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作为一位母亲，当你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去的时候，就容易忽略对孩子的关爱和照顾。
秋去冬来，朔风阵阵。尽管屋里生了炉子，可能是人气不旺，还是觉得冷飕飕的。托儿所的屋子较大，虽然炉火较旺，但是温度还是偏低。那个年代没有暖气，家家户户靠烧煤取暖。秋秋先天体质较差，又是第一次经历西北的严冬，再加上每天抱进抱出的，女儿经受不住，生病了。
一天清晨，我给女儿喂奶时发现她吸奶有点异常：吸吸停停，吃得不欢。我没有把这当一回事，早早地就把她送到托儿所去。傍晚接回家里，发现她流鼻涕、打喷嚏，还有点咳嗽。起初，我觉得只是小感冒，没啥了不起，只给她吃了点小儿惊风散。第二天清晨，我开门一看，漫天鹅毛大雪，要不要把女儿送托儿所去呢？我犹豫了一下，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还是冒着大雪把有病的女儿送托儿所去了。是不是我这个妈妈太心狠、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呢？不是的。在那个年代，强调“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不到万不得已，国家工作人员很少为私事请假，我也一样。傍晚，我把女儿从托儿所接回家来，给她喂奶，她不吃；逗她玩，她不玩，两眼无神，有点发呆。我以为她困了，想睡觉，就哄她睡。以前，她很乖，知道妈妈很忙，从托儿所接回来以后就自己玩一会儿，吃饱就睡。今天，哄了很长时间才睡着，但睡得很不安稳，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哭闹一会儿，咳几声再睡。我忙于备课，实在没有精力管她。夜深了，我准备上床睡觉，给她把尿时，一摸，孩子身上滚烫，仔细一看，脸色通红。大脑给我的信息是：女儿病重了，得赶快送医院。我用厚被子把她包严，抱起她就冲向校门口。
校门外，漆黑一片，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从校门口到马路上要经过一段马鸿逵当年杀人的地方，阴森森的。平时，就是有朋友陪我，我也不敢深更半夜走过这个地方。而此时此刻的我，似乎变了个人，胆子大了许多，独自一人，抱紧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去，什么恐惧，什么严寒，全都抛到脑后。
马路上，灯光暗淡，行人稀少，看不到驶过的车辆。我抱着秋秋，踏着积雪，三步并两步，发疯似的往医院的方向奔去。大脑的其他神经似乎全都麻木了，只有一根神经异常活跃，它不断地向我发出指令：快，快，再快点，赶快去看医生。
当时的人民医院虽然设备差一些，医护人员的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不管什么时间，什么病人，只要进了医院大门，他们都热情相待。
到了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很快就过来给秋秋测量体温。医生告诉我，高烧39℃。检查肺部是急性肺炎，得马上住院。一听“急性肺炎”，我顿觉六神无主，吓得手发抖，腿发软，头发晕，快支撑不住了。医生劝慰我：“别着急，孩子的病可以治好。你们先住下，明天补办手续。”她让护士带我们到儿科住院部。
住院部的医生很负责，再次给秋秋量体温，检查肺部，听完前胸又听后背，确诊是急性肺炎后，马上叫护士给秋秋挂吊针。
我坐在床边，把秋秋紧紧地搂在怀里。护士做好了打吊针的准备工作，就在她的头上寻找血管。不到半岁的孩子，血管很小很细，非常难找。护士找到了血管，在准备扎针的地方消毒以后，叫我摁着女儿的头，不许乱动。这位护士技术高超，轻轻一推就把细细的针头扎进女儿的血管里。与此同时，我觉得也有一根粗粗的针头扎进我的心窝。扎针时女儿觉得痛了，哭了几声。她是皮肉痛了，可我是心痛了，痛得揪心。药液一滴一滴地流进女儿的血管，我的泪水也一滴一滴地流满心田。
医生走到病床边，对我说：“急性肺炎很危险，如不及时诊治，死亡率很高。你要细心观察孩子，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告诉我们。”我点头表示同意。这一夜，我哪敢懈怠，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输完液以后，秋秋吃了点奶，静静地睡着了。我看着她前两个月刚长了点肉的小脸蛋这两天又消瘦下去了，不禁心里阵阵酸痛，只觉得作为母亲，我失职了。自从当上语文教师以来，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和进修上，对孩子的关心太少了。我默默地对女儿说：“孩子，我的小宝贝，妈对不起你。妈太要强，太性急了，对你照顾不周，让你受罪了。你一定要战胜病魔，千万不能离我而去。要知道，在我们家里，就你和我两个人，我们母女是相依为命呀！”
