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在国家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中央已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而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
宁夏解放之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工商业十分落后，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都十分薄弱，其中官僚资本只有诸如小型发电厂、修械所、面粉加工厂、印刷厂、造纸厂、毛织厂、军用被服厂等十几家，以及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夫人刘慕侠经营的宁夏富宁企业公司与积成厚、精碱公司等垄断企业。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全省仅有40多家，只占工商业总户数的1.5%，资金约占全部资金的7.5%。固原地区更是只有40多家手工业作坊，产值仅有157.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在商品流通中，他们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洋行”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统治，随时有被吞并和破产的危险；另一方面，大部分货源又依靠“洋行”和富宁公司供给，为其服务，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阶段内，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宁夏全省54个城镇计有私营工商户10328户（其中手工业2861户），但主导城乡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小商贩与小手工业者。据1950年全省工商登记结果显示，北部银川等12县市计有手工业2476家，从业人数4990人，资金1870021000元（旧人民币）；坐商2404家，从业人数4296人，资金7807347700元（旧人民币）；摊贩3151家，从业人数3300人，资金868277000元（旧人民币）。总资金为10545645700元（旧人民币），其中手工业占17.73%，坐商占74%，摊贩占8.3%。从资金分级统计分析，以银川市工商业为例，资金5万元以上有129户，10万元以上有156户，50万元以上有176户，1000万元以上有33户，最大商号资金也只有2.7亿元（以上资金均为旧人民币）；从经营组织和规模上看，手工业多是独立生产者，商业多是小铺面；从行业划分看，大多是杂货铺。另外，合作事业的经济力量更为弱小，全省仅有17家合作社，有社员144086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充分利用私营工商业的力量，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积极支持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工商业。宁夏人民政府根据党的政策，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中，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保护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按照这一政策精神，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即适当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目的是让私营工商业能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服务。调整公私关系，就是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和银行贷款扶持，调整零售商品流通中的公私经营比重和经营范围等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使其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经营，并获得合理的利润，使私营工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并把他们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来。到1952年至1953年间，仅工商业集中的银川地区，工商业户已发展到3800多家，营业额也大大上升，私营工商业比重已上升到70%多。全省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捐款活动和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和经济建设公债，依法缴纳税款，对做好市场供应和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存在极个别奸商，惟利是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他们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受到应有的打击，以忠盛恒商号老板文尉三、自立泉商号老板张学文、天德裕商号老板王海环和张子珍、边宗周、范同章等人为代表的“五毒俱全”的不法商人受到了批判和法律的制裁，打退了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中的猖狂进攻，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工人对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大大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程，也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到1951年底，仅银川市的工商业已发展到23个行业、2560户。其中商业999户，占39%；手工业964户，占37%；行商、摊贩597户，占23%。全市从业人员约9535人，共雇用店员、工人571户1316人。资金总额17616152274元（旧人民币），其中资金在1亿～8亿元的有37户，占1.4%，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76户，占17%，1000万元以下的有2274户，占87%。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商号以庆瑞成、万庆公、大同庆等为代表。吴忠市的手工业作坊也由200多户、从业人员400多人，增加到500多户、800多人，产值发展到60多万元。到1954年，宁夏全省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137个，从业人员达到1697人，占手工业者总人数11344人的14.96%。1955年，手工业合作社（组）调整为109个，从业人员增加为1868人，占手工业总人数9396人的19.88%。
宁夏省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首先是从私营批发商开始的，因为私营批发商是在旧中国由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扶植起来的，并同农村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具有严重的买办性和封建性。他们所掌握的雄厚资本，把持着城乡贩运和收购，控制了私人生产与零售商，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与新中国刚刚开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产生严重的矛盾，威胁着城乡市场和物价稳定，妨碍国民经济建设、生产恢复和对人民生活的安排，也不利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政策的落实，从而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阻碍合作化的发展。宁夏的批发商虽然户数不多，实力有限，但相对而言也占有大量资金，有坐商、行商，也有货栈；所经营的范围既有工业品，也有农副产品；经营方式有城乡和城城贩运，也有坐地转手倒买倒卖；在规模形式方面，有直接同生产者联系的较大批发商，也有间接同生产者联系的二道、三道批发商。他们不论资本大小，一有机会就会以投机方式冲击市场，对城乡经济恢复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政府对批发商改造的具体方针政策是：逐步安排，逐步代替；前进一行，改造一行；先主要行业，后次要行业；先大批发商，后中小批发商。分别依据不同情况，采取留、转、包三种形式进行。宁夏基本上采取“转”的形式，即帮助他们改行经营。宁夏较大的批发商大多集中在银川地区，原先从事城乡长途贩运的行商有42户，经改造后，大多转入民间运输业，个别转入纺织和饮食等行业继续经营，如原来从事坐地经营批发商行的忠盛恒等3家货栈，转入旅馆业；还有一些原来从事批零兼营的商家，市政府则劝其放弃批发，专营零售。另外，对原来垄断银川市粮食交易的八大斗行，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予以取缔，成立了粮食交易市场，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宁夏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在方法步骤上比较稳妥，对其人员都进行了合理安排，所以没有发生抽逃资金的现象，也没有原商家人员失业的发生。
其次，对民族资本主义零售商的改造。零售商与批发商有所不同，商户多，从业人员多，行业多，经营商品种类多。“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不经销，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又有民族资本家与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的区别，情况比较复杂。党的政策是有所区别，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零售商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批购、代购、经销达到公私合营；而对于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则是通过合作化形式组织起来。宁夏对于资本主义零售商的改造是按先粮油，后棉布，再其他行业的步骤进行的。以银川市棉布行业为例，在1954年国家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万庆公、庆瑞成、大同庆、晋源昌等棉布商号，经自愿申请，被批准为市花纱布公司的代销店，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轨道。
