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4年10月1日，国庆大阅兵。
相信人们对这组镜头已经太熟悉了——
恢宏的气魄，威武的军阵，汇合成浩荡前行的民族魂，令栖息在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无论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炎黄子孙，都会生发出一种冲动、一种诗情、一种豪气。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三十五载风风雨雨之后，步入壮年的庄严洗礼！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一柄双刃剑。
西方一位富于想象力的人口学家，却因此触发他在电子计算机上演算了一道不太复杂的算术题——
“假如将所有的中国人按四人一排编成队，每队相距6英尺（约1.8米），以每小时3英里（约5.8公里）的恒速（即保持速度不变）走过天安门的话，将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过。
“中国的节育措施已成功地将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14.7‰，但每隔两秒钟仍有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假如再把他们的父母在10年内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通过天安门期间所生的婴儿计算在内，那么这支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则还需要再加上20个月……”
显然，这是一股需十多年时间才能全部通过天安门的汹汹人潮。
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警钟长鸣
公元1987年7月11日——全世界人们都应该牢牢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一个名叫马泰伊·加斯帕尔的男性婴儿，幸运地降生在依傍着亚得里亚海的前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座医院里；
这一天，日理万机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风尘仆仆飞抵萨格勒布市，慈祥地抱起了这个幸运的新生儿；
这一天，联合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马泰伊·加斯帕尔为地球上的第50亿个居民；
这一天——即为地球的“50亿人口日”。
对于人类——这无疑是一声长鸣的警钟！
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至今，大约有300多万年的漫长历史。
到1830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可以看出，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用了300多万年的时间；此后每增加10亿人所用的时间，则依次减少为100年、30年、15年、12年。
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统计数字表明：当今世界每秒钟就有3个新生儿呱呱坠地，每分钟新增180人，每天新增25万人，每年新增近1亿人。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祖国——世界大家族中最庞大的一支、地球上平均每五人中即占有一人的“人口超级大国”。
新中国成立43年，全国人口净增5.85亿人，相当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七个工业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
当今中国，每年净增人口约1600万人，即相当于每年要新增加一个北京市再加上一个海南省的人口；每月要新增加一个大县；每周要新增加一个小县；平均每天净增44000人；平均每小时净增1833人；平均每分钟净增31人——换一种通俗形象的民间说法即：每分钟出生一个排，每小时出生一个团，每天出生一个军——一天出生一个军啊！
于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人满为患”这个成语，便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印证。
中国长城——人类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力量的象征，无论冬寒夏暑，春暖秋高，八达岭长城上永远是游人如蚁，密密匝匝，每天均在2万至3万人左右；最拥挤时，工作人员一天曾拾起半斤以上各色游人挤落的各色纽扣——堪称游览长城的又一奇观。
1987年7月27日。这一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
从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北京日报》几名记者分头把守在位于王府井大街东风市场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在进行一项饶有兴趣的工作——统计顾客流量。
统计结果：在这一个小时内，有8240人裹着热浪进去，有9680人带着汗气出来。
一位拎着鞋盒的30多岁的女顾客说：“里面的人太多，挤得受不了，空气也不好。这么大的商场也没个空调，人闷得直流汗……”
一位外地口音的男顾客连声抱怨道：“这哪是进商场，像是进烤炉了！我本想在里面多转两圈的，为家人、亲戚都买上点礼品，可现在什么都不想买了，赶紧挤出来，还是保命要紧哦……”
不单是王府井，在前门、大栅栏、西单、东单、建国门、新街口等商业大街，有人统计过，每天有近60万人光顾，节假日时则高达百万人。北京人对此常常调侃说：“人比货多”，“好像买东西不要钱似的”……
王府井大街南面，是宽阔得如同小广场一般的东长安街，近10个公共汽车站连成一条线；而等车的人呢，则团成山，连成片。不是车太少，而是人太多。北京市公共汽车每天的乘客流量近200万，这个重负不仅压在交通运输部门，同时也驮在了每一位乘客的身上。
北京的小伙子们将早上上班挤车称之为“练练”，晚上下班挤车则称之为“最后冲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练练”场地了——中国人往往以此类掺和了苦涩的幽默来稀释生活中的艰辛。
曾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别挤啦》——
