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民
古籍书画成为斑斓的文化遗产，是因为有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创造能力，具有科学价值；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艺术创造、审美观和精神文明，具有艺术价值。古籍书画的另一个要素是可以借古鉴今，印证历史。一些绝妙的古代科技、工艺技术，通过试验、考古研究破译，将为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文物保护是研究探索、发掘其价值的所在。世代相传的古籍书画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件作品都注入了时代的信息，众多的古籍书画使我们从中受到启迪和艺术的享受。
装裱艺术是对许多珍贵书画、文献、经卷、碑帖等有价值的文物，应用科学的理念进行保护，使原有的价值得以展现，最大限度传达原始的意境和神韵，发挥精神潜移默化和感召的作用。装裱艺术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是一种贯穿审美到实践的艺术活动，表现在文物的内涵传递到人的意识之中，通过实践完成文物的保护，其作品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一、装裱遵循保护原则
中国古籍书画之所以能完好流芳百世，主要归功于装裱保护技术。墨色无损流传至今，是独特的装裱和中国书画一起发展，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文物保护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当文物处于濒危状态时，必须进行抢救，否则文物本身可能不复存在。如果文物不存在了，它的一切价值也无从谈起。在其他情况下对文物着重于“保养”以利于长期保存。在文物修复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是每个文物工作者长期坚持的原则。所谓的原状，是指文物的材质、形状、结构、遗痕等各种物质的东西，原状除了视觉到的以外，还应包括能反映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内涵信息。我们看到的一件艺术品，它代表了当时社会风貌、工艺水平或艺术创造，通过对它的化学成分测定来反映它的科学价值。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通过科学技术的研究才能得到的信息，是文物重要的价值所在。所谓“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文物所固有的一切信息内涵不能改变和损害，即便是目前不能认识到，可以留给后人去研究解读。
“整旧如旧”是最终的修复目标，如一件要修复的文物书画，从洗、揭、补、全等几个主要环节上，都要尽可能的保持全貌，不破坏它原来的东西，任何的技术处理和修复程序不能对文物本身及其价值产生任何的影响，更不能带来任何的后遗症。在不利于展出环境条件下的文物，可用仿制品或复制品替代，并用文字注释。
如何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是全国文博工作者长期以来探索研究的课题。许多古籍书画面临着不断消失，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珍贵资料遭到毁弃。国家对古文化遗产的保护高度重视，颁布《文物保护法》，加强文物保护力量，组织探索保护新途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是人类文明的记忆、文化资源的基地，在科学保护、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职责。要把历史信息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确保文化遗存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二、装裱艺术的民族风格
中国书画的装裱是十分浓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它是伴着独特的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对我国古代书画装饰和保护，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是由于有了装裱艺术，才使得历代传世珍贵的书画焕发着传统民族风格的溢彩。
