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主持并创立了一些文学刊物和社团，而且扶植很多青年，但后来有的社团内部分裂，他细心培育过有些青年，后来却在他困苦的时候落井下石，真是让鲁迅心痛不已！
但是最令鲁迅心痛的，这种莫测之变竟然发生在家庭之内，兄弟之间。可想而知，这给他的打击是多么的疼痛。
在那之前，鲁迅的悲哀和寂寞都是来自个人和社会环境的，现在却来自最亲近的人，几十年长相守的手足，原来一直并肩战斗的“友侣”，这才是最令人痛惜和伤心的！
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两人年龄差不多，从童年的时候直至“五四”时期，都走着差不多的人生道路。他们都去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都面对着相同的历史任务，而且在日本时期奠定了相当一致的思想基础。
他们都热爱文艺，有着共同的反封建、要求个性解放和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在留日和“五四”时期，能够并肩战斗，成为当时文坛上耀眼的“双子星座”。
作为哥哥的鲁迅一直很关心周作人的成长，无微不至地帮助他。周作人从日本回来后，一直都在绍兴教书。1917年，在鲁迅和许寿棠的推荐下，由鲁迅汇寄路费，周作人来到北京大学，成为特聘教授。
在一开始几年里，他们兄弟间的情谊，已经从少年时的相依为命，青年时的共宿共读，发展到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事业上携手前进的阶段。
他们共同反对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周氏兄弟”，同为偷青邦的重要撰稿人，是“五四”文坛上的两颗明星。
在鲁迅居住北京期间，他和周作人信件往返频繁，共有260多封，鲁迅还经常给他邮寄书刊，可见他对二弟何等关怀。周作人初到北大任教时，总是先写好讲稿。让鲁迅修改，有时鲁迅还给他誊写。
自从周作人带着妻子羽太信子回到中国后，鲁迅一直负担他们全家生活的费用，还经常汇款到东京，接济羽太家的老人，资助她弟妹读书。
1919年，为了全家人能定居北京，实现早年曾经许诺的三兄弟共同生活，永不分家的夙愿，鲁迅多方奔走，花了4000元买下并修缮了八道湾的房子。这些钱除了有卖掉绍兴故宅所得，还用去了鲁迅多年的积蓄，甚至向银行贷了款。
鲁迅之所以不惜花费巨款，买了这个院子，是因为房间多，空地大，适宜儿童活动和玩耍。这时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倒是两个弟弟有子女，而周作人已有一子两女。
房子修好后，周作人便带着妻子、儿女和妻舅一批人，从日本游玩完毕回到了北京，这一家人就这样独占了后院整幢房子。
1919年11月，鲁迅搬入八道湾以后，为了全家和睦，他把自己的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那时他们兄弟两人的收入，每月约有600元。但羽太信子挥金如土，雇了许多的男女佣人，什么东西都要去日本商店买，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所以月月亏空，总需要鲁迅到处借钱，而周作人却不闻不问。
有一次鲁迅借到钱，连忙坐黄包车拿回家，却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去，他不免感慨地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鲁迅对待别人很诚恳，对于不合理的事情；他要提出来，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就不免要触犯羽太信子，这也就招来了周作人的不满，因此就受到许多折磨和打击。
鲁迅很爱孩子，他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吃，羽太信子不让他们接受，而让扔掉这些糖。鲁迅还听到她对孩子的斥责：“你们不要到大爷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孩子们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还是要偷着到大爹的房里去。这仿佛又成了鲁迅的罪过。后来鲁迅对增田涉谈到这些往事；说到糖果被扔掉时，十分感慨地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使听讲者不由想起鲁迅常说的“寂寞”这个词的深沉含义。
在和周作人夫妇的相处中，他如牛负重，却得到了相反的回报，这令人心寒。1923年7月24日，鲁迅开始和周作人一家分开吃饭。
又过了5天之后，周作人捧着一封写好的信，走到前院鲁迅的屋里，要求从此跟他断绝往来。鲁迅让他当面作出解释，可是他回过头去，慌慌张张地走了，以后就始终避不见面。
因为周作人轻信了有些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话，终于把长兄逼入困境。兄弟的决裂令鲁迅充满了痛苦与愤怒，他默默地牺牲了自己，而自己帮助过的兄弟竟会这样蛮横地对待自己，实在太出乎意料了。
鲁迅不能忍受这无端的屈辱，决定搬出这个宅院。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许钦文租来了砖塔胡同61号的空房子，这栋小房子，显得十分拥挤。
这时周建人也已经离开八道湾，去上海商务印刷馆工作了，这样，周作人一家就独占了鲁迅用巨款买来的全部房子。
鲁迅的母亲仍和周作人一起住，虽然他们雇了几个佣人，但是老人却仍需自己料理生活。后来老人病了，周作人夫妇也很少照顾。于是周老太太哭着来找鲁迅，有时就在这里住下看病。
由于心情不好，又得为生活奔波，鲁迅大病一场，就是在病中，也不能休息。老太太住不惯租来的房子，鲁迅就带病到处看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房子，加上翻修，花了800元。
这个价钱仅是原来八道湾房价的四分之一，由于当时鲁迅手头拮据，还是都向朋友借的，直至去厦门任教时才还清。
虽然鲁迅和周作人决裂了，但他因为周作人对新文化事业尚起一些积极作用，还是把私事放在了次要地位，继续与弟弟处于同一个文学团体中。而且他还始终保有手足之情。
这一点，周作人也意识到了，后来他评价鲁迅是借男女爱情的悲剧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后来鲁迅又写小说《弟兄》，实际上是在追念自己对周作人得病的忧思，表示只要弟弟有难，仍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周作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自己说《弟兄》所写，“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