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时，我很少给自己过生日。到福州以后，孩子们年年都给我过生日。2003年11月13日，是我的七十大寿。孩子们准备把在福州的亲戚都请来，在大酒店办筵席，让我过一个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生日。我不同意这个做法。我认为请亲戚来参加我的寿宴，亲戚必定要送寿礼，这就要增加亲戚的负担。眼下，人们最怕收到请帖。请帖一到，腰包瘪掉，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主张跟往常一样，自家人在一起庆祝一下就可以了。
自古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年毕竟是我的古稀之年，跟往年应有所区别。我提出“发挥各自所长”的方案：儿子冬冬写诗，小女儿红红购物，家麟写点文字，大女儿秋秋远在北京就免了。这样，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精神方面的，我就很满足了。
方案通过之后，红红带我去“新华都”买了一件漂亮而且质地好的名牌毛衣，又买了一条名牌黑西裤。她还要给我买外套被我拒绝了。女儿是个年轻的大学教师，收入不高，我不能让她为我再花钱了。过生日那天，我能穿上这一身名牌，已经是史无前例了。
冬冬很忙，但他还是挤时间为我写诗。生日前夕，他给我送来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大镜框。镜框里是一幅喜气洋洋的全家福图景。这幅图景的背景是武夷山，上端是冬冬写的长诗，下端是我俩和子孙的合影，我们居中，左边是冬冬一家，右边是红红一家。这个图景是冬冬精心设计，用电脑技术合成的。
冬冬的长诗满怀激情，洋溢着对我的敬重与深爱。全诗如下：
慈母古稀
假如时光倒转
重新回到我记忆的极限
我将失去自己的边界，与你合一
你的血液穿过我周身的细胞
如溪流穿过卵石，浆液穿过叶脉
我是你枝头鼓胀的新绿
从奥秘中开始
我的心脏还微小得无法跳动
你的脉搏是我血管里唯一的节拍
假如我失去语言
只剩下手势或哭泣
你将再一次
成为我仅有的倾听者
假如我失去思想，失去
甚至一切记忆
我仍会安静于你轻柔的抚摸
仍会在你宽容的怀抱里
张开饥饿的双唇
假如我失去一切
假如我被所有人抛弃
假如我一贫如洗，仿佛初生婴儿
假如我泪流满面，如不敢回家的孩子
你仍将接纳我——
你是土地
我是你深秋沉重的果实
到那一天，你将聚集你所有的温暖
再次唤醒我的生命
2003.10.16于福州
家麟重病以后，写作较困难，但他还是为我写了如下回忆性的长文：
今年是芳70岁生日。近日，她要我送她礼物。送什么呢？现在市场上物资丰富，应有尽有。我正在迟疑之际，芳又强调不要物质方面的，只要精神方面的礼物。我一想也是，现在吃穿的东西全齐了，的确没有什么可买的，还是来点精神方面的好。可是这几年我的大脑有病，想问题，写文章都有困难，感到无从下笔。芳把日记本摆在桌上，那就零零碎碎地写一点吧。
我幼年丧父，随母从厦门扶柩回福州老家。家业凋零，三顿以稀饭、干饭、稠饭凑合度日。我妈是个老实人，但染上赌瘾，麻将、牌九，什么都来。我侥幸没受传染，独自以读书为乐，但幼年失去母爱，性格孤僻，不擅交际，沉默寡言，是个内向的孩子。
我父亲死于49岁，我母亲亡于43岁。上初中时，我不敢奢望上省福中，只好报三山中学。那时母亲还在世，记得她带我去三山中学，周靖校长古道热肠，答应我妈的请求，免了我的学费。但杂费也交不起呀，母亲再次恳求他连杂费也一块免了。周校长笑道：“我把羊肉的钱免了，你连酱油的钱也出不起呀！”母亲据实相告，周校长把杂费也免了。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初中毕业时，母亲死了，我孑然一身，只好报考度量衡检定员班。考取后经过短期培训分配在闽西客家之乡宁化县工作。
3年后，我回到福州，住在鼓楼附近的闽侯县政府内，其间还到过一次洪塘。
当时刘建绪在闽主政，在父辈的支持下，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他看过以后对我说：“你想念书，我可以介绍你去省福高，补一个战区公费生名额就行了。”就这样，我就跟他去了沙县，进了福高，住在洞天岩。
在福高念书期间，我和前妻是同班同学，我欣赏她的学识和豪气，就选她作为情侣候选人。学校迁回福州以后，我认识了她的母亲，来往频繁，我成了她家门婿的候选人。1952年她北大毕业以后，我们结婚，但很快就分手了。
后来我逐步体会到那是个错误的选择。我和她都是班上的尖子，可谓强强结合，当时认为是好事，可婚后矛盾重重。我搞文科，她搞理科，相互之间没有吸引力，加上兴趣、爱好各不相同，夫妻生活也不和谐，虽同在一校（即人民大学）工作，但也只是周末才见面。当时她要求与我离婚。起初我还不愿意分手，后来尝到了不分手的苦味，也就答应了。我追求她的时间远比聚首的时间长得多。
这次分手是坏事，也是好事。没有这次的分手，就没有第二次婚姻的幸福。我的第二次婚姻经历近半个世纪，而今我们如胶似漆，相亲相爱，好比陈年佳酿，越陈越香。这大概是我毫不留恋第一次婚姻的原因吧！古诗中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佳句。我的第二次婚姻生活，好比“沧海”犹如“巫山”。
