附国民党，国民党政府亦对达理札雅依赖寄予厚望，兹再举下列数例加以说明。
国民党内实力派CC系所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在阿拉善旗设秘密组织“防奸处”，由国民党中央学院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某某具体负责，并得中央党部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CC系骨干）的大力支持。该处在阿拉善旗各机关学校设秘密“防奸小组”进行“防共”和其他情况活动。
1947年至1948年间，阿拉善旗政府教育主任兼蒙文学校校长齐文魁和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柯，先后被特务组织的宁夏省方揭发有“勾通外蒙”和“勾结陕北共产党”的重大嫌疑，一时风声鹤唳，旗政府上下人心惶惶，阿拉善旗的安全也成了问题，诚恐省方重演1938年对阿拉善旗的军事行动。结果则达理札雅出面函电并上诉于国民党中央党部蒙藏委员会，便两案均消弭于无形，齐、罗两人安然无事，阿拉善旗安全也得以保障。
早在抗日以前，宁夏省即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拟议在定远营设县，定名为“紫湖设治局”。借以并吞阿拉善旗，使这归于宁夏省辖属。抗日战争时期，宁夏省又以国防为借口，屡次呈请内政部正式设立“紫湖设治局”。然而终因达理札雅的有力抗争，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慎重从事，一再延援批准宁夏省的要求。
甘肃省民勤县与阿拉善旗西南部接址，当时民勤县地瘠民贫，人口众多，阿拉善旗大片水草丰美的土地被民勤县群众放牧耕地，县政府因之实施行政管理，据为民勤县属地。加之民勤县与阿拉善旗边界历来就有争执，纠纷时有发生。甘肃省政府偏袒民勤县，要求阿拉善旗作出让步，历年旗、县划界都不欢而散。1947年阿拉善旗上诉国民党中央政府，深得中央政府的重视，特派军令部边务处上校参谋楚宪禄为代表前来仲裁，会同省旗县三方代表，终于获得初步合理解决，阿拉善旗权利得到部分挽回，政治上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支持。此皆因达理札雅深得国民党政府宠信的缘故。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全国“大选”，开始实施“惠政”，除选举总统、副总统外，全国应选出国民大会代表2000余名，立法院委员400余名，监察院委员60多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为全国蒙旗“选举总监督”阿拉善旗成立“选举事务所”，以达理札雅为选举监督。按名额分配阿拉善旗应选出国大代表1名，立法委员1名，与额济纳旗会同选出监察委员1名，而且全部“候选人”由达理札雅指定。结果选出达理札雅的亲信部属陈那笋巴图为国大代表，达理札雅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为立法委员，达理扎雅的好友，依为心腹的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王枕华这为监察委员（额济纳旗札萨克塔旺嘉布派来的监察委员候选人陈俊卿被达理札雅指定为“候补监察委员”）。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的重视和对达理札雅的尊重信赖殊非一般。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政治协商破裂，国民党政府颁布“戡乱建国总动员令”，内战全面爆发。西北方面陕甘宁解放区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接近阿拉善旗，同时外蒙古独立、中蒙边境不清，阿拉善旗国境线长达千里，又成为国防重地，因而国民党政府更加重视经营阿拉善旗。1947年初达理札雅奉召前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决定阿拉善旗恢复成立“区防司令部”，由达理札雅亲自任中将司令，下辖一个骑兵保安总队，按国军待遇（国防军待遇），由兰州西北（甘、宁、青、新四省）军政长官分署就近直接拨发装备和给养，并辖属指挥。此为国民党政府寄厚望于阿拉善旗的又一事例，为其他蒙旗所不及。
综上所述，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拉善旗优礼厚遇予而不取（不直接掠夺），其目的要在使阿拉善旗内向（亲向国民党），进而利用阿拉善旗安定后方巩固国防。然而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拉善旗仍须牢牢控制防其离心。这一方面除直接派进党政军特人员予以监督和控制外，最重要的则是利用省旗矛盾分而治之。在国民党政府看来，桀骜不驯的马鸿逵和怀有异心的达理札雅都是“杂牌”，都在控制之列，并无亲疏轩轾之别。以阿拉善旗隶属中央，而任由马鸿逵打击掠夺，以致省旗交恶矛盾层出不穷，其始作俑者仍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一面给予阿拉善旗优惠待遇和政治支持，一面对省方妥协让步，默认省方在阿拉善旗驻军施政，矛盾发生后则中央政府充当“和事佬”，两面讨好，而从不考虑制度的改革和权限划分，这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做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也是国民党政府独出心裁的统治手段。
三、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的活动
国民党在阿拉善旗开展党务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编者注：1937年）。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党务处在阿拉善旗设立“直属区党部”（相当于县党部），不受宁夏省党部辖属而直隶于中央党部组织部，书记初为白金山，不久即为王枕华，热河蒙族人，原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从事“蒙古自治运动”时期派来阿拉善旗的联络电台台长。王对达理札雅亲近恭顺，颇得达的信任，关系密切，后来达亦参加国民党，并荣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个党部就一直由达理札雅直接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阿拉善旗直属区党部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仍直辖于中央党部，由达理札雅任主任委员，王枕华为书记长。1948年王枕华在达理札雅支持下当选为阿拉善旗、额济纳两旗的监察委员，前往南京任职，又由边疆党务处调任额济纳旗直属区党部书记张文弟为书记长，直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为止。
