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39年内政部的统计，全国共有报纸1906种，销路平均以2000份计算（这已是很高的估计），报纸的销行总数不过381畅2万份，这个数字不及英美首都一份大报纸的销路，与4畅5亿的中国人口相比，其比例也低于百分之一。除上海外，其他地区大报的销路不过一两万份，而且这种报纸怕连十家都没有，其余就大都是几百份一天的报纸。抗战爆发后，读者对报纸的需求增长迅速，各地报业在逆境中寻求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读者，可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敌占区的读者，更是很难获得国统区方面的正面消息。1939年初，由共产党支持成立的国际新闻社，在短暂的存立期间，曾向国统区和海外华侨的报刊提供了大量的战时新闻。
一、《大公报》的读者投书
1.读者投书简介
1940年，《大公报》开辟“读者投书”，很快引起读者及学界注意。这一新举措被认为在全国的报纸中开了一种新风气，以致有人称赞读者投书是“民众的心肠，表现了真正的民意，反映真正的民情，是民众亲口说出来的话，不加不减，是民众亲手写出来的字，不折不扣”。此时《大公报》已得到社会一般人士的信仰，“读者投书”则被誉为“锦上添花”。①
“读者投书”在我国似属创举，但在英美各国早已司空见惯。美国各栏称之为“意见交换栏”（Column of Common Opinion），伦敦泰晤士报即以此栏见胜。国外投书的读者往往是社会上很有地位或声望的人，而中国投函的读者不一定很有名，发表的意见也不一定很有权威，但至少可以说是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见解、一部分人的观念。《大公报》的读者投书主体，除有个人外也有团体，如1940年4月13日的“请发学校膳食贷金”，即是以国立西北大学战区学生委员会团体名义写的。
《大公报》对读者投书的内容或范围，没有限制，凡是社会上一切大事小事都可以抒发自己的意见。有人曾针对大公报上的读者投书多为申述个人的苦状，建议刊登些积极的意见，以破除旧习惯、建设新精神。
《大公报》增设的“读者投书”，在最初创办的一年中就取得良好效果，获得社会的好评。该栏目在诸如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风潮、广阳场撞船、民望轮沉没、《木兰充军》影片被毁、学生待遇等问题上，将有关方面的来信登载出来，给各方以发言空间。以广阳场撞船为例，《大公报》将涉及此案各方的信都予以刊登，除刊载中央社的消息外，还有本报特讯，又发表了社评和短评，充分容纳各方声音，留给读者思考。①
2.读者投书分析
时人对《大公报》以1941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读者投书进行研究，分析了该栏目创办初期读者投书的原因及主要目的。这四个月的读者投书总计有30多封，平均每四天有1封，而4月份最多，共有20封，即该月平均每三日有2封。
研究者将读者投书的原因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前者是读者自己身临其境，自动把所见所闻写信给编者，如2月6日的“读者与爱书”是作者参观中央图书馆后写的；4月15日的“小学生尚有体罚”是作者参观一所小学后写的。间接投书则是投书者因为看了一篇社论，或一则新闻、一条点滴或别人的一封投书，而引起他自己的看法，写信给编者，如4月3日“军人竞伐林木”是由于看见3月23日和29日两日的别人投书“关于保护天然林”而写的。
读者投书的目的可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类情况。消极的即通过暴露弱点，以引起社会的注意，如2月24日“银行为何不收小款”，就是暴露银行行员傲慢的态度；积极的则是对于一件事情有积极的建议，如2月6日之“读者与爱书”，建议读者爱惜已有的书、增加新书新杂志、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可以方便日间工作的人员使用。
读者投书发表后收到了一定效果，引起报纸的社论作者、新闻访员、有关政府机关主管官署、社会人士的注意。4月3日读者投书提出的“疏散乘车难”，引起卫戍总部人员的解释，同日的“军人竞伐林木”，则使军令部发出“禁止伐林，违者唯主管长官是问”的命令等。
新闻界则通过读者投书，及时发现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并以此为线索去调查实际情况，再进行详细的报道。如4月14日的“米到哪里去了”，读者来信说明人民把米收藏的情形，因此对于米涨价、米缺乏的消息，报纸不能只靠官方报告，必须派出访员采访实际情况。②
