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改正之后，家麟一心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想当专家、学者，想圆当知名教授的梦，从未想过当官之事。1979年12月，出乎他的意料，家麟被任命为宁夏大学副校长，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当时，全国拨乱反正，开始重用知识分子。家麟为人正直，做事认真，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科研成果突出，这是有目共睹的。
任副校长期间，家麟经常被教育部、司法部和出版总署借用去培训全国宪法师资、编写全国高校法学教材或撰写、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的宪法、行政法条目。因此，他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宁夏。家麟想尽职尽力做好副校长的工作，限于时间和精力，只能一般地完成任务。
1983年家麟主编完高校法学教材《宪法学》之后，本打算自己写一本比较系统的《宪法学》专著，没想到的是1983年9月家麟被任命为宁夏大学校长。校长，一校之长，担子不轻呀！既已被委任，就应努力做好才是。写专著之事，家麟只好暂且搁下。宁夏大学这一届的行政领导班子由4人组成：校长、两位副校长、一位教务长（他们都是本校教师）。副校长和教务长的基本情况如下：
张奎，副校长，主管教学和科研。1958年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分配至宁大任教。1980年被提拔为物理系副主任。
夏宗建，副校长，主管后勤工作。1955年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宁大任教。1980年提拔为化学系主任。
郝绍光，教务长。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59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宁大任教。1980年提拔为历史系主任。
这一届领导班子，有3个显著特点：
第一，锐意改革。
当时拨乱反正不久，“左”的思潮尚未退出。十年浩劫，高校百废待兴，需要做的事很多。当时最急需做的事情就是冲破阻力，进行改革。这届班子做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比较大的改革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专业设置的改革。宁夏大学原来是师范性大学，培养对象是合格的中学教师。为适应自治区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从1983年下半年起，学校陆续增设了几个非师范性的专业，如地理、财经、新闻等，这就为学校走向综合性大学打下了基础。
二是大力倡导科研。从前，由于受“师范院校只搞教学，不必搞科研”的旧观念的影响，在师生中普遍忽视科研。校系的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不多，有些教师多年来没有写学术论文，有的毕业班学生连习作性的毕业论文也写不出来。学校领导认为，任何高等学校都需要开展科研活动，否则，教学质量是提不高的。为激励师生开展科研活动，学校制定并下发了《关于科研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中明确了科研在学校中的地位、作用和指导思想。1985年，学校举办了首届科研成果的评奖。此后，系与系之间、校与校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活跃起来了，学术空气逐渐浓厚起来了。
三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以前，宁夏大学师资主要靠外地支援。“文革”之后，各校教师都紧缺，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学校领导决心自力更生，在关心中年教师提高的同时，创造条件，培养青年教师。学校制定了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研究生的计划，把一批优秀青年教师送到外校去培养。几年间，先后投资100万元，培养了50多名研究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这就使宁夏大学教师队伍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在质量上不断得到提高。
四是住房制度的改革。要办好学校，首先必须有一支数量较大、质量较高的稳定的教师队伍。要稳定教师队伍，必须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因为“安居才能乐业”嘛。当时宁夏大学还有不少中年骨干教师还住在破旧的小窑洞里。
不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他们怎么能在本校安心教学呢？为此，校领导决心改革住房制度。以前分配住房是向当官的倾斜，而今是向广大教师倾斜。这项改革，阻力极大。
五是图书经费的改革。当时经费很紧，全校每年只有两三千万元。按规定，图书经费应占总经费的2.5%，为解决教师备课用书，学校的图书经费曾占了学校总经费的7.5%。
这些改革，现在看来微乎其微；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这些改革，实属不易。
第二，团结一心。
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使命，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届领导班子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大家一心为公，相互支持，没有出现任何拆台的现象。校级领导之间、校领导与系领导之间的民主风气很浓厚。校长几乎每周都要召开校长办公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开会前，分管副校长对一些重大问题都要事先与有关的系或处研究商定，提出方案，而后拿到会上讨论。有时还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列席会议，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校长办公会上意见一致了，才拿到党委会讨论通过。
第三，清正廉洁。
