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不是经济总量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矛盾。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表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因此，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否顺利完成也就必然地关系着我国能否顺利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关系着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系着我国能否顺利推进工业化进程。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当前经济发展的主题，我国应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推动技术升级、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施新的地区战略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以及继续调整与完善所有制结构等。
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必然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控制过快的增长速度、防止经济过热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目标已经由防止过热转为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质的变化。从表面来看，经济总量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是这一变化的基本原因。但更深层的分析表明，仅从总量层次上着眼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问题的实质是我国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一）经济结构问题是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1.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经济结构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一是三次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起伏明显，经历了第一产业产值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逐步上升的变化，尤其是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呈现逐步递增趋势。二是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比例层次仍然比较低，仅相当于工业化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结构水平，尤其与美国19世纪80年代及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比值接近。这也表明我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发展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通过产业结构的提升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三是三次产业劳动力就业中，第一产业比重大，第二、三产业比重轻，但总体趋势是，第一产业就业比例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步上升。
从世界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来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仅产业之间的结构发生变化，而且各产业内部结构也有明显变化。
首先，长期以来，粮食作为最基本的食物来源，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居绝对优势。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方法不断改善，尤其是农业生物工程技术、水肥条件和环境工程等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种植业的生产条件和资源转化能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从而使更多的农田用于经济作物种植，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源、技术设备、化学手段、生产设施、运输工具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大量转移出来，进行农业多种经营。目前，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比例逐年有所提高。其中，大量的荒山荒坡为植树造林，建造防护林，营造水源和水土保持，全面发展林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广阔的海洋以及内河、湖泊，拥有发展水产业的自然条件；除了北方草原之外，南方广阔的草山草坡，为发展畜牧业奠定了基础。因此，农业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已有相当基础，农业种植业结构也必将发生质的变化。
其次，第二产业从产值构成分析，重化工业仍然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从效益分析，汽车工业、信息电子技术产业、其他高技术产业、轻纺工业等效益较好；而传统制造业，包括钢铁工业、原材料工业等等效益下滑。其中，现在新兴技术产业发展迅速，计算机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光电子与激光技术、环境科学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等产业比重日益增加，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另外，利用现代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嫁接改造，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实现产值利润的增长方面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再次，第三产业比重日益上升，领域不断扩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国家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对今后一段时间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定位为：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主要有商业、物资业、外贸易业、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仓储业、居民服务业、饮食业和文化卫生业；与科技相关的新兴行业，主要有咨询业，包括科技、法律、会计、审计等咨询业、信息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农村第三产业，主要是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行业，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行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邮政通信、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和公共事业，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中释放出来，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商业服务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从而使第三产业比例逐步提高，恩格尔系数比较早地揭示了这一发展原理。另外，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2.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总体格局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取向偏重于工业规模的扩大和总量的提高，忽视产业素质特别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提高，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主要依靠高积累、高投资支撑，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产业结构问题：第一，生产结构不合理。现有生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低水平下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企业低素质下的生产高消耗、高成本和低效益。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过程中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仍有明显偏差。