但新闻界人士指出，真正的读者论坛在中国报纸中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是“庶人不能议政”的时代。报纸中偶尔有读者通讯，以半报告新闻、半叙述己见的书信体吐露些民间疾苦。报社对此通常要郑重说明，读者应具真姓名并文责自负，但仍有些民众不怕事，借此机会说出胸中的苦痛。而大部分报纸并不愿找这类麻烦，所以这种形式的言论被看做只是微弱的幼苗，①客观上不能真正发展起来。
二、《新华日报》的读者路线
1.调查与改进
1942年《新华日报》开始整风，总编辑吴克坚谈到报社在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时说，《新华日报》过去只是孤立地刊载党的政策和某些负责人的文章，有时只是写些一般原则性的空泛论述，缺少根据具体材料，更缺少根据此时此地的特点加以阐明，这都显示出报纸的群众性薄弱等问题。主编章汉夫主要检查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问题，还在《新华日报》上写了公开检查的文章，并在实际中重视与读者群众的联系。②
为进一步密切与读者的关系，了解他们的意见和需要，《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以“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为题，号召读者对报纸进行批评：“本报既为中共机关报，又以人民喉舌自期，本报与读者，是相依为命的，犹如鱼水之不可分离？ ？所以，对本报的最无忌惮的具体的仔细的批评，正是读者所能给予本报的最有价值的帮助和最亲切的爱护”，并表示不仅欢迎党外人士的批评，而且最能接受善意的批评和改进的建议，恳请读者对报纸的内容和发行等提出全面的批评。③
过去，新闻界如在新闻报道或社论中发生明显的错误，经有关人士指出，要求更正时，也不愿公开认错、郑重更正，往往以所谓“来函照登”敷衍了事。《新华日报》这种公开征求批评和意见的姿态得到读者的肯定。
除公开征集意见外，《新华日报》还进行过早期的读者调查，以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来了解读者的整体状况。《新华日报》对分布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数十里乃至方圆百里的工厂、学校、厂矿、机关作经常的调查研究，重点调查对象是工厂里的工人、广大学生群众和知识分子。④
调查结果发现，在重庆地区的读者群中，工人占第一位，学生占第二位，国民党机关公务员占第三位。这个调查曾经使编辑部所有同志大吃一惊，使他们认识到，《新华日报》只有坚持通俗化、大众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方针，力求具有普通文化水平的人看得懂，才适合自己读者群众的需要。①
《新华日报》非常重视与读者群众的联系工作，对新闻、通讯、评论等反映群众生活和斗争的内容都有所加强。该报“信箱”栏以前发表过读者来信，但数量不多。整风后，“信箱”既登来信又有编者回答，又增设“友声”栏，让各阶层的人发表对现实问题的意见，后因读者提出，该栏目使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才能写出意见来，《新华日报》又于1943年1月增设“读者园地”栏登载读者来信，并不限于言论，此外还登载读者和编者的“小言论”。“读者园地”曾被读者称赞“为人民喉舌，为大众申冤，大声呼吁，公开批评”。
为了解群众的愿望和呼声，《新华日报》在编辑部之下特别设立了一个“社会服务处”，专门为读者群众做各样的服务工作，包括接待读者、回复读者来信、解答读者各类问题、指导学生、介绍到解放区、介绍适当的职业、介绍正直的律师和医生、代买书籍、杂志和戏票等。②
《新华日报》的“副刊”创办于1942年9月，是整风改革的硕果。这个综合性副刊重视新闻性、知识性、可读性，反映各阶层人民的生活。③ 新华副刊特色鲜明，篇幅虽然不多，内容却非常丰富，许多读者常常单独订阅这个“副刊”。④
2.《新华日报》的营销策略
《新华日报》非常重视读者工作。1939年，新华日报提出“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和努力争取“销得多”的口号，并利用新华日报的报差和报童队伍这个大特色，直接把报纸很早地送到订户和读者的手里。⑤
