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远古祖先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采集和渔猎经济之后，终于在大约万年前后发明了原始农业。这一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它大大增强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方式，人类从山洞走向平原，从游徙走向定居，这样，又伴生出了家畜驯养业，因此，农业的发明，大大加快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中国的农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两汉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的黄河、长江流域早已脱离刀耕火种的时代，牛耕已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铁制农具也已得到广泛的使用；与农业相关的水利事业到处都在兴修，大大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人们从选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直到收获，都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使农业产量较先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科技的《汜胜之书》。总之，汉代人为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画像石、砖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表现，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从中看到祖先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至今依然。因此，人们一直十分重视农业，那些对中国农业发展有功之臣，在古代就受到人们的崇拜。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古代帝王图的第三格上，刻的是教民农桑的三皇之一——神农氏。他一身农夫打扮，手执当时最常用的农业工具——耒（lêi），正挖地起土。像边榜题赞曰：“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这样一位受人崇拜的先祖，身体力行，经受风吹日晒，雨淋虫咬的考验，开垦田地，勉力农桑，自能“振万民”。
农业发明之初，如何耕种，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到了汉代，犁耕已很普遍，却是不需雄辩的事实，不仅历史文献中有大量记载，汉画像石、砖上也有很多表现。江苏睢宁双沟的一块画像石的下层就刻有牛耕图。画面上二牛抬杠拉犁前行，扶犁的农夫一身短打扮，右手扶曲辕犁，左手执赶牛之鞭，身后跟一提篮少年，像是在播种；上方有二人，一人担浆送食，另一人挥锄锄地；右方停一大车，车旁伏卧一犬，拉车的牛在悠闲地游荡；禾苗茁壮，分植于画面的空间。此幅画像看上去似田园风景画，表现的却是农夫们辛勤劳作的场面。
牛耕（江苏睢宁）
除了二牛抬杠外，汉代的牛耕还有二牛三人的耦犁和一牛挽犁。
山东金乡香城堌堆一石椁侧板的内面右格刻有一幅耦犁图。二牛抬杠正在犁地，牛前一人执系倒退引牛，右牛后一人执竿赶牛，牛肚下一牛犊正在吃奶，长辕犁后一农夫扶犁掌握方向和深度。两牛间一孩童扶辕而行，似在戏耍，农夫上方还有一犊随耕前行。这幅画像对细节的详尽表现，表明汉代艺人十分熟悉农耕生活。从这幅图像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耦犁比二牛抬杠要落后。
比二牛抬杠更先进的是一牛挽犁。陕西绥德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的王得元墓，前室门左右框上有两幅对称的一牛挽犁图。画面上方，农夫一手扶犁梢，一手扬鞭，策使黄牛拉犁耕耘；图的下方为高低参差、枝叶茂密的狼尾谷，盈穗低垂。上边尚在耕耘，下边已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方面反映了艺术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五谷丰登的向往以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肯定。
要想有更好的收成，精耕细作是很重要的环节。有的地方耕完地之后，不是马上播种，而是再把地耙了之后，也就是把犁翻的大土块碾碎之后再播种，这样，苗会出得更齐更壮。山东滕州黄家岭一块画像石上刻有农工结合的图像，上层是锻铁图，下层是农耕图。农耕图上，牛耕之后，一农夫赶一牛拉着长长的耙正在耙地碎土。
播种之后，田间管理随之而来。汉代的田间管理主要是中耕锄草和施肥。
山东泰安大汶口画像石墓内的一块石头上刻有中耕锄草的图像，该图和孝子故事同处一个画面。一农夫执锄在禾苗间奋力劳作，与此同时还回首和手执鸠杖，身倚推车的老者说话。和孝子故事图联系起来看，此公当为一孝子，极有可能是卖身葬父的大孝子董永。
