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民族实业家行列里，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是驰名中外的；他们创办的企业中，有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包括其他机构和附属企业，规模之大，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俨然一个荣氏王国。在面粉、棉纱两大行业中，荣氏兄弟独领风骚几十年，因此被冠以“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美称。
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税吏，而且到荣氏兄弟逐渐长大后，他们的家境已经很没落了，因而荣熙泰活着的时候，是怎么也不能想到，他的两个儿子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初涉商业创立钱庄
1873年，荣宗敬出生于江苏省无锡西郊的一个村落里。两年后，其弟荣德生也出生了。他们的父亲荣熙泰曾在广东做过十年税吏，因而，兄弟出生的时候家境还算殷实。但是，到了兄弟俩渐渐长大的时候，家境也渐渐衰微了。荣宗敬7岁进私塾学习，读到14岁，他就外出闯荡了。开始，他先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人，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荣宗敬是他毕竟年龄小，工作又累，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患上了伤寒，只得回家修养了一阵子。荣宗敬明白家里生活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又返回了上海，进入永安街源豫钱庄当学徒。三年期满后，他去了南市的某汇划号做跑街。那时所谓的跑街，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业务员，工作辛苦又没有什么保障。在他做跑街的时候，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所在的店里因经营天津小麦失利，亏蚀严重，关门倒闭了。无奈之下，荣宗敬只能打点回家，无所事事。
荣德生可不像哥哥那样胸襟开朗，雄心勃勃，具有领袖能力，他从小就是一个木讷寡言的孩子。4岁那年才开口讲话，童年也只在私塾里读过五六年书，但是私塾的老师和他的父亲却发现他不仅做事严谨认真，而且具有惊人的记忆力。15岁时，他背着父母，到上海找到哥哥，让哥哥给他找个事做，以缓解家庭生活的压力。
但是上海的工作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德生才由哥哥介绍到永安街通顺钱庄当学徒。三年期满后，他嫌钱庄的薪水实在太低，就没有再干下去。1894年2月，19岁的他随父来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当时有个税吏是江苏太仓人，叫朱仲甫，荣德生就在他的手下帮理账务。荣德生由于做事情极其认真，又有许多的好点子，不久就被人们尊称为“师爷”。一个刚满师的学徒，忽然被人如此尊敬，荣德生感到非常快活，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他工作得更努力了，暗中，便把做税吏当成了自己的终生职业。正在他踏踏实实地走着自己的每一步，设法得到“实监生”的资格，作为今后捐官的基础时，孰料，老天作弄，次年冬，他们父子都没有得到连任的通知。荣德生非常失望，只得垂头丧气地随父回到了无锡。
1896年正月里的一天，荣熙泰忽然感觉身体不适，荣德生便陪父亲到御医马培之处看病，见马的处所气派阔大，而且收入丰厚，心中羡慕极了，回家后就买了医书，闭门苦读，妄想也能像马培之一样。荣熙泰劝他：学医并不容易，要熬到中年才能成名，不如开店容易发展。但是荣德生已经陷进去了，他一味沉迷学医，没有听进父亲的话。