别挤啦
为什么乘车总是这样难
别挤啦
大家都能快一点……
别挤啦
所有的车辆都被拴在马路边
别挤啦
挤车的人压成了立体的相片……
北京人能不挤吗？
目前，北京市平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600人，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接近27000人，个别区则超过了30000人。北京市人口于1988年10月突破1000万大关（截止到1990年7月1日，北京市总人口已达10819407人），成为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又何止一个北京挤呢？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人的，全国计有上海、天津、江苏、北京、山东、河南等六个省和直辖市；其中苏沪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38人，居全国之首。
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字表明：我国共有城市456个（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我国城市总人口（不含市辖镇）为334513987人，占全国总人口（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29.5％。城市人口比1987年增加7340万人，相当于新增加了一个江苏省人口。
上海——这座素有“现代文明信鸽”、“国家现代经济运作中枢神经”之称谓的东方鼎盛之都，正日益经受着外来人潮的猛烈冲击。
1984年上海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111万人，1985年为165万人，1986年为183万人，1987年接近200万人，1991年超出210万人。
每日，当这200多万外来人潮泻入黄浦江两岸时，他们不仅像一座流动的城中之城，使原本已挤塞得举步维艰的大上海更加青筋毕露、心衰气虚；而且，还像一股股高压水柱，冲击着这座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
白天，始自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满载着各路客商和蔬菜果品的大卡车长途奔袭，最终在上海各个农贸交易市场、副食品摊点汇合成沸沸扬扬的吆喝声、叫卖声、报数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足以叫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也自叹弗如了；
夜晚，这一座座从天而降的“花果山”，又似水银泻地一般流向真如、五角场、北新泾、漕河泾、龙华、浦东……于是，一个个外来人群落疏落有致地分布在了上海市郊结合部的周边地段。
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实质上是我国当代人口史上一次带有明显经济倾斜特色的规模恢宏的人口大迁徙运动。
1989年春节喜庆的鞭炮声还在耳边轰响，人口迁移、流动的警钟便响彻全国——广州、海口、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告急。
据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说：我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总流动人口量已逾千万。其中，日均流动人口超百万的就有上海（210万）、北京（131万）、广州（110万）三市。而偏居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都西安市，每日的流动人口已相当于该市建国初期的常住人口总数。
我国每16人中就有1人在流动，全国约7000多万人口的流动大军仍呈不断扩大之趋势。人口流动的流源主要是四川、河南、湖北、山东、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内地和沿海人口大省，流向目标主要是广东、海南、东北、西北以及相关的大中城市，尤以流向沿海经济开发地区为炽热。
广州——南中国的门户。
满城阳光若焰，满城绿荫冠盖，比肩林立的高楼，街巷如织的人流……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羊城景观，早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唱道：“街上人挤人，茶楼人撞人，公园人碰人，汽车人压人。”
每日黄昏，在斜斜的夕照和淡淡的雾霭中，一抹墨绿色的珠江静如彩练，南来北往的自行车，如蝗虫般铺天盖地汇聚而来，在海珠桥的两端集结，变成密密匝匝的人流、车流，像永远也走不完的百万大军，在缓缓蠕动……
日本人评价道：“太壮美了，简直称得上世界第九大奇观！”
早在十多年前，面对自行车流如此咄咄逼人的狂潮，有关部门不得不作出决定：加宽海珠桥两侧作为自行车的专用道，其结果扩建后的宽度是原桥的一倍多。为了小小的自行车通道等于再造出一座桥梁，这在世界建桥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在今日的海珠桥上，还是呈现出“心肌梗阻”的病态……
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领导慨叹道：“纵然有齐天大圣的魔法也变不出什么新招来。这么些年广州市净增人口72万，在54.4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区，聚居着219万人口，道路的人均面积仅有2平方米……广州市住宅建设和交通建设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都是居领先地位的，但还是被膨胀的人口给抵消了！”
中国——无疑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
自行车，作为一种简易、廉价、无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将陪伴绝大多数中国人步入下一个世纪。眼下，全国自行车的“出生”率为0.8秒一辆，人口出生率则为1.3秒一人，互为刺激又互相适应。如果竞相发展下去，终有一天，所有大中城市的交通必将堵塞无疑——想一想就令人心悸啊！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今日桂林的恬静在哪里呢？
