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忠
抗日战争时期的阿拉善旗，包括今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的地域以及磴口县境内的4个巴格（相当于乡），它有15.54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面积和大量的驼马牛羊及矿藏资源，有4万多忠厚勤朴的蒙、汉、回族劳动人民，生栖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阿拉善旗地处祖国北部边陲，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有227.40公里国境线。阿拉善旗北部的有些蒙古族群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群众有亲属关系，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后，长期保持与阿拉善旗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睦邻关系，商贾旅蒙，互通有无，畅行无阻。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支持冯玉祥将军率国民革命军（即西北军）参加北伐战争，苏联无私援助冯玉祥的大量军用物资，源源由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大库伦（今乌兰巴托），运经阿拉善草原，送往前线，支援北伐战争，阿拉善旗人民付出了数千峰骆驼的巨大代价，对国民革命作出了光荣的贡献。此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秘密工作人员，经常取道阿拉善草地，来往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内地之间，阿拉善旗成为输送革命干部和革命物资的红色通道。
阿拉善旗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使它在政治上也显得更为重要。1934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批准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德王把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及青海诸盟旗均纳入统辖范围，任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札雅（简称达王）为该会委员。
1935年，日本特务龟野，以行商名义来阿拉善旗进行活动。1936年4月21日，德王在日本人支持下筹建“蒙古军政府”，阿拉善旗派副管旗章京参加会议。会后德王派王枕华（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交通科毕业生）等来阿拉善旗设立联络电台，为其搜集各种情报。同年5月，日本人在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强行修建飞机场。7月，蒋中正电令阿拉善旗政府：“日本如无合法护照，则逐之；飞机再来，应扣留”。同年9月4日，正当马鸿逵派兵一营，来阿拉善旗驱逐日本人出境之际，日本侵华关东军中将参谋坂垣征四郎，由化德县乘飞机到阿拉善旗，拉拢达王参加“日蒙合作”，被达王拒绝。
1937年，日本侵略者积极筹划大规模侵华阴谋。同年6月中旬，日本人由包头经阿拉善旗北部，用汽车向额济纳旗运送大量军用物资。1937年6月23日下午4时，日军横田碌郎等3人来定远营，在祥泰隆商号架设军用电台。6月28日，横田碌郎、田忠久信等3人，持天津市公安局护照，以调查羊毛产量为名，乘专机来旗活动。随后，关东军头目山本四郎在华人杨、李二姓（一蒙一汉）的陪同下，以“西北物产公司”之名义，乘专机来旗活动。同时，日本关东军派囊川、山田等10人，持盖有“济南领事西田小东政府”印章的游历护照，由陆路来旗进行特务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攻北平、天津，无力顾及蒙古地方，侵入阿拉善旗的日军特工人员，也撤离旗境。是年10月，南京政府以加强边务工作之由，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旗设驻旗军事专员办事处，名为协助旗政府进行防务工作的军事机关，实际是蒋介石的军事谍报单位，他的官员职衔，实际是各种特务掩护身份的幌子。自此以后，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不断进入阿拉善旗进行活动，他们有以军政机关职员身份作掩护的，也有以军政机关为幌子，实际是特务机关的单位。他们在阿拉善旗发展了一批特务分子，使阿拉善旗的党（国民党），政、军、警及学校控制在特务手中。例如，德王派驻阿拉善旗的电台台长王枕华，先是为德王服务，1939年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时，加入特务组织，陈立夫送他一张相片，亲书“振华同志留存”，以示亲信。（提词中振华即王枕华）王回旗后，以国民党阿拉善旗区党部书记长身份掩护特务活动。1942年王又任国民党军委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副专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军统特务。为利于双料特务的活动，陈立夫和朱绍良还让其挂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咨议和甘肃省政府参议的职衔。