1947年由王枕华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阿拉善旗第一次全旗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定远营机关团体以及牧区各巴格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大开筵宴欢乐一堂。大会进行七八天，通过了《国民党阿拉善旗第一次全旗代表大会宣言》，选举达理札雅、王枕华、罗巴图孟轲、陈那笋巴图、张元忻、李树德、李文钦、里宪、于培根等9人为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阿拉善旗执行委员会”以达理札雅为主任委员。另选出金允诚、陈爱尔德尼巴图，张仁3人为监察委员，组成“国民党阿拉善旗监察委员会”。以陈爱尔德尼巴图为主任委员。“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受执行委员会领导，以王枕华为书记长，下设组训、总务两个科。在定远营和广大牧区遍设区分部约计二三十个，共有党员2000余人，全部重新“总登记”。这是国民党在阿拉善旗的一次党务大整顿大检查，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形势的需要。盖因国民党领导阶层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历史上具有国民党党籍的许多开明民主人士也和全国人民一同群起反对。国民党掌权派为了排除共产党，也为了消除“国民党员也反对内战”（反动派叫“内乱”）的尴尬局面，以示国民党内团结拥护，“戡平内乱”以壮国内外视听，所以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党员总登记”，重新颁发党证，不登记者即作为退党论处取消党籍。这实际是一次“大清党”，虽不捕人杀人却是有目标地开除大批老资格党员。但阿拉善旗的情况有所不同，阿拉善旗国民党党员虽有2000人之多，但大都是以行政命令入党，即由旗政府下令各巴格边官指示牧民集体入党，甚至由旗政府按户口挑选年龄适当的牧民（妇女儿童除外）造册送交党部，由党部颁发党证就能入党，连表面的入党仪式也不用举行。因而党员竟不知三民主义是什么，也不知国民党党员应该干些什么；区分部的书记、干事之类是由旗国民党党部指定上报就算完事，他们本身却从不知与旗党部联络办事，也根本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党组织生活。不过党证却也发生作用，可以作为身份证明，有党证就算“好人”，外出旅行可以作为“护照”（即通行证）。这次召开全旗代表大会的代表也都是按名册由旗政府下令调来的，报到后参加“选举”也是由旗政府规定在选票某处划“○”（因牧民都不认汉字）就算是投票。这次的党员总登记更属可笑，竟不询问党员本人愿不愿意登记，一律收缴旧党证颁发新党证，以致经此一次总登记党员人数竟比原来上报的数字增多，原因是嫌原来数字太少，又增报了一些名额而已。这是王枕华在阿拉善旗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最大成绩。不过在定远营却是有些真正的国民党员，但为数不多，估计不过20人而已（指经常参加党的活动为党办事的党员）。
国民党阿拉善旗党部设有一个“阿拉善旗简报社”，每晚以收音机收录中央社“简明新闻”，次日石印8开纸的《阿拉善旗简报》蒙汉文各一份（但因人手和经费不足，有时隔多日始能出刊一次），免费分送各机关团体和群众商号。这是当时阿拉善旗唯一的地方报纸，虽然内容简单，但因阿拉善旗地处边远，交通闭塞（没有铁路、公路，以马、驼和畜力车为交通工具），很少有人订阅内地报纸，宁夏省仅有一份简陋的《民国日报》也因省旗交恶阿拉善旗人士拒绝订阅，更无收音机之类的设备（当时仅党部和王府设有收音机）。故耳目蔽塞与外界隔绝，对于国内外大事一无所知。《阿拉善旗简报》可以起到“启蒙”的作用，确也是难能而可贵。但其内容均属中央社歪曲言论，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期间，对共产党经常造谣诬蔑，对阿拉善旗人民为害不浅。此外阿拉善旗党部散布许多国民党中央党部印发的宣传小册子，内容大致可分为《总理遗教》（孙中山著作）、《总裁言论》（蒋介石的著作），政策法令、时事新闻、边疆动态，以及诬蔑共产党和解放区等。尤其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造谣诬蔑，内容荒诞措辞恶毒，而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与世隔绝真相不明，身受其毒而不自知。好在那时阿拉善旗党部尚无电视之类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并因多数群众都目不识丁，不可能直接阅读，党部工作人员很少，又不可能广泛口头宣传，稍有阅读能力的教员、职员和学生，则以“老僧常谈”（老是那一套内容）久而生厌，故这样的宣传小册子在阿拉善旗发生的作用尚不太大。但一般平民阶层对于共产党恐惧的印象确也有所存在，不能说国民党的恶毒宣传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中一点也没有发生效果。
当时国民党阿拉善旗党部所主设的卫生所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有医生和司药一二人，免费为群众治病（门诊）。另外党部还发动中央政府卫生部在阿拉善旗设置的卫生所（规模较大药品较多）会合党部卫生所，联合组成“医疗宣传队”，几乎每年可以赴牧区为牧民免费治疗防疫一次，借以宣传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德政”和“惠民政策”。以上虽属小恩小惠微不足道，但那时阿拉善旗人民生活困苦无医无药，几乎过着原始式听天由命的生活，对于这样的“恩赐”却也是欢迎不暇颂扬备至。这是国民党“为社会服务”（国民党的口号）在阿拉善旗唯一的一点“政绩”。
抗日战争时期，阿拉善旗也有“三青团”的组织，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甘肃省支团阿拉善旗分团”（县级组织）。干事长（三青团各级组织均设干事会，以干事长为领导）由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柯担任，正副书记（具体负责人）为李文钦和于培根，团员均为各小学学生，由教师指定集体参加，估计约有一二百人。虽有表演话剧歌舞和组织演讲会、运动会以及街头张贴标语等活动，内容不过宣传抗日，歌颂领袖（蒋介石）之类，无可记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全国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阿拉善旗分团行即行撤销，团员自行解散（因年龄较小当时并未转为党员），此后三青团即在阿拉善旗销声匿迹，再无任何活动。
四、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阿拉善旗的统治措施
蒙藏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的一个部级委员会，由清代的理藩院和民初北洋政府的蒙藏院相沿而来。蒙藏委员会主要管理的是蒙古和西藏事务，为国民党政府办理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它可以行政院的名义和本身的名义向各省政府和各盟、旗政府以及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和外蒙古都不称省或区而称“地方”，是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直接往来行文下达指示，故蒙古各盟旗（独立旗）名义上都直辖于中央政府行政院而受蒙藏委员会的行政领导。
抗日战争以前，蒙藏委员会在阿拉善旗仅设有一个“调查组”，从事各项社会调查，调查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物产、贸易、军事、交通、宗教、习俗，以及天文气候等项目，均属静态资料的搜集。该调查组原名“河湟调查组”，组地应设在兰州，调查区域包括甘、宁、青三省，于阿拉善旗定远营设“联络站”。后因人力财力所限，该组人员集中定远营，故事实上阿拉善旗为组部驻地。所调查的区域以宁夏省及阿拉善旗为主。调查的方式可以组的名义（有印信）行文各省、旗、县政府要求调阅档案或供给某些资料，也可以要求提供方便该组自行派遣“调查员”亲赴实地或公开向有关群众调查。调查的结果整理汇编，写成分项分目的“调查报告”呈送蒙藏委员会审查备案归档，作为永久性的行政依据或研究民族问题的第一手参考资料。该组组长由蒙藏委员会荐呈行政院任命，组员称“调查员”，荐任、委任都有，分别由行政院任命或蒙藏委员会委员会直接任命。全组人员生活待遇及活动经费均由蒙藏委员直接拨发，地方政府不负担。蒙藏委员会先后派在阿拉善旗的调查组人员计有刘柏石、陈永治、顾星五、仲旭、马成浩、陈仲剑、阿格栋噶等人。他们所编写的“调查报告”每篇以数万字计，内容丰富记述详尽，并绘有各种图表，颇为醒目。此外调查组还在定远营开设识字班和图书馆等业务，但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效果不大。抗日战争胜利前几年（约在1942年～1943年），由于经费不足，或亦由于调查业务告一段落该组撤销，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他调。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安定后方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大力经营绥、宁两省蒙旗（实际当时内蒙古大部地区都已沦为日本占领区，所剩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绥远伊盟和乌盟两部及宁夏的两个独立旗。青海和新疆蒙古为军阀马步芳和盛世才分别割据，拒绝国民党政府染指），因而有“驻旗协赞专员”的设置。其目的是加紧控制争取蒙旗内向（亲向国民党），以防被日本帝国主义拉拢与抗战不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则因外蒙古独立和内战爆发，为防蒙旗离心，驻旗协赞专员的制度依然保留，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止。