由于环境地域的因素，形成了审美上的差异；装裱在地域上有南方与北方的区别，风格上以南方苏州装裱为代表的，简称南派“苏裱”，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历代名家书画多出自江南，名家辈出，技艺益精。苏裱一般较素静淡雅风格，选料优良，挺拔柔软，装制熨贴、整旧得法、形式多样、裱工精佳。江南由于环境温差较小，又多雨潮湿，在揭裱过程中讲求防霉、防蠹。历代苏裱有一套修复古旧书画的特殊技艺，可妙手回春。因此苏裱在保护古代丝质、纸质文物中作出了贡献，揭裱修复是“苏裱”的一大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抢救了许多濒于灭绝的国宝。其揭裱的风格配色考究，柔韧耐久。在隋代由于丝绸纺织及造纸技术的改进，锦、绫、绢、纸等一应俱全，促进了装裱行业的新发展。在北方以北京地区的装裱为代表，简称北派“京裱”，流行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装饰上一般趋向于高贵华丽，质地厚重，锦锻作边，常用多色绫，外饰惊燕，以浓装为特色。用料精良，裱工讲究，自成一家。由于北方四季分明、气候较干燥，装裱讲求防燥、防裂，其风格素雅大方，规整古朴。扬州裱也是揭裱流派之一，风格清秀典雅，色调和谐。民族装裱艺术不同的流派和审美的区别，有着一个共同的风格就是“中国风格”。
历史上无论是汉代还是魏晋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周边国家始终注意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自日本圣德太子全面开始学习中国文化，以中国的文化艺术为范本进行模仿，表现在建筑、雕塑、金属工艺、瓷器、漆器、书法、绘画、装裱等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在唐朝时期日本派使者来中国，专门学习书画装裱技术，同时也带来他们的装裱技术，相互取其之长为其所用。他们把学到的技艺带回国，使得日本装裱得以迈进，日本“宋式裱”就是取我国的精髓而演变的。日本崇尚佛教，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后，宗教促进了日本书画艺术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风格的装裱，形式独特、素雅简洁、装饰性强，他们追求工艺的精湛。但无论怎样，日本的书画与装裱作为东方美术的一个分支，与中国文化艺术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直至今日和中国的书画装裱及修复有诸多相似之处，形成了整个东方美术风格。中国艺术在对国外的影响中，与阿拉伯国家也拥有辉煌灿烂的文化渊源，中国的四大发明及中国丝绸和瓷器通过古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国家。丝绸之路的开通就是人类文明的通道，曾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其中，装裱技术传入了阿拉伯国家，书绘艺术受到他们的喜爱。他们学习中国的装裱，包括印刷技术，文化的交流成果为本民族吸收，装裱更多地表现在古籍资料的装帧方面。明代以后逐渐有使者来中国，从事中国传统装裱技术的学习，他们从中国购买经过装裱好的书画带回国，作为珍贵的礼品馈赠或收藏，在学习中国风格的装裱基础上，装裱强调反差与对比，色彩搭配以青色调为主，层次鲜明，逐渐演变形成了阿拉伯民族艺术风格的装裱。
随着文化的交流互通，时代的变迁，古书画装裱艺术在不断演变过程中，融入了各民族的审美理念，形成的独具风格的多民族装裱艺术，柔和的融入既有民族性，又有共同的发展目标。珍贵书画配以精美的装裱可为收藏中的精品；纵观装裱历史，民族风格的装裱和民族书画艺术在世界艺林中已成为一枝绽放争艳的花朵，翘首夺目。
三、装裱的演变与保护材料
古代书画的收藏以及纸张的广泛应用，是促进装裱技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魏晋南北朝后的社会稳定，经济文化昌盛，丝织造纸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锦、绫、绢、帛、棉、麻、纸等材料都已初具规模。书画装裱技艺的起缘和发展，与历代文人的直接参与是分不开的。书画收藏蔚然成风是装裱技艺产生的文化基础。由于书画盛行，各个朝代都涌现了许多传世书画大师。其作品被视为珍宝，成为朝廷权贵重要收藏品之一。民间也争相收藏，鉴赏的要求和兴趣日益高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装裱技艺出现和流传就很自然了。
书画装裱技艺是伴随着缣帛或纸张成为书画主要载体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期间从战国到南北朝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孕育过程。南北朝时期装裱技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有文字记述的著书，最早应是唐朝张彦远写的《历代名画记》。书中写到：“晋代以前，书画装裱的水平不高”。由此推断，在此之前书画装裱的材料制作工艺较低，装饰及保护受限。中国书画装裱初始于战国至西汉时期。1949年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作品，是研究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珍贵资料。1972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软侯妻墓帛画”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工笔重彩画。这两件及其珍贵的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帛画”就是在丝织物上的绘画，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悬挂和简单的装饰是装裱的早期目的。