日本侵华战争向西推进之时，正是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关东军亦有进攻苏联、外蒙古的迹向。国内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积极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抗日救亡已是中国革命的头等大事，在此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投日反共政策，曾多次派人到阿拉善旗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显示了革命者的高尚品德，有的在国民党和封建王公政权的酷刑折磨下自首投敌。在白色恐怖下，一些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被国民党特务诬为共产党嫌疑，惨遭各种刑讯逼供，受尽人间地狱的残酷折磨。阿拉善旗的革命斗争史，既有可歌可泣的光荣篇章，同时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
本文就抗日战争时期在阿拉善旗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几批地下人员的结局简介于后，以起抛砖引玉之效，希更多的知情者，能将听闻所见的地下工作者的详实真情书写出来，充实阿拉善旗革命史的篇章。
一、苏殿魁逃亡记
苏殿魁，真名李九如，山西省汾阳县三家村人，自幼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经商，抗战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其走路有点瘸，人称“苏拐子”。1940年，苏殿魁受派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库伦（今乌兰巴托）来到阿拉善衙门驻地定远营，以做皮毛生意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苏殿魁富有活动能力，善于接交四方人士。在商界，他与杜书田以同乡表兄相称，与小摊贩侯宝勋、皮匠史森有以青帮“同字班”至友相处；在政界、他与王府的总管、医官、秘书以及督查局长、军事专员、宁夏办事处主任等交为“朋友”。他利用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暗中开展革命工作。1941年春，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出于反共需要，发生捕人事件，使该处下级人员纷纷逃离岗位。苏殿魁利用这一良机，与宁夏新派来掌管办事处实权的副主任邢焕章拉上关系，将杜书田的外甥（兴泰隆商号学徒）宋荫富和候宝勋推荐安插在办事处当办事员和保卫干事。由此掌握了办事处发放居民证、身份证、通行证之权，极大地方便了由外地来旗进行秘密工作人员的安全并有了保障，同时也为老百姓的正常活动开了绿灯。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高潮，民族矛盾重于一切，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苏殿魁利用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的合法地位，发动宋荫富等人，编写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短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不分东西南北》《救国不分男女老少》《打倒日寇，打倒侵略者》等，刊登在壁报上，很受各方人士的欢迎。
苏殿魁在定远营，与其伙计助手吴耀章，积极进行地下工作，频繁地与外蒙古派来的祁跃亭、李先相以及刘益三、范登丰、武富文等人接触。商界纷纷议论他们不是商人，而是为外蒙古做秘密工作的。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发现他们的行动可疑，抓紧对其进行跟踪侦察。
1942年春，国民党在定远营的反共政治空气日益骤增，苏殿魁预感到政治形势紧张，如果再住下去，有可能会给革命工作造成严重损失，于是，他决定秘密撤到阿拉善旗磴口地区（今磴口县境内。当时为县、旗共治地区），同时转告宋荫富，让其趁办事处主任邢焕章调任磴口县长之机，要求随其前往。一切部署就绪后，苏殿魁与吴耀章秘密离开定远营。事后，市人皆传说，苏殿魁因在西花园杨老爷家赌博，输钱太多，还不起赌注逃跑了。岂能知道他是因工作需要而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的。