协赞专员为荐任官，由蒙藏委员长呈请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任命，下设秘书1人，助理员1人，公役1人，规定于所在旗的政府“办公”，不另设单独的办事机构，接受地方长官（旗札萨克）的领导，所有人员的薪俸待遇及活动经费由蒙藏委员会拨发，不由旗政府负担。故协赞专员为旗政府的官员之一，对外以旗政府的立场发言，维护旗政府的利益。但协赞专员又系中央政府所派，对内（旗政府内）又与旗政府的原任官员有所分别，发言办事直接对蒙藏委员会负责。
按照蒙藏委员会所定“协赞办法”（即协赞专员办事条例）的规定，协赞专员必须为蒙旗“忠心服务”，其职责范围是“襄助地方长官（札萨克）办理一切军政事务”。除个别事项协赞专员可以自己名义向蒙藏委员会请示报告外，一般情况下协赞专员都以旗政府的名义办事，仅两个月定期向蒙藏委员会作出“工作报告”，俾供蒙藏委员会据以考核协赞专员的工作成绩。蒙藏委员会亦可随时下达指示，指导协赞专员的工作和活动。此外协赞专员可以不驻在本旗，例如伊克昭盟各旗的协赞专员可以驻在榆林、包头、归绥等地；宁夏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两旗的协赞专员可以驻在银川或兰州；甚至可以常年驻在南京，为本旗与省方及中央政府之间联络办事。但不常年驻旗的协赞专员只发给本人的薪俸和生活补贴，其余附属人员及办公活动经费一律停发，并不得晋级奖励，借以鼓励协赞专员常年驻旗，发挥协赞制度的作用。
协赞专员还有“协调省旗关系”的任务，不过此非明文规定，仅在任命之初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口头安排。盖因中央政府不便公开承认省旗存在矛盾，故只能口头安排协赞专员应该作出努力使省旗关系和睦以利边疆安定。那时绥、宁两省蒙旗都在省辖区内，受省方的严格控制，而蒙旗名义上直隶于中央政府，企望摆脱省方控制独立自主，所谓的省旗矛盾，实际是由于制度混乱造成的。例如绥远省政府在伊克昭盟各旗派有“辅导专员”，直接控制各旗旗政，较之蒙藏委员会所派协赞专员更有实效；宁夏省政府则在阿拉善旗设立“办事处”，俨然县政府控制保甲征兵征马，与旗政府形成双重政治，协赞专员虽系中央政府所派，却无权干涉这个办事处的所作所为。由是观之，蒙藏委员会在绥、宁蒙旗设置协赞专员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安定边疆，反而促成省政府更加对蒙旗严格控制，绥远省辅导专员之设即系对抗中央政府插手蒙旗事务，省旗矛盾随之层出不穷。甚至省与中央政府也矛盾重重，蒙旗成了多事之地，协赞专员官卑职微，对于“协调省旗关系”实际上无能为力。
此外虽明文规定协赞专员有“襄助地方长官办理一切军政事务”的职权，也是徒俱空谈，实际协赞专员对于旗政只有照例赞成的义务，并无干涉过问的权力；对于省方的措施，只有歌功颂德的本分，也无发表意见的资格。故协赞专员的作用，即在上下联络拉拢怀柔，各方讨好息事宁人，借使蒙旗安定边疆无事，以解除中央政府后顾之忧。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政府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愿望。
首任阿拉善旗协赞专员为陈永治，热河蒙古人，在任三四年，与旗政府关系尚属融洽，但仅能站住脚步（不受排挤），并无显著建树，后因病亡故；蒙藏委员会于1946初，复派我前来接充协赞专员，直至1949年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为止。
我来阿拉善旗后表面上备受尊重，而对于旗政大事却不能有所兴革。协赞者帮助也，“主人”既不求助，“客人”则无从开言，旗政府各级仕官以我为“客卿”，优礼有加而无隶属关系，凡事不向我请示报告，我也无从干涉过问。初次见面达理札雅就规定我的任务是“陪客”，凡中央、大区或省方临时前来阿拉善旗办事的人员，达理札雅都设宴招待而邀我作陪，我则以旗政府和达本人的立场，与客人交谈应酬，此外别无所事。所以我来阿拉善旗之初，确是清闲自在，生活颇为舒适。
然而我来阿拉善旗的初衷是为了“开发边疆”，却不能安于清闲的生活（其实是不得信任被歧视）。于是我极力向地方长官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献媚讨好以示亲近，逐渐取得达、罗的欢心。1947年开始命我担任旗政府教育处主任，兼任蒙文学校校长，并在我的建议下，创办一所“阿拉善旗中学”（现第一中学前身），我自任校长。从此我虽尚不能过问旗政府内的军政大事，但我可以教育事业开端实现我的“抱负”——开发边疆，并由此可以旗政府职员之一的资格益得与达、罗亲近，因而于1948年开始又得达、罗的推荐使我得兼任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上校政工主任，并又给我一份薪资待遇，使我感激涕零，更加忠心耿耿向达、罗靠拢。政工主任有监发保安队军饷的职责，我则向不出席，分命一少尉司书在军饷花册上照例加盖我的印章表示业已审查无误，以便军需室上报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备案报销。此外举凡上级（中央或大区）规定的在保安队官兵中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下达宣传“戡乱建国”的小册子，检查士兵装备和伙食等项任务，我则一律搁置不问，只向上级谎言虚报敷衍塞责，以讨好达、罗两人（达、罗都不愿我多事），巩固我的地位。不过我在政工主任任内曾于定远营城墙上制作永久性大字标语数条。计旗政府大门对面的一条是“拥护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南关东侧的一条是“五族共和振兴中华”，南关西侧的一条是“发扬蒙古精神，巩固西北国防”；西关的一条是“平时重于战时，训练重于作战”。其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写出“反共”二字，是因为避免被误认阿拉善旗保安队有开赴前线参加“戡乱”的任务引起官兵不安。
按照惯例，协赞专员应该被聘为国民党阿拉善旗党部“计划委员”，我来阿拉善旗之初，该党部书记长王枕华就通知我有此职务而未发聘书。我虽愿意效劳却无事可做，同时我也并非国民党员，担任党的职务未免不伦不类，故心存犹豫未接受邀请。后来王发现我并非党员，拉我趁机入国民党，并愿作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我婉言谢绝。但我仍愿接受王的邀请担任该党部所办的“阿拉善旗简报社”社长，负责指导该简报社编辑人员审稿和排版，并常为该简报撰写短评和社论，借以宣传国民党政府的“德政”和诬蔑共产党，为“戡乱”军事摇旗呐喊，并将该简报在阿拉善旗中学内散布，早晚命人当众宣读毒害青年学生。
