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香港
1982年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翁松燃教授给家麟发来邀请函，邀请他去香港参加1983年3月14日举行的中国法制与国家建设研讨会。
经领导批准，家麟决定去参加这个会议，提供的论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的建立和变迁》。
我的父母和弟妹都在香港。我与父母已阔别35年，两个妹妹未曾谋面。在这35年中，我与父亲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与母亲只在1958年我人大毕业时于北京有短暂的相聚。他们思念我们，我们也思念他们。以前没有探亲的条件，现在改革开放了，允许去香港探亲。经领导批准，我决定跟随家麟一起去香港。他去开会，我去探亲。
冰消雪化，春暖花开。3月10日，我们来到了南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朋友告诉我们，要去香港必须通过罗湖海关。罗湖海关是香港英方设置的，检查很繁琐，通过这个海关一般需要1个小时左右。
第二天上午8点多，我们就来到罗湖海关，本打算中午赶到香港我妈家吃午餐，谁料却一直拖延到下午两点多才到达。这里的海关人员对每一位入境人员都要仔细核对证件，还要进行一些盘问。我是一般教师，海关人员核对了我的证件，简单盘问了几句，示意放行。家麟过关时却遇到了麻烦。海关人员看了家麟的证件，就把他请到一间办公室里，仔细盘问之后，让他坐在办公室一侧等候。我问他们是不是家麟的证件有什么问题。他们说：“不是。因为他是大学副校长，属于高级干部，对高级干部过关，上司要求严格审查。”我问他们准备怎样严格审查。他们说：“我们准备跟宁夏公安厅联系，宁夏那边必须出具函件，证明你先生的身份和去香港的原因，我们才能允许你先生过关。”心里越着急，时间过得越慢，时针像老牛爬坡似的，慢吞吞地移动着。我们耐心地等呀，等呀，一直等到正午，才允许家麟过关。对高干为什么要这样审查，至今我还没弄明白。
我父母居住在香港跑马地的一个单元楼里，周围环境不错，但居住面积很小，香港是寸土寸金之地，有个落脚之处已很不错了。分别35年了，父亲的头发虽然没有花白，脸上的皱纹也不多，但毕竟年逾古稀，当年分别时的风采已不复存在了；母亲与25年前我们在北京短暂相聚时相比，也苍老了许多；但他们都精神矍铄。
八妹出生在香港，从小就听说她有个大姐，但从未见过面，听说我们来了，她很激动，第一个来看望我们。她一进门，就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大姐”，声音圆润、清脆，甜甜的，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她叫翠芬，比我小整整20岁。她继承了父母的全部美丽，在我们8个兄弟姐妹中她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她单纯、热情、豪爽、坦诚，不但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娴熟的广东话，也会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她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擅长弹钢琴。前几年在香港举行的香港钢琴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她有一双儿女，女儿5岁就登台演奏钢琴，儿子活泼可爱。
两个弟弟和弟媳也来看望我们了。大弟弟叫守中，5岁时跟随父母到香港。在澳大利亚读完大学以后，回香港当中学教师。他的妻子叫雅娟，是一名护士。他们有一位天真活泼的儿子。
小弟弟叫守华，父母去香港时，我们两人被留在国内。他是厦门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因有海外关系，被分配到乡镇中学当中学教师。他的妻子叫远飞，是一名职工。守华和我有共同的理想——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也有共同的遭遇——“文革”中，因海外关系，被打成特嫌。他因毕业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革”中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去了香港。因港方不承认国内的学历，只好在一所中学里任职员。守华的儿子英辉聪明过人，在中学阶段，各科功课都是“A”，后来到美国留学去了。
家人团聚，其乐无穷，分别以后的话，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3月14日，当代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在香港大学如期开幕。家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会议结束以后，家麟回到我父母的住所。
我问他：“你在会上发言了没有？”
他说：“发言了。这里不叫发言，叫演讲。”
我问：“香港举办的研讨会跟国内举办的研讨会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确有许多不一样。第一，不设主席台，没有那么多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会场是圆形的，演讲人到会场中间坐着演讲。第二，不念论文稿，每位演讲人都要抓住论文的要点简明扼要地阐述。会议只给每个演讲人15分钟的时间，10分钟介绍论文，5分钟留给大会人员提问和本人答疑。时间一到，立马停止你的发言。第三，不留情面，每个演讲人演讲之后，都有一个专人进行点评。对优点，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或建议。第四，多国语言，演讲人可以讲中文，也可以讲英文，随自己选择。第五，会议中间加餐。上午或下午的会议中间都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时服务人员会把加餐食品送到会议室里，供与会人员享用。加餐食品有牛奶、咖啡、果汁、茶水和各种糕点。”