苏殿魁、吴耀章离开定远营不久，特务们前去捕人，扑了个空，很是扫兴，于是，他们加倍进行反共活动。1942年4月1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定远营军事专员办事处（军事专员办事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的掩护机关，其内部所设的不同机构，又是不同系统的特务们的掩护机构），将商人武富文、梁泰成、于焕章、张辅臣等，以“资敌物资”罪，逮捕审讯后，寄押在阿拉善旗理事官厅监狱中。1942年5月8日，又将马振海、杨文元、李四等人，以政治嫌疑罪逮捕，寄押在旗监狱中，并不准任何人接近探视。被捕者虽与地下工作者有过往来，特务们并未抓到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证据。但这些无辜者，除武富文于5月23日被永茂公商号保释养病外，其他人在狱中长时间地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所谓资敌物资，是指他们收购的十几驮绒毛，当其运出定远营几十里路时即被抓回，谓之“人赃俱获”。
苏殿魁在定远营工作时，曾为南济良到沙金套海巴格境内的四坝地区驮运粮食，在那里与孙银华交为朋友。当定远营白色恐怖来临时，苏殿魁退到沙金套海巴格的四坝，住在孙银华那里，继续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那时的磴口地区，是标准的一地两治地区，它既有宁夏省管辖的磴口县治，又有阿拉善旗管辖的4个巴格和两个总管公署（相当于区），即磴口总管公署辖磴口巴格和道劳苏亥巴格。沙金套海总管公署辖巴音套海巴格和沙金套海巴格。该地区自1926年11月，冯玉祥决定设县后，围绕体制问题之争，一直到解放前，未得彻底解决。1935年2月20日，宁夏省政府致电南京政府，要求从阿拉善旗王府和外国教堂手中收回磴口县的土地权。1936年4月，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派唐柯三赴宁调处，议定磴口地区的土地权仍属阿拉善旗，行政权归宁夏省负责。此后，磴口地区便成了合法的旗县共管区。
1943年后，齐文魁（图门巴依尔）任沙金套海总管公署的总管。他原是共产国际派来内蒙西部开展革命工作的，在阿拉善旗被捕释放后，才充任旗政府官员。齐对外蒙古来住人员不予查问，这对苏殿魁等人在磴口地区开展工作是一个极好的良机。再加上宋荫富也由定远营转到磴口县民政科当办事员，利用继续掌管发放居留证、身份证、通行证大权之机，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
由外蒙古来定远营的地下工作人祁耀亭，常住在范登丰家里。范登丰是三边派驻定远营情报组负责人刘益三所办的鸿记商号的伙计，河北保定人，也是外蒙古派来的。1942年夏，刘益三被捕后，祁耀亭与范登丰到河套六官府城（位于磴口、杭锦后旗、阿拉善旗三个地方的交界处）与苏殷魁取得联系，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武富文被保释后，亦去四坝投奔苏殿魁。1944年，孙银华被苏殿魁吸收为秘密工作人员。孙是1926年由冯玉祥部队退伍留居四坝的河北人，由于他的见识较多，苏殿魁给他的任务是，秘密宣传抗日，如果日本人入侵河套，即刻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武器由苏联供给。
1944年，沙金套海地区的四坝、公地、冬青梁、六官府城等地，已成为开展秘密工作的根据地，苏殿魁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已达10多名。原在六官府城进行秘密工作的刘万山，通过祁耀亭介绍，也与苏殿魁发生了密切联系。刘万山是河北饶阳人，1917年到外蒙古做生意，1929年到外蒙古政府办的合作社工作期间，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在库伦（乌兰巴托）做情报工作，专门侦察汉奸及日本特务在库伦的活动情况。1936年受派回国，到北平、张家口、包头、内蒙古一带，侦察日本侵略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了解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情报，向中蒙边境的蒙古驻军进行转递。1942年回库伦汇报工作，次年带领外蒙古内政部股长米掌柜到沙金套海、六官府城，察看设置电台的合适位置后，米掌柜来到定远营，将苏殷魁留放的3峰骆驼，变卖200大洋，与祁耀亭一齐返回库伦，此后刘万山与外蒙古失去了组织联系，便与徐增瑞（河北献县人）一齐做生意。
1944年，由外蒙古回国的郭彦明、李青山2人化装成做买卖的掌柜去延安。苏殿魁派孙银华护送，李富春和吴铁真在延安北关杨家岭接待了郭、李两人，并请他们3个人吃了饭。
1945年，孙银华由延安回到四坝后，常与刘万山、范登丰接触，此时的刘、范两人，已对革命工作产生了敌对情绪，范登丰说：“种不上地是共产党造成的，使得大家都不得安宁”。刘万山说：“外蒙古与共产党互相勾结，扰乱中国。”他们的思想叛变革命后，行动上积极破坏地下革命组织，挑拨工作人员的关系。刘万山对苏殿魁说：“孙银华的嘴不牢”。对孙银华说：“你不要接近苏殿魁，有啥重要事情也不要给他讲，不然要遗臭万年”。由于刘万山的挑拨，孙、苏关系紧张，革命工作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境地。