我还在阿拉善旗中学经常集合青年学生“精神训话”，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军事破产进行辩解，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之所必须，共产主义为“流血革命”不适合中国国情等陈词滥调。在课堂上我则大讲“全国共同校训”——礼义廉耻，强调青年学生必须具备“奉公守法”的品质（礼），慷慨牺牲的精神（义），光明正大的操守（廉），辨别是非的智慧（耻），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圣贤豪杰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归结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蒋介石语），勉励青年学生要为国家尽其大忠，为民族尽其大孝，实际指的是要为国民党政府奋斗献身。其次我又讲解我所编写的讲义“动的哲学”，内容仿佛唯物论辩证法矛盾统一的规律，强调事物的变化发展，否定唯心论事物一成不变的认识。但其目的由是针对学生们生活艰难前途暗淡，对现世苦闷彷徨的心理，强调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失利以及社会凋敝民生涂炭都是一时的现象。多难才可以兴邦，根据事物矛盾转化的规律，国家必有复兴之日，幸福必有到来之时。青年学生为民先驱，应循奋发图强的途径为社会服务，为人群造福，从而寻求个人的光明前途，反对苦闷徘徊无所作为的颓废心理。这是对辩证法的歪曲利用，目的是麻痹青年学生要安于现状，鼓舞青年学生依赖国民党政府，为国民党的政治目标——实现三民主义奋斗效劳。此外，我还准备以同样的方法和目的，对学生们讲解我所编写的“思想方法论”和“生活方法论”两篇讲义，后因时局恶化，我考虑个人去留问题心绪不宁而中辍。
解放前我在阿拉善旗数年所最感处境尴尬的事，莫过于逢到宁夏省方在定远营征兵、征马、征驼等问题。每年都要征兵，每次征兵动辄为时一月半月，由省方驻定远营办事处责令保甲长到处昼夜搜捕壮丁，名曰“抓兵”，兵为捍卫国家安全的光荣战士，而竟出之于“抓”（捕），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大创造，事虽不近情理却是当时的现实。抓兵时期顿时定远营市区人心惶惶，所有男丁必须放弃生业藏匿逃避，家属妇哭男嚎大祸临头，景象的凄惨不可言状。某次一个屠户由于家中妻病子幼，突被保甲长抓其当兵，愤激之下竟持屠刀当场切腹自杀，遗两子一仅11岁，一仅8岁，由好事之邻领遍叩各中央机关和旗属各单位首长请求救济，然而却无人敢以代鸣冤屈和不平。盖因“反对征兵”的罪名无人担当得起（据闻宁夏某县县长曾因完不成征兵任务而投黄河自杀，可见征兵命令的严厉）。
阿拉善旗中学的学生和工友（当时学校中的工人称工友，是“民国”而后的新名词，也是文化教育部门文明维新的表现）也在被抓之列。我身为校长且系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大员”，对此亦不敢稍有异议（中央政府颁布的“兵役法”明文规定高中以下学生和“独子”均可免服兵役，也无抓兵的规定），只好命学生们寄住校院，夜间大门禁闭。幸而保甲长尚不敢在“王爷”的学校内抓人，可保无虑。然而学生们稍一不慎，在匆忙回家吃饭之际（校内设备简陋无法为炊），有时也遭不幸而被抓去，则必须由我亲赴省方办事处，甘言卑词以种种理由要求放还，虽然经常能蒙办事处主任照顾我的“面子”，但须挨一顿“官腔”，受一些讽刺和奚落，精神上是颇为狼狈的。好在能获得学生们的家长们的好评，聊足自慰。
省方的征马征驼是按商号和户口分摊，每次动辄数百匹，这是定远营商民每年的沉重负担，甚至连旗政府高级仕官包括“王爷”在内也在被征之列。这是“戡乱”军事必须急如星火，没有任何抗拒拖延的余地。有一次旗政府召集“旗务会议”，以达理札雅领首，按户以牲畜多寡列等分摊，省方辎重团团长马文炳亲自前来坐索，达理札雅则盛宴招待卑词恭维，借机请求稍予减缓。达并邀我出席，我则必须盛赞马家军勇敢善战为国家干城，马主席（马鸿逵）治军有方韬略广大，阿拉善旗供马驼支援马家军为党国效力义不容辞。然后才能以甘言蜜语帮助达理札雅恳求马主席体念牧民艰难稍予减缓，借以在省旗之间两面谄媚讨好，为国民党政府安定边疆卖力效忠。
整个抗日战争以及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自中央至省县都严格控制粮食，宁夏省当然也不例外。而军阀马鸿逵所割据称雄宁夏省地只不过贺兰山以东十几个贫瘠的县，人口男女老幼不足80万，但却要豢养军队四五万人，兵员给养完全取之于本省，故宁夏各族居民负担较之内地大省加倍沉重。牧民的皮毛和农民的粮食以及其他土特产均由省政府严格控制。其中粮食一项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除田赋外还要征购征借。农民家无壮年劳力（壮丁都被抓兵）老弱妇孺终年辛勤劳动所获十之六七都要“归公”，加以县和乡两级办事人员敲诈索索无餍足之时，以致农村破产，耕者不得其食，只能以野菜糠秕维生，天府之国的河套灌区竟成悲惨世界。阿拉善旗的处境则更有甚于宁夏各县。马鸿逵视阿拉善旗为自己的地盘，却一面对阿拉善旗残酷掠夺，一面又严禁供应阿拉善旗粮食。阿拉善旗是纯粹牧区，居民食粮素来即从宁夏农区由农民或小商贩以牲畜驮运远道前来定远营，故阿拉善旗粮价高出宁夏十之二三，斗升小民本已苦不堪言，而宁夏省“军警监察处”还要到处设卡挡粮“禁运”。凡私人贩运一经查获即全部没收，被害商民叫苦连天，以致定远营粮价有时高出宁夏一半以上，普通平民无法聊生。但“挡粮”并非中央政府明文规定事属“非法”，达理札雅曾经多次要求我以协赞专员的名义具报中央政府责令宁夏省放宽对阿拉善旗的粮食禁运，或由中央政府补贴运费，由绥远后套或甘肃河西等地供应阿拉善旗粮食。而我却终不敢得罪势力强大且暴戾无常的“土皇帝”——马鸿逵（实际中央政府也无能为力），只能以花言巧语说明达理札雅不宜与省方启衅，息事宁人为上策，而置民生疾苦于不顾。
此外我在阿拉善旗除吃喝民脂民膏外，还有直接参与梁、胡嫌疑案和李天成嫌疑案的审讯工作，两宗罪恶事实。所谓“嫌疑”指的是参加或同情共产党。按照“戡乱”时期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规定，事属罪大恶极决无宽大的余地，各级政府都有严密追究和审讯制裁的职责，我为中央政府所派驻旗官员，自然更应积极过问，然而对于被宁夏省特务组织诬为同样嫌疑的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柯和教育处主任、蒙校校长齐文魁，我却出于私情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之陈情开脱（我也坚信罗、齐二人无勾结共产党可能），使之安然无事，以讨好阿拉善旗当权人物巩固我的地位。一面为国民党政府卖力效忠，一面为阿拉善旗统治阶级帮忙效劳，这就是我在阿拉善旗任职时期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五、国民党政府在阿拉善旗设置“军事委员办事处”的作用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即积极渗入内蒙，地处西北边陲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两旗日本特务也公然前来活动，以“送礼”和“谈判”的方式拉拢两旗王公贵族企图长期驻留。当时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在两旗仅有的调查工作人员很少，不得两旗重视。乃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热、察、冀、晋各省又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始致力“保卫”绥、宁两省蒙旗，一面驱走各地日本特务，一面凭借黄河天险抵抗日军继续西进。并为了使蒙旗归心（不投敌），特将成吉思汗陵寝由伊克昭盟长途迁往兰州，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蒙藏委员会派大员为“护灵专使”，所经沿途各党政军首脑设祭，极尽优礼崇敬之能事，这是国民党政府“怀柔”蒙旗的首次“壮举”；此外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准予联合成立“绥远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各旗王公均为当然委员，由中央政府拨给自治经费，待遇优厚以资拉拢。在宁夏境内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两旗则分别设置“军事委员办事处”，指导和帮办军事及国防事宜。