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你当坐第一把交椅
顾颉刚是中国当代最后一位大师，也是一个传奇。他创立古史辨学派，开一代学术风气，和胡适齐名，他的影响遍布世界。就如顾颉刚的私塾弟子黄现璠所言：“新中国成立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生于风景秀丽、文教圣地苏州。顾家是苏州当地的名门望族，祖上曾被康熙皇帝赐予“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匾牌。所以虽然顾颉刚出生时，顾家已经没落，不及原先风光，但门风犹在，顾家仍是当地的书香门第之家。顾颉刚的出生给逐渐萧条的顾家带来了新的希望。顾家虽然萧条，却依然抱着有一天能够光宗耀祖的希望，现在这个希望落在了顾颉刚的身上。
顾颉刚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在顾颉刚入私塾的时候，已经认识几千字，平时阅读文章没有任何障碍。由于出生在读书世家，所以顾颉刚的祖父母甚至家仆都善于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说了大量的神话传说。
那时，顾颉刚的父亲常年在外奔波，以挽救家族渐渐衰落的趋势。在顾颉刚7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一直跟着祖母。祖母虽然很慈祥，但在对顾颉刚的教育上一点儿也不放松，甚至显得很苛刻。顾颉刚曾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亲自塑铸的一个艺术品。”
1906年，顾颉刚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学，在学校期间，教书先生常常惊异于顾颉刚的奇思妙想，尤其是那些古代虚无缥缈的传说。顾颉刚在小学的时候，每天只顾着读自己借到的小说，上课也不认真听讲，但每次考试，顾颉刚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先生只好随他去了。
1908年，顾颉刚考上了苏州第一中学堂。那段时间，在祖父的影响下，顾颉刚的读书爱好开始向经史偏移。顾颉刚说：“我的祖父一生喜欢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录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欢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与接触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在学校中，顾颉刚遇到了同样偏好中国传统文学的叶圣陶和王伯祥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彼此对文学的见解，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1912年，顾颉刚远去上海求学，考入上海神州大学，在大学里更醉心于文学研究。顾颉刚常常说：“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1913年3月，顾颉刚考取北大预科。1916年，顾颉刚以“自修”的身份考入北大，专修哲学。
学海无涯苦作舟
进入北大哲学系，也许是顾颉刚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人胡适。胡适于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研究院结业回国，被当时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胡适是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而顾颉刚正好是胡适的学生。
胡适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不拘一格，胡适的讲课很新颖，当然也很有说服力，顾颉刚很喜欢听胡适讲课。顾颉刚曾经跟室友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学家。他的议论处处符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顾颉刚渐渐成了胡适最得意的学子，对于胡适的讲课，顾颉刚往往能够举一反三。顾颉刚说，“在那数年中，胡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产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3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可见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北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很大，尤其有很多别的地方不能找到的史学书籍或资料。这种殷实的珍藏资料给顾颉刚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1920年暑假，27岁的顾颉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在胡适的邀请下留校任助教。顾颉刚打算编撰一本《中国书籍目录》，按照时间、类型把目录列出来，对北大的藏书量会带来很大的帮助。1921年，胡适任国学门的助教，同时任《国学季刊》的编委，并编点《辨伪丛刊》。这段时间，顾颉刚潜心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还写信向胡适和钱玄同等人讨教关于古史与伪书的问题。在时间的积累中，顾颉刚渐渐在书海中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和方向。同年，他开始编撰“古史辨”的论文。在研究古史的同时，顾颉刚还迷上了《诗经》，他觉得《诗经》中的许多故事都有待考证。
找到方向之后，顾颉刚治学更加用心专一，每天在书籍上花十多个小时，还要留出时间准备自己的论文，不久，顾颉刚就变得精神委靡，还得了失眠症，这个症状在他以后治学的日子里一直折磨着他。1922年，在胡适的帮助下，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着手编撰《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书时，顾颉刚打算把《诗经》、《尚书》中的故事传说都整理出来，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顾颉刚突然感觉到古史也许只是神话积累而成的，首次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学说。但这种否定古史的做法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在世人看来叛逆甚至有点大逆不道的思想给当时的顾颉刚带来了很大的名声。可以说，一夜之间，史学界人人都知道顾颉刚的名字。
顾颉刚浑然不知外界对自己的讨论，他一心沉迷在《古史辨》的研究中，他搜集了大量的、翔实的资料打算编撰一本《古史辨》。那段时间，顾颉刚几乎是“住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看资料，一边用手写下笔记，常常忙碌到翌日凌晨三四点钟。
在顾颉刚的努力下，1926年4月，《古史辨》第一册顺利出版，这本书就像一颗“原子弹”在史学界爆炸开来，这本书的出版为顾颉刚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他渐渐成为史学界里的核心人物，而且北京大学也破格把顾颉刚擢升为研究教授。《古史辨》的出版正式奠定了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那一刻，在人们看来，顾颉刚前途无量。
俯首甘为孺子牛
其实作为一名著名的教授，顾颉刚擅长的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教学，因为顾颉刚从小就内向，口才并不是很好，甚至有些结巴，再加上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顾颉刚侃侃而谈起来，在座的学生没有几个能真的听懂。顾颉刚也明白这点，所以上课时，他尽量减少讲话的时间，而是用书写板书的方式。常常一节课下来，就要写满好几次黑板，顾颉刚的后背也早已被汗水浸湿。某位名人曾经也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虽然顾颉刚不善讲课，但他却是完全一片真心地对待学生，而且他在课堂上的见解也颇为奇特，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了这种无声的教学方式，顾颉刚仍旧受到同学们的爱戴。
顾颉刚虽然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教授，但他却平易近人，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尤其是和他的学生之间。对待学生就像对待朋友，彼此平等。顾颉刚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发给学生很多资料，希望学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判断，这对培养学生自主研习的能力很重要。他提倡的是学术思想自由，那些剽窃他思想的学生在考试中往往得分最低；那些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学生，即使与顾颉刚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顾颉刚也会给他们高分，鼓励他们继续自己的研究。
顾颉刚对学生的爱才惜才，为他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学生在后来都逐渐成为有名的学者和研究家。比如后来在学术界很有名气的王钟翰、童书业、杨向奎、杨宽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弟子后来又带出一批弟子，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颇为耀眼。这在教育史上是颇为壮观的一面。
《古史辨》共3册，共收入文章350篇，计325万字。
《古史辨》的出版奠定了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誉，这些荣誉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不便，社会活动的增多使他无法专心学术的研究。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