1946年，刘万山因领身份证，与苏殿魁发生争执，用刀子捅伤苏殿魁。此后，刘万山私吞外蒙古给的活动经费黄金、银元、大烟、羚羊角、骆驼等，伙同孙银华跑到陕坝，投靠了国民党。在刘万山的策动下，国民党中统局陕坝调统室传讯孙银华，向他追问了延安的情况，并吸收其为陕坝调统室的特务，派住外蒙古搜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报。
由于刘万山、孙银华、范登丰、刘隆等的叛变告密，1946年4月（一说是7月），陕坝调统室派侦缉队（宪兵）到冬青梁，将苏殿魁、武耀章逮捕，送绥远省监狱审讯。苏、武两人在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不吐真情，始终以商人为掩护，未暴露政治身份，特务们既得不到真实口供，又拿不出治罪的证据，只有进行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苏殿魁终因年老体弱，经不起长久折磨而惨死在狱中，武耀章于1948年被保出狱。
1951年4月，武富文揭发了刘万山、刘隆两人叛变革命的事实，磴口县审讯了二刘和孙银华。1952年3月7日，磴口县人民法院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叛变革命、破坏我地下组织之罪，叛处刘万山有期徒刑5年。范登丰畏罪潜逃。
二、刘益三、李子源等被捕
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反共反人民政策，1937年，军统局派特务郑尔康潜入宁夏，建立秘密情报组，隶属军统局兰州站，宁夏情报组在磴口等地派有情报员。1939年，军统局派特务史引潜入宁夏，将军统局宁夏组扩建为宁夏站，史任站长，又在阿拉善旗设立军统局定远营情报组。该组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缉私机关“蒙疆查缉总署驻定远营查缉所”为掩护，秘密进行特务活动，专门搜集外蒙古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报。
1939年6月，国民党政府将中统局特务室更名为调查统计室，任吴宝芬为宁夏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同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阿拉善旗秘密设立中统情报员，起初以宁夏盐务局督察身份作掩护；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12月24日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阿拉善旗办事处”，公开进行特务活动。
1940年，宁夏军警联合督查处，在阿拉善旗设立定远营督查所，名为缉私、挡粮、查店，实为马鸿逵监视阿拉善旗的耳目，也是宁夏特务来阿拉善旗进行活动的掩护单位。此外，阿拉善旗政府也设有一个稽查局。
1939年1月，国民党开始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在一个小小的边疆蒙旗，国民党中央和西北行辕及宁夏省都层层在阿拉善旗设立各种特务机构，其目的就是实施上述反共方针，给阿拉善旗人民制造白色恐怖。
1942年7月，国民党军统情报组特务，会同阿拉善旗稽查局，秘密逮捕了共产党组织主要成员刘益三、杨益民、徐思成、李子源等4人，分别镣压在阿拉善旗理事官厅监狱。这次逮捕是秘密进行，特务们事先作了周密计划，执行人身穿长袍，脸上抹黑，事先布防在被捕人出没的必经之地，在夜深人静之时实行密捕。例如，李子源当时住在王府外院，捕前曾躲在阿拉善旗小学的课桌库房里活动，夜间回家睡觉，他是旗保安队的教官，又是王爷的亲戚，平时警惕性较高，但在夜间穿着裤衩上厕所时，被特务密捕。次日，其亲属在满城寻找半夜失踪的李子源时，得知是夜失踪者并非三五人，忠厚老实的人民群众用迷信观念解释这件事，有政治经验的人，已发现是特务们在抓共产党，于是自感不安的人，都纷纷逃离定远营，致使特务们原计划密捕的20多人，只抓到8个人。
这次密捕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罪恶行动，主要是以国民党财政部驻定远营查缉所为掩护的军统情报组长王耀先一手策划的。他使用了惨无人道的特务手段，将被捕者五花大绑后，蒙上眼睛，堵着嘴，悄悄关在单人囚笼里，使人直不起腰，睡不成觉。他们提审被捕者，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先将皮洪筒套在被审人的头上身上，使你看不见、听不见、乱动不得，然后牵出牢房拉到院外兜圈子，使你判断不出管押和受审的确切地方。审讯庭内灯光暗淡，人影模糊，各种刑具摆在显处，确实阴气逼人。
在审讯刘益三等人时，特务们使用了夹板、竹签、火烙、皮鞭、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他们用尽各种逼供、诱供手段，终于取得了他们满意的口供。
刘益三供认自己是河北冀州人，在定远营开鸿记号杂货店，民国28年（1939年）8月，在安边参加共产党，由陈国宾介绍负责定远营情报工作，任通讯小组长，任务是吸收蒙古进步青年，在定远营建立根据地，打通外蒙古与陕北共产党联络的路线。所指挥的通讯员有徐思成、杨义民、李子源、吴常胜、张二苟、李四娃、关福林等。
