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别成一派
吴宓年少就喜欢读书，在新文化思潮中，他坚持己见，成为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爱好红楼，但行为夸张，为了红楼，他拄手杖怒砸餐馆，他固执己见，成为红学开拓者之一。吴宓一心忠诚于文学，最终获得“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称号。
撞周选字
关于吴宓名字的由来，有一段很有趣的说法。按照旧时陕西的乡俗，婴儿出生后，则选出一天，家里人把婴儿抱在大门外边，然后在街中等待过来的第一个人，如果第一个人过来了，就要把他请到家中好好款待，另外也让婴儿拜这个人为义父，并且一生都要礼数周到，善待义父，是名为‘撞周’。据乡间传言，用这种方法可以预测孩子的未来。
那天，吴宓由家人抱出，原先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下起蒙蒙细雨来，街上杳无人迹，等了很久才看到一个化缘的和尚走了过来，于是，家人把和尚请到家中，请和尚吃了顿好饭，并给了不少香火钱，然后打发走了，不知道为什么，吴家并没有让吴宓拜这个和尚为义父，于是，吴家人就用雨僧做吴宓的字，后来吴宓在写作中也常常写作雨生。
吴宓的母亲去世得早。母亲去世后，吴宓被祖母抱养，祖母年纪已大，当时所有的琐事都是由吴宓的乳母刘妈操持的，刘妈是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不识字，却懂不少道理，她在吴家待了大概有20多年，她勤劳能干、任劳任怨，笑起来一口牙齿白白的，再加上她容貌端秀，又善于替人思考着想，所以吴家上下的人都很喜欢她。吴宓是在刘妈的关心下一步步长大的，据说刘妈一生未嫁，只是全心全意照顾吴宓。
吴宓4岁的时候，祖母怜惜他没有自己的母亲，虽然刘妈照顾得很好，但终究不是吴家的人。于是，在吴宓4岁生日的时候，祖母把他过继给了叔父。这样，叔父成了吴宓的嗣父，刘妈也跟着过去照顾吴宓的嗣父，于是吴宓就有了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即亲生父母和嗣父嗣母。
吴宓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自从识字后，每天都在书房读书，连吃饭的时间也常常错过，家人只好让佣人给他送过去。有一天，佣人给吴宓送了一个饼和一碟辣椒，吴宓当时读书正读在精彩处，他随手抓起饼，误蘸墨为辣子，他口中有声：“好吃，好吃，好吃。”听见佣人的笑声后，吴宓才意识到嘴里的异味，低头一看，自己不禁也笑了。他对佣人说：“我现在真正是胸有墨水。”佣人笑着去告诉吴宓的嗣父，从那以后吴家常常拿这件事当做笑谈。
三原宏道书院位于陕西西北，是陕西清朝时的四大书院之一，由三原人王恕之子王承裕创办。王恕为关学三原学派创始人，王承裕幼时跟随父亲学习，早就习得父亲关于三原学的精髓，父子二人皆是一代文学家，被人誉为关学翘楚。当时很多三秦名士皆出于三原宏道书院门下，在文学界上的名声很是响亮，到吴宓上学的时候，三原宏道书院早已成为西北学界之旗帜。
吴宓受关学的影响很深，他在三原宏道学院待了4年，在这段时间里，吴宓变得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而自己应该如何得到这种知识。三原宏道学院的藏书量很大，喜欢看书的吴宓常常在里面一待就是一天，学习刻苦，求知若渴。
苦海无涯勤作舟
1911年，吴宓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当时吴宓考入这个留美预备班并不是为了能够留学美国，吴宓是抱着学习新知识的心态来的。吴宓在清华大学学习了5年，这5年他接触到了不少新学，却唯独对红学颇感兴趣，并加以研究。
1916年，吴宓从清华大学毕业。这时，吴宓的视野开始变宽，他想去国外看看走走，次年，年仅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选修西洋文学。到美国后，吴宓才发觉自己的英语有点蹩脚，只好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并于当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吴宓考入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白壁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
吴宓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听说过陈寅恪的名字，陈寅恪当时在哈佛大学很有名气。在哈佛的第二年，同学俞大维做中间人，介绍吴宓与当时刚从欧洲游学回来的陈寅恪认识。当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都处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年轻时期。两个年轻人在学术上的见解颇有相同处，对英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彼此也很谈得来，而且两人的性格也很合得来，很快就成为密切来往的朋友，虽然当时陈寅恪还只是一名普通的海外游学生，但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已经对他做了不俗的评价。他在日记中写道：“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两个年轻人在思想和学术的火花中越走越近，两个人更是谈到各自的婚姻观，吴宓那时正处在结婚的关头，他十分希望听听陈寅恪的看法，陈寅恪认为最幸福的爱情就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他去死。虽然吴宓的想法不同，但他接受了陈寅恪的建议，与当时热恋的陈心一结婚。
比较文学之父