《新华日报》首先依靠内容来吸引读者，同时也重视通过其他手段增进与读者的联系，这种为读者考虑的做法增加了彼此的感情，无形中建立起信任关系。该报设立专职人员，亲笔答复每一封读者来信，有些重要来信还报告给有关负责人知晓。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土产报纸，未漂白、很薄，湿水就粘在一起。曾有读者来信说，他将收到的《新华日报》用油纸包起来传阅，可以传阅数十人。这件事对发行人员教育很深，因此更确认要努力千方百计把报纸寄到、送到读者手中。① 考虑到工人和学生的生活艰苦，《新华日报》对他们只收取百分之五十的订报费，还请读者中的热心人帮助报社发展订户。另外鉴于当时的现实环境，该报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读者不受到特务迫害。
为便利读者，《新华日报》还随时可以为读者订报，也可以随时停订退款，可以破月更不论破季了。只要读者不通知停送，就继续送，然后收费。如果报童漏送一天或读者遗失了一天的报纸，报社就把每天预先存下来的报纸补送、补寄。《新华日报》的报丁报童还与读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不仅为读者送报刊，而且还为住地交通不便的读者买药、买肉、买油盐酱醋茶。② 这些细致入微、以读者为中心的工作使该报进一步赢得读者欢迎。
可以看出，《新华日报》取得成功与其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强大的组织力紧密相关，它从各个方面与读者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交流，获得他们信任，更尽可能使之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或支持者。《新华日报》作为机关报，在保持共产党机关报鲜明的立场的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力量。周恩来对《新华日报》联系读者工作的具体要求、王若飞1944年视察《新华日报》时提出的做好报社与读者群众的联系工作思路，都进一步加强了《新华日报》对读者群众工作的重视。《新华日报》最高发行量达到5万份，在国内外产生过重要影响，曾被国统区人民称为“灯塔”、“北斗报”，成为战时新闻界的重要舆论力量之一。③
三、读者、听众与上海的信息传播
1.从“地理孤岛”到“信息孤岛”
淞沪会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于1937年11月西撤，除租界以外，上海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人们通常将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这一特定时期，称为上海的“孤岛时期”。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孤岛时期”结束。
孤岛时期，上海的日报、晚报对不利的战时新闻有一套报道公式，但大部分读者对此无所觉察。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报纸上通常报道说“转移阵地”，或说“我军完成任务，阵地已无军事价值”，或说“转进集中某地”诸如此类的代名词。部分有心的读者，当然明白这是“败兆”，但大部分人看报不究其详，只要知道“日军死了多少”或“某处日军败退”就欢欣鼓舞。因此这个时期的报纸销量特别好。①
当时很多读者觉得大报不够刺激，反而认为每日下午出版的几张晚报更合乎口味。这些晚报不仅新闻报道详细，并且标题也颇有刺激性，常刊出日报所不刊载的新闻，因此上海一度流行“夜饭吃饱，快买夜报”的俗话。② 上海的晚报在日军进占租界之前，向来以刊载抗日文字为主，标题十分够刺激，其中以《大美晚报》最受读者欢迎，因为每天有令人欢欣鼓舞的反日文字，即使上海最臭名昭著的王伪特工组织“七十六号”枪杀了他们好几个人，而《大美晚报》态度越来越强硬，直到日军进占租界，《大美晚报》的编辑人员方不得不撤走，报纸也停办。③
上海是民营广播电台的大本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时期，民营广播电台向租界警务处登记得以继续播音，数量为31家。这些电台大多数苟且图存，仍然像战前那样播出醉生梦死、庸俗低级的娱乐节目。但也有极少数的电台间接地进行一些抗日的广播宣传，比如播送爱国进步歌曲或募捐衣物支援前线等。日军占领租界后，尚存的民营广播电台被一律封闭。
抗战时人们精神苦闷，对新闻的需求非常大，而报纸在刊登某些新闻方面受到牵制或不能公开发表，因此大量消息就通过人际传播方式在社会各个层面传播开来。当时很多人除了每天看报外，还经常利用朋友相聚，互相交流一些报刊未刊载的各种各样的秘闻，通常一传十，十传百，传得很快，这种被称为蚂蚁传的方式，传播效果“厉害得很，不要说一传十，十传百，实际片刻之间，可以传到尽人皆知”。这些消息未必件件是真，但也有许多消息在事后得到证实，因此，社会上格外重视“蚂蚁传”。蚂蚁传与报纸上的信息互相补充，构成战时上海信息传播的一大特色。④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时期宣告结束，日本人进入租界后，对报纸进行了严格管制，抗日言论和信息不能再出现于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上海进入了战时的“信息孤岛”时期。
