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但直接造成我国现有人口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下降，而且必定将导致我国下一代人口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继续滑坡……
人口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
现代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迅速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推广，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我国人民的身体素质普遍有了增强，人口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昔日，中华民族被异邦污指为“东亚病夫”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
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另一个负面——
据1987年4月1日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约有516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有残疾人的家庭约占到社会家庭总数的五分之一，比例之高令人咋舌。
听力语言残疾患者1770万人，
智力残疾患者1017万人，
肢体残疾患者755万人，
视力残疾患者755万人，
精神病患者194万人，
综合残疾患者673万人。
特别值得指明的是，在这5164万残疾人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由先天性遗传疾病所造成的。
据有关医学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缺陷患者3000万人，其中0岁至14岁儿童智力低下总患病率为1.07％，他们中间又有五分之二属于较重低智患者，这就意味着约有160万程度较重的弱智儿童需要社会特殊照顾。
我国每年约有38万肉眼可见的异常婴儿出生，约有85万婴儿有生理缺陷，先天致疾率已超过50％。天津市儿童福利院近年来收养的弃婴，年递增率为33％，其中除一部分健康女婴外，绝大多数属痴傻、严重畸形婴儿。
在农村，不少边远山区的孕产妇连最基本的接生设备都谈不上。正如一首顺口溜所唱的：“一盆草木灰，一个棉花套，一把小剪刀，再熬水一锅……”可想而知，在广大农村边远山区病残新生婴儿的比率，只会是一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在全国3.8亿少年儿童中，由遗传因素等原因造成的残疾及低智者占到3％，高达1140余万人。
就健康状况而言也不容乐观：我国青年中营养不良者占28.9％，少年中则占到36.16％。有关专门机构曾进行过一项独特的调查：中国男女儿童在12岁时，身高比日本同龄儿童分别低7.2厘米和5.75厘米，体重轻9公斤。
儿童的状况困扰我们。
老年人的状况同样困扰我们。
每天清晨，人们都能观赏到这样一幅生机盎然的都市社会景观：晨曦微启，大街小巷欲醒未醒之际，各处含苞带露的公园里，或枝叶扶疏的街心绿地上，早已汇聚起成千上万舒展手臂、扭动腰肢、做出种种“高难度动作”的老人们——这就是被西方社会形象地戏称为“白发浪潮”的人口老龄化现象。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前景是：目前已拥有9315万年逾花甲的老年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4％；到本世纪末，这支“队伍”将扩展到1.4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0.8％。
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就算是老年型国家——这表明我国将很快正式步入“老年型”国家行列。
预计到公元2025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激增至2.8亿人，届时，全国平均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我国人口老化速度之快，与世界公认的人口老化最快的日本已是并驾齐驱了。
人口快速老化除了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老化与不足，最终必然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外，日渐庞大的老年群体，也势必向社会提出越来越多的各项特殊需求……
最为令人忧心的是：中年知识分子普遍身体素质差。
中年知识分子（36岁至55岁）承前启后，身负繁重的技术业务和各级行政领导工作，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据九三学社对550名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有40％的人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在大连市的调查结果更加令人不安：患慢性病者占72％，健康者只占16％，因病经常不能上班者占11％。另据有关部门对全国29个省市近4万名中年科技人员体质抽样检查，发现46岁至55岁年龄段科技人员的患病率高达61.64％。他们中不少人在工作中长年超负荷运转，劳累过度；或营养失调，缺少运动，以及心情不舒畅，结果导致中年知识分子早衰、早逝现象十分严重。
报刊上披露的有关“英才早逝”的消息令人触目惊心：仅1987年半年，中国著名数学家张广厚（50岁）、钟家庆（49岁）、董泽清（51岁），著名地质学家曾庆丰（54岁），著名化学家黄敬坚（53岁），著名声学家施仲坚（50岁）等相继谢世。在对北京科技人员相对集中的海淀区各类死亡人员的调查、分析中发现：越是出成果的中年科技人员，其死亡率越高。