人们都知道，纸是东汉时期由蔡伦发明的。但近些年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发掘，却对此提出了疑问。许多西汉墓葬出现纸的遗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张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这是1957年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出土的古麻纸，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78年在陕西扶风出土了麻类纤维制成的古麻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出土西汉早期的“纸地图”古纸；1990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出土的三十多张麻纸，其中三张纸上写有文字。证明在西汉时期纸已经使用了，出土珍贵却脆弱的纸质遗物堪称瑰宝。这些有机材料不仅脆弱，而且不稳定，容易分解。材料的天然性质也使其成为最易受损的文物种类之一。
隋唐五代时期，造纸技术、书画装裱技艺不断完善和成熟，至此装裱的古籍书画已有定式；挂轴、手卷、经折册页三种基本形制已经形成和确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张的国家，生产许多名牌纸张，其中“宣纸”是最著名的品种之一，享有“纸中之王”的美誉。宣纸产地在我国安徽省的泾县。泾县古代为宣州府所管辖。早在公元6世纪的唐朝，宣纸就被封建朝廷定为贡品。宣纸绵韧洁白、吸水润墨、宜书宜画、之所以具有如此卓绝的品质，因为上乘的宣纸在存放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吸附水分和干燥，品质会更加独特，润墨染色会收到神奇的效果。宣纸品种有棉料、净皮、特种净皮三大类，又有单宣、夹宣、生宣、熟宣之分。这种手工制成的纸张在诗人、画家的笔下，浓淡湿润、变化无穷。宣纸在唐朝晚期开始盛行，这种柔韧性的材料无疑提高了书写便捷，绘画的表现力增强。中国人发明了造纸和造墨的方法，很容易再发明印刷术，早期的印刷品多为佛经，但不到二百年就推广到各种文献，包括官吏史及儒家经典。随着宣纸加工日益扩大，逐渐的传入西亚、欧洲等。宣纸具有书写的随意性和绘画的可塑性效果。唐朝时期还有一种纸叫“高丽纸”，也是较好的书画用纸，唐宋时期“高丽纸”由朝鲜传入我国，其质地柔韧如绵、光洁、受墨有韵味。中国书画及装裱艺术的发展唐代应该是一个大分界线。
宋代皇家喜爱绘画，设立翰林图画院，设立装裱提举官，颁布装裱格式，装裱大量的书画，培养了大批装裱人才。画院画风趋于艳丽工整，画心选用富有贵气的绢作物画。“绢画”风行于世。宋元时期，是书画装裱技艺从官府走向民间并空前普及的重要时期，自此民间也有了装裱行业。纸在宋元以前多于书法，而绘画的材料多用绢或绫。经过广大装裱师的不懈追求，品式翻新，花样迭出，出现了工艺精美而驰名的“宣和装”“绍兴装”。
在明清至民国500多年中，造纸技术、书画装裱技艺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书画家普遍使用宣纸，提倡使用生宣纸，宣纸竟成为书法家、画家、装裱师的专用纸。中国书画和装裱的发展，先后历经两晋南北朝的初创，隋唐五代的发展，两宋时期的飞跃，明清时期的完善，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基本形制和使用的基本方法。材料的利用和传统的审美理念，把书画推向民族的艺术殿堂。古籍书画的保护是根据书画材料的损坏原因，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以防止或减缓外界因素对书画的破坏作用。
在现在的古籍书画鉴定中，专家对于无款书画断代鉴定的主要依据，是对造纸技术的了解和传统书画装裱工艺演变的熟悉。可见对中国传统书画装裱技艺及纸张发展史的熟悉和了解，无疑对纸质文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路径。纸的发展也是保护的发展，珍藏好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书画，能够长久传诵，宣纸所表现出的非凡作用，是其他材料无可比拟的，书画装裱的历史标志着和中国美术的一同发展。
四、保护定位与修复设计