上海成为信息孤岛后，社会上得不到真正的新闻，一般人只得转向听收音机短波，以获得比较正确的新闻，同时仍继续使用蚂蚁传的方法，奔走相告。那时有好多人失业在家，没有事做，就在家中聚谈、交换消息。日本人进入租界后，一个毒辣命令就是让家里有短波收音机的人都要将收音机送到各区警署，一律予以没收。从前的收音机都是很大的，小的也要有一尺多高，其中装有灯泡式的真空管，普通的都是四灯机、五灯机。为保存仅有的一点新闻信息渠道，当时的人们也绞尽脑汁应付。如有人的收音机是可收听全世界广播的十四灯，就将旧的机件换到新的收音机上，再将旧的交出去，最后向警局索要空座。许多人都采用这样的办法，因此无形中，短波收音机依然暗暗存在，大家偷听短波，如中央电台、美国之音的消息，作为谈资。所以日本人在某处胜、某处败，当时的上海人都很明白，只是因为在铁蹄之下，不敢公然谈论而已。①
抗战胜利后，时人对广播的作用深有感触，称“抗战八年，沦陷区同胞与内地隔绝，惟有广播电波，仍可以每日照常收听。日寇虽力事禁止，然听者自听，道者自道。八年来维系同胞，人心不死，广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2.《申报》的助学金宣传
1941年夏，上海灾童教养所的三个学生联名致函《申报》，称三人在暑假后都将进入各自报考的中学，虽然请求学校免了学费，但伙食费并无着落，而灾童交易所已经抚育他们好几年，也无法再有所帮助，希望《申报》可以予以援手。
《申报》编辑于次日把原信公开发表，第二天中午读者们的捐款就已有了数千元，还有许多热心的人们来信和商酌，要全部担负这几个孩子的中学读书费用。随后几天，读者捐款源源不断，不仅读书费用可以解决，即使包括衣食、买书都在内，照当时的币制估计就是读到大学也绰绰有余。《申报》每天公布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目，并选择有价值的来信作为新闻资料，按日披露以引起各方共鸣。
随着捐款日益增多，《申报》决定创办“《申报》读者助学金”，把社会上爱护三个灾童的热情推广到整个上海无力读书的青年们。这个决定登载后，读者们更加欢欣鼓舞起来，款项继续不断捐收到。
《申报》为此成立一个委员会，由大学校长、中学校长、职业教育家、书局总经理和工部局的华人教育处长各一人组成，专门负责决定和监督捐款的使用。委员会的首次决定即为对三个灾童助学的安排，负责他们的学费、膳食费和书籍费，到初中毕业为度，如果他们希望更求深造，则到初中毕业时，再予以考虑。《申报》读者助学金由此展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报》宣布停刊，但很快被日军强迫复刊，并开始被控制。次年12月，日本海军派汉奸陈彬和以“军管会”的名义接管《申报》，并任命陈为社长。
在国内形势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助学金运动仍持续了一段时间。自1941年夏季起，直到1943年上半年共办了四届，直到发起此次活动的记者们离开报馆时为止。每届的范围总比上届广泛，捐款的数字也越有进步，接受资助的学生也增加很多。
自1941年夏到1943年上半年，《申报》大约共收到助学金捐款300万元，大半是一般小市民用血汗得来的钱。他们通过报纸了解情况后，慷慨解囊，50元、100元的捐助者特别多，有些人捐了一次不够，下次还继续捐。有些人则因一次捐款能力单薄，就按月认捐。上海西藏路大陆饭店的一个工人是首先倡导月捐的人。此外，当时在非常时期经商致富的部分爱国商人，时刻关注时局的发展，希望自己的军队能立刻打到上海，他们对《申报》发起的行动也给予积极支持。
当时许多捐款人中，有商店店员、儿童、女佣、舞女甚至是庙里的和尚等。当时的民众都被敌伪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既没有办法向国家献金，也没有方法上前线去慰劳，精神非常苦闷，而这个助学运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敌后替国家出力，为社会培养青年，在意义上是具有若干价值的。许多人因此尽量出钱，希望尽一点心，解除自己精神上的一点痛苦。①
抗战后，由于战时《申报》为日军强占，于是政府以《申报》“附逆”为名，成立申报报务管理委员会，对其实施接管，将设备封存。1945年12月22日《申报》复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