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回榕之后，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共创夕阳美景。在庆贺他八十华诞的宪法年会上，学生和同事对他的学术思想作了充分的肯定。她与他同享鲜花，共享掌声，往事历历，感慨万千。
1999年10月19日，在朋友、同事的热情帮助和欢送之下，我们乘机离开了生活和工作三四十年的第二故乡——银川市，历经7个多小时的奔波，才到达家麟的第一故乡——福州市。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前来迎接我们。
临离开银川的那几天，可能是比较劳累，再加上天气寒冷，家麟的血压又升上去了，腿也肿了，我真担心他在路途中心脏出问题，带上急救药物，细心观察护理。还好上天保佑，一路平安无事。
到福州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麟找心脑血管专家看病，尽最大的可能把他的病情控制住，这是我们回福建的最主要目的。
1999年11月，为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20周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举办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问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还特邀了几位著名的宪法学家参加，家麟在被邀之列。
万里搬迁的折腾，到福州才十几天，又要去武汉开会，我怕家麟身体吃不消，劝他不要去参加会议。但他执意要去，我只好带上药品，11月7日，陪同他前往武汉开会。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对我们热情接待，关怀备至。3天的理论研讨会，家麟自始至终地参加，并在会上作了《我国宪法实施难的原因及其对策》的发言。这个发言，全文刊登在《人民意志报》（武汉人大内部报纸）上。
11月10日上午是研讨会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政发表讲话。他在讲地方人大设常委会问题时，说：“……当时（指1957年）法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因提出了一些加强民主法制，健全人大制度的好的意见和建议，被当做‘右派言论’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打成右派。在座的吴家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吴老师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优越的，比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但我们在运用这一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领导干部在对制度的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界限，应有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不能以党代政。他还指出，地方人大也应设立常委会，以便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监督政府。这些言论有什么错误呢？完全正确。但当时却批判他：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向党进攻，说人大工作中有形式主义是对人大的恶意攻击。吴家麟老师说刘少奇同志在宪法草案报告中所说的地方人大不设常委会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结果被批判为‘以极恶劣的手段歪曲刘少奇同志的报告’。1957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专文批判吴老，在那个‘左’的年代，对人大制度的研究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提出建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同志竟受到这样残酷的迫害，付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反右斗争不仅伤害了一大批人，而且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人大制度探索的道路，从此人大工作走了下坡路。所幸的是，历史是公正的，那次研究成果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重新制定地方组织法和修改宪法时被吸收。在此，让我们对那次参加会议的同志，对吴老，致以深深的敬意。”
这天上午，我去朋友家，没有参加闭幕式。中午一回宾馆，家麟就对我说：“今天上午你没有参加会议是最大的损失。”我问：“什么损失？”他说：“你没有听到刘政的精彩讲话。这个讲话实事求是，很有水平，还肯定了我1957年在政法学会上的发言。”
会后，记者对家麟作了专访，写了一篇题为《“右派言论”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1月11日《人民意志报》上。
11月11日，家麟应中南政法学院的邀请，去该校与研究生座谈。12日返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