杨义民供认自己是山西人，于民国29年（1940年）3月15日，在安边由四师二团团长高焜山介绍加入共产党（注：高焜山，米脂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跟随谢子长赴宁夏马鸿宾部王子元、石秀英即石子俊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任该部炮兵连长。1945年10月25日，与牛化东等策动国民党第十一旅起义成功后，任该部副团长。1947年春，在抗击马鸿逵部进犯三边时被俘。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活埋于兰州市郊的沙沟）。在定远营和徐思成、吴常胜、张二苟、张三儿等人，负责调查情报兼编写之责，专门负责情报的交通传递的人为山西历石人李乔，他每月由安边来定远营取一次信，来时带款，去时带信。他带来的信是药水写的，交刘益三用冷水一浸即显出字迹。
徐思成供认自己是陕北榆林人，化名老董，本年（指1942年）6月24日在定远营参加（注：原件如此写），介绍人是杨义民，联络人是刘益三、任务是编写和传递情报。在定远营各机关的共产分子有专员办事处的王副官、卫兵李占奎、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的陈子英、蒙古卫队的马占海、宁夏驻定远营稽查所的王稽查和孟稽查，是4月7日由我介绍参加的，月津贴50元。
李子源供认自己是山西河清县人，本年（1942年）5月27日在定远营参加的（注：原文如此写），由杨义民介绍。负责在机关中进行活动，调查各机关的组织情形，5月27日，由刘益三给我代领过100元津贴。
特务们根据以上4人在严刑拷逼下招认的供词，于7月22日密捕了商人关福林、专员办事处的副官王临如和卫兵李占奎。其余列捕对象闻讯后，早已逃之夭夭。王耀先急于向军统局献功请赏，密报了审讯情况，求其上司指示处置办法。
1942年秋，蒋介石处在两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和日军大举进攻的政治、军事困境中，为摆脱困境，1942年10月，国共两党开始谈判，表面上两党关系暂趋缓和，实际上，国民党一刻也未放松反共活动。在两党开始谈判前，蒋介石于9月初率陈布雷、陈诚、朱绍良、傅作义和宋美龄等视察宁夏并在宁召开第八战区高级军事会议，名为布置抗日，实为策划反共。在此形势下，军统局对阿拉善旗特务破获的共产党案，毫不犹豫地电令“就地处决”。
那时，阿拉善旗的亲王札萨克达理札雅被国民党软禁在兰州，旗内政务由正副协理主持。副协理罗巴图孟柯接到军统情报组长王耀先转达“就地处决”共产党人的密电后，感到事态严重，责任重大，不敢擅作主张，草率执行。于是，便与国民党军委驻定远营军事专员公署（即专员办事处）专员崔冀商议，两人认为：“案关重要，当慎究办，切案牵多名，除关福林、王副官、李占奎已秘捕押，正侦审中，其余人均未捕到，尚待侦缉，如将主犯先处决，诚恐将来无从根究，此案最好解交第八战区办理”。双方意见一致后，崔冀分别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报请指示。罗巴图孟柯将案情向达理札雅作了书面汇报，建议将案件交第八战区办理，要求达王向朱绍良面商电示。
朱绍良接收了达理札雅和崔冀的请求，电令旗政府派保安队，将刘益三等4人连卷证，密解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讯办。
1942年11月21日，罗巴图孟柯派范乌土那笋、马哈达等10人，携带长、短枪10支，骆驼16峰，将刘益三、杨义民、徐思成、李子源等4人囚入木箱，解送兰州。1942年12月7日，八战区长官司令部将其送到广武路11号军统秘密监狱（新关二号）镣押。军统局兰州情报站站长任冠军奉令审讯，使用各种酷刑逼供5个月，始终拿不到他们满意的供词。徐思成、刘益三不仅坚决不承认自己有“奸伪情事”，而且供称关福林、王临如、李占奎等并未参加共产党。
特务们在无计可施的困境中，由第八战区司令部将审讯情况，以遵红字67号密令告知阿拉善旗政府，让其责令原主办人再行复查，补报佐证。阿拉善旗稽查局拿不出什么佐证，只好重抄一份本人口供和刘益三的笔供，由旗政府于1943年5月23日复报第八战区司令部核办。
刘益三等在兰州新关136号秘密监狱受审时，推翻了在阿拉善旗的供词，特务加重刑讯，亦无收效。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只要被特务们指控为共产党疑嫌犯的人，能够活着走出监狱的为数极少。在酷刑逼供和饥饿、病魔折磨下，刘益三终于1944年死于兰州狱中。
李子源虽被特务弄得遍体鳞伤，仍然特务得不到满意的口供，法官只好向他乞怜说：“你总得承认一点才好，不然我们抓一个不是共产党，再抓一个又不是共产党，叫我们怎样交代呢？前些时候，有很多共产党向我自首，我曾经派了他们相当的工作，你不要怕，我绝对负责，哪怕你承认一点，也算对我帮了很大的忙”。于是，李子源承认在10年前看过社会科学书籍的事，法官立即眉飞色舞地说：“你早讲了，不就完了吗？好，你的事，我替你办”。此后，法官虽不再审问他了，但他仍旧被关在狱中，苦度渺茫无期的煎熬。
1942年7月22日，被军统定远营情报组和阿拉善旗稽查局以“共产党疑嫌”逮捕的王临如、关福林、李占奎等，以及在此以前被捕的国立定远营实验小学校长薛恭伍，均被钉上镣铐，关押在阿拉善旗理事官厅监狱里，每人一个木笼，站不能直腰，卧不能伸腿，睡则脖颈被锁在夹棍里（即用长木料辟成两半，中间凿有五六个圆孔，夜间将数名犯人的脖子锁入夹木中）。在初审时，特务们指责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密探，并点出一些人名，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然后诱逼其交代“搞了哪些不规活动”，继而使用各种酷刑逼供。被捕者虽受尽了掌嘴、挟手、压杠子、跪火炭等刑具的折磨，但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们坚贞不屈，咬紧牙关，用顽强的毅力，与特务们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