自此国民党政府势力深入乌兰察布盟、伊克昭两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两旗，在8年抗战和3年内战期间相安无事（指投敌大事）。在阿拉善旗设置“军事委员办事处”的目的，初时在于稳定绥、宁两省后方，防止日本势力侵入。后因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两旗毗连外蒙古，阿拉善旗并接近边区（解放区），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防共和边防的任务。该办事处的全称抗日时期为“军事委员会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则必为“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委员办事处”。专员为上校或少将级，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厅、军令部、行政院军政部及蒙藏委员会4个单位合派，人选则四个单位都可以推荐，一致通过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副专员为中校或上校级，则系军统局的要求而设，为军统局派遣特务人员作“掩护身份”，故副专员只能由军统局派遣。该办事处的编制共官兵29名，专业副专员之下设秘书1人（中校），军需1人（上尉），副官数人（中尉或少尉），另“政宣室”和“参谋室”则系为掩护特务人员而设，并非该办事处原有编制。军令部第二厅边务处以阿拉善旗为据点设有专对宁夏和边区（解放区）的军事情报组，后又改为外蒙古的情报组（宁夏和边区情报业务改由该办事处直接负责）。
该组所有人员以军事专员办事处政宣或参谋人员的身份为掩护，备有专用电台。专员有协助情报组进行工作的职责，并有直接使用该组电台与国防部通报的权力，但无指挥或干涉该组具体工作的权力。该组人事和经费都由边务处直接管理和拨发，与军事专员也不相干。副专员则仅为军统局工作，与专员的职责各不相关，副专员对军统局直接负责，专员对国防部直接负责，边务处的情报组及其电台都与副专员无涉，只与专员发生联系，军专处的日常业务副专员可以过问和知情，但不负具体责任。至于专员、副专员、情报组长各自进行情报活动都互相保密，互不干涉各行其是，所以三方又有互相监视的权力。该办事处的经费包括副专员个人的经费包括副专员个人的薪资待遇，不包括活动费，也不包括情报组人员薪资和活动费，按原有编制由军政部按时拨发。专员的业务活动则由军令部（后为国防部）统一指挥。历任专员郑子献、鲁邦道、崔骥、吴宗周、罗大煟等人。郑、鲁为军政部所推荐，崔为军委会办公厅所推荐，吴为蒙藏委员会所推荐，均系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出身，为国民党老牌嫡系军官。副专员前后计有褚大公、卢景儒等人，则系军统局所培训的正牌特务（似系独立工作并不辖属情报组）。除军事情报外，该办事处的正常业务协助旗政府督办边防和教育训练地方保安部队等军事事项。但是除在鲁、崔两专员任内曾督促阿拉善旗政府在外蒙古边境银根等设立5个防卡外，其余历任专员都未能对阿拉善旗军事事务有所干预，甚至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规定由该军事专员监发阿拉善旗保安队军饷，借以检查部队是否满员，有无缺额和舞弊事情，该军事专员也不可能严肃认真，以讨好阿拉善旗领袖息事宁人，巩固个人的身份地位。故军事专员办事处的设置，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严密控制军事和国防事项），仅能以情报为主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耳目，起到监视阿拉善旗不致离心外向（投敌）和作用。这是因为达理札雅得到国民党统治阶层的依赖，政治地位很高，相对来说军事专员也有所顾忌不便控制过严，阿拉善旗可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约束进而对中央政府进行抵制的缘故。
六、在阿拉善旗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政府设在阿拉善旗的特务组织，可以分为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西北行辕二处4个系统。中统宁夏站在阿拉善旗设有情报组，以王君惠为组长，备有专用电台，未悉有无武器；军统全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日战争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阿拉善旗军统组织先是“蒙藏查缉所”，负责人宁阎强；后是情报组，负责人魏文锦，具有专用电台和武器；国防部二厅（原称军令部二厅边务处）阿拉善旗情报组负责人先后计有周国良、叶志祥、罗大煟、李海平等人，备有专用电台而无武器；西北行辕全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由第八战区长官部改组而来），设在兰州，后又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该行辕或公署第二处（政工处）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至3年内战期间，在阿拉善旗设有情报组，负责人先后计有张开绪、燕振东等人，有无专用电台和武器则不确知。此外军专处副专员，也是军统工作人员，与军统阿拉善旗情报组有无隶属关系不确知，另外还有一个“防奸处”（似为肃反会组织性质），而具体负责人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旗政府秘书某某担任（兼该处秘书），也是中统组织，1947年某某离开阿拉善旗以后该处似已不复存在；至于军事专员办事处则属国防部二厅系统，与该厅边务处阿拉善旗情报组同时存在，主要是搜集阿拉善旗、宁夏和外蒙古方面的军事情报。
上述各系统特务组织都属工作性质，一般都另有掩护身份。例如，魏文锦是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阿拉善旗政府磴口总管，周国良、叶志祥、李海平都是军事专员办事处参谋；燕振东、张开绪则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王君惠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阿拉善旗办事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表面看来从事的是“党务工作”；某某是旗政府秘书。但是这些人员的特务身份都已暴露，在阿拉善旗人所共知，他们与阿拉善旗军政领导往来应酬，他们自己之间也往来结交，他们虽然都不设置公开的特务机关（王君惠的办事处被达理札雅迫令撤销，蒙疆查缉所是财政部缉私机关，军专处是国防事务机构，本身都不是特务机关，而是被特务利用掩护身份的机关），对外不谈论各自的业务和内部情况，但在阿拉善旗都是公开存在活动，人们习以为常，既不畏惧回避，也不引以为怪，这是其他地区特务组织所未见的特殊情况。盖因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的政策只是消极地防止通敌（日本）或靠拢接近外蒙古，其次则是防止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而对阿拉善旗内政避免干涉，力求维持王公贵族的既得利益，以资怀柔羁縻绥靖边疆安定国防。故各系统特务组织在阿拉善旗的作用，重点在于防止外部敌对势力的侵入，和切断阿拉善旗的外部联系，对于阿拉善旗内部的封建落后和腐败无能概取欢迎态度，决不横加指责。原阿拉善旗统治者本身在国民党内也已得到宠信，国民党特务组织虽然很多并不可怕，甚至有时还可利用他们在中央政府为阿拉善旗“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指宁夏省），因而在阿拉善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大都与阿拉善旗统治阶层私情交厚，能得到阿拉善旗的谅解和某些照顾，所以，以公开身份讨好阿拉善旗上层官员，活动更为方便。