芳原籍福建龙岩，幼年随父母侨居印尼，少年返回老家念书。念到初中时，龙岩解放了，她在倪老师的指引下，参加了部队文工团，后随部队到了南京。1954年由部队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
事有凑巧，1955年下半年，我给他们年级主讲宪法课，还负责他们班的“习明纳尔”（课堂讨论）。当时我已是讲师，上课只带几张卡片，不看讲稿，在课堂上娓娓道来，时间也掌握得恰到好处，颇受学生赞许。今年我参加了他们年级的同学在杭州的聚会，同学们对我当年的讲课记忆犹新，交口称赞。我的讲课魅力，一下子击中她的芳心，于是她经常找我辅导，我们开始沟通。她年轻貌美，又好学上进，奠定了我对她一见钟情的基础，她倾心于我，我属意于她；她对我有吸力，我对她有魅力，我们渐渐地恋爱上了。她是个很外向、很活泼的女孩，迷恋体操，是学校女子体操队的副队长。此外，她冬天玩冰上运动，夏天玩水上运动。我虽一无所长，但也时时跟随，还特意买了两双加拿大冰鞋，一双送她，一双自用。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的关系日渐明朗。这时以教研室主任为首的党支部开始拆台，他们对她说，我自高自大，离过婚，出身不好。对我说，她有海外关系，有心脏病。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1956年春节，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
在我的再三动员之下，她答应五一结婚。这是我的美满婚姻。小说上描写的男才女貌、耳鬓厮磨、如影随形、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同心永结之类的赞语，在我婚后的生活中，一一体验到了，而且越到老年，体验越深。
结婚以后，我俩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去大连观光。刚到天津，暴雨大作，我们被止步于津门，待天好转了才登轮北上。到了大连，又因住房有限，我俩被分开居住，成了被隔离的蜜月。这两件事似乎预示着我们的婚姻不会一帆风顺，免不了会遇到风风雨雨。
1957年，中国政坛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整风反右。我被邀参加了一次中国政法学会召开的揭露矛盾的会议，十几分钟的发言换来了21年的苦难。
整风反右期间，校内高音喇叭终日咆哮，“声讨大字报”如雪片飞来，“莫须有”的罪名狂轰滥炸。这时我们结婚刚一年多一点，这对她是一场重大的考验。不断的揭露、批判、斗争，无端的造谣，咄咄逼人的谈话，不彻底划清界限（即离婚）就是立场问题，彻底了就有光明前途，逼得本系的一位女老师连忙去医院做人流，以示与刚被划成右派的丈夫彻底划清界限，而后远走山东与他人结婚去了。芳领教了领导的“关心”，同学们的“帮助”，目睹了他们抛出的材料，对照了揭发材料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之后，毅然拒绝“彻底划清界限”，宁被开除团籍，也不离婚。
我被发配到农场劳动，住在南苑农场，她随班到通县法院实习。有一天，滂沱大雨过后，暂不能下地劳动，我请了假，就从农场远征通县以解相思之苦，当晚住在一小旅店里，倾诉别离之情。第二天急忙赶回农场。为此，把带队去法院实习的领导给激怒了，芳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1958年秋，芳怀着孩子，被分配到西北边陲——宁夏工作。面临分娩，举目无亲，幸好我在农场认识了一位朋友——曹健飞，他的夫人李忠义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当妇产科医生。在李大夫的热心关照下，芳顺利地产下大女儿。芳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带体弱多病的女儿，工资又低，实属不易。
1961年，我摘了右派帽子，重新分配工作。当时，我想回福建，未能如愿。作为芳的家属，我被分配到宁夏工作。本来自治区人事部门要把我分配到中宁县中学教书，师范学院负责人刘继曾同志认为我是“便宜货”，就把我截留下来，让我到师院工作。当时，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我又不能沾政治的边，于是我就改教形式逻辑、写作等课程，我的讲课颇受学生欢迎。
1962年，师范学院改为宁夏大学，后来，芳任教的新城中学改为宁大附中，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儿子冬冬降生以后，芳虽然负担加重了，但心情愉快。
“文革”中，我们的遭遇，不言自详。