1921年吴宓学业结业回国，被国立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专门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在讲课的过程中，吴宓常将世界各地文化一起谈论，讨论彼此的不同之处和共同之处，并经过比较得到一个更好的结论，在比较中，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吴宓在课堂上用比较的方法讲学，开创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
次年，吴宓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杂志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是一本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打倒孔家店”更是嗤之以鼻，他认为应该保护中华文化遗产。
1925年，吴宓接到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吴宓向校长曹云祥建议让当时最负盛名的国学研究者来当研究院的导师，清华大学当时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4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的大手笔引得当时文学界的注意。国学研究院建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1929年9月，年仅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钱钟书的数学成绩仅有十五分，因英语成绩满分而被吴宓破格录取，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吴宓破格录取钱钟书的行为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引起了轩然大波，文学界也是议论纷纷，人人都在等着看钱钟书进入清华后的成绩。钱钟书在清华学习期间，吴宓给予了他足够的关怀和文学上的指导，钱钟书的行文作风受吴宓的影响很深。
1930年，渴望知识的吴宓决定再去外国游学，这一次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并且去了他很崇拜的文人雪莱、司各特的遗迹，然后回到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课堂总结经验。次年结束欧洲游学，返回清华大学。他按照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时学到的经验设立了方案，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科系。
红学研究
吴宓在《红楼梦》的研究上颇具功底，一本《红楼梦》看了反反复复几十遍，仍爱不释手。吴宓常常在校园和别的地方举行红学演讲，演讲所到之处无不是比肩继踵，就连讲台外面的走廊里也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听吴宓作红学演讲的人无不对吴宓赞赏有加，认为他真正读懂了《红楼梦》。甚至有人感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宓在演讲中采用语言的夸张方法，把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等人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仿佛就进入了《红楼梦》中。那时候，西南古城到处都在宣传吴宓与红学，曾经有人赞赏说：“郭沫若和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地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
那时候，人们以听到吴宓为荣，当然，吴宓也不是逢人就会讲文学，也会因人而异，甚至干脆不演讲。至于该不该演讲，吴宓有自己的原则。
有一年，吴宓专程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讲红学，一时间，西安城内人人奔走相告，盛况空前。有一天，陕西国民党“三青团”一帮政客邀请吴宓讲《红楼梦》，吴宓素来讨厌这样附庸风雅的人物，于是以身体不舒服为谢。谁知道在拒绝后，这帮政客又把他的父亲找来通融。吴宓被逼无奈，只好答应演讲。说是演讲，其实只是随便敷衍一通，潦草了事。吴父越听越不对：林黛玉怎么和贾宝玉在一起？贾宝玉怎么又和王熙凤谈情呢？吴父不解着望着吴宓，待“三青团”走后，吴父问他：“你怎么乱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
1971年，吴宓病重，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严重，几乎看不到眼前的任何事物，只好回陕西老家养病。吴宓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到1977年，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由其胞妹吴须曼照顾他，使得他在晚年得到一些兄妹的照顾和温暖，1978年，吴宓病逝于老家，享年84岁。
在吴宓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研究的忠诚，这种忠诚给他带来了大量的收获，比如让他成为了国学大师、诗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中国红学的开拓者之一，虽然吴宓并不在乎这些荣誉，他在乎的只是自己在文学研究上的成就。但这些荣誉足以说明吴宓的一生是有价值的一生，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