这一届领导班子人人都保持着当教师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凡是基层送来的东西，外单位或个人送来的财物，领导成员一概拒收。有一次，某建筑公司已把礼物送到校门口了，还是被他们婉言谢绝了。对领导递过来的要求照顾的一些条子，他们都拿到会上讨论，不符合条件的决不照顾。
三件大事
家麟主管全局，着重做好对外和对上的工作。在这方面，家麟主要做了3件事。
一是要人，主要是要教师。他通过各种关系从外校引进优秀教师，通过各种渠道把本校的年轻教师送到名校培养。
二是争取财源。上面每年给学校下拨的经费太少，仅够维持现状。学校要发展，必须寻找和争取更多的财源。在上级领导的全力帮助和支持下，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家麟给学校争取来3笔较大的款项：12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邵逸夫捐赠的200万元港币，其中100万港币是冒着挨批评的情况下争取来的；向自治区先后争取100万元研究生的委培和代培的经费。
三是宣传宁夏大学。宁夏地处边远地区，宁夏大学又是1958年才建立起来的新学校，虽然它是宁夏的重点大学，但是知名度很低。家麟通过参加学术活动、到外地讲学的机会宣传宁夏大学，通过编写高校法学教材、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增加宁夏大学的知名度。
夏宗建教授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家麟任职期间所做的几件事。全文如下：
在宁夏大学和吴家麟校长共事的日子
夏宗建
20世纪80年代初，历尽磨难的宁夏大学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一批老干部又走上领导岗位，区党委破天荒地任命了一位教师出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这就是吴家麟老师。建校以来完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未认真抓过教学，广大教师充满期待。我当时是化学系主任，几次向校领导汇报教学计划、教师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教学中重大问题，吴老师都能从教学规律出发站在校领导的高度，提出看法并提出指导性意见。1983年，区党委在充分民意调查的基础上，任命吴老师为宁夏大学校长，张奎和我为副校长，郝邵光为教务长。我们都是教师出身，既然领导信任，大家都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走上岗位。在吴校长的主持下我们进行分工。吴校长主管全局，着重对外对上的工作，张奎分管人事和科研，教学当然由郝教务长分管，我分管后勤（财务、基建、总务）。分工后，我的思想顾虑大，一来我不是党员，二来当时后勤是个烂摊子。在吴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充满信心地走上岗位。
在任命的班子里，吴老师和我都是1957年错划过的右派，学校里有些极左的人在下面散布：现在是右派掌权。又有党委里的人公开说，吴家麟才入党几年，党龄不够，不能进党委。我国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是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正校长不是党委委员，那就无法开展工作。后来吴校长上书区党委说明情况，在区党委的指示下，排除干扰，吴校长才顺利地进入党委会，从而保证了工作的正常开展。
“文革”以后吴校长已是全国知名的法学家，这在宁夏教育界是仅有的，自治区政府领导和教育厅的主管同志对吴校长十分尊重。王燕鑫副主席和雒秀兰副厅长对吴校长和宁大的发展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吴校长任期内学校逐渐走向正规，硬件和软件都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为后来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分述几件大事。
一、教师队伍的建设
“文革”后宁大的教师队伍青黄不接而且不稳定。我们在住房改革的措施上向教师倾斜，得到广大教师的支持。有些人大为不满，有一位刚退休的副处长的夫人到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对分房方案不满，并说：你们现在只要笔杆子，不要枪杆子。在吴校长的支持下，将方案拿到党委会上，经讨论通过，才得以执行，使许多教师安心教学。宁大在“文革”中留下大量毕业生，他们大多数不可能作为教师来培养，因而在解决教师队伍建设上着眼于未来。在吴校长的带领下，制订了代培50名研究生的计划，经吴校长亲自多次向王副主席和雒厅长汇报，最后自治区落实了经费，这项工作才得以开展。后来成为一个制度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教师队伍后继有人。
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1984年国家教委为给地方大学雪里送炭，确定了1.2亿美与国家教委副主任黄辛白合影（1984年）
元的世行贷款地方大学项目。经吴校长大力争取，自治区同意给宁大，但大量的工作要我们自己做。国家教委在确定意向后，立即派黄司长（前高教司长，教委委员）来校做前期考察。当时吴校长正在呼和浩特讲学，得知黄司长来宁夏，立即上了黄司长的同一趟车，在车上就向黄司长概述了宁大的情况并力陈这批款项对宁大发展的意义。黄司长在宁夏考察期间，吴校长随王副主席、雒厅长一同陪黄司长考察宁夏各高校，黄司长在宁夏考察的结果对宁大争取到此项目，起到决定性作用。吴校长分配我分管这项工作，我深感任务重大，每当遇到困难时（主要是区各部门扯皮推诿等事）向吴校长汇报，都得到他切实的帮助。常常是吴校长亲自去找副主席和一些厅委主管同志。在吴校长关注下，世行贷款项目终于正式立项。
三、民主作风和长者风度
吴校长和我们共事中，许多大事都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在充分讨论中取得一致意见。
有很多改革方案，牵动着校内各方面的利益，在拿到党委讨论前，行政班子都充分调研并取得共识，这就避免一些人在我们中间制造矛盾。吴校长年龄比我们3人大七八岁，在工作中既是领导，也是长者。在审查我们起草的报告时不仅逐句推敲，有时连错别字也帮着改。所有这些使我在和吴校长共事中受益匪浅。
四、学术活动扩大了宁夏大学的知名度
吴校长是全国知名的法学家，校外的学术活动多一些这是必然的，一方面为我国法学的发展做贡献，同时也是宣传宁夏大学。可是学校有不少人常常散布：老吴尽在外面活动，管学校事少。这一点我们二位副手是明确的，大学校长是知名学者很重要，这不仅会取得自治区各级领导的尊重和支持，在外还能扩大宁夏大学的知名度，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