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约在南宋光宗赵惇、宁宗赵扩朝和西夏桓宗纯祐、襄宗安全朝时期，我国北方蒙古族在漠北渐渐兴起。后来孛儿只斤氏族首领铁木真称雄，依次将蔑儿乞、塔塔儿、克烈、札答刺、乃蛮等部吞灭，于1206年统一全蒙古，建立了全蒙古的第一个汗国政权——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各部共尊为成吉思汗（“海洋”或“强大”之意）。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以后，又开始向外扩张，从1205年至1226年，他曾率强大的蒙古铁骑军，六次进攻西夏国。但西夏国乃全民皆兵的军事强国，也有一支剽悍的“铁鹞子”骑兵，他们与蒙古大军展开了一次次血战，使征服欧亚许多国家、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吞食西夏的计划迟迟不能实现。直至1227年夏，蒙古军虽然在最后一次攻打西夏国时，好不容易攻占夏都，擒杀西夏国末主睍，但是成吉思汗也在用兵夏国之中因炎热、劳累和急躁，加之伤病，不得不暂时退驻六盘山深处（今宁夏泾源县境内的凉殿峡）避暑养病，后病故于此。蒙古军为了报复，攻进夏都后不仅把已投降的夏主杀死，还将“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并对全城实行“三光”政策，四处搜劫，残酷杀掠。
西夏亡国后，对这个曾经是西部军事强国、又具有“万里之国”疆域的大国故土如何进行有效统治、管理和建设，就摆到了蒙古汗国最高统治阶层的面前。根据蒙古汗国的治国基本政策，建立行省是蒙古贵族当时的首选。
一、建省的背景
蒙古贵族曾一度在占领地区推行高压政策，大军毁田纵牧，兵将肆意奴役百姓，所到之处社会经济均遭到极大破坏。宁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人民纷纷逃亡，水利严重失修，农田彻底荒废，城乡经济已完全破产。
但是，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军政负担的日益加重，蒙古贵族们已不能无视政治治理和经济恢复的问题了。特别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先进、强大的汉儒文化的影响，这是他们始料不及和无法抗拒的。此时，在汉、契丹、畏兀儿等族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蒙古贵族已经意识到，治理天下要比打江山困难得多，并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特别是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更加具有清醒的头脑和远大的战略眼光。他曾在管辖漠南汉族地区（今内蒙古和华北地区）的十年中，能主动接受汉儒文化，并重用大批汉族儒生，大胆变易旧章，采用汉法，全面推行封建制度。在以刘秉忠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主持下，他于境内招徕屯田、禁止妄杀、整理财赋、改革政治，不数年就使漠南成为人民生活有一定保障、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的经济富庶的区域。
忽必烈的改革举措，受到蒙古贵族守旧派的反对，其代表人物就是陕西行省左丞相阿兰答儿和驻守在今宁夏六盘山地区的蒙古军大将浑都海。1259年，元宪宗蒙哥汗病死后，忽必烈继承汗位，阿兰答儿和浑都海便在六盘山首先发难，支持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妄图以军事手段从忽必烈手中夺回中央政权。这次叛乱虽然被平息，但是西北广大地区，尤其是处于叛乱中心地带的宁夏却遭到严重破坏，这是宁夏继夏亡之后的又一次浩劫，城乡社会一片混乱，人民再次跌入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
宁夏地区的混乱必须很快进行治理，因为宁夏不仅是当时南北交通线上的战略重地，它更是西北主要的粮食基地，所以对宁夏的有效管理，关系蒙古国后方的稳固与对前线的有力支援，是忽必烈统治的命脉所系。但是，故西夏国城乡在蒙古大军灭夏战争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部分城镇变为废墟，适逢地震为害，天灾人祸交加，居民逃亡，田野荒芜，河渠“废坏淤浅”，“土脊野圹，十未垦一”，以一般性手段治理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早在西夏灭亡之初，元太宗窝阔台曾一度将西夏国故地分封给其次子阔端，王府设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其行政名称仍为“西夏”。阔端非但没有对西夏故地进行有效治理，反而使西夏故地经济愈坏，政事日非。在浑都海叛乱之前，忽必烈曾将西夏故地的行政名称由西夏改为西夏中兴路，从南方迁徙大批移民实行屯垦，任命尕儿赤（前西夏国故相斡道冲之孙）为中兴等路新民总管，袁裕为中心等路劝农史，独吉为安抚使督率之。但这次变革为时仅三年，所取得的初步成绩又被浑都海叛乱所摧毁。看来对西夏故地的彻底治理，维持原状是无效的，设总管移民屯垦亦非良策，于是开设行省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二、建省的曲折历程
蒙元统治时期的行政结构分为：中央设中书省（或称尚书省），全国各地分设行中书省（或称行尚书省），省以下分层设路、府、州、县，共五级。中书省，管理京畿腹里之地；行省，分别管理各级地方事宜。今宁夏南部的固原市（原州）、彭阳县和西吉县、海原县的东部，当时属陕西行省（治今西安）开成府（治今固原市南开城乡）；泾源县属平凉府华亭县；海原县西部属西安州海喇都城；隆德县和西吉县大部属平凉府静宁州；今宁夏北部地区，则为新开设的西夏中兴等路行省管辖。