中年被称为“黑色年龄”。可叹的是，我们一再上演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竟然是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多！
一张张讣告！
一份份死亡通知书；
一阵阵揪人心肠的哀乐；
一双双泪花闪闪的眼睛；
还有一声声迟到了的感叹……
“小皇帝”、“小太阳”一类称谓，已成为中国独生子女再恰当不过的代名词。
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全家一齐围住一个“小太阳”团团转，多多地做衣服，多多地买巧克力，恨不得把百货商场里所有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都搬回家，只可惜不能再将天上的月亮给摘下来了……百般迎合，千种娇宠，万分讨好，使得不少独生子女患了“四二一”的综合征。
三十年后、四十年后，这些独生子女必然要主宰国家的命运。家长们也许并未意识到：我们今日所做的一切，是在续写一部中华民族的未来史啊！
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能阻止一个国家向现代化高度跃升——日本国的发达便是最好的实例。
巨大的人口数量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严峻的人口质量难题——中国并不等于拥有了人世间最可贵的财富。
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论述道：“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我们在此大量实录了众多有关的统计数字，并非要展览中华民族的悲哀——而是为着警醒国人：提高人口素质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成败兴衰啊！
“超生游击队”
在1990年新年之夜，著名演员宋丹丹、黄宏联袂表演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全国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团聚在电视荧屏前，老少妇幼一齐前仰后合，捧腹大笑。
然而，当人们大饱眼福，笑够了，笑累了，笑出了眼泪，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你会突然感觉到一种苦涩味——一种巨大而深刻的酸楚漫上心头！
人们感觉到苦涩和酸楚——是因为一部更为恢宏更为辉煌更为多彩多姿、惊心动魄的社会大剧，正在生养了炎黄子孙的华夏大舞台上如痴如狂地上演着……
随着改革开放路线带来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崛起，木匠、鞋匠、篾匠、铁匠、裁缝匠、泥水匠、磨刀匠等农村的能工巧匠们，纷纷背乡离土涌入城镇的个体经营业，个体从业人员以年平均76.3％的速度递增，目前已激增至近千万人。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经济活动多元化，同时也给以“超生”为主要目标的盲流人员提供了众多的生计手段和足以回旋的生存环境。不少腰缠万贯的“新大亨”们，就属于“超生游击队”中的骨干力量。
目前，盲流大军除尚无能力占据空中领域外，一般分水陆两路齐头并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要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地盘，他们都不舍千里万里，长途跋涉，安营扎寨，尔后稳稳当当地生养出一个又一个计划外的男孩或女孩。
人们称陆路这一翼为“陆上游击队”！
这里恐怕算得上是当今中国一支最庞杂的盲流群落了，据说有数千人之众。他们中不少夫妇牵着背着抱着三四个年龄参差不等的孩子，日散夜聚，风餐露宿，在水泥地上铺块塑料布、凉席或被单、破麻布片，再将旅行袋一类不多的杂物枕在脑袋下，便算是有了首都的“临时户口”了。大概人生经历的风霜雨雪太多太多，早已随遇而安，他们几天悲戚愁苦之神态后，似乎也过得颇怡然自得。
试想，连国家法令在这个盲流群落里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那么，计划生育的有关条例呢，在这里不更是形同儿戏？
在昆明市长达两公里的青年路上，竟然一字儿摆开上千个个体经营的摊点，个体户的孩子们在摊点间三五成群追逐戏耍，热闹非凡。据青年路居委会的干部介绍说，这些外来的个体户普遍超生，有的甚至已生至第四胎或第五胎了。一个来此地经商的湖南妇女，虽然生了五个女孩，但她扬言还准备再生。
至于地处城乡接合部的郊区，外来个体户的居住人数更多，超生现象更严重。一般是男人进城做生意挣钱，留在家中的女人，不是怀胎挺肚的，就是拖儿带女的。可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想管。
济南英雄山下，时值酷暑，山坳下散落着星星点点几十处修鞋匠的摊子，每一处摊子的破旧凉席上睡着的全是伸胳膊露腿的孩子，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大的已有五六岁，小的才只几个月。这些孩子的父母多数来自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农村，到济南谋生已有三四年之久。
一位年轻妇女同前来采访的记者之间的对话颇值得玩味——
问：“这孩子是第几胎了？”
答：“这是第三胎，老大、老二都丢在老家了。”
问：“你们老家计划生育抓得紧吗？”
答：“紧着哩！可跑出来生，他们也就没招儿啦。”
问：“超生罚款吗？”
答：“罚，罚得狠哩，俺不在乎，多吃点苦三两个月也就挣回来了。”
问：“在济南生孩子，没有准生证，医院肯收吗？”
女人嘿嘿一笑：“医院可不管这个，只要交钱就行。有时为了讨个方便，就多塞点。”
问：“你们老家跑出来生孩子的人有多少？”