荣宗敬这时已经22岁了，荣熙泰看见他长期赋闲在家也不是办法，就带他到上海找职业。朋友们都劝荣熙泰开个钱庄，荣熙泰看到上海这时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活跃地带，进出口贸易十分繁忙，民族工业逐渐崛起，使得金融流通与日俱增。开钱庄已蔚然成风，同辈中周舜卿、祝兰舫等都因此而发了财，荣熙泰不禁心也动了，他想：两个儿子本来就是学钱庄出身，业务驾轻就熟，钱庄的管理又容易，开支也不大，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主意打定后，他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马上与人合伙在上海开办了一个钱庄，取名号为“广生”。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也丢开了医书，过来管总的账目，这是荣氏兄弟合作自营事业的第一步。
经营了没有多少时间，他们看到业务做得不错，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店。就在这年6月，荣熙泰病故，去世前他反复叮嘱两兄弟：一定要小心经营，凡事以信誉为重。兄弟俩遵照父亲的遗嘱，谨言慎行，以诚为信，开办三年，不盈也不亏，另外的合伙人见无利可图，便抽走了股金。这样，从1899年起，广生钱庄就由荣氏兄弟独自经营了。
在他们含辛茹苦的经营之下，机会终于叩响了荣宗敬兄弟的大门。此时政府正在发行新银币，内地和上海之间的汇款不断，利率相差较大，这样钱庄就开始了赢利。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北方军粮需求大大增加，由上海汇往无锡、常州、宜兴等地采购小麦的款项为数颇巨，由于广生钱庄信誉好，汇款业务也随之大增，初次经商的荣氏兄弟看到滚滚而来的利润，满心欢喜，这年赢利约7000元左右。此后一连几年都是如此。这笔盈余，日后便成为了荣氏兄弟发家的原始资本。这便是荣氏抓住了天时。
投身实业开办面粉厂1899年冬，荣德生受朱仲甫之举荐，再次到广东担任补权局总账房。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地去了。广州是中国近代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荣德生对于这些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十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他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惊喜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但是想归想，做归做。那时，他还是想走正道的，即科举做官的路子。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走正道最好的途径。有一天，苦闷彷徨的他出门闲逛，遇到一位相面的人，便向他请教今后的出路，相面的人端详了他一番以后，说出了六个字：不是官，不是商。他对算命之类很迷信，相信了相面人的话，于是决定做一桩新事业。此时正好义和团运动爆发，他怕战事扩大了回不了家，便托故请假要求回上海。
当时，从广州回上海，多半要到香港中转，荣德生待在香港候船期间，天天要到轮埠探问船期。有一天，他突然看见海滩上有一片雪白的东西，走上前仔细一瞧，原来是面粉袋中落下的粉屑，白花花地铺了一地。此情景让荣德生的心中一动：要办新实业，做面粉不是新实业吗？此时洋粉大量涌入，每年不下千万包，我国每年损失的白银无可计数。投资面粉，既挽回了利权，又解决了民生食用之需，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回到上海，荣德生就迫不及待地把想法告诉了荣宗敬，荣宗敬也觉得钱庄利润不大，不如兴办新式工业，完全赞同把钱庄的资金转移到实业上来。他们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找到致富的途径。
在荣宗敬的支持下，荣德生着手进行可行性调查。他看到，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北方局势动荡，市面萧条，但是在万业萧条中，面粉业却一枝独秀，价格高而稳定。他又看到，内地的旧式商人大都安于旧法经营，企业死气沉沉，不能得到发展。而沪、港兴办的新实业，大多获利颇丰，于是觉得开办面粉厂前景非常乐观，可以一为，便最后拿定了主意。在当时中国的境内，已经开办了四家面粉厂，即天津饴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和英商增加。一开始的时候，荣德生对面粉厂一无所知，他就想方设法进面粉厂参观，但各厂都是对外保密的，他们打不进去。荣德生想尽了办法，通过贿赂熟人，才得以到增加了去参观。所谓参观，只能是走马观花流于表面，关键部门的轧粉车间进不去。尽管只是看到了皮毛，荣德生还是对建厂所需的造价、营运所需的资金等，在心中大致有了数。
