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上海被捕。2月7日夜，这5个人连同其他10多个革命者，在国民党政府的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了！
鲁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寓所，到附近的黄陆路花园庄暂避。反动派造谣说鲁迅被捕了。这使得痛恨鲁迅的人十分快意，使得热爱鲁迅的人十分担心，不断有人来信、发电报询问。
鲁迅深深感到自己失掉了年轻的战友，中国失掉了英勇的青年战士，在悲愤中，他提笔写下了沉痛的诗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革命作家被暗中杀害了，而当时的报纸上却不准透露一点消息。“左联”为了纪念牺牲的同志，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出版了一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
鲁迅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杂文，对于国民党刽子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鲁迅写道：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此外，鲁迅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委托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译成英文，寄到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上发表，向全世界广大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黑暗的血腥统治和屠杀革命作家的暴行。
这篇文章在当年6月美国的《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后，许多外国作家发来电报，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鲁迅的控诉得到了强烈的回应。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鲁迅撰写许多杂文，尖锐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为了使宣传深入群众，鲁迅还主编时事和文艺的普及性小型报刊《十字街头》。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地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说了个小故事：
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佬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
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了。
他对我说：滚开去！
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党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又在上海响起来了，鲁迅的寓所正处于炮火之中。于是全家搬到内山书店暂避，战事稍平息则立即返回寓所。
鲁迅和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
这一年，鲁迅还写了《我们不再受骗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杂文，驳斥帝国主义者的谰言，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帜，希望中苏两国人民和作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亲密地携手”。这些文章表明，鲁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
3个月后，上海停战了，可战争刚停，人心不稳。鲁迅却镇定自若，始终不放松工作和战斗。他利用4月下旬的一周时间，编写了到上海4年的杂文，一部为《三闲集》，另一部为《二心集》，并写了两篇重要的序文。
1933年1月，鲁迅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鲁迅此时已公开处于与国民党短兵相接的境地。
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赞扬鲁迅：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5月13日，鲁迅亲至德国领事馆投递反抗“法西斯帝”暴行的抗议书。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各种活动，鲁迅更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密切配合，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罪恶，因而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集团中有大多数官员具有留学西洋的背景，但他们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执政，就不能理解符合世界潮流的社会民主活动，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自然不能容忍。他们要对鲁迅、蔡元培或宋庆龄下毒手，顾忌尚多，于是就先对杨杏佛下了毒手。
1933年6月18日，星期日休假，杨杏佛带儿子于清晨外出，刚从亚尔培路331号登车启动，突闻爆炸声数响，震耳欲聋，杨杏佛自知不免，立刻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特务们连发数弹，结果，儿子幸免于难，司机受到枪伤，而杨杏佛心腰各中一弹，不治而亡。
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在内山书店听到消息，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民权保障同盟本部。许广平知道了，忐忑不安，在书店里等候着他。当鲁迅归来时，许广平向他诉说刚才的忧思和焦虑。
鲁迅却不以为然地说：“管他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鲁迅对杨杏佛临难时，如此从容，爱护儿子，一直深表赞叹。
鲁迅对来看望他的冯雪峰说，可见杨杏佛“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6月20日，是杨杏佛入殓的日子。反动派放出风声，说就在这一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中其他几位。杀人的名单上就连特务的代号都传出来了，将要暗杀鲁迅的特务小组代号“后林”，与杀杨杏佛的是同一个小组。
在大是大非面前，鲁迅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断。许寿裳来家，鲁迅对他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许寿裳想了想便表示同去。鲁迅果敢地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视死如归、蔑视卑鄙者的英勇气概。
晚上回来，鲁迅写了一首悼念民主烈士杨杏佛的短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过了不几天，有一个日本人向鲁迅探问杨杏佛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则杨杏佛和共产党的关系又如何。
鲁迅毫不客气地回答：“杨杏佛不但是共产党员而已，他还是国民党的人呢！可见今天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是确实忠于帝国主义的，你们日本大可以放心！”
1933年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会议，鲁迅支持和协助这次会议，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这一年的上半年，鲁迅还用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抨击时政的杂文。但压迫紧跟着到来，鲁迅不得不适当改换内容，形式有时隐晦、曲折，而且用种种笔名，跟敌人周旋，继续有力地剖析许多社会恶习。
1933年，鲁迅的杂文分别编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包括1932年的作品，同时还出版他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鲁迅除了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领导左联外，还用杂文这种武器，集中火力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国联调查团，揭穿了国民党所谓“友邦人士”，原是与日本一伙的强盗。
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它的汉奸走狗，其中包括坚持屠杀中国人民、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叫中国人民不要反对日寇而去反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揭穿了国际帝国主义者诬蔑苏联，进攻苏联的阴谋。教育中国人民要分清敌友，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
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击中，坚韧顽强地战斗着，呼啸着前进，而他那无产阶级的英雄性格也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