第二天8点多，医生来查房，为秋秋又做了一番检查，说：“孩子抵抗力弱，病情发展非常快。好在就诊及时，现在病情稳住了。再挂几天吊针就好了。这几天，一定要精心护理。”是的，我一定会全身心地护理好女儿。当时，电话机很少，教研组没有电话，个人家里更没有电话。我得抽身回一趟学校，去请假，去取钱、取衣物。打完吊针，乘秋秋睡着了，我把她托付给护士，飞也似的奔回学校。张组长通情达理立即准假，并嘱咐我护理好孩子。我拿了钱和衣物火速赶回医院，办完入院手续，再奔回病房。还好，秋秋还没有醒来，我这才坐在床边喘了几口气。当天下午，陶老师还专程到医院看望我们。
秋秋出院后的第一周，因身体虚弱，我不敢送她去托儿所。我去上课时，秋秋有时就托陶老师照看，有时托邻居照看，其余时间请假在家，护理孩子。
可能是孩子本身体质过弱，可能是西北的冬天太寒冷，可能是托儿所的条件太差，也可能是我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整个冬天，孩子经常生病，不是感冒，就是腹泻，一个病未好，另一个病又来了。我几乎每周都要抱孩子去医院看一两次病，恨不得把家搬到医院旁边去住。我也想过请保姆在家看孩子，而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3元，能请得起吗？家麟在农场劳动，每个月只有18元生活费，自顾不暇。伸手向父母要钱？不行。自16岁当兵以来，我从未向父母开口要过钱。眼下，这63元的工资仅够我们俩人的生活费和孩子看病的费用。当时的医疗制度是：教职工本人看病，免费；家属看病，全部自费。好在当时看病收费不高，否则，这点工资连给孩子看病都不够。再说，当时强调阶级出身，就是请得起保姆，我也不敢请呀！让一个劳动人民到我的家里来看护一个右派小崽子，那会被人责骂的。更何况当时处在“大跃进”年代，处处缺人手，很少有人愿意当保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祈求苍天：“苍天呀，请你保佑我的孩子，不要再降病魔来折磨我的孩子。孩子太小，还没有看清楚人世间是什么样子，孩子太弱，经不起摧残。如果一定要降临病魔，那就把病魔降给我好了。只要孩子安然无恙，我愿意替她去生病，甚至替她去死。”
有时候，我想，我这个人是不是还没有改造好，小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太浓厚，把孩子看得过于贵重？我不知道，我得不出结论。我想，这大概是母性吧。君不见，母鸡平时非常贪吃和温顺，而它一旦当了母亲，带着一群“啾、啾”叫的小鸡时性情则会大变。每当鸡妈妈找到小虫或米粒时，它总要“咯、咯”地招呼小鸡来吃，宁愿自己饿肚皮。每当“外敌”来侵害它的子女时，它会张开翅膀和全身的羽毛，疯狂地啄“敌”，宁愿自己受伤或丧命，而不让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母鸡是禽类。它们尚且如此，何况为人之母呢？
由于长期在食堂吃饭，我的奶水越来越稀，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吃不饱了。我把母亲在我怀孕期间寄来的食品逐日给孩子喂上一些。我看着孩子吃得很香，吃饱后睡得很熟的样子，当母亲的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1960年，母亲从老家那里得知国内闹饥荒，她除了给老家的祖父母寄食品之外，还给我寄过两次食品。这些食品沉甸甸的，它比黄金还贵重，在那个年代，有黄金也买不到。有人见我母亲从香港给我寄食品，颇有微词“她搞特殊，怕过艰苦生活”，“这个人跟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留恋资产阶级生活”。为了孩子能够健康地存活下来，我顾不了这些了，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由他们去好了。我没有写信给父母告诉内地“低标准”的情况，更没有伸手向父母要食品，那是他们主动寄给我的。退一步说，就是我伸手向父母要食品，这也是国家允许的，没有违法。幸好，我们教研组同事同情我、理解我，校领导没有为此事批评过我。
可能是天气转暖了，可能是我母亲寄来的食品增强了女儿的体质，也可能是女儿长大了一些，抵抗力增强了，天暖以后，秋秋的病减少了。
我把父母寄给我的食品全部喂给女儿，可能是食品中的含钙量少，也可能是孩子对钙的吸收不好，秋秋严重缺钙：一周岁了，正常孩子已会走路了，而她呢，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走路了；一周岁了，正常孩子头顶上的天门盖骨应该完全闭合了，而秋秋呢，摸上去还是软的。直到一岁半秋秋才会走路，天门盖骨才完全闭合。
作为一位母亲，我感到生孩子难，喂养孩子更难，喂养体弱多病的孩子难上加难。孩子生病，母亲常常心急如焚，孩子病重，母亲有时急得快疯了，尤其婴幼儿生病，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