风光旖旎的芦笛岩，旅游旺季一天要接纳1万多游人，实在无法分批导游，游人们一窝蜂挤进洞内，摩肩接踵，推推搡搡，如同乡下人赶大集一般。叠彩山、伏波山、独秀峰更是常常出现登山道堵塞，山下的游人上不去，山上的游人下不来，大家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犯傻……
“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漓江上的游船早已不再是昔日那种充满野趣的竹筏轻盈、长篙点水了；而是一律换上了涂抹着五颜六色如盛装妇人的游轮，游江时前船接后船，一片隆隆马达声，其情状哪像在游江，倒像是一支正驰赴波斯湾的特混舰队……
在中国人崇尚大团圆的每年春运期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无一例外地一再重现如下场景：倒的倒，靠的靠，挤的挤，一个个旅客大包小包蓬头垢面心力交瘁，活像是一条条被丢进石灰水里翻起白肚的鱼儿。所有的售票厅都改成了临时候车室，但广场上、过道上仍然挤成黑压压的一片——真有些像海湾战火中的难民营……
在中国，只要你睁开眼睛，随处可见到成堆结团的人流——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兮兮”的命题：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自古而来便讳谈一个“性”字，甚于到了谈“性”色变的地步；然而，活生生的如此众多的人口，却又确确实实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相当高涨的繁殖兴趣与生育能力——这是一对十分深刻、十分复杂、十分尖锐和十分机智的矛盾，它的诙谐，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包罗万象，值得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们穷其毕生去探究！
亲爱的同胞们，你听到了这一声声长鸣的警钟么？
历史回声
岁月悠悠，生命悠悠。
一部社会发展简史告知人们这样的常识：当第一只在树枝攀缘的类人猿跳落到地上，抖抖地举起两只前脚，趔趄了一下，身子挺直了，站稳了，行走了，便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人”的生活方式……
元谋人来了！
佩尔德唐人来了！
罗台西亚人来了！
震旦人来了！
北京人来了！
人的生命犹若暗夜蓬蓬不息的篝火，黎明喷升起的日轮，春日划破坚冰的溪流……山川裂变，江河改向，生生灭灭，延绵不绝，天经地义，多少诗章为之讴歌，为之赞颂，为之扼腕击节，为之长歌浩叹！
忽一日，人类却为自身生命的繁衍而忧心忡忡，而做起悲哀的篇什……
公元1789年，英伦三岛上有一位风度翩翩、名叫汤姆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牧师兼教授，在这一年向世人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论人口原理对社会未来改革的影响》——亦即延挨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的《人口论》。
马氏的文章或许缺乏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他对人类前景的预测充满了悲凉——
人口繁衍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社会所能提供给予人们的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
两个世纪以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将会是256∶9；
三个世纪以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则会是4096∶13；
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是减少人口，以及使人口与生活资料比率趋向平衡的决定性因素……
马氏理论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一笔抹煞了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同时也无视人类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然而，一个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是：在源远流长的人口发展史上，马尔萨斯《人口论》向全社会出示了第一块“黄牌警告”！
自古而来，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
据《通典·食货典》记载，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计有59594978人；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人口计有60545812人；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全国人口计有143411599人；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全国人口已达205591017人；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全国人口增至301228045人；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全国人口跃上412986649人；在清王朝鼎盛的100年间，中国人口从1亿连闯三关突破4亿。
据《申报年鉴》所载，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全国人口计有474787386人。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口达到548770000人。
1953年4月3日，政务院正式颁布《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投入这项浩大的社会调查工程的人数多达250万人。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7月1日零时，全国人口总数为594346737人。显然，我国一度广为沿用的“六亿神州”的说法，盖源出于此。
北京西郊燕南园13号，蛰居在这座古朴庭院的是一位古稀老翁——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寅初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