水田的田间管理与旱田不同。四川新都出的画像砖上，两个农夫各持一薅（hāo）秧耙，正欲薅秧。虽然也是松土锄草，但所用工具却不相同。
常言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早在东周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汉代，人们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各地发掘的汉墓中常有带厕所的猪圈建筑模型出土，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设厕所，一方面是为了讲卫生，保护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积粪肥田。画像石、砖上虽未见猪圈和厕所的图像，但其他的积肥方式同样说明了人们对施肥的重视。
山东滕州龙阳店画像石上有拣粪图：画面中央系二马，马左边一人扶杖，右边一人持箕和勾锄，正弯腰拣粪。陕北画像石上也有多幅内容相似的拣粪图。
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除在东北角设有专门的厕所外，后室的打扫卫生图上还刻有虎子（夜壶）的图像。用虎子存尿既是卫生文明的标志，同时又为粪田准备了很好的肥料，可谓一举两得。
春天整地、播种，夏天管理、施肥，经过数月的辛勤劳动，终于迎来了丰收的秋天。收获同样是辛苦的，但心情却很舒畅，看着成熟的谷穗，丰收的果实，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四川成都扬子山2号汉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刻有收获的场面。画面分两层：上层为渔田，长满莲藕，莲蓬间条条大鱼和只只水鸭自由游戏，田边树下二人张弓仰射，“惊鸿为之乱飞”，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微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鹅”，描述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形；下层为收获图，前面二人挥镰割稻，三人在后用手镰割穗，一人送饭来到田间，饭罢提起食具并挑稻回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与收割水稻用长柄镰不同，收割粟米一般用短柄镰。
陕西绥德延家岔画像石墓右壁下层画像上，一农夫身着短衣，手执镰刀，站在沉甸甸的谷穗旁，正欲开镰收割。
在农业和畜牧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传统的渔猎经济虽已退居次要地位，但作为农牧经济的重要补充，依然十分活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阮（通”“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其实不只游闲公子如此，其他人等也常常“弋射渔猎”山东、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砖上常有狩猎的图像，猎人们牵犬、驾鹰、执毕、荷戟，弯弓围猎各种飞禽走兽，被射的飞鸿或中箭落地，或惊慌飞逃；被追的野兔或为猎犬所咬，或被苍鹰所衔，或撒开小腿，不辨方向，四下逃窜；其他被猎动物如麋、鹿之类亦无不如此。除此之外，人们还常捕猎到凶猛的虎和残暴的野猪等猛兽。
山东嘉祥武氏左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画像上的猎人最为威猛，其中一人肩扛一头被打死的野牛，另一只手还和前面一人共抬一只毙命的老虎，与其合作者还肩扛一只老虎。此二人力量之大已令人赞叹，但更有出其右者。在他们前方有二人，居右者伸手拉住野牛之尾，居左者干脆单手把一头活野猪提起，野牛和野猪除了想挣脱逃跑外，已无对抗之力。若西班牙斗牛土见此，恐怕也得自愧不如。
陕北画像石上的狩猎图像有自己的特点，很少有徒步的猎人，多是弯弓策马追猎野兽。米脂县一块墓室门楣画像石上刻着2.9米长的狩猎场面。画面上由左行右驶的十八位骑士组成的围猎大队，各跨骏马，各执弓箭、毕、戟，猎射冲刺熊、虎、鹿、狐。左一骑射中一狐，伤狐背箭倒地即将坠入陷阱，另一狐不顾一切，夺路而逃；一骑刺中一牛，伤牛以角刺来，骑者翻马疾躲，凌空而往。
中一骑射中一，小惊慌失措，回眸而视。右一骑阻击一熊，被困的熊像人一样站立并举掌招架；一骑执戟刺虎，猛虎跃起向前猛扑，双蹄欲夺戟，张口欲拚搏。几只锦鸡拖着华丽的尾巴向上飞窜，后有一人手执毕纲策马扣来。画面中央有二骑者各挟强弓，稳坐雕鞍，徐徐前行，尽情观赏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捕鱼的画面也很常见。从图像上看，捕鱼的方法已是多种多样：执竿垂钓、撒网捕鱼、用矛刺鱼、用叉叉鱼、下罩捉鱼、用鱼鹰叼鱼、空手捉鱼等方式随处可见。捕鱼者或处水榭之上，或于大桥之下，或脱衣下水，或撑船而行。所捕之鱼以鲤鱼最为常见，还有鲢鱼、鳗鱼、龟、鳖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