宁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第三步是公私合营。宁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对棉布、猪肉、茶叶、烟酒、煤油、百货等，实行全行业经销、代销的方式展开的。银川、吴忠、固原三个地区的批发业务逐渐被国营商业代替后，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商业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并没有触动资本家和私营业主的经济基础，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仍然掌握着企业的人权、财权和经营权，国家仍然不能做到统筹安排，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着。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邀请全国工商联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客观规律。他要求全国工商业界人士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下决心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宁夏工商联主任何义江等同志在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议，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指示。返宁后，何义江立即向全省工商界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听了传达以后，宁夏工商界人士一致表示：“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银川市的棉布同业公会率先行动起来，实行联营并店，全市原有20多户棉布商号，重组为红光（东大街、复兴街各店组合）、银光（西大街、米粮市各店组合）和星光（原忠信文店改）等棉布商店，没有参加联并的布店都是些小店，这给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
同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草案）》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宁夏工商界同全国工商界一样，经过认真学习和讨论后一致表示，一定要做到“顾一头，一边倒”，即“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要顾社会主义一头，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而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是“包下来，包到底”（包的范围是配偶及其直接供养的丧失劳动能力的长辈和未成年的子女）和“五不变”（定期几年付给的定息不变、学衔不变、安排不变、工资待遇不变、改造不变），使他们感到今后的生活有了保障。所以，从1956年1月1日起，银川、吴忠和固原等城市的绝大多数工商业者都积极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将资本家的全部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金转归国营，按年息5厘收取股息；从业人员原则上全部留店工作，保留原工资，一些有声望的资方人员，有的担任门市部主任，有的担任公私合营商店的副经理或经理，个别德高望重有影响的人物还安排在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
与此同时，工商业界又开展了一场“拔白旗、插红旗”的群众运动，以促进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具体运作方法是，政府按照“国家不吃亏，资方没意见”的原则，首先进行清产核资，重新组织新的商店，各自独立经营核算，经营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统归代表政府的上级公司领导，并由公司派的公方代表与私方人员和职工共同组成民主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对商店的经营管理、规章制度和重大问题进行充分讨论研究决定。1956年，宁夏省建制已被撤销，时属甘肃省银川地区和吴忠回族自治州。据统计，当时宁夏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同时出现了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220个，从业人数猛增为6439人，占手工业总人数6952人的92.62%；手工业合作社（组）总产值较上半年猛增144.7%，达到14556万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2.44%。同时，个体手工业者则由上年的3875户下降为418户，从业人数由上年的7528人下降为513人，只占手工业总人数的7.38%。1956年1月24日，银川市召开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批准大会，宣布私营工商业、百货等8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新药等3个行业直接改为国营门市部；烟酒、杂货等12个行业组织合作商店；批准25个手工业行业875人组织18个生产社、2个供销生产社、5个生产小组。至此，全市私营工商业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手工业基本实现合作化，从而推动全省各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1956年2月26日，4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宁夏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在银川市召开，正式宣布银川市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手工业基本实现合作化。这其中，棉布行业仍然走在改造的前列，他们根据商业场地的分布情况，组成7个商店：原庆瑞成是第一商店，原万庆公、原大同庆、原红光、原星光、原晋源昌、原银光依次为第二至七店。固原县城成立公私合营商店3家，所属门点17处，从业人员137人。原“永长久”商号经理赵治安担任公私合营纱布业主任，原“万顺成”商号经理王文喜担任百货业主任。当时，在形势的推动下，各行各业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争先恐后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很高，他们抬着标语牌，打着红旗，兴高采烈地向党和政府报喜，以表达自己开始新生活的喜悦心情。当然，白天上街欢庆、晚上回家哭泣的资本家也大有人在。据银川专区统计，仅用1个月时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全地区2539户私营商业（占总户数92.4%）中，有89户、165人直接过渡，资金60108元，占总户数3.5%；公私合营208户、474人，资金713279元，占总户数8.2%；合作商店1228户、1463人，资金645173元，占总户数48.4%；合作小组1009户、1062人，资金139863元，占总户数39.9%。全省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城镇达到70%。不到半年时间，宁夏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经过十年的定息赎买，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66年9月停止了对资本家定息的支付。
在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的合作化改造的进展也十分顺利。全省组成手工业合作社（组）244个，参加人员6877人，产值1368万元。银川市组织合作商店31个，从业人员886户、1203人，资金67.8万元；小手工业组织18个生产合作社、2个供销社、5个生产小组，参加人员300多户、875人。全市还有流动摊贩348户，固定摊贩479户，其中有15%的摊贩加入合作商店，40%的摊贩组织合作小组，由政府指定的国营商店统一供货，零散小商小贩所剩无几。固原县也组成合作店（组）16个，所属门点96处，从业人员173人；合作食堂9个，营业门点99个，从业人员160人；合作服务业2个，门点64个，从业人员534人。
宁夏地区全面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较粗、改变过快等不足之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左”的指导思想，把一些本来不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营工商业者，乃至小商小贩也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范围。另外，对于一些私营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有不当之处。但是，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宁夏所取得的成绩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促进宁夏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即将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宁夏，具有重大意义。
（《新消息报》2005年1月13、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