纸质文物在环境温度、湿度的突然变化时，有机材料的化学反应格外剧烈，尽管今天很多古籍历史资料保存在设备不错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中，但基于大气环境对纸质成分、墨水成分、颜料成分等影响，它们仍会发生化学降解作用。古旧传世书画，经历了漫长的时代，加之保存及环境不妥，出现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如：残缺、龟裂、污垢、涂写、烟熏、空鼓、水渍、泥渍、虫蛀、霉变、微生物损害、起甲、颜料层脱落、划痕等诸多病变类型。此外，有害气体、紫外线、浮尘、潮湿环境等对纸质文物面临的化学和生物分解过程也会大大加速，并以一种无法恢复的方式摧毁纸张，让纸张产生破洞以及变黄、变脆、变得易碎。因此，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应对纸质文物进行脱酸处理以延长其寿命。
修复是一项极富技术含量的工作，恢复受损部分或者重塑丢失部分的过程需要严谨的论证、合理的设计、小心的操作和有足够的耐心。而所采用的水、纸张、材料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以确保没有任何杂质被加入脆弱的材料中造成二次污染。
对于已经有了裂口脆弱的古籍文档资料，可以选用优质的日本纸加厚以加固文档，然后再以手工方式填补纸张的空洞或者使用工具把纸浆填入残缺的部位。对古代装订线的复原，必须仔细研究不同类型的装订线采用的技术和材料，保证文档的完整性。古书画在装裱的品式上主要有挂轴、手卷、册页三大类型。修复时不同品式、不同材料、不同时代的书画揭裱的方法截然不同，若用同一种方法去修复多个文物书画，从医学的角度讲，那就是拿“病人”做了试验品，极有可能彻底损毁文物。所以，修复必须前期论证，定位修复的内容；对文物书画保存现状进行分析、保存的环境、检测分析报告、病变原因的形成、风险分析、价值评估（即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评估，修复的文物级别、修复前拍照（放置色标、比例尺），病变的类型编号、病变图的绘制等程序。修复的设计，即修复的技术路线、保护的措施、揭裱的方法、加固的步骤、选用的材料、使用的化学药品、使用的工具、修复后的存放环境、修复的时间、修复的资质人员、修复的技术参数等，为修复建立档案，建立档案是为以后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纸质文物存放环境有一定的规范标准，修复后的养护及稳定性达不到存放条件，就给文物隐藏着再损坏的隐患。按照文物保护标准，纸质文物的存放环境应有自动恒温、恒湿控制系统，空气净化处理装置，防紫外线的封闭柜，测量仪等系统装置，定期做养护观察记录。纸质文物的保养，根据研究，微生物对纸质文物感染最小的风险是温度在15℃～25℃，日较差不得高于2℃～5℃。相对湿度50%～60%，日波动值不得大于5%，光照水平50 Iux。浮尘对纸质类存放安全影响速度极快，浮尘就是悬浮颗粒物（PMlo），不受地球引力可落到任何物体上面，浮尘的成分很复杂，灰尘、烟雾、粉尘、花粉、毛发、体屑、纤维、毛絮等，浮尘的主要成分是有机物，是病菌的主要载体，进入纸质类的文物直接危害书画的安全。存放环境尽可能地使用空气净化装置，将文物放置在专门的存放柜，最大限度地控制病变的蔓延、滋生，减缓以延长古书画的寿命。
在修复中选用的材料尽可能接近文物的年代，尤其是古字旧画，根据检测的结果，有条件的可仿制定做，缩小材料上的差距。如果没有条件，可用修复过的旧料替用，所以在平时的修复工作中要注意收集废旧边料，以防备用。如果技术到位，揭裱前也可以自己做托染做旧材料。托染是一项传统工艺，几乎一个裱件是一个面目，没有成品，只有染色加工。修复的文物如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所选用的材料却是劣质的，揭裱修复技术再高，也不可挽回其损失，不论将来的保护条件多好也不可能再复原了。补残缺的纸质等文物，如果揭取原画芯半层，就会损失人物精神，书法气韵，花木浓艳受损，即失去古意，要恢复原貌采用准备好的托染用料裱于文物之上。揭取绢质文物画芯（命纸）时，特别要注意绢丝的经纬走向，出现偏差就会变形，画意就会大大失色，可用自制的水油纸，加一固定和完成时的分离。遇到有虫蛀破洞的书籍文物时，要采取“隐补”的补救措施，是为了取得厚度一致的效果。在“全色与接笔”过程中，将画面上残损而失去的墨色给以添补，是难度较高的一道工序，要查阅资料，熟悉作者的风格、笔墨浓淡的变化，找出其规律，多次临摹比对，“接笔”下去要达到笔墨神韵接近，不可反复描绘，以免造成弄巧成拙。在全色的底子上刷“胶矾水”，作用是隔离墨色的扩散，防止水分的渗透。在修复技术处理时，不仅要与原件能协调一致，又要略有区别，避免以后误导观众和对文物艺术的研究。修复和重新揭裱文物书画时通常要经过消毒、解体、清洗、接背、托纸、修补、接笔、全色、镶料、覆背、砑装等工艺环节，使古代书画保存时间得以延长。