从产值比重来看，2005年我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4%、47.3%和40.3%，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过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过低，与世界银行14%、35%和51%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特别是服务业还相当落后。在就业结构中，有50%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领域，农业就业所占比重过高，而服务业就业比重则明显偏低，只有27.7%，表明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很不合理。第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各类产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分散程度较高，集中度较低。例如我国有1600多家造纸厂、400多家啤酒厂、130多家洗衣机厂，达到最小合理规模的仅分别为8%、12%和7%。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另一个表现是企业普遍追求“大而全”和“小而全”，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合作，现有加工、制造能力未能得到有效的优化组合。第三，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由于我国长期重复了一条依靠政府拨款进行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道路，缺少真正的投资主体，特别是缺少投资活动的成本约束和效益激励，因此客观上形成了科研与产业相分离、技术商业化能力很低的状况，导致产业技术进步缓慢，科技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据有关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中，70%～80%是依靠新技术实现的。而我国目前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不到30%。以R＆D这个重要指标评比，在世界前300家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
第二，地区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趋同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也日益突出，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程度的不同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说，人员、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东、中、西部占全国GDP的比重分别为52.6%、31.0%和16.4%，到了2004年，东、中、西部占全国GDP的比重已分别变为58.4%、24.7%和16.9%，三大经济地带发展的差距在持续扩大。这虽然有其客观必然性，但长期的、较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且带来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地区分割问题，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同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长期追求工业自成体系，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现象十分严重，最终导致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分工协作程度弱化。尽管东、中、西部的资源和经济技术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但在工业产品结构中，相似程度却很高。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与中部地区结构的相似率为93.5%，中部与西部的相似率更高达97.9%。趋同化涉及的产业和产品众多，从初级产品到以家电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再到支柱产业，目前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同时这种工业结构趋同的问题在同一地区内部也普遍存在。
第三，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偏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59.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2366.4元，前者是后者的2.90倍，200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0493元和3255元，前者更是后者的3.22倍。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必然导致城乡消费的严重失衡，2003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达到8265元，而农村居民只有2399元，相差3.45倍。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消费零售额大约仅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7%左右，而1984年时，这一比重最高曾达到64.9%。二是城镇化水平低。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无论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从工业化进程的要求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都明显偏低。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为5.67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3.0%，农村人口为7.45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7.0%。即使按照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分布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也低于其他同等收入国家45%的城市化水平。城镇化水平过低不仅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更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不利于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此外还加大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四，现行所有制结构还存在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多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目前国有资产的战线仍然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然很突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虽然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占整个GDP的40%以上，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该比例仍然偏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融资等方面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大有潜力可挖。另外，所有制结构在不同地区仍有明显的差异。
以上四个方面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总的讲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与产业整体素质是不高的，限制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我国目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能源与原材料消耗大，经济的高增长是靠大量消耗资源换取的。大量粗放经营的小煤窑、小炼焦、小化肥、小水泥，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据监测，我国大气悬浮微粒严重超标，七大水系的40%的河段低于三类水体标准，工业固体废物每年递增2000万～3000万吨。粗放低度化的产业结构付出了昂贵的环境代价。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据粗略估算，201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将达到22亿吨，供应缺口将达到3.3亿吨。重要原材料也需要大量增加，据测算，2010年我国钢需求量为3.4亿吨。要达到这么多的能源、原材料产量，不仅建设资金难以保证，而且将造成资源的过量开采和消耗，环境还会进一步恶化，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发展。