薛恭伍是宁夏省政府参议，在定远营任职，思想稍有激进，与旗政府官员不和，时有冲突。被指控为共产党疑嫌犯后，终因没有实据，而被保释。
关福林是银川商人关景玉之子，在定远营经商，交际较广，生活放荡。被捕后，虽也苦受刑讯折磨，但在狱中只呆了5个多月，关景玉搬动宁夏省警察局长马如龙迎救其子。1942年11月，刘益三等4人被解送兰州后，关福林的处境危险，马如龙致函旗府说，“如无通共证据，应予释放”，但无结果。1942年12月，马如龙改变迎救办法，致函旗政府说：“关福林属新兵应征之例，请释放，饬其返省应征。”俟后，由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主任王孝坤和宁夏军警联合稽查处定远营稽查所主任宋清珍，于1943年1月9日，将关福林具保暂释。但关福林的共产党嫌疑案，已报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待定，一时尚无法了结。于是，关景玉再向八战区司令朱绍良诉冤求释。1943年9月21日，朱绍良训令旗政府“关福林案速予讯结报查”。
1944年3月，兰州特务仍未取得刘益三等人的满意口供，阿拉善旗特务也未能使王临如等屈认“奸伪活动”罪。于是，旗政府和军事专员办事处再向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复电报呈：“刘益三等一案，前已供称参加共产党不讳，不能听其狡辩，请核判；在押关福林等3人，无奸伪事证，应交保释放，勒令出境。”是年9月27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调清仁字412号指令通知阿拉善旗政府，准予交保开释关福林、王临如、李占奎3人；刘益三已病故押所不论；杨义民、徐思成、李子源等，解送西安劳动营受训。王临如被驱逐出境后，沦为乞丐，他来自大同，经两年多的酷刑折磨，已无力回家，只好到磴口，投奔苏殿魁，后经宋阴富向国民党磴口县长刑焕章推荐，充任该县第一乡公所保干事。
西安劳动营，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专设的为对付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日力量、镇压进步人士、培训叛徒特务、管训有重大政治嫌疑的人的综合性集中营，表面上像一个“学堂”，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监狱，是残害爱国青年的屠杀场。
杨义民、徐思成、李子源在西安劳动营监押期间，继续被“考核”监视。每天承受十几小时搬砖劳动的“疲劳战术”管教，迫听劳动营特聘教官的强迫、诱惑、利用、拉拢的“政治感化训教。”徐思成被视为“没有利用条件”的人，长期监押不释，让其在狱中做炊事员之活。至直西安解放后，才得出狱，重回阿拉善旗。杨义民被送押西安劳动营后，杳无音信，下落不明。李子源是有较高文化的人，他在被捕前，利用职务（教员和教官）之便，向学校师生和保安队士兵，宣传抗日救国，颇受欢迎。他与张老三私人戏班内的杨义民、徐思成等，自编抗日话剧，宣传抗日。被特务们看成“能为我所用”的人才，迫使他在狱中用壁报向难友进行反共宣传和奴化教育。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国内反革命战争，在西安劳动营中，特务们将一些视为接受了“政治感化”的“学员”释放出狱，派到国民党军队中，为蒋介石效力卖命。李子源亦为其中之一。1948年，李子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俘。他没有忘记国民党对他施行数年酷刑残害的罪孽，在中共党组织的教育下，他很快转变政治立场，毅然回到人民的怀抱，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研究室工作。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解放阿拉善旗，他曾编写了《阿拉善旗见闻纪要》，用详实的资料，详细介绍了阿拉善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习俗、党派、警特等情况，为争取和平解放阿拉善旗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资料。
三、外蒙情报员被捕
1940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更加疯狂，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亦有被入侵的危险，日特经常化装后，进入中蒙边境活动。