修复过程中用水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采用pH试纸测试，使pH值达到中性为准。一般文物书画用经过处理的自来水即可，对高档珍贵的古书画一定要用蒸馏水、纯净水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没有消毒并进行技术处理的裱件，如果不及时隔离存放，其它的裱件就会全部被感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不一定能发现霉菌的存在，实际上霉菌已给其他好的书画潜伏下了致命的“癌细胞”，导致裱件完成几个月后就会造成严重发霉、虫蛀，使有价值的书画缩短寿命，甚至断送古书画的寿命。总之，修复人员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对文物保护的责任感，同时，更好地掌握科学保护的技术应用。修复是对古籍书画的重装过程，揭裱代表了修复能力的最高技能。揭裱过程中，要慎重仔细认真，反之一个细小的失误可导致文物的损毁。
六、创新焕发保护的活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民族艺术永葆生机的源泉。所谓创新，就是在求异的前提下，发现前所未闻的规律，发明前所未用的技术，实施前所未有的举措。创新对保护文物有着重大意义，历史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都包含着创新的意义。文化艺术传承的实质就在于创新。文物工作的创新，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成果的创新；科学保护技术的创新；历史文化展示的创新。保护在继承发展上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传统的技术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文物藏品量的扩大，又提供了丰富的创新资源，成为创新的动力和基础。创新能够促进文物保护向前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历史文化才能焕发生机、民族艺术才能充满活力。
在文物古籍书画保护的领域，古今有很多优秀的专业人士，用毕生的经历致力于研究探索，寻找保护的新途径，并著书立传承前启后，在各个时期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如：唐代张彦远编写的《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美术史论著的一部重要著作，又是一篇精辟的书画装裱著书。宋代米芾著《书史》《画史》，明代周嘉胄编写的《装璜志》，清代周二学编写的《赏延素心录》，到当代杨正旗编写的《中国书画装裱大全》，冯增木编写的《中国书画装裱》，李喜梅编写的《中国书画装裱技法传统与创新》等著书都致力于传统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很多书法家、画家，成为出色的装裱师，古今不乏其人。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记载较早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东晋的顾恺之等人就是出色的装裱大师。他们才华横溢，装裱风格代表着特定环境风行的潮流。把传统与民族的审美表现得恰如其分，体现了浓郁的民族艺术特点。文化传承我们不能漠视传统的东西，传统是创新的根基。创新伴随着人才辈出，高手云集；当代书画装裱大师张泽秀继承中国书画装裱传统又突破传统，大胆革新装裱工艺流程，采用黏合性好的纳米新技艺，提高了书画保存的收藏年限；采用缝纫新技艺，使书籍装帧不会脱落，平整、耐卷、防潮性能好；采用专用纸张、面料新技艺，提高了书画作品的定位以及艺术观赏，已获得国家装裱新技艺专利。
创新需要博采众长，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是发展创新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过程；艺术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保护创新的重要基础。在国际与国内的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必须以优秀文化为营养，充分吸收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文物保护还有不少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国是一个文物大国，所以对文物保护科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交流将更加深入，竞争和碰撞也将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也要推进历史文化创新繁荣。创新可以提升文物保护的水平，在文物保护领域，科技不是万能的，但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文物的保护，文化遗产展示要注入创新的理念，是全面提升文物保护领域的科技实力，用我们的智慧，把祖先留给人类这份丰厚的遗产世代相传下去，站在先进领域的制高点上面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