在阿拉善旗的特务组织——军统组织对阿拉善旗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最大，军统进入阿拉善旗始于抗日战争初期的“蒙疆查缉所”，该所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缉私机关，备有武装人员，而为军统控制从事特务活动，著名的“李子源共产党嫌疑案”即发生在这一时期。后来阿拉善旗领导人鉴于可以利用军统的力量抗拒宁夏省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并吞野心，遂同意本旗人魏文锦、张元忻等先后参加军统组织，赴重庆接受培训后，回到阿拉善旗建立军统阿拉善旗情报组，并得到阿拉善旗方面的支持，掌握阿拉善旗政府稽查局等单位，团结旗政府各级仕官，与宁夏省展开各种形式反并吞活动，终于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谅解，保全了阿拉善旗的独立自主（自然此非军统力量独立促成，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从此阿拉善旗愈益依靠信赖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保障，与宁夏省分庭抗礼，这是军统组织在阿拉善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为其他特务组织所不及。军统组织的所有成员以本旗人的资格得到阿拉善旗领导人的信任，历任各种军政职务，与旗政府的机要大事，甚至在达理札雅“王府”内管理家务，成为达的心腹人员，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维护阿拉善旗利益的缘故；另一面他们能够促进阿拉善旗亲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安定边疆，也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嘉许寄予厚望。总之，当时军统组织能够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和阿拉善旗地方政府双方面的欢心，是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1948年以后，魏文锦担任阿拉善旗政府磴口总管，长期驻在磴口，定远营方面改由张元忻负责，军统组织在阿拉善旗遂发展为两个活动据点，直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为止。
中统局设在阿拉善旗的情报组和防奸处，曾在阿拉善旗各学校和社会人士中建立“党网”，（通讯员）和“防奸小组”顾名思义这是为了监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例如，据我所知旗立完小教员赵鸿烈等即曾被该情报组指控为共产党。此外他们也监视中央政府派在阿拉善旗的党政军特人员，向中央政府控告这些人员言行不正或贪污腐化等现象。这是因为中央人员都有监视达理札雅和阿拉善旗其他领导人的作用，所以防奸处对于中央人员实行“反监视”。例如，1944年军事专员崔骥就是被防奸处指控贪污腐化欺压商民等行为，以及在定远营商号中作非法摊派民不聊生等罪名，而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换的。
西北行辕二处设在阿拉善旗的情报组发挥作用并不显著，他们不得地方长官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欢迎，与其他地方人士不熟悉，活动范围较小。然而1948年该组负责人燕振东曾在定远营擅自逮捕梁德山，胡开山、胡开科等3人，诬为共产党密探，犯下了滔天罪行。至于国防部二厅在阿拉善旗的情报组主要是针对外蒙古，以收集外蒙古军政情报为主，兼防阿拉善旗政府和外蒙古接近和往来。但因交通闭塞，中蒙关系断绝已久，该组人员甚少（只有三四人），经费不足，本应驻在边境银根等地（该组的名称就叫做银根组），却因生活不便长期驻在定远营，工作无法开展，仅以道听途说或独撰假情报向上级敷衍塞责。故虽曾数次揭发阿拉善旗政府“勾结外蒙古”，却因证据不足情况不实，未被国民党政府重视。
此外尚需说明的是，1949年4～5月份追随德王前来阿拉善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蒙古族人士中，有许多美国新派的“潜伏特务”，其中有各蒙旗军政人员，知识青年，还有青年喇嘛。盖因当时内战已经临近结束阶段，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行将立脚不住，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各系统特务组织在阿拉善旗均已暴露身份，以后无法继续存在而被抛弃，改由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代为培训长期潜伏特务，重新派进阿拉善旗，解放后四散秘密活动，但其详细情况局外人不得而知。
七、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阿拉善旗的控制
兰州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统治西北甘、宁、青、新四省的军政中心。那时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分别为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盛世才所长期割据，中央政府在三省内政令不能贯彻。青海、宁夏两省表面上拥护国民中央，实际各行其是；新疆则公开“亲苏”成为独立王国，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甚至内地商民也不得进入新疆，直至1944年盛世才与苏联闹翻，新疆各族群众揭竿造反，盛世才的统治土崩瓦解，新疆才正式“归政中央”（归属于国民党政府）。只有甘肃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盘，军政官员都由国民党政府直接任命（青、宁两省则不能由国民党政府擅自任免官吏，而是由两省当局报请任免，新疆更由盛世才本人直接任官）。“中央军”也可在甘肃省随地驻军（其他三省则不可），所以甘肃省会兰州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稳定西北四省的军政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在兰州设置“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以朱绍良为长官，马步芳、马鸿逵、盛世才以及退缩在河套一隅的傅作义均为副长官。抗日战争结束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席蒋介石）。内战时期又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治中为长官，马步芳、马鸿逵、陶峙岳为副长官。阿拉善旗因与宁夏省交恶极不相容，又因名义上直隶于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故虽地处宁夏境内，但一直不接受宁夏省的行政领导，并尽量避免与宁夏省接触往来。然而达理札雅却与朱绍良、张治中以及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私情交厚，故阿拉善旗在兰州设置“驻兰州办事处”，接受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军事节制和行政领导。因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是国民党中央政府设在兰州的分支机构，甘、宁、青，新四省都在节制之列，阿拉善旗系直隶于中央政府，接受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领导自是合理合法，宁夏省虽不称心，但也无可非议。