我问：“对你的演讲怎么评价？”
他说：“评价不低，没有提出批评意见。”
第二天，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请家麟给师生作一次学术报告。这次学术报告，受到普遍赞扬。
报告结束以后，家麟对我说：“晚上，有一位中文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想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打算写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状况的书，需要采访一些国内来的知识分子。”
听说家麟要接受采访，多年所受的教育立刻浮现在脑海里：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腐朽、没落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尔虞我诈，到处都是陷阱。我对家麟说：“我们第一次到香港，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性。这位教授我们以前不认识，不了解他的底细，怎么能随便接受他的采访？”
家麟笑着对我说：“不要神经过敏。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但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并不都是坏人，要相信好人是大多数。这位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教心理学的，是中国人，有一颗爱国心。他找我采访，是为了搞科研，我不便拒绝。再说，我没那么幼稚，回答他的提问我会把握分寸的。”
家麟执意接受采访，我不好再阻拦，只好对他说：“回答问题时嘴边要有站岗的，千万不要说错话、做错事。”
晚上，我和家麟一起到这位教授家。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家麟在教授的书房里接受采访，他的夫人陪我在客厅里闲聊。她给我看了很多照片，原来他们两人也是师生恋。
此后，香港有关单位和学者曾邀请家麟去参加“现代高等教育动向”探讨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研讨会，家麟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没能参加。
按规定，去香港探亲可以在香港居住3个月，我们只在香港停留了10天就返回银川。
二赴香港
我们先后于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第二次去香港。出发时，宁夏已是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可到了南方却是另一番景象，树木仍然苍翠，鲜花还在开放。真是南北两重天。
家麟这次是代表学校去香港接受邵逸夫先生的捐赠的。跟上次一样，我去探亲。按规定，我4年可以享受一次为期3个月的探亲假。
教育部要求接受捐赠的学校负责人于1989年1月8日先到北京集中，而后由专人带队集体前往。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先后前往香港。
1988年12月19日，我们一起离开宁夏。我乘火车自己去香港，家麟先去广西等地讲学，而后到北京集中。
我到香港时，正值圣诞节前夕，浓浓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出了火车站，乘车前行，满眼都是圣诞树，圣诞画像，处处披红挂绿；满耳都是圣诞乐声，洋溢着欢乐与温馨。
我的父母与在港的弟弟、妹妹都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节日前夕，家人见我来了，格外高兴。他们给我介绍圣诞节的来历和习俗，带我去商场购买圣诞礼物，邀我去教堂参加庆祝圣诞节的活动，请我去吃圣诞餐。当时我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有机会目睹香港圣诞节的盛况，不仅亲身感受圣诞节的热闹、祥和的气氛，还亲口品尝了圣诞餐。这既增长了我的见识，又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担心的是：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去参加这种活动，回学校后会不会挨批评……
这次回学校，竟然没有挨批评。
与家麟分别近20天了，非常惦念他，不知他的血压是否正常，胸闷情况有无改善。他是一个工作狂，从来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当时手机还是稀罕而贵重的物品，在边远的宁夏，很少有人用手机，彼此联系的方式主要靠电话和书信。我不知道家麟这些日子在何处，无法和他取得联系，只能在我妈家静候电话或书信。
1989年1月10日下午2：30，终于等来了家麟的电话。家麟告诉我他们已到达香港，住在中华海景酒店。
接到电话以后，我爸立刻带我来到中华海景酒店把家麟接回家里。家麟向我父母问安之后，我们促膝谈心，畅叙了别后的情况。爱心深深，亲情浓浓。晚上，家麟带我去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的欢迎酒会。酒会既热烈又文明。主客相互致词之后，主人举杯祝贺，客人随意饮酒，主人不劝酒。客人之间也有敬酒的，但决不把人灌醉。大家文质彬彬，轻声细语。
11日，邵逸夫先生派专人组织来港的校长们参观香港大学和游海洋公园。
