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具，虽然由新军紫砂茶具唱主角，但瓷质茶具仍然在稳步发展。就烧造而言，已经臻于鼎盛，产品质量登峰造极，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清代各朝的瓷器，内容丰富，承上启下，各个历史时期的产品，既有共同的风格，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清代瓷器的烧造，仍然采用民窑和官窑烧造的方式，其中重要的变化就是，官窑采用官搭民烧的办法，对民窑的限制大大放宽，除少数御用品外，三彩五彩瓷器，民窑均可烧造，而在明代，这是很难想象的事。因此，尽管经过明末清初十余年的兵燹战火，凋零的瓷业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在这种情势下，官窑民窑得以同步发展，二者产品的规格样式差别不大，只是工作的粗细和装饰的风格仍然存在差异。就产品质量而言，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堪称代表，以后各朝，就伴随着国势的衰微而逐渐走下坡路了。
清代陶瓷器具，名目繁多，其造型、釉彩、纹样、型制及装饰风格都各有特点。
在釉彩方面，清代的瓷工瓷匠们精心探索，突破明代一道釉中以红、蓝、黄、绿、绛、紫等几种含量饱和的原色为主的范围，创造了各种带中性的间色釉，达几十种之多，使得瓷绘艺术更能发挥出其独具的装饰特点。作为彩绘器发展的基础，清代的白釉器质量很高，可以因不同的品种，而纯熟地烧造出牙白、鱼肚白、虾肉白等浓淡不同的器皿，这就为彩釉器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红釉从明代的鲜红、郎窑红发展到属于深红一代的朱红、柿红、枣红、橘红等类，属于淡红一族的胭脂水、美人醉、海棠红等新品种；青釉则由仿制逐步走向创新，唐宋名品中的秘色天青、东青、豆青等，清人不仅可以仿制得天衣无缝，足以假乱真，还愈衍愈繁，创出了豆绿、果绿、孔雀绿、子母绿、粉绿、西湖水、蟹甲等多个品种；黄釉一类又新创了淡黄、鳝鱼黄及低温吹黄等色；此外，在蓝釉、紫釉方面也很有成就，据乾隆时在景德镇所立“陶成记事碑”记载，当时掌握的釉彩名称已达五十七种之多，发展速度之快，由此可见。同时，艺人们在施釉及烧造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提高，除醮釉浇釉外，还发明了吹釉技术，使得器物着色更加匀整无暇，深浅明暗，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如。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五彩瓷器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康熙时期，就试制成功了粉彩、珐琅彩，雍正时期又新创了墨彩，乾隆朝的匠师们更是综合利用各种表现方法，使得茶具及其它瓷器的生产达到华丽繁茂、争奇斗妍的盛况。除此之外，清代的瓷器还大量使用加金抹银的各式装饰手法，或吸收脱胎漆茶具的做法，创制戗金、炙金、描金、泥金、抹金、抹银等种类，这些新技术、新品种的使用，使得茶具生产更为丰富多彩。
清代瓷器的纹样取材广泛，有描绘民间风俗习惯、取材历史故事的；有的以花草竹木来装饰，有纯粹写实的，有略加变化组成图案程式的，技法有工笔有写意；其他如山水树石、飞禽走兽及寓意深刻的诗文、吉祥图案、各族文字，都被用来作为瓷器纹样的素材。
清代瓷器的造型，各朝均有不同。顺治、康熙以古朴、丰满、浑厚为特点；雍正则秀巧隽永；乾隆产品要规整精细；嘉庆、道光以后却显得稚拙笨重。其形制较多，大致可分类碗盏杯盅类、盘碟洗盅类、瓶罐壶尊类和杂器类，其中，除传统的茶具作品外，仿少数民族的奶茶壶，仿西洋的各式茶具也有大量生产。
瓷器的装饰风格，在清代走的也是一条曲折的发展之路，同期发展的紫砂器，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受瓷器影响甚深，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瓷质茶具等的装饰，成就较大，特别是宫廷用品，尤为突出。康熙时期，艺人们发展充实了明代烧造成功的五彩釉料，描绘技艺更加熟练精湛，人物花鸟刻划无不工整生动，笔力遒劲。《饮流斋说瓷》作了中肯的评价：“康熙画笔为清代冠，人物似陈老莲、肖尺木，山水似王石谷、吴墨井，花卉似华丘岳”，《陶雅》也说：“康熙彩瓷画手高妙，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最佳，其余龙凤番莲之属，规矩准绳，必恭敬止。”雍正时期由于粉彩运用更为广泛，烧造及绘制的技艺也更加精进，促成花鸟图案在瓷器上的大量出现。《陶雅》说：“粉彩以雍正朝为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妍夺目，工致殊常，”“雍正脱胎器有四绝；质白如雪，薄如孵幕，画中花有露光虫有茸毛，题字细如蝇头，极为精美。”高度评价了雍正粉彩器的成就；到了乾隆后期，追求奇巧的风气日盛，无论造型纹样，均以最细致、最费工料的器物为最名贵，尤其以能模仿其他品种的为最好。《陶说》载称：“于是戗金、镂银、琢玉、髹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这种一昧仿造的风气，是乾隆以后陶瓷工艺江河日下的主要原因；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只有个别的小件器物如茶杯茶具之类，还保持了精巧细致、美观大方的特点，正如《陶雅》所称：“人大如蚊、树小如芥、纤毫毕现，”可惜的是，这类作品在当时已是寥若晨星了。