此外，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结构特点，使我国产品市场竞争力低下，适应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较差。在开放条件下，既难以适应当前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也难以应对未来国际产品的竞争压力。以上分析表明，当前经济结构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当前经济增长的现实问题。因此，不论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看，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都是刻不容缓的一项战略任务。
（二）调整经济结构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1.结构调整贯穿于工业化、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是个长期的过程。工业化过程中需要完成一轮又一轮的结构调整，并以此来推进工业化进程。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过程。而经济结构变化，固然有自发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自觉调整的过程。
第一，工业化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的过程。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不仅表现在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扩大，而且表现在重工业、化学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和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扩大。工业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重工业、化学工业化过程。例如，日本重工业、化学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1955年为44.7%，到1960年、1970年分别达到56.7%和62.6%。同时，重工业、化学工业内部结构不断调整，重化工业化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认为电力和钢铁已完成了领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使命，下一步要领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应是以汽车、家电为主的机电工业。1961—1971年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等战略思想，要求机电工业在10年内增长3.5倍，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从1959年的34.3%提高到1970年的47%，计划汽车产量到1970年达到100万辆（其中40万辆出口），机电产品出口额要达到39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40%，明确了机电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战略产业地位。同时，采取各种方式促使基础产业的发展围绕提高机电工业的水平进行。如1951—1970年日本对钢铁工业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设备投资，投资总额达40103亿日元，进口设备使用的资金不到3%，基本上采用国产机械装备。在发展电力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火主水从”的方针之后，大力发展火电成套设备，基本上是第一套引进，第二套便开始国产化，到1975年日本便已掌握了百万千瓦级火电设备的生产技术。由于各方面支持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50年代中期日本的轧钢技术已具相当水平，从而又大大推动了小汽车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掀起了所谓的“消费品革命”，反过来又促进了机电工业的发展，使汽车制造装备业得到长足的发展，1970年小汽车产量已达到318万辆，彩电640万台，一跃成为世界汽车和家电生产大国，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
在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经历了相似的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时期。韩国重化工业占制造业的比例，在1960年工业化刚开始时仅为22.7%，到1980年持续上升到50%，1986年更上升至57.8%。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重工业的继续高速发展具有显著的技术、资金密集型特点。
第二，加快结构调整是工业化时期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工业化时期农业就业减少，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增加，是一个共同趋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是由第三产业吸收的。1950—1970年日本一次产业就业比例由50.7%下降到17.4%，下降33.3个百分点；同期二次产业就业比例由22.2%上升到35.2%，上升1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就业比例由26.6%上升到47.3%，上升20.3个百分点。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由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多数由第二产业吸收。韩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1965年为58.6%，1980年为34%，15年中下降24.6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劳动力比重由13.3%上升到28.7%，上升15.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由28.1%上升到37.3%，上升9.2个百分点。就业结构变化的基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1950—1970年，日本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例由26%下降到7.5%，第二产业比例由31.8%上升到38%，第三产业比例由42.2%上升到54.5%。1965—1980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39%下降到12.7%；第二产业比重由26%上升到44.3%，第三产业比重由35%上升到43%。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相反，这些国家的失业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到工业化后期，甚至还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日本在1950—1970年期间失业率基本上都在2%以下；韩国则经历了失业率由高到低的过程，其中1961年失业率达12.2%，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失业率不断降低，到1970年时已经降至4.5%，1978年进一步降至3.2%。
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均超过我国。2000年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平均为48%。分别来看服务业就业比重，印度（1999年）为49.8%，马来西亚（2000年）为48.5%，菲律宾（2000年）为45%，墨西哥（2001年）为54%，均比我国目前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第三，结构调整是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扩张为主转变为以质量取胜、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要求。许多后发展国家工业化时期进出口结构变化的一般特征是：出口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制成品比重上升；在制成品出口中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上升。同时，大量进口重工业产品，特别是先进机器设备，以提高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支持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日本、韩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高附加值化的趋势十分明显。1955—2000年日本初级产品出口份额由3.9%下降为0.7%，轻工产品出口由59.1%下降到18.3%，重工产品由37%上升到81%。日本的重要出口商品，1960年是钢铁、船舶、金属制品、收音机、纤维机械、精密机械、汽车和纤维织品；1980年主要是钢铁、船舶、汽车、金属制品、收音机、精密机械和纤维织品；到2000年主要是汽车、钢铁、精密机械、船舶、金属制品、录音机、收音机和摩托车。韩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有类似特征。1962年主要出口商品是丝绸、钨、水产品、动物油脂、胶合板、杂货、纺织品；1984年是服装、电子产品、船舶、纺织品、胶合板、鞋、钢板；2002年是纺织品和服装、船舶、电子产品、钢铁产品、鞋、合成树脂、金属制品、石油产品、电器、轮胎。