1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邵逸夫先生捐赠仪式。接受捐赠之后，每位校长允许上台发言5分钟。来港之前，领队要求接受捐赠的校长在港期间不要再提其他要求。这次捐赠，各校得到的捐赠数额差距很大。宁夏大学得到的数额最少，只有100万港币。要用这100万港币建一座邵逸夫教学楼难以完成。家麟秉性耿直，上台即席发言中，除了表达感谢之意外，还提出增加捐款的要求。教育部带队的领导听了家麟的发言很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同事们私下议论说：“宁夏大学校长说话真厉害。”
家麟虽然违背了教育部临来港之前对校长们的要求，但给宁夏大学带来了实惠。随后不久，邵逸夫先生就给宁夏大学加赠100万港元。宁夏大学用这200万港元在校园里盖了一座宁大有史以来最漂亮、最现代化的外语教学楼。
13日，邵逸夫先生又派专人组织来港的校长们去参观理工学院和邵逸夫电影城。
14日，邵逸夫先生在珍宝海鲜舫宴请校长们吃海鲜。
港方的接待到此结束。
22日，家麟他们集体离港乘火车直达广州。我自己过罗湖海关到深圳，而后去广州找家麟，一起返回银川。
三赴香港
1995年10月中旬，宁夏法学会组织本区政法界部分领导及专家赴香港考察香港基本法实施前的准备情况以及香港法律界的现状。家麟是这个考察团的副团长。我跟随考察团一起去香港，再次探亲。
光阴似箭，自上次探亲之后，匆匆又过了几年。这次与父母相见，他们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了（此时他们都年逾八十）。母亲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再不来，恐怕就见不上我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过。这些年，虽与父母书信往来不断，却不能与他们相见。父母企望着多见我一面，盼着我陪他们说说话。在港的弟弟、妹妹虽然也常回家看望父母，但他们无法代替我尽孝心。这些年，我忙于工作，忙于家务，的确忽略了与父母的亲情，忽略了自己应尽的孝心。
晚上，在陪二老聊天时问及二老的身体状况。父亲说：“我身体很好，没有什么病。”的确，父亲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身体硬朗，气色颇佳，连头发都是黑的，只是耳朵有点背。而母亲呢，身体消瘦，面色憔悴，头发全白了。她说：“现在焕辉（八妹夫，香港个体开业医生）不给我看病了，他说治不了我的病了，叫我去找别的医生看病。现在我看中医，天天吃中药。”我问母亲有什么病。她说：“哮喘、便秘，时好时坏，多年了，一直没治好，全靠吃药活着。”听了母亲的话，我不由得为母亲的健康担忧。
一天，母亲说她的手表坏了，要我陪她上街去买一块新手表。能为母亲效劳，我当然乐意。出门后，母亲嘱咐我说：“我现在记性不好了，走远一点就怕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你好好记路，买完带我回家。”我来过两次香港，却一直没有单独上过街，对香港的街道很陌生。为完成母亲交给我的任务，每拐一个街巷我都会努力记住一些建筑物的特征。还好，顺利把母亲领回家了。我发现，母亲的确是老了，精神不济了。
宁夏赴港考察团，天天忙于考察访问。家麟除参加集体活动之外，还单独会见了香港法学界和律师界的新老朋友。一周多的考察访问，大家觉得收获颇丰。
回宁夏以后，考察团员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向宁夏人民介绍了香港法律界的情况。
家麟采用两种方式向宁夏人民介绍香港法律界的情况：一是写文章，二是作报告。
家麟的文章《“九七”前夕的香港法律界》全文发表在《宁夏法学》1996年第1期上。文章的前三部分介绍了香港的司法机构、香港的律师制度、律政署和廉政公署，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了考察访问后的感性印象和理性思考。
家麟把他在港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归结成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虽然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领域，但法律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是割不断的。因此，近年来中英双方在围绕收回香港主权上的外交和政治斗争，免不了要波及到香港的法律界。
第二，香港法律界的本地化工作十分繁重和艰巨，可以说是任重道远，我方应既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这一工作，使“港人治港”的方针逐步落实到法律领域上来。
第三，经过实地考察，应该肯定香港已经跨入法治社会这一客观事实。香港厉行法治的结果，既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维持了社会的良好秩序，法治优于人治这一论断在香港可以得到活生生的证明。
第四，香港法官的素质好，能力强，威望也高。在香港，法官这一行可真正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港府对司法人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法官的薪俸高于资历相当的公务员。
第五，香港律师的培养方法和律师资格的取得，远比内地严格，看来我们现行的考律师办法，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第六，香港廉政公署成立20多年来成绩卓著，深得民心，贪官污吏、奸商骗子们闻风丧胆，望而生畏。廉政公署这把“宝剑”之所以锋利，和它几个特点密切相关：一是机构的独立性，二是职权的广泛性，三是人员的廉洁性，四是职能的综合性。
家麟利用在香港考察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多次在区内和区外给机关干部和大学师生作回归前夕香港法律界状况的报告，这些报告很受听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