邓公重新上台，拨乱反正。我平了反，身上的一根根绳索被逐步解开了。我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去黄山参加哲学会议，到香港参加研讨会，副教授也评上了。芳也评上“先进”，调入宁大，可谓时来运转，否极泰来。1979年我担任宁大副校长；1983年升任校长，这期间出了几本书，发表了不少文章。可惜的是1957年遭难，整整浪费了我21年的黄金时光。但放眼全国，受害者达50多万。欣慰的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始终如一。经过多年的锤炼，芳成熟多了，相夫教子，课徒授业，成了我的好伴侣，孩子的好母亲，学生的好老师，是货真价实的“三好”。
小女红红的变化，让我们喜出望外。上大学之前，她爱发脾气，爱和哥、姐顶嘴，在家里是个小霸王。上大学之后，她性格上温柔了许多，而且很能干，大学4年，宁夏—武汉，千里迢迢，独来独往，大学毕业来不及回家，就直接去了福州，找到了自己想去的工作单位。1999年，我们想易地安置在福州，需要自己去找接受单位，她自告奋勇，去福师大老干部处联系，承蒙该校对老干部的关照，我们叶落归根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在福州相处的日子里，我们觉得她变化之大，判若两人。当年唯我独尊的小霸王，如今成了温柔、体贴、孝顺、懂事的乖乖女；成了侃侃而谈、授业、爱业、敬业的好老师。
5年前，我得了脑梗塞，加上原有的高血压、冠心病，身体日衰。芳从多方面对我进行护理。我的病情稍有好转，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我稍有不适，她就忧愁万分。我今年已七十有七，从我的家族寿史（父母都只活了40多岁）、个人病史（多种疾病缠身）、坎坷经历（不断地被批斗，多次下乡劳动）等方面看，我能活到今天已属异数。实乃爱妻之所赐也。
她是我的称心护士。经常给我量血压、测心跳，及时调整用药剂量。天天按时把药送到我的眼前，倒上开水，让我服下。日日陪我散步、教我做操、给我按摩。发现我有不适，及时陪我就医。
她是我的放心厨师。她能烹调出多种佳肴，孩子们封她为“特级厨师”。我的一日三餐全由她掌管，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全由她调配烹制。
她是我的知心秘书。我脑梗后，不善言辞，书写有碍，接待采访多由她出面，文字交往常由她代笔或修改。
她不仅对我好，对别人也同样热情、厚道，忘不了投桃报李，生怕沾别人便宜。记得我第一次赴港时，岳母曾对我说，谁娶了芳，谁就有了福分。真是知女莫如母呀！
我享受妻子给我的福分已近50年，现今她已年登七旬，身体犹健。来福州以后，全身心地为我服务，为儿女服务，不知老之已至。对我来说，首要任务就是要爱护身体，控制好病情，尽量多陪她几年，多与她共享“夕阳红”的幸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佳句激励我战胜病魔。
“愿生生世世为夫妇”，昆曲《长生殿》中的名句是我的诉求。
我向他要的这个生日礼物，对一个患有心脑血管的病人来说，的确有些强人所难。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我太喜欢他写的文字，他的文字情真意切，语言很有特色，他的语言被学生称为“吴派语言”；二是近几年他几乎不动笔了，我想以此督促他动脑动笔，这对他的脑康复或许有好处。
为给我贺寿，他断断续续地写着，在我生日前夕，乐滋滋还略带诡秘地把礼物呈现在我眼前。
看了他的长文，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他仍然能写，而且写得不错。这是他的简史，他的心声，他亲情的流露，他爱情的表白，这是丈夫对妻子的深爱，这是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感。
我生日的那天清晨，客厅里的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电话，传来外孙峥峥（这是小名），大名叫张炜煜略带北京腔的声音：“姥姥，祝您生日快乐！”我说：“谢谢。峥峥，你参加中学生全国物理竞赛的成绩出来了没有？”峥峥得意地说：“出来了，二等奖，保送清华电子工程系。”我高兴地说：“太好了，祝贺你。电子工程是热门专业，我弟弟的儿子英辉在美国读的就是这个专业，还没有毕业，就被公司预先聘走了。”峥峥说：“这个好消息是我送您的一个生日礼物。”我说：“还是峥峥知姥姥的心。”
峥峥1986年出生于银川市。在银川读书期间，一直是班上的尖子。2000年年初他随母到北京，入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育新学校读初二，毕业后考入北京四中。在四中，他的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2003年秋，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荣获二等奖，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2004年春，他与四中一同学代表学校参加北京电视台举办的“SK状元榜百科知识竞赛”（全国主要城市中学生知识竞赛），摘取了年度状元桂冠，峥峥和另一同学分别得到4万元奖金和1台笔记本电脑的奖励。