1259年7月，元宪宗蒙哥死于四川军营，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展开汗位争夺，因忽必烈时在湖北前线作战，遂就近以迎接蒙哥灵车为名，抢先取得大汗宝玺，并秘密与南宋议和，暂缓后方之忧，然后迅速率所部大军北上，于次年3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石别苏木）登大汗位，建年号中统。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以利于汗国南下彻底消灭南宋政权和西征中亚的后方基地的巩固，更是为了开发得天独厚的塞上天府沃区，支持庞大的军粮供应，忽必烈决定于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西夏中兴等路中书行省，特命蒙元开国重臣粘合重山之子粘合南合（女真族）为中书左丞，充中书行省最高长官。行省省城仍设于西夏故都中兴府（今银川），辖境亦基本上为前西夏国的疆域，即大约为今宁夏北部、陕西北部、甘肃黄河以西、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以及青海、新疆东部部分地区。
1264年，忽必烈改元至元。为了加紧对西夏行省地区的移民开发和经济恢复，改命曾在漠南根据地邢州（今河北邢台）地区从事治理开发卓有成效的汉族儒生张文谦为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张文谦又推荐汉族名儒董文用（字彦材，号野庄）为行省郎中和著名水利专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郭守敬（字若思）为行省提举诸路河渠、加银符副河渠使。经过郭守敬等人的科学治理，短短一两年，原西夏故都地区的经济就得到恢复，并为西夏行省地区的屯田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至元三年（1266年），西夏行省被撤，改设西夏宣慰司，旋改西夏惠民局。四年（1267年），忽必烈从开平南迁大都城（今北京）定都于此，后人称为“元大都”。同年，忽必烈发动灭宋战争。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宣布定国号为元。同年，恢复西夏中兴等路行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以趁海参知行尚书省事，陈祐佥尚书省事。九年，复改回行中书省。十年（1273年），再罢西夏行省。十八年（1281年），又恢复行省，但省名改称“甘州行中书省”，省城从中兴州（今银川）改迁甘州（今甘肃张掖），辖境未变。而西夏故都地区则被降格为中兴路，隶属于甘州行省。二十二年（1285年），再恢复西夏行省的旧名、旧制和旧省城，前西夏国故都改为中兴府，仍为行省治城，领五州三县（中兴州、灵州、应里州、鸣沙州、定州和怀远县、灵武县、河渠县）。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改为“宁夏府路”，“宁夏”地名由此而诞生。三十一年（1294年），又对原西夏行省实行分治而被分割为甘肃和宁夏两个新行省。甘肃行省仍治甘州，宁夏行省仍治兴州。元贞元年（1295年），宁夏行省又被撤销，以宁夏府路隶属于甘肃省。
三、关于元末恢复宁夏行省的问题
蒙元时期，今宁夏地区从中统二年（1261年）始首设行省，其间曲曲折折，旋设旋撤，时合时分，变动频繁，就是正史也往往记录疏略，讹误不断。尤其是在元朝后期，宁夏地区又重新恢复了行省建置的史实，在国家正史的《元史》之中就无记载。又因为正史的缺载，所以造成其他官私史学著作皆付阙如，故宁夏于元末曾恢复行省的历史鲜为人知。其实，《元史》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元史》是在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奉昭仓促修成的。此时，明军尚未占领宁夏，后明军虽然曾一度攻进宁夏地区，但因残元势力仍很强大，并时时大规模南下，在宁夏地区横行，而明廷建国之初国基未固，一时鞭长莫及，暂时尚无力量控制边关，遂于洪武五年（1372年）完全放弃宁夏地方，将宁夏府、州、县与人民一起撤入内地，在宁夏实行“空城政策”。所以编修《元史》期间，宁夏仍属“敌占区”，修史的文人们坐在内地的南京城中，对于边疆地区的内部情况不甚了解，出现一些错漏记载，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元史》的刻印也同样很快……洪武三年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对辽、金、元3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结果造成一部《元史》一错再错，错上加错，成为我国国史编纂方面的一大憾事。
至于宁夏地区于元末重新恢复行省的问题，正史虽然均告缺载，但方志却为其补了缺。现今保留下来的由明太祖朱元璋庶十六子、藩封宁夏庆王朱栴所亲笔编纂的一部《[宣德]宁夏志》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宁夏志》卷上的《沿革》中明确记载：“元至元八年，置宁夏中兴等路行省尚书省。至元二十五年，置宁夏路总管府。元贞元年，革行省，并其事于甘肃行省。元末复置行省。”有人要问，仅评此条孤证足以为据吗？我则认为这不是孤证，因为不仅宁夏地区从明、清至民国的历代志书都如是而书，而且朱栴所撰之志，成书于宣德年间（1426～1435年），收集资料和初稿当在宣德之前，此时距元末时隔不久，算是当代事，而且又是管理宁夏的当事人记录他治内的当地事，因此所记的内容应当属于亲历、亲见、亲闻之大事，可算是第一手资料，当属信史。
另外，考之《宁夏志》卷上《城垣》目下载有“哈耳把台参政以其难守，弃其半，修筑其东偏，今之城是也”。就是说，元末时期镇守宁夏的最高官员名叫哈耳把台，其人的列传虽然在史书中尚未查到，但他的官职是“参政”，志书已有明载。按元代的官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省领路、府、县。据《元史·百官制》载：元朝曾以“副宰相以参大政，而其位亚于右、左丞”，为省级大员。时宁夏最高官员的职务是参政，已位居省级官员的行列，这也可以佐证，在元末宁夏的确恢复了行省的建制，如果仍是路府一级的行政级别，何用“参政”大员镇守呢？
（《新消息报》2004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