第四，结构调整是工业化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工业化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是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而高增长都是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合理化过程中实现的。1955—1973年的日本、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平均都达到10%左右。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总需求结构的变化、技术结构的变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等等，都特别引人注目，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取之不尽的源泉。
第五，结构调整是一个大浪淘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过程。从产业方面看，结构调整意味着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传统、落后产业收缩、淘汰；从企业方面看，结构调整意味着企业结构、规模的重组，优势企业发展壮大，劣势企业被淘汰出局。结构调整时期往往是企业兼并、合并、破产现象最活跃、集中的时期。1964—1973年日本企业合并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三菱重工、日产、新日铁、第一劝业银行等一批大型企业，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韩国的经验是，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推动优胜劣汰、结构优化进程。韩国20世纪60年代末曾对靠贷款起家的30家“不实”企业进行处理，限期转卖给大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对发电设备生产、汽车、电机等行业经营不善企业进行有偿转让，使三星、金星、大宇、现代等大企业在重组中得到壮大。二战后美国、欧洲企业的兼并、破产活动更是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美国人讲，企业经营靠什么？靠的是达尔文学说：适者生存。企业结构、产业结构正是在优胜劣汰过程中得到了调整、升华。
2.结构调整是各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表明，工业化时期需要结构调整，完成工业化以后同样需要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需要结构调整，发达国家也需要结构调整。没有一劳永逸的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最近十几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富有活力，失业率低，物价稳定，出口也恢复了生机，国际竞争力连续几年雄踞世界之首。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日子难过：经济增长萎靡不振，失业率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其中的缘由就是美国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起步早、动手快、抓住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一关键环节，掌握了主动权，而日本、欧洲则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明显落在了美国后面。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衰落，美国的崛起，以及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相对衰落和90年代实力的恢复，或多或少都可以从结构调整方面找到答案。英国曾经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在19世纪末逐步走向衰落。重要原因之一，是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储备已经耗尽的时候，英国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之上的新产业发展迟缓，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大量向海外投资，国内产业空心化，结果被美国超过。二战后初期，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1950年美国工业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60%。但战后几十年，美国经济实力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1947—196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9%，到1967—1979年下降为2.9%，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979年美国工业产出占世界工业总产出的比例下降到35%，工业品出口占世界工业品出口的比例由1953年的29%下降到1976年的13%。美国一些传统的支柱产业如汽车等，受到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国的激烈竞争，优势明显削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物价涨幅达到两位数，失业增加，国际竞争力下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结构调整，本质上是把美国的竞争优势从传统工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美国通过不断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促进了包括计算机、超导材料、遗传工程、微电子、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利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取得了明显成效。20世纪最后十年成了美国经济实力的重振期。目前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近1/3（欧洲不到10%），其中信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知识密集的服务出口相当于商品出口额的40%。美国在网络、数字、生物、空间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水平均居世界前列。1994—200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4%，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4%，通货膨胀率连续10年低于3.5%，失业率由7.5%下降到5.6%，商品出口年均增长10%。这些经济指标都明显好于其他发达国家。许多专家认为，美国已经占据了21世纪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
当美国已经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生物工程、航天技术为代表的最新高科技产业时，日本却正沉浸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由资产膨胀（泡沫经济）所支撑的“平成景气”之中，日元明显升值，企业大举向海外投资，产业结构失调，出现了明显的产业空洞化趋势。进入90年代中期，当日本从泡沫经济崩溃的打击中开始恢复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明显落在了美国的后面，不得不奋起直追。最近日本推出了新的经济改革计划，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包括高科技产业在内的15个新兴产业。可以说，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浪潮。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结构调整的内容和任务也不同。然而，国际经验充分证明：需求结构和竞争格局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特别是二战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变化节奏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推进结构调整，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只有不断推进结构调整，才能避免衰落，长期保持发达国家的地位。一言以蔽之，结构调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措施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非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不可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的调整，而是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对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进行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亦即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技术升级
