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们的儿子患了严重的选择性中耳炎。
有一次我连续六次叫他吃饭，他装聋作哑，毫无反应。最后，我不得不亲自去他的房间。只见他盘腿坐在暖气片上，唱机疯狂地吼着《绝妙先生》，电视机的音量达到最高分贝。儿子的左耳朵里塞了收音机塞，右耳朵在听电话，脚趾夹着一只短袜，逗得小狗狂吠不止。
我拔下所有插头，挂上电话，先让狗安静下来，然后问道：“我叫你这么久，你耳朵是不是聋了？”
他慢慢抬起头来，用手指按住嘴唇，示意我别吵。他说：“你知道这里刚刚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我怎么听得见呢？”
我原来的怀疑是正确的，他能像收音机一样选择收听喜欢的声音。如果你在洗澡，他就是靠在电话机上也听不见电话铃响。
狗想进门出门，发出刺激神经的刨地板的声音，他一点儿也听不见。但是他听得见他的小兄弟们在二十分钟路程远的地方打纸牌的沙沙声。
你要他倒垃圾，就是把嘴唇凑在他耳朵上吼，他也听不见。你在车库的东北角小声谈论他的成绩单，他也能听到，早上闹钟叫烂子他却听不见。
但如果是足球赛，哪怕是位口齿不清、牙齿全没的解说员在风暴里悄悄评论，他都听得一清二楚。我邻居马克辛对我儿子的选择性中耳炎感到不可思议。
“你们怎么交流呢？”有一天我们一起喝咖啡时她问道。
“我们不交流，”我说，“整整一年，我儿子只对我说了六个字。”
“哪六个字？”
“去年四月吧，我在厨房打蛋糕，把蛋黄从一个壳滤到另一个壳。由于没留神，蛋黄滑到碗柜顶上，又顺着柜子流到新买的地毯上。当时我儿子正在观看，他瞅了我一眼，幸灾乐祸地说：‘路还长着呢，妈。’”
“是吗？”我邻居说。
“我感到吃惊，”我说，“我想他连我的名字都弄不清楚。”
“你们不交谈，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培养他。”她叹道。
“有办法，”我说，“我沿袭传统的留条法。因陋就简，我自制便条卡标语牌，想说什么就在房间的四壁上贴什么。比如：‘帮忙节约——中午拿剩饭去学校’；‘请清除贵室之污染——把烂运动鞋送走’；当然最常见的是‘多谢合作，别让你的白牙掉了——星期四一点半看你的牙’。”
“噢，真够呛，”她说，“这顶用吗？”
“多数时候行，当然有时也得考虑得周到点。”
“我不明白你怎么总有耐心同一个患了选择性中耳炎的孩子谈话。”
“不，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这类中耳炎是可以传染的，我也可以偶尔患一患。一天，我用吸尘器打扫厨房，这时洗衣机在抖，甩干机在轰鸣，电视连续剧又开始了，绞肉机在磨鸡骨头，我儿子跑进来大声嚷道：‘嘿！妈，你有两块钱吗？’我一丁点儿也没动。”
“‘一妈，你听我说话了吗？’他高声说道，‘我需要两块钱，你的钱包在哪儿？’最后他拔下所有的插头，把脸凑到我鼻尖上说：‘你耳朵聋了？’我举起了妇女解放的拳头，气愤地说：‘你知道，在我被解放的时候，我怎么听得见你叫呢？’”
［美］邦拜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