此时，蒋介石利用宁夏二马，配合胡宗南、邓宝珊各部，调迁40万人马，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国民党以“防止外蒙入侵”的名义，在阿拉善旗北部图克木巴格的叠尔图、宗沙尔扎巴格的班丁套拉艾、巴伦沙尔扎巴格的闹安敖拉布、宗乃巴格的雅干、拐子巴格的可克套尔盖等地，设立5个防卡，配备43名官兵守护，任命阿哈甲、皂迪巴为防卡正副总管。这些防卡实际上是专门对付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关卡，是为卡断革命圣地延安通向共产国际的红色通道，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些防卡，以和外蒙古边卡联合防御日伪间谍潜入的名义，秘密刺探外蒙古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特务们为了邀功，经常把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当成情报，直报军统局，闹出不少笑话。例如，1942年，军事专员办事处副专员路邦道接到阿拉善旗政府的情报说：“民勤人可可娃子，自有骆驼20余峰，常以找驼之名出入外蒙古，显为蒙谍无疑”。路即令军统特务电台主任王德瑞查报，王找不到蒙谍证据，只好作罢。
1942年，外蒙古厢根达赖边防总卡锁拉戈齐及苏联指导员，发现日伪特务鄂肯台吉和哈尼漠哈拉喇嘛，由东达公旗进入阿拉善旗国境线活动。外蒙古派罗布森尼玛、土布登3个人，尾随来阿拉善旗进行侦探，不料在宗沙尔扎（今银根苏木）被阿拉善旗防卡逮捕，送交定远营军事专员办事处审处。副专员路邦道亲自对其进行审讯，对方只承认对日特进行侦探，并非刺探阿拉善旗情况，要求释放送回外蒙古。旗政府和专员办事处找不到给罗布森等治罪的证据，只好请求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长官朱绍良批准送回外蒙古。
1942年，外蒙古西部巴拉登札萨克旗籍喇嘛其米德道尔吉与同乡牧民道尔吉策令，由旅居游牧地中公旗（今巴盟乌拉特中旗）前往阿拉夏雅庙拜佛时，在布拉汗图库就克，被两名外蒙古人带到外蒙古厢根达来总卡，吸收其2人为秘密工作者，任务是搜集阿拉善旗的军事、政治情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对蒙旗的民族政策等，规定每年去一二次国境线预约的地方，以鼻烟口袋为信证，向蒙方接头人汇报情报。其米德道尔吉接收任务后，于1942年春，与外蒙古南戈壁省的嘎拉曾（据说是省长）来定远营刺探情报，住在魁盛元商号。国民党特务对其怀疑，路邦道专员和阿拉善旗罗协理，派笔贴式图布吉尔格勒将其叫到政府询问。其等只回答是来阿拉善旗购买生烟、茶叶的，别无他干。路专员找不出政治疑点，只好放其回外蒙古。
1948年秋，阿拉善旗红古尔玉林巴格达木尔（边官）孟柯，发现其米德道尔吉和道尔吉策令形迹可疑，将其逮捕，送旗查讯。特务们得此情况，立即向国防部二厅去电汇报。10月20日，国防部电令驻旗军事专员办事处，详报捕护经过及侦讯情况。军事专员办事处再令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具报详情。同年11月1日，达理札雅令部下邀请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阿拉善旗协赞专员戚涛会同复审，其米德道尔吉和道尔吉策令二人，供认了充当蒙古人民共和国秘密工作者的详情及赴边境汇报过十三四次情报的内容。是年，专员办事处根据特务提供的情报，在阿拉善旗北部到处抓蒙谍，搞得人心惶惶。例如，家住巴伦沙尔扎巴格，专司看管边界的旗府扎哈钦（官名）土布顿甲木素，被特务们怀疑为蒙谍，军专处便令旗政府审查。在此白色恐怖下，旅居阿拉善旗北部的外蒙古籍牧民，有的悄悄离境回国。
其米德道尔吉等二人被捕后，外蒙古派6个人，到图克木巴格经保尔敖包、嘎熊一带，寻找执行逮捕的孟柯时，被图克木边官丹达尔发现，向旗作了汇报。旗政府便以此为借口，于1948年12月19日，向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和西北长官公署张治中汇报案情，并趁机提出充实阿拉善旗保安队装备和按编制核发枪支的要求。
张治中不愿卷入擅处异国间谍案中去，将案情报国防部核示，于1949年元月20日，电告阿拉善旗区防司令达理札雅待令候处，并称边官孟柯，服务努力，另案颁奖。
在解放前夕，达理札雅将其释放，交由阿由喜带到银根定居。
四、马鸿逵残害革命青年
马鸿逵在北伐初期，依靠其父马福祥之势力，投靠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中原大战时，弃冯倒戈投蒋，开始积极清党反共。“九一八”事变后，升任宁夏省主席，效忠国民党，积极培植自己的统治实力，残酷镇压进步青年，逐步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自己变成了宁夏的土皇上和西北的一霸。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屡派特务到宁夏活动，日本飞机数次轰炸宁夏省城。日本侵华蒙兵团二十六师团向绥西五原、临河进犯，马鸿逵的驻绥部队一触即溃，准备将省政府迁到甘肃靖远县避难。