1.要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推广、产业化。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25%左右，推广率也只有15%～20%，其中真正形成产业化的不超过6%，因此新产品开发能力低，“十五”期间新产品开发递增速度只有2%，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20年。
要改变这种状况，应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引导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根据国外的经验数据，一个研究开发投资占销售额比重低于3%的企业，在当今世界是无法生存的，而我们大多数企业连1%都不到。因此要通过改革，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建立健全企业的研究开发体系，促使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成为科技开发和投入的主体，提高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其次，从国家长远发展需求出发，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学工程建设，促使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再次，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技术投资体系，特别要结合资本市场的发育，引导、鼓励多元化的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新技术的产业化。最后，最重要的是重视人才培养，发挥人才的作用。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软的开发，关键在于有高素质的人才，有适合发挥人们才干的好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有一支具有开发能力的科研队伍，有一批熟练的工程师和较高科技素质的工人。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能否促进技术升级，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
2.应该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创新工作。近些年来，引进技术变成了只购买装备，而软件技术的引进比重则非常低；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工作就更为薄弱。要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必须进行具体部署。消化引进技术工作如果继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会重犯贻误时机、丧失机遇的错误。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不消化引进的技术、不搞自主开发，永远引不来先进的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缩小差距就是一句空话。消化技术应该在选择重点、分配资金等方面作出统一安排和部署。要协调技术和设备引进方与技术消化方的利益。应该大大增加用于消化技术的投入，从政策上保障资金的稳定来源。
当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可以从引进设备、进口零部件的国产化起步，逐步向掌握设计技术迈进。像电子元器件、数控机床等大宗进口产品的国产化，可以使我国产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3.各行业、地区应突出重点，实现多层次的技术开发和升级。由于各行业、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条件及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因此结构调整的实施也要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和侧重点，力求避免一哄而起、重复雷同的弊病。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有的行业以存量调整为主，有的行业必须把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结合起来，有的行业要以加强科技投入、提高产品开发能力为主要任务，有的行业则以延伸加工为调整目标。同样，技术升级也是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面临的问题，由于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和地区间不同的经济技术水平，产业技术的开发和升级也应当是多层次的。总的方向应该是：无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是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都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条件，发挥本身优势，以先进、适用为原则。
（二）开拓多元化融资渠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资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都需要有一定的资金增量带动，而技术含量大的产业投资强度也就越大。因此，“钱从哪里来”就成为结构调整能否顺利进行的制约因素。
1.融资渠道应向需要支持的重点产业倾斜。我国机电产业对于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当把机电产业的融资作为整个产业融资的核心任务来抓。
第一，积极扩大机电等重点产业的直接融资渠道。采取多种股本融资形式，增强重点产业的资本积累与资金配套能力。目前，国内企业主要通过四类上市工具进行股本融资，一是在境内发行A股；二是在海外发行外资股（B股），并在深圳和上海上市；三是内地企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H股）；四是驻香港的中资企业在香港上市（红筹股）。从目前上市公司的布局情况来看，我国重点产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上市公司还不多，这对于肩负着民族工业振兴任务的装备工业筹资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应当根据机电等重点产业直接融资的迫切需求，积极推荐装备工业优势企业成为上市公司，提高重点产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国家早在1997年就出台了一项政策，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代表大型企业到海外发行企业债券或获得商业贷款，面向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国内企业界对此反应相当强烈，认为这一政策有助于信誉好、项目好、管理好的大型优势企业绕开高负债与银行高比例不良资产的双重限制，为支柱产业开辟一条新的产业资金融资渠道。从长远来看，国家应当逐步放宽资本市场的限制，更多地允许重点产业的优秀企业通过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股票与借贷方式筹资，逐步增强资金自给能力。
第二，稳步扩大机电等重点产业的间接融资渠道。由于我国的国情所限，直接融资在产业资金来源中的比重不可能提高的很快，间接融资仍然是机电等重点产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努力开拓多条间接融资的渠道是缓解重点产业资金紧张的重要途径。从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来看，国家应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产业的投资贷款规模，尤其要加大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低息投资贷款比重，加强对重点产业资源加工、技术改造的贷款力度，以缓解重点产业资金配套能力的不足。对有投资前途的项目，商业贷款可以由政府提供财政担保，对其他一些项目，也可以增加国家财政贴息，加大国家专项贷款力度，延长商业性贷款的还款期等。
2.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力度。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与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太小，主要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资金来源渠道十分狭窄，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政策环境不宽松，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受制于资金“瓶颈”而难以登上新台阶。因此，应当根据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多渠道开拓资金来源。
第一，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融资。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为了发展航天、军工、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为加强少数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往往采取直接投资或订货投资等方式对高新技术产业注入资金，使其获得来自财政政策方面的稳定的资金支持。目前，我国已把航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列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在未来国际竞争挑战的压力下，中国关键性的高新技术产业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为此可以采取选择若干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项目为高新技术重点工程，集中优秀人才，给予足够的财政资金和人才保障，进行重点项目攻关。