清代瓷业烧造，龙头老大仍然非江西景德镇莫属，虽然，其间福建德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的瓷器生产也蒸蒸日上，但无论就质量和数量而言，均无法同景德镇相抗衡。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景德镇瓷业曾一度衰弱凋零，明时九百多座民窑延续到清初，只剩下三百余座尚能冒出窑烟，待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后，瓷业生产才逐渐步入正轨。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用瓷需求猛增，茶艺活动的久盛不衰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瓷业生产，景德镇的瓷业得到迅猛发展，成为“二十里长街半窑户”的制瓷口心，全镇陶瓷工人达二十余万，当时在景德镇传道布教的传教土登退科尔称赞道：“景德镇者，周围十万里之大工业地也，人口近百万，窑约三千，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昼夜不停连轴生产的结果，便是瓷器数量猛增，为了促进销售，还特地在镇上开设了一条二三百步的瓷器街，专门经营瓷业的商人云集于此，将大小件瓷器、茶具及日用瓷，介绍到全国各地的用户手中。
由于清初统治者对手工匠人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诸如废除部分手工业者“匠籍”的束缚，废除明代派征夫役的做法，改用金钱雇佣窑工匠人，极大地焕发了艺人们的热情，使他们能够潜心于各种技术的改良和发明中，因此，清代康雍乾三朝的瓷业生产，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产品精美，胎质细腻，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镂雕精工。彩色瓷的烧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各种彩釉如珐琅彩、粉彩、古铜彩等，都是景德镇瓷工对清代瓷业的奉献，所以说，景德镇是清代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清代的御窑生产，是迟至康熙十九年（1680）才恢复烧造的，全面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同时，对民窑生产不再横加干涉，许多明代的条条框框均被废止，使得官窑民窑齐头并进，二者产品已无较大差别。《陶雅》记载：“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指民窑商品瓷）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说明在明代严禁涉足彩瓷生产的民窑，清代的产品质量已可与官窑相媲美了。
清代的官窑，可以分成御窑、官窑和王公大臣窑三种，《饮流斋说瓷》称：“官窑之尤精者命曰御窑。御窑也者，至尊之所御也。官窑者，妃嫔以下所得用者也。……清代王公大臣烧造瓷器，多有精美可观者。其物大都系名家所藏，各有堂名款志。”
在景德镇的官窑中，有几座的影响相当之大：
“臧窑”，系康熙年间由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督造的官窑。关于臧窑产品，《景德镇陶录》作了点评：“土坯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古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
“郎窑”，由江西巡抚郎廷极督造。清刘庭玑《在园杂志》载称：“郎窑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釉水颜色，桔皮眼，款字酷真，极难辨别。……曹积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尝，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由此可见，郎窑产品地位之高，声誉之隆。
“年窑”，是指雍正四年，淮安监督年希尧兼管景德镇御厂窑务时督造的官窑。《景德镇陶录》称：“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年希尧管镇厂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类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基于此。”