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继续西侵，敢冒马鸿逵之严密控制，屡派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宁夏地区，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10月，中共地下组织派宁夏籍抗大毕业生孟长有、姚怀廉返宁工作。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派崔景岳等到宁夏开展工作，成立新的中共宁夏工委，不慎被特务跟踪监视。于同年4月13日致34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1941年4月17日深夜，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与共产党员孟长友、马文良（回族）被活埋于银川城隍庙后。
国民党的暗杀和白色恐怖，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的地下组织，但国民党并未能扑灭宁夏的革命火焰。1941年8月，山东省东平人何子成（亦有写为何自成、何志成的）受宁夏中学校长马汝林之聘，以回族青年知识分子身份来到宁夏中学任教，暗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何子成原名何春尧，幼名春富，1907年生于青岛市。1928年“五卅”惨案后，由青岛大学毕业回原籍东平县宣传抗日，贴标语，抵日货，在真武庙成立反日运动会。群众说他是共产党，议论传开后，因处境危险而出国到东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印度等地考察。“七七”事变后由青岛转延安，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年。1940年，何子成到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和全国回民救国学会工作。提倡学习世界语的革命前辈，曾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政治口号，学习世界语的阵地，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学校，从而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共产党开展民主进步活动的场所，遭到迫害。1941年8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宁夏地下党组织及加强领导宁夏的世界语学习，派何子成到宁夏中学任教（一说任中共西北特派员）。何向学生讲述学习世界语，沟通思想，消除隔阂，追求世界大同的道理，积极组织学生和中共宁夏邮政局的地下党员学习世界语，组建电信局党支部，收听延安广播。
1942年夏，何子成利用暑假之机，到阿拉善旗定远营秘密进行革命工作，绘制地图，学习蒙古语，在搏克滩向回民进行宣传工作。此时，特务们在银川邮政局发现有焚烧革命刊物的痕迹，于是便以“共产嫌疑”罪逮捕了邮政局、电信局的毛达（英华）、陈硕夫及高炮连的刘非等10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毛达等供认何子成是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当何子成由阿拉善旗返回银川后，即遭逮捕入狱。在近1年的严刑逼供下，何子成始终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敌人审问他为什么到阿拉善旗的搏克滩？他答：到搏克滩是去游历。马鸿逵取不到何子成的实供，只好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呈报说：何子成坚不承认是共产党。1943年4月17日，马鸿逵终于下令将何子成、毛达、刘非、陈硕夫4人活埋于银川城城隍庙后，就义时，何子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鸿逵两次活埋共产党人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白区的地下组织被破坏。边区党组织为推动宁夏的革命工作，又先后建立了中共河东工委、绥宁工委，利用单线联系的方法开展工作，发展党员，收集国民党的情报。
1944年秋，国民党宁夏警察局的便衣警察李志勤，因不满马鸿逵的暴虐压迫和蹂躏，只身跑到盐池边区，投靠共产党，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边区党组织派他到宁夏、鄂托克旗和阿拉善旗进行侦察工作，为党秘密搜集情报。
李志勤的祖籍是陕西郃阳县人，1913年农历十月生于银川。他参加革命后，为深知宁夏情况，化装成小商贩，经常拉一匹马，以卖烟、卖纸为掩护，来住于边区和定远营之间，秘密进行革命工作。
1947年3月，马鸿逵进攻三边解放区，共产党员张永安被俘后叛变，供出了地下交通员李有桢等情。宁夏警察局逮捕了李有桢后的第10天，便衣队的姚忠、纳成、勉绳奎从一个拉骆驼人的口中侦知，李志勤正在定远营活动，于是赶赴阿拉善旗，在白石头地方逮捕了李志勤。在狱中，李志勤受尽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不吐真情，还趁机让前去送饭的爱人，将其藏在皮帽中的情报烧掉。
1947年9月，李志勤被马鸿逵枪杀于银川东教场，烈士为我们今天的幸福洒血奠基，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他的英名将与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