2004年秋，峥峥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读大一时，他获得“汇丰银行奖学金”，该奖学金全校共16个名额。读大二时，他获得美国“高盛奖学金”，全校共6名，峥峥是6人中的一个。读大三时，清华大学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互换在校学生，即清华大学派一些学生到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学习半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也派一些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半年，而后各回各的学校，峥峥得到互换到香港科技大学学习半年的机遇，这对他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大有好处。
大女儿秋秋和大女婿张希荣都在电话里祝贺我生日快乐。张希荣还对我说：“妈，我再送您一个生日礼物：我在学校里已经评上了教授，现已送北京高校职称评委会评审。”我激动地说：“我太高兴了，你和峥峥送给我的两个生日礼物非同寻常，特有意义。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子孙事业有成，最愿意见到的就是子孙的捷报。”张希荣接着说：“感谢你生了一个好女儿。没有秋秋，也就没有我和峥峥的今天。”我说：“秋秋是好妻子，好母亲，她甘当铺路石。”
1981年秋秋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本想留在北京工作，但家麟不肯出面为她说话，秋秋只好回到银川，在宁夏大学数学系任教。张希荣于1982年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在本校任教。这期间，他们有缘相识、相爱，而后结为伉俪。可能是受我们的影响，秋秋也特别看重学识。她愿意包揽家务，让张希荣去读研究生，而后又鼓励他去北师大读博士生。秋秋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先进；对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对孩子，从小就精心培育。在相夫教子方面的付出，比我还大。
张希荣博士毕业以后，到华北电力大学任教。2000年年初，秋秋也调入该校任教。
中午，冬冬一家人和红红一家人在钦榕大酒店给我过生日。除了长寿面、海鲜之外，还为我点了我特别喜欢吃的鳖汤。席间，孩子们轮番给我敬酒，气氛热闹、温馨，冬冬用数码相机为全家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午餐非常丰盛，大家吃不下生日蛋糕了。下午5点，在家里的餐桌上，摆上蛋糕，点上蜡烛，孩子们围坐一起，继续给我过生日。唱完生日歌，孩子们让我许愿，我默默许愿：爱心常在，亲情永存，愿全家人永远安康快乐。而后我吹蜡烛，切蛋糕。全家人共享甜蜜，其乐融融。
冬冬于中国科技大学理论物理系毕业以后返回银川，在宁夏大学物理系任教。1993年冬冬到福州开拓、发展，刚来时在福州新世纪电脑公司任总工程师，后来自己办公司，主要搞软件开发。儿媳白玉玲（小名婵婵），祖籍甘肃。冬冬和她是在大学放假回家的火车上邂逅相遇、“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她精明能干，北京中医学院毕业以后分到广州医药部门工作，与冬冬结婚以后，调入银川，在自治区卫生学校任教。1993年她与冬冬一起到福州艰苦创业。孙子吴云飞师大附中毕业以后参加高考，因几分之差，与中国科技大学失之交臂，后入南京邮电大学，读光纤专业。他英语很好（已考过六级），擅长朗读，会弹吉他，歌声浑厚。
小女儿红红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以后，到福建福日公司法律顾问室工作。1998年调入福建师范大学经法学院（今为法学院）任教。女婿刘楷与红红是同班同学，武汉人，跟随红红到福州以后，一直从事律师工作。外孙刘子悦活泼可爱，长笛吹得很好，已考过六级；在班里，人缘一流，学习一般，但很聪明、很有潜力。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如果有人问我：这70年来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当今最值得欣慰的又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这70年来最值得庆幸的是遇到了一位我所敬佩的、才华横溢的家麟，一位历尽磨难、仍然坚持真理的丈夫。在近半个世纪的相随相伴中，我品尝到了深爱一个人的快乐，更品尝到了一个被深爱的人的幸福。
当今最大的欣慰是：孩子们事业有成、夫妻恩爱、家庭和睦，而且对我们两位老人非常尊敬和孝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