最为著名的还得算“唐窑”。雍正六年，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奉使景德镇御器厂，驻厂协理陶务。因为唐英是个行家，诚所谓“内行管理内行”，因此，唐窑的成就很高，《景德镇陶录》记载：“乾隆年‘唐窑’，厂器也，内务府员外郎督造。……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珐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墨地白花……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坯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这还不算，唐窑在釉色、绘画、造型和制瓷工艺等方面均有较全面的创新，它仿钧超钧，仿汝超妆，能把被陶瓷业视为“神明的造化，天地的恩赐”的窑变釉瓷器，发展成为有规律可寻的技术，能按期按样仿造“内发窑变旧器”。同时，唐英还能注意把景德镇长期发展下来的制瓷知识和经验，升华为理论总结。他分别于乾隆元年和八年，撰写了《陶成记事碑》和《陶冶图说》，形象而真实地记述了清代瓷器的烧造情况，对每一道生产程序，都配有图画，为我们今天研究清代景德镇乃至全国的瓷业生产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唐英及其“唐窑”的卓越贡献，将被陶瓷界永远铭记。
清代最负盛名的茶具，出现在创造了珐琅、粉彩这两种新的釉上彩之后，珐琅彩瓷，是仿照当时铜胎珐琅器的色彩和纹饰烧制的。雍正朝的珐琅彩瓷茶具，胎质洁白，通体透亮，薄如蛋壳，已达到了纯乎见釉，不见胎骨的完美程度，这种瓷器对着光，可以从背面看到胎面上的彩绘花纹园，有如透轻云望明月，隔淡雾看青山，工艺之精、制作之巧，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可惜当时仅供宫中使用，普通百姓无缘一见。
清代瓷业的繁荣兴旺，与社会各界对茶具的需求是分不开的，虽然有紫砂壶的风光无限，但由于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全国乃至世界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的需要，加上各地茶俗不一，对茶具质地和形制的要求也各不一样。因此，在紫砂茶具的冲击之下，瓷质茶具还是得到了巨大发展，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对砂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瓷工加盟陶艺，砂壶上釉等）。同时，广州的织锦茶具、椰壳茶壶和福州的脱胎漆器茶具，还形成了对陶瓷茶具的有益补充。
重点描述王公贵族生活的《红楼梦》，也给茶具留下了一席之地，让我们透过这鸿篇巨制字里行间的描述，了解一下当时的茶具概况吧。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极尽写茶之能事，全书提及茶者近百处，在诗词咏及茶者共六处，专门论述品茗事的回目有一回，从中我们可以想见清朝茶饮之盛。在《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老老醉卧怡红院”里，栊翠庵主人妙玉给宝玉们上了堂生动的茶艺课，请看：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钟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老老吃了，他嫌腌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妙玉斟了一遵与黛玉。仍将自己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王斗拿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话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二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的一个大盏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遭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纯无比，赏赞不绝。
妙玉可称为贾府中淡出尘世的一个茶道高手了，她对品茶大有研究，而使用的茶具也颇为讲究，不但收藏有明代成化窑的脱胎填白茶盅，还有晋代与石崇斗富的王恺曾收藏的和“点犀”，及竹根雕制的大盏，这些昂贵的茶具，恐怕也只有生在豪门的妙玉尼姑有能力收藏，普通茶客是无缘一见的，更别说拥有这些茶具了。《红楼梦》给我们提供了清代豪门饮茶器皿的缩影。但在同一本书里，在被驱逐回家的晴雯家里，宝玉给病中的晴雯倒茶，四下寻找茶壶，见“有个黑吊子，却不象个茶壶”，茶杯也没有，“只得桌上拿了一个碗，也甚大甚粗，不象个茶碗，未到手内，先就闻得油膻之气”，茶也是不成茶的绛红色，“并无清香，且无茶味，只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已”。晴雯却如得了甘露琼浆一般，一气灌了下去。由此可见，家境贫苦的人家，虽然也爱茶，但限于条件，是无法讲究茶质及茶具的了。但是，富人有富人的茶道，穷人也有自己的茶趣，财富的多寡并没能改变茶的平民性，各代茶具均有高中低档次之分也正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