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其经营术概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晋商的发展史中，人弃我取的方针贯穿始终。明初晋商在别人都不愿意来的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北方边塞从事易货贸易，积攒了一部分钱之后，他们又向塞外以北地区进军，始终吃苦耐劳，艰苦创业，从而一点一点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空间，创造了晋商五百年的辉煌。
明代蒲州（今山西永济）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区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动辄万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学士张四维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又比如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己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
晋商中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晋商总是能在经营中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地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例如，蔚丰厚票号，1826年（清道光六年）由蔚丰厚绸缎庄改组而成，是平遥帮“蔚”字五联号之一。鸦片战争后，票号业务屡屡受挫，致使大多票号开始收缩业务，而蔚丰厚票号却能审时度势，抓住经济复苏的每一个契机，扩大业务。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爆发，人心惶骇，京官携家眷纷纷出京，各票号均停止收交款项。当时蔚丰厚票号默察时事，仍通电各分号照常收缴，不过要汇费加重，交款期延长。同时，将收汇的款项和收进的存款，调至南方有关分号放账，等事态稳定后再调回京号，结果获利颇丰。
晋商审时度势的事情在他们的经营中屡见不鲜，这可能也是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贪图近期利益，杜绝短期行为，别人不关注的经营业务，他们却能从中出奇制胜。平遥县人赵德普，原本是个读书人，后经人介绍进入协同庆票号，由于他精明能干，很快便受到经理孟子元的赏识，孟破格提拔他任苏州分号经理。赵德普分析了苏州的商业形势之后，仅带两名伙友，就到苏州挂牌营业，并且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不久因政局动荡，他被调任兰州分号任经理。起初票号经营比较艰难，但赵德普仔细分析全国形势之后，妥善处理了票号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使票号不仅在兰州站稳了脚跟，而且乘势在良州、肃州、宁夏、新疆乌鲁木齐建立了分号，大大拓展了协同庆的业务。后来，赵德普被任命为负责协同庆四川方面的总务。赵往来于成都与重庆两号之间，协调两号关系，发挥各自特长，整整20余年时间，四川的业务在协同庆所有的分号中居于首位。由于赵德普善于审时度势，被号内人称为“常胜将军”。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评析
“人弃我取”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的商业经营之道中不断被人们提及，但能将“人弃我取”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却不多，而真正实践的人往往成为后人仰慕的成功人士。晋商中的很多人正是在“人弃我取”的思想指引下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人弃我取”思想的成功之处。立源亚洲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立源基金）的创办人、董事长贺将波是一个深谙“人弃我取”之道的成功商人。贺将波在别人所不看好的领域中寻找机会，并进行发掘。立源基金曾经收购了IBM希望剥离的彩色滤光纸业务，随后，将该业务转移到亚洲生产，并在台湾地区成立了台湾和鑫光电公司。2002年9月，和鑫光电公司顺利上市。这种“人弃我取”的思想，让贺将波以及他的公司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案例撰稿人张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