女人乐了：“多得没法说。反正能跑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谁也不会待在家里受罪。”
记者哑然……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海南省首府海口市便八面来风人潮鼎沸。
当延揽四方人才的轮渡一艘又一艘靠上海口码头，海南敞开胸怀迎候前来特区的一展雄姿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学者、作家、演员、新闻记者、企业家以及各怀动机的谋职者时，一支人数颇为可观、囊括了五湖四海的“超生游击队”，同时也顺利完成了一次从内陆跨海越洋的战略大转移。
特区建设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冒出的“工棚”，成了最理想的超生“保护区”。在海南机场营区内，你会看到一串首尾相接的工棚，居住在这里的民工平均年龄35岁上下，大多数人正处于生育高峰期，大多数人也正是为着“超生”而来的。
据海南省卫生厅、省人口局的粗略统计：1989年海南办特区第一年，全省超计划生育的婴儿就多达10万人……
“水上游击队”——顾名思义系指借助舟楫、船桨，以江、河、海等水域为主要活动场所的超生盲流群落。
相对而言，“水上游击队”较之“陆上游击队”在行动上更加机动、灵活、隐蔽、迅捷，因而也就更加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60年代，电影歌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曾风靡天下，家喻户晓。
90年代，在微山湖上捕鱼捞虾的人们，对着迷蒙水天嚎着嗓门唱的是：“下雨天，造人天……”
今日的微山湖，已然成了“超生游击队”得天独厚的“水泊山寨”，方圆660平方公里的湖区是他们的“自由世界”。当地的渔民们和流入此地的外来户，他们想生就生，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生孩子成为无计划的完全属于个人好恶的事情。
政府想管很难管，政府真管也管不了。
一条小船随便钻入哪片芦苇荡，便像泥鳅遁入湖底一般；再者，今日渔民们操作的小船，大多数已装上了发动机，只要马达一响，“突突突……”一溜烟驶离微山湖，苏杭数百里水路来无影去无踪。
据有关消息透露：微山湖一带超生没编入户口册的“黑孩”已逾万……
浙江省大陈岛，这颗镶嵌在浙江省中部沿海大陆架上的“东海明珠”，帆影点点，炊烟缭绕，岛上居住着五千二百多渔民。
每天清晨，大陈岛的喧闹繁忙是随着太阳一起从海面上升起的——
从椒江、温岭、黄岩、临海、三门、乐清、苍南、象山等隔海相望的市镇，再加上远自江苏、上海、福建等省市穿越滚滚风涛前来捕捞的流动船只，一列列，一排排，多达数百条，船上载着数千人，恍如从海上又漂来一座大陈岛。
若逢鱼汛季节，更是空前壮观，两三万外来渔民云集于此，把个小岛闹得沸沸腾腾。这些个流动渔船大部分是个体船，许多人驾舟远渡就是为着“超生”而来的，生完就走，下次来了再生，生上三胎四胎也不嫌多；还有人干脆制定长期战略措施，在岛上借宿空闲房屋，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生子……
在江苏省扬州市，农民杨氏夫妇已生有两个女孩，他们发誓要再生一个男孩。村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咋办？苦思冥想数日之后，杨氏一拍脑门：“有啦！”他即刻变卖掉所有的家产，买回一条机帆船，又将三个女儿送往丈母娘家，夫妇俩便扬帆出发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船在京杭大运河上往返漂泊，或捕捞，或运输，生完一个孩子即送回丈母娘家一个；前方、后方绝对配合默契，直至生到第六胎果真生出一个男孩，夫妇俩才像凯旋的将军一样挂桨归田。
扬州市曾抽调大批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初步查明有个体流动船只33000多条，从业人口约15万人，活动范围达十多个省、市。这些船老大生遍天南海北，他们的口头禅是：“要得养，买挂桨！”还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更为形象贴切：“年年想生年年生，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流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
全国“黑孩”知多少？
据1989年3月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统计：全国一孩比例只占到每年出生婴儿的52.55％；二孩比例在30％上下流动。全国出生人口的计划生育率不到60％。近几年平均每年有900万计划外婴儿出生，每年出生的多孩人数超出300万。
全国多孩率最高的省区依序是：新疆45.43％，海南33.73％，广西29.97％，宁夏28.40％，贵州28.30%。
如果我们把这五个省区分别标在祖国的鸡冠形版图上，一眼可见，它们是分布在祖国的边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这种官方统计数字对于散居、隐蔽在全国各地旮旯里的“黑孩”们，往往是无法包括入内的。
换句话说，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黑孩”的重负加在祖国母亲瘦弱的肩胛上！
大多数“黑孩”可以说是盲流人员（亦即“超生游击队”）的“杰作”。
盲流人员人户分离，行踪不定，流动性大，婚孕产情难掌握，综合节育措施难落实，奖惩规定难以兑现，使得密如蛛网的国家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也难免网开一面，挂一漏万。
于是，准确地查清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分布和从业情况，成为开展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