第二，大型企业的高新技术项目的融资。高新技术产业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新兴产业。应当实行与一般产业有区别的融资政策，一是尽快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实行风险担保基金等措施，降低投资贷款风险，为高新技术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正处于幼稚产业阶段，面临着国际大公司的激烈竞争，承担投资风险的能力还不强。即使处在资本市场资金供给充裕的条件下，也往往采取过于求稳的战略而不敢大胆借贷融资，使得用于科技攻关的资金相对国际大公司相差悬殊。因此，高新技术产业融资规模的扩大还需要政府通过贴息等措施降低融资成本。二是实行超前性的融资政策。目前，我国大型科技企业，如海尔集团、海信集团、联想集团等正经历着扩大开发规模的成长时期，许多开发项目是经国家审定的商品化、产业化的高新技术项目。国家对于这些大型高科技企业的资金筹措除了给予税收、贷款等方面的重点支持以外，还应创造条件允许高新技术企业跨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是，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并不是国家投资兴办的，而是民营性质的非国有制企业，在融资方面受到现行政策的限制。因此，能否突破体制束缚是畅通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条件。最近，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的北京和上海均建议，股票、债券上市公司指标应向民营高科技企业开放，以推进民营科技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三）实施新的地区战略，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地区经济结构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地区经济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区经济布局，是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要求。要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遵循“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
1.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实施西部大开发是调整我国地区经济结构最主要的战略举措，要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量力而行，统筹规划，科学论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力争用五到十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西部大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为适应形势的要求，西部大开发必须要采用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大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作为大开发的根本，把发展特色经济、培育优势产业作为大开发的关键，把抓好教育、发展科技、培育和引进人才作为大开发的保障来抓。
2.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从整体上看，也是中部地区大发展的机遇，西部大开发需要与中部大发展一体考虑。要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实现中、东、西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以沿重要水陆交通干线地区为重点，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及加工重地。加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有竞争力的产业。
3.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今后应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抓住机遇，继续深化改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率先实现产业高度化。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有效组合，带动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高效化。
（四）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长期以来，我国执行城乡分割的政策，造成我国城镇化严重滞后，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诸多矛盾中的关键因素。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已渐成熟，因此，要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推进城镇化的重点是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发展小城镇对于繁荣农村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等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推进小城镇建设时，要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引导乡镇企业积聚，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形成合理的城乡人口布局和经济结构。要鼓励农民进入小城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引导社会各方面对小城镇的投资，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发挥小城镇的集散作用。
在重点发展小城镇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从三大经济地带来看，东部地区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应提升县城和建制镇的规模和水平，完善其功能，使之成为农产品加工重地和集散中心。而西部和中部的落后地区，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城，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逐步推进。
为进一步理顺城乡关系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进一步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形成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城镇化要求，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行政管理机制。
（五）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国情和要求，决定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多样性的，不仅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而且还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充满生机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和众多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调整和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五届三中、四中全会对这项任务又做了更为具体的政策规定。“十五”及“十一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要把继续推进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作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应当也必须包含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要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着眼于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控制力，调整结构，突出重点，优化配置。
要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多方面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要进一步大胆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推进，互相联动，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