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崇尚劳动，劳动最光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五一”国际劳动节，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劳动节，而且带有国际性质。我们认为这一天最有意义，于是就把婚期定在这一天。那个年代，提倡结婚从简。有的人领完结婚证，把两个人的铺盖卷搬到一起，请大家吃点喜糖就把婚事办了。相比之下，我们的婚事就算讲究了。婚前，我们从旧货市场买了一个一米宽、两米高的旧衣柜。在服装市场上，他给我买了两件布的连衣裙，一件是苹果绿的，一件是白底蓝花的。在百货店里买了一条双人床单，一个绿色绣花双人缎子被面。我们还各自定做了结婚“礼服”——他是一套米色派力司（一种布料）夏装，我是白绸子镶边长袖上衣，深绿色西装裙。我喜欢绿色，它象征春天，象征活力，充溢着田园的气息。
“五一”上午，我参加游行庆典。下午，班里一位女同学热情地对我说：“晚上就要当新娘子了，应该打扮一下，去把头发做一做。”她边说边拉我一起向校外理发店走去。那时不兴烫发，姑娘们或者梳两条辫子，或者剪齐耳短发。我平时梳两条半长的辫子，为便于恢复原样，我们要求理发师把辫子暂时做成麻花式的卷发。做这种发型需要先把头发做成一个一个的长形圆卷，再用烧热的夹子一个个定型，既费工又费时。当我们走出理发馆时，太阳已快落山。
快到校门口，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校门内来回踱步。我猜，这个人一定是家麟。他肯定等急了。这不，结婚在即，新娘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一进校门，家麟看见我就略带责备地问：“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只笑不语。那位女同学连忙解围，说：“看，新娘子漂亮不？”这时他才看见我发型变了，点点头，微微一笑。
婚礼就在他原先住的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举行。这个房间也就是我们的新房。新房整洁简朴。进门左边紧靠墙是一个用两个单人床拼在一起的双人床，床上是新床单、新被面、新枕巾，这是唯一能体现新房的一角。床头的一侧紧靠窗户，另一侧直放一个小书架，横摆一张小办公桌，外加一把椅子。桌面上放了结婚证书、一块粉红色的绸布、一个笔砚，以便参加婚礼的客人签名留念。此外，还有待客的水果糖、花生。进门右边摆了几个刚借来的凳子。窗户右侧的角落里挤着一个小小的旧衣柜。
晚上7点左右，系工会主席带领几位教师代表进来，家麟请他们在粉红色的绸布上签名留念。大家落座以后，婚礼就算开始了。没有司仪，没有奏乐，更没有张灯结彩，连个“喜”字都没有张贴。工会主席说了几句祝贺的话，我请客人吃喜糖，大家闲聊几句就各忙各的了。而后，朋友前来道喜，有的单兵独进，有的双双前来，有的三人结伴。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与家麟的关系较近，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哥儿们”。他们来后比较随便，签名之后，有说祝福话的，有说俏皮话的，气氛轻松愉快。
过了一会儿，我所在的三班班长带领几个同学代表出现在房门口，我赶紧请他们进来吃喜糖，他们笑容满面，鱼贯而入。班长带头祝贺，其他同学也说了一些祝贺的话。他们为什么姗姗来迟呢？据说，教研室的那位领导不赞同我们的结合，他们可能怕得罪那位领导，本打算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后来班里几个干部商量，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三班是我的“娘家”，家麟又是他们的老师，所以才临时找了几个同学一起前来祝贺。同学能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当然高兴，即使他们不来，我们也不会责怪他们，因为他们有难处。
客人走了，我把桌上的结婚证书、绸布和笔砚收起来，家麟把房门一锁，取出一瓶酒来，得意地说：“好酒，洋酒威士忌。”
“哪来的？”
“仓底库存。”他狡黠地说完，又变魔术式地拿出两小包食品。
“这是什么？”
“你和我都爱吃的。”他说。我打开一看，一包是切好的酱口条，一包是油炸花生米。
我们坐在桌边，他把酒斟上，说：“来，我们自己庆祝一下。”我说：“我不会喝酒。”
他说：“新婚之夜，哪有不喝酒？喝醉了没关系，有我在你身边，怕什么！”我们交杯、碰杯、对饮。我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品，他是一杯一杯地喝。
酒过几杯，他咏起诗词来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寻呀，寻呀，把你这个心肝宝贝给寻来了。”
我一杯酒下肚，顿时脸烧烧的，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脸，问：“我是不是脸红了？”
他乐呵呵地说：“此时此刻，我的心肝宝贝更娇美，更迷人。‘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你呢？”
我笑了一笑，说：“愿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当再次举杯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婚礼的第二天，我们先去照相馆照结婚照（2寸黑白双人照）再去颐和园让景点摄影师照游园照。
这一天，我们心旷神怡，并肩走在颐和园里，觉得阳光格外灿烂，湖水格外清澈，花格外红，草格外绿，眼前的景物都格外绚丽多彩，都令我们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