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达理札雅亲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批准，阿拉善旗恢复成立“区防司令部”（由阿拉善旗旧有的区防司令部改组并加以充实），由达理札雅亲任中将司令，下辖一个骑兵保安总队，由阿拉善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柯任上校总队长，装备给养都按“国军”（国防军）同等待遇，由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就近按时拨发，并由长官公署直接辖属指挥，同时长官公署派来“军事教官”张甫廷就地监督指导保安总队的教育和训练事项。自此，阿拉善旗被置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直接控制之下，为国民党政府绥靖后方和安定边疆发挥作用。此外，兰州长官公署还在阿拉善旗大量采购骆驼，从事建设“骆驼兵团”，以适应在阿拉善旗广大沙漠之中作战的需要，为“戡乱”军事增强力量，终因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兰州迅速解放，阿拉善旗和平起义，骆驼兵团未能发挥作用。
1948年初，内战形势日趋紧张，青海、宁夏两路兵团负有援陕（西安胡宗南部）、援榆（榆林邓宝珊部）、援包（包头董其武部）的军事任务，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设“前进指挥所”，以中将高参郑明轩为主任，先来阿拉善旗视察防务，得到热烈欢迎。郑在阿拉善旗共住10余天，曾集合旗属、省属和中央所属各军政机关首脑特别谈话，除赞扬马家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西北稳如泰山，及阿拉善旗地方平静，边境（指外蒙古）安谧十分欣慰外，并号召阿拉善旗军民应以“破产保产，破家保家”（长官公署在内战时期的口号）的精神，团结纾难一致对敌（共产党）。此外郑对阿拉善旗协理兼骑兵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十分赏识，建议长官公署聘任罗巴图孟柯为该公署“少将参议”，并由长官公署推荐中央政府增补罗巴图孟柯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未果实现）。当时，榆林被解放军围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三县）吃紧，郑离阿拉善后又赴宁夏及三边等地视察，并敦促马鸿逵以10余团的兵力大举援榆，终使榆林解围，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得免于危。综上所述，可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阿拉善旗十分重视，控制之严和期望之切确非寻常。
八、国民党政府设在阿拉善旗的其他设施
国民党政府在阿拉善旗设有一些事业单位，计有交通部设置的邮政局、电信局（那时邮、电分属两个系统），卫生部设置的“阿拉善旗卫生所”，教育部设置的“国立定远营小学”，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施惠”于边疆的设施，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德政”。其中阿拉善旗卫生所虽然并未设置病床，尚不具备医院的规模，但在当时条件下，阿拉善旗缺医少药，该所药品丰富，内外科医生如王增堂、李云南等都属“高手”，尤其是该所经费由中央政府卫生部直接拨发，十分充足，每天开门应诊，定远营各族居民看病吃药全部免费，另外每年该所还会同国民党阿拉善旗党部卫生所合组“医疗队”（以该所为主）远赴牧区为牧民免费治病防疫颇受欢迎。
国立定远营小学系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蒙藏司直接管理并供给充足经费，校长张永成，教职员10余人，学生400余名，初小4年，高小2年，是六年制完全小学，设备尚属完善，免收学费，学生食宿校方不负责，但有时补助服装（制做统一的“童子军”服）。该校按教育部部颁“课程标准”教学，使用教育部编审的统一课本，有党义（三民主义）、公民（封建伦理道德和国民党政府法制教育内容）等课程，校内并有“童子军分团”（那时全国小学和初级中学学生都以学校为单位编入“童子军分团”，受教育部“童子军”总团统一领导，总团长为蒋介石。高中以上学生则有“军训”课程，由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派“军事教官”驻校主其事）及“学生自治会”（公民训练）等组织。应该说明的是，该校虽为国立小学待遇优厚，但却为阿拉善旗政府所抵制，凡本旗所属蒙古族、满族学生都不入该校读书，由旗政府自设定远营中心小学收容（亦为六年制完小），以致该校学生几乎全部是汉族子弟。甚至该校原定名称“国立宁夏定远营小学”也为旗政府反对而改为“国立定远营小学”。这是由于阿拉善旗与宁夏省交恶，仇视“宁夏”字样，以及否认定远营属于宁夏省管辖的缘故。但该校校长张永成和全体教员则与阿拉善旗各方相处融洽，往来无间。不论如何，该校为国民党政府“施惠”于边民，属于怀柔政策和“开发边疆”的一部分，无可非议。
至于邮政局、电信局两个单位纯属公益事业，解放前这样的单位为群众服务，对各族居民一视同仁，无瑕可疵，解放后两局职工一律留用继续为人民服务亦属公允。只是两个局长的表现颇为特殊，也是阿拉善旗历史上的重要章节，则有记叙之必要。邮政局长尤剑秋，于解放后1950年贺兰山郭匪叛乱之际（郭永胜原为宁夏军营长，宁夏解放后任贺兰山保安大队长，后又叛乱），参加兰州国民党地下组织“反共救国军”（据说在兰州有国民党大员主持），与某某勾结一起，企图拉拢郭匪，扩大反共武装，在阿拉善旗复辟国民党反动统治。以致阿拉善旗军警在和平起义后又有少数人勾结郭匪，背叛人民政府，妄想引导阿拉善旗各族人民重新走上黑暗道路。例如，阿拉善旗设在贺兰山樊家营子防卡上的士兵孟巴图尔等4人，就是因为已经通匪，枪击由银川返旗路过该防卡的共产党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及其通讯员2人致死（1950年8月初），造成刚解放伊始就发生重大血案的惨痛事件。该尤剑秋及孟巴图尔等4人先后被宁夏军区逮捕（某某闻讯潜逃，后亦被捕），分别于银川及定远营两地处决。既而宁夏军区积极部署剿匪，解放军1个营驻防定远营，阿拉善旗人民才获得安宁。电讯局长周明富则在1950年7月底贺兰山郭匪率众60余人夜袭定远营时被劫持，连同该局无线电台一部一并被押赴上山，匪众企图胁迫该周局长向兰州等地“反共救国军”匪伙通报，但因匆忙中忘记携带天线（实则周局长故意不带），郭匪的阴谋遂未得逞。周局长在山上被裹胁一星期风餐露宿，后乘黑夜匪众不备只身逃跑下山，奔赴银川电信局始脱离险境。两个局长两种表现发人深省。
此外，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兰州地质调查所每年派遣技正、技佐（技术职称）等数人前来阿拉善旗一次，勘探贺兰山矿藏。据悉当时的勘探目标为铁矿，未悉成果如何，可能获得若干矿石样品和其他地质资料；另有兰州兽医学院于1948年亦两次派员前来调查阿拉善旗骆驼防疫情况，拟议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建立防疫站为蒙民造福，后亦未果实现。故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奢谈“开发边疆”，而实际并无建树。
九、宁夏省对阿拉善旗的统治和压榨
阿拉善旗在行政隶属上虽系直辖于中央政府行政院，受蒙藏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但究其实际阿拉善旗还是处在宁夏省的严密统治之下。与省辖其他各县的处境并无二致，“直隶中央”（政府）反而形成双重统治，苦难更加深重。
