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普周
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大半个中国，蒋介石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神州大地，闻风而动。时年，我年方十九，毅然在甘肃肃州师范（地点甘肃酒泉）报名参加了“青年军”。
半个月后，我与其他报名者一同乘车到兰州集中。甘肃省三青团负责人寇永吉对将要入伍的青年军人慷慨陈词，申明：“青年军不是普通的部队，而是要通过知识改造中国军队，使之成为世界上一流的机械化部队……它将是百战百胜的攻坚之师……”。事实上，国民党上层对这支部队的组建、培养是寄寓很多想法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曾先后检阅青年军，蒋的小儿子蒋纬国也曾在六一六团第一营担任副营长，由此可见其对青年军的重视程度。
在入伍阶段，我加强体育锻炼，想当一名坦克驾驶兵，将来在抗日战场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在兵种志愿表格上，填写的是“坦克兵”。入伍后，才知道部队的番号是青年远征军第九军二〇六师，下属三个步兵团，两个山炮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营，师部直属三个连，名为“特务”、“搜索”、“少年连”，师长杨彬。三个月入伍期满了，我并没有达到当坦克兵的目的，而是分配到了山炮第一营。
服役期间，我除了进行各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外，还亲历了“保甲事件”、“戏园风波”和“清党”、“清军”余絮，感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黑暗和腐败。一腔热血，未能奔赴抗日前线，报国无门，深感前景暗淡……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二〇六师师长杨彬被撤职了，据说在甘肃省徽县留侯庙修行的道士中增加了这位戎马半生的德国留学生。接任的叫方先觉，这个人是蒋介石的亲信，日军进犯衡阳时，他是镇守该地的将领，曾向蒋介石发过“誓与衡阳共存亡”、“来生再见”的电文，可衡阳沦陷后，方先觉没有拿上镶有“蒋中正赐杀身成仁”字样的佩剑去兑现“来生再见”的谎言，而是被擒成为日军的俘虏了。谁想到这个败军之将，居然成为我们“青年军”的师长，简直是奇耻大辱。
而奇中之奇的是在1946年春末，南郑党政各界及二〇六师全体官兵举行盛大庆祝会，庆祝方先觉“拜兵台”立碑并进行拜兵仪式。原来，这里有一处古迹即韩信的拜将台，常有名士游览，墨客题诗。这位败兵之将当然东施效颦式的来了个“拜兵台”。“拜兵台”是正方形的，砖石结构，高约四至五米，左右有上下台阶，且有一圈铁质扶手，远看“拜兵台”三字显然在目。时隔不久，碑后竟有人刻得一首音韵铿锵的七绝：
血染襄江尸满城，
将军从此竟扬名。
来生再见成虚语，
不做鬼雄做狗熊。
真道出了大多青年兵的心里话。
凡此种种，已表明“青年军”未能成为高素质的精锐之师，而在兵营里却培养了不少喝兵血的鬼，痛心疾首，我觉得这个兵当不成了。1946年夏末，大部分青年军人留在部队里拿起武器打内战去了，小部分复员。我领得一纸“准尉军官适任证”便参加“青年军大学补习班”，后又考入西北师范学院（即甘肃师大）。
在我重返校园期间，社会上到处成立“青年军联谊会”，每学期，青年军联谊会以会议形式在学校里进行公开活动，西北行辕人士统计室头目张伯明经常对青年军人讲话，内容是“戡乱建国”、“维护党国利益”等。这样，复员后的莘莘学子仍然束缚在“青年军”的大网之中。当我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甘肃工委的康庄、边维汉于1949年6月8日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我得以找到我终生为之奋斗、九死不悔的事业。
后经甘肃省工委负责人窦志安的安排，我以“国民党海原县青年军视导”的公开身份，回海原组织群众抗兵抗款，迎接解放，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展地下武装……
我生命历程的黄金时期是和“青年军”分不开的，由参加到疏远，由疏远到再联系。这其中也有质的飞跃和发展，但是对自己的一生奋斗的事业来说，我的步伐一直落后于时代的节奏，并且奉献的太小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