宁夏省驻定远营办事处并非省方与阿拉善旗联络办事的机构。原来宁夏省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曾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和内政部，要求在定远营建立“紫湖设治局”（初具规模的县政府），辖区包括定远营和其附近的紫泥湖、头道湖、水磨沟、吉兰泰等地。理由是设治（设县）后才能统筹管理“开发边疆”，而果然如此则阿拉善旗的自主权利将被剥夺，属地将被分割。初时内政部曾经“准予留案审查”，嗣完成立法手续（由立法院立法通过），即予正式成立。丁文江等编印通行的中国舆地图并已标明“紫湖设治局”的地点紫泥湖亦称定远营，后来才发现定远营和紫泥湖是两个地方，再版复印的舆地图又予更正，定远营之外有一个紫泥湖，只是“紫湖设治局”设在定远营。阿拉善旗闻讯后大为恐慌，分别呈请行政院、内政部、蒙藏委员会坚决抗争，国民党政府鉴于阿拉善旗在国防上处于重要地位。蒙、回隔阂有历史上的长期根源，宁夏统治当局是回族，与阿拉善旗积恶成仇，省旗龃龉时有发生，在定远营设治（设县）诚恐引起民族纠纷，后患无穷，因而一再迁延，终未予以正式批准，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为使边疆安定，此案遂被搁置再未提及。
然而宁夏省统治者马鸿逵在1938年以“通敌”（日本）的罪名攻陷定远营之后，即已设置“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初时以阿拉善旗协理罗恩凯巴图充任该办事处主任，是为了缓和阿拉善旗仕官和群众的反抗，罗是为傀儡并不主事，实权操在省方所派副主任手中（后来干脆连主任也由省方直接委派）。省方以抗战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民党口号）为借口，利用该办事处在定远营编立保甲，行使行政权，征兵、征马、征驼，俨然是变相县政府。盖因国民党政府历来是军人专政，军权至上，马鸿逵是国民党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拥兵称雄，霸占宁夏，为所欲为，俗称“土皇帝”。省方在定远营设立办事处管理汉族和回族居民，自然无可非议（蒙古族管理蒙古族，省县管理汉族和回族，叫做“分人而治”，是当时的合法制度，故有一地旗县两个政府并存的怪现象）。然而阿拉善旗各族居民却从此被置于“中央”和宁夏省的双重统治桎梏之下。
更有甚者，为了镇压阿拉善旗的反抗，宁夏省同时还在定远营长期驻军1个营，西花园（地名）有固定营房，西花园广场为练兵场，与驻防城内和西关的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相互对峙昼夜戒备。更为难堪的是，1948年内战紧张阶段，省方借口伊盟某旗（鄂托克或乌审旗）保安队“勾结”陕北八路军“叛乱”，阿拉善旗驻军应该加强戒备以防不测，竟命该工兵营于定远营市区三道桥构筑碉堡，射击口对准城门，这公然视阿拉善旗为敌，一时人心惶惶，似乎灾难即将临头。对此阿拉善旗政府不敢有所异议，只是暗自戒备罢了，故省方驻军的作用不言而喻是为了震慑阿拉善旗，使之服从省方的管制。
此外宁夏省在定远营设置“军警督察处”，负有缉私、查店（旅店货栈）等任务，以致省方特务人员往来于银川和定远营之间，作为省方耳目监视阿拉善旗的动向。同时该督察处还在定远营档粮（禁运粮食来阿拉善旗），商民由宁夏农区贩运粮食前来阿拉善旗，一经查获，人畜拘留粮食全部没收，商民资本亏折叫苦连天，定远营粮价常高于宁夏十分之四五。斗升小民艰不堪言，旗政府只好视而不见无可奈何。
经济上宁夏省对阿拉善旗的最大压榨莫过于统制皮毛。阿拉善旗为纯粹牧区，广大牧民衣食之源全赖于皮毛收入，皮毛被省方统制则阿拉善旗经济命脉即被操纵。其具体办法是由省方所设的“富宁公司”全盘统制阿拉善旗的皮毛收购和外销业务。阿拉善旗盛产羊毛、驼毛，年产数量以百万斤计（确数未详），十之八九须经富宁公司收购，一般商民零星收购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该公司属宁夏省银行管理（实际是马鸿逵私人的银行和公司，不受国家财政、经济部门的节制），资本雄厚，于牧区广大牧民中发放“牧业贷款”，年息3至5厘，每年春秋两季按官价（常低于市价三分之一）收购牧民的皮毛（主要是羊毛、驼毛、羊皮则全部官价归公，那时宰羊不限制，但须如数上缴羊皮），如此高利放款低价收毛，两项残酷剥削为省方的大宗经济收益（确数不详）。同时这样的剥削为省方特权，其他私人商号甚至国家银行都不得与之竞争。例如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都在宁夏设有支行，但却不可能在阿拉善旗发放“牧业贷款”，否则省方即加取缔。国家银行在阿拉善旗无事可做，都不在阿拉善旗设立分行，以致连汇兑业务也不能开展，商民小宗汇兑可由邮政局办理，但大宗汇兑，尤其中央政府设在阿拉善旗的党政军机关和其他事业经费，都只能由中央政府各部门分别拨汇银川国家银行，然后由各该机关单位派员赴银川领取，十分不便，这都是宁夏省以行政和军事压力造成的不合理经济现象，其目的是便于省方在阿拉善旗的经济统制——垄断专利。国民党政府鉴于宁夏是军阀割据的地盘，出于“国家统一”（使省方表面服从中央政令和边疆稳定，不闹事）的考虑，自然不便和省方争利只得迁就省方，以达到怀柔（对宁夏省也是怀柔政策）的目的。
解放前包兰铁路尚未修筑，宁夏全境皮毛须驼运至包头，由包头“皮毛行”收购转由铁路运往天津出口（有时外商也直接派员——华人买办来包头坐地收购），换回现金或布匹杂货（多为布匹）。富宁公司在阿拉善旗收购的皮毛也是经由这样的途径出口（国内毛纺工业很少，没有皮毛市场）。所以外轮过天津港口时急待装运，包头及天津毛价即行骤涨，外轮去后无人收购（因不能外运，须积压资金并消耗货栈管理费用），则毛价暴跌。富宁公司因有雄厚资本可以大量囤积等待下次外轮前来毛价上涨时再行出口，仍然可获大宗利润。小本经营的私人商号则无资金可供积压，无法等待无定期的外轮前来，往往缩手缩脚不敢收进；而一旦外轮前来收购不及，则坐失良机利润丧失，又侮之不及。这是旧中国殖民地经济依赖外商的必然现象，也是官僚资本统制物产垄断国内市场大发横财的原因所在。所苦者不过是小商小贩，因“大鱼吃小鱼”而经济破产，广大劳苦群众被残酷掠夺生活更加艰难。
十、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的最后一次希望
综上所述，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的统治和经营，自抗日战争至3年解放战争时期，可谓登峰造极大有可观。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政府对于阿拉善旗仍然寄予莫大的期望，其战略目标是以阿拉善旗为中心，团结绥、宁各蒙旗，与宁、青马家军蒙回合作，稳定大西北。1949年，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不惜起用野心勃勃的、桀骜不驯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前来阿拉善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当时阿拉善旗是全国瞩目的战略要地，西北局势的安危，端赖德王事业的成败。为示讨好蒙古民族，并便于统筹支持德王的奔走部署，国民党中央政府主管蒙古事务的最高机关——蒙藏委员会实行改组，由国民党元老，蒙古民族中威望攸归的白云梯出任委员长。在国民党政府其他党政军机关任职的高级蒙古族人士，以及蒙古族国大代表，立法和监察委员也一致赞助德王的事业，并亲自前来阿拉善旗共襄盛举。驻在北平的国民党“华北蒙旗党务特派员”何兆麟（热河蒙古族），于北平解放前夕（1949年初）奉命陪送德王由北平前往南京、广州等地活动，辗转来到阿拉善旗。住在兰州的国民党政府骑兵师长白海风和“绥远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巴文峻（白、巴均为土默特蒙古族），也一同赶来阿拉善旗为德王图谋策划，并一致出任“蒙古自治政府”的领导职务。以上这些都是国民党政府处心积虑为“保卫大西北”所作出的最大努力，而阿拉善旗附和这一努力则是重要的一环。但因内战形势急转直下，西安、兰州、银川相继解放，阿拉善旗在达理札雅率领下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希望终未得逞。
总之，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的统治，既有严密控制残酷打击的一面，也有予而不取宽大拉拢的一面，可谓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是历来反动统治者惯用的大汉族主义和愚民政策，其实质依然是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三民主义标榜民族平等自治自决，不过徒托空言毫无实际，回顾历史抚今追昔，人们不难作出公正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