就在这时，朱仲甫卸任返沪了，荣宗敬就将办厂的事情和他商量，朱仲甫也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合作。他们商定三万元的股金，朱仲甫和荣宗敬一人一半。因为朱仲甫久在官场，做起来颇得人事之便，他负责办理立案，荣氏兄弟负责筹划厂基、厂房及机器设备等。
他们订购了60匹马力引擎一部、法国链石磨子四部、麦筛三道、粉筛二道，设备很简单，厂子取名为保兴面粉厂，这个面粉厂就是荣氏兄弟从经商转向现代工业的开始。
1901年2月，荣氏兄弟在无锡西门外开始兴建厂房。正在动工之时，却遭到以江导山为首的地方绅士势力的阻挠，他们诬告保兴厂擅自将公田民地围入界内，又胡说保兴的烟囱正对着学宫，导致“文风有碍”，迫使知县下令让荣氏兄弟迁移厂址。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江苏省抚台，荣氏兄弟据理力争，朱仲甫多方托人打点关系，齐心合力打赢了这场官司。
遭到了如此的意外，建厂工程被拖延了10个月。1902年2月，保兴厂才正式开机，日出面粉300包。出粉后一开始销路并不佳，因为人们吃惯了土粉，对机制粉有排斥心理。而且，那些打输了官司的乡绅土豪也恶语中伤，到处散布流言，说什么机器粉颜色这样白，肯定搀有洋药，吃了会中毒的，还捏造事实说：有一老翁和少女就因为吃了这种粉中毒死了。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一样。所以一开始人们对保兴粉都有戒心，纵然它卖的比土粉还便宜，但仍打不开销路。
面对如此的窘境，荣宗敬兄弟焦虑异常，急忙派人到当地面馆、点心店等上门推销，先是让他们免费试用，大家食用后并无中毒事件的发生，这样才逐渐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无锡的市场才逐渐打开。
为了北上开辟市场，荣氏兄弟又觅到了王尧晨和王虞卿两兄弟。王虞卿擅长推销工作，和北方的营口、天津等各帮坐庄均有交谊，荣宗敬就放手让他们工作，王虞卿不负众望，不多久就把所存面粉销售一空，这一年厂里稍有赢利。
保兴厂有了一个不算坏的开端，荣宗敬兄弟也逐渐充满了信心。可这时朱仲甫却开始动摇了，他见经营面粉厂赚钱太少，远不能和做税吏相比，心中便觉乏味，想回广东，荣德生磨破了嘴皮子，真心地挽留他，但是没有作用。1903年，朱仲甫退出了保兴股份。怡和洋行买办祝兰舫知道后，意欲收买面粉厂，但荣宗敬兄弟的办厂决心非常坚定，只允许祝认购所有股份中朱仲甫的部分，荣氏的股份不让，最后祝氏认购了4000元的股份，荣氏兄弟股份增至24000元，保兴资本额扩充到了5万元。8月，保兴改组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俄两国及我国的东北各地都大量地需要面粉，面粉利厚而稳定，但茂新厂用的是已经过时的石磨，所出的面粉比钢磨的质量次、成本高、售价低，无法与他厂竞争，荣德生便决心更新设备。1905年5月，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怡和洋行订购了18英寸英国钢磨六部，其他辅助机器因资金不足都由自己仿制，8月正式开车后，每天出粉500包，加上原来的石磨，每天出粉800包，其中大部分运到东北销售。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人在哈尔滨所建的面粉厂大都垮了。荣德生抓住这个时机，马上令王虞卿从烟台转赴营口推销，仅三个月，就销掉面粉二十余万袋，获利两万余两白银。这年（1904年），年终结算，茂新厂赢利达6.6万两白银。荣氏兄弟初次尝到了办厂的甜头，不由万分兴奋，决心继续苦干实干，再创佳绩。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荣氏兄弟踌躇满志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茂新局势却急转直下。由于天气影响，小麦歉收，而受面粉利润大的诱惑，新的面粉厂迅速崛起，致使市面上小麦需要量激增，加上洋粉不断地涌进，粉价大跌，终成麦贵粉贱的局面。在1906～1908年间，茂新厂连续亏损，资本几乎蚀得一干二净。荣宗敬心急如焚，连忙到聚丰钱庄求援，借得大笔的资金，才渡过难关。
造成茂新厂濒临倒闭的另一个原因是投机的失败。由于荣宗敬发财心切，曾入股投机商号裕大祥。1908年，他看准做面粉投机能赚大钱，便投入大量资金押宝，却不料粉价大跌，又沉失货一船，亏本约五万元，裕大祥遭此劫难闭歇了，广生钱庄受到牵累，也只得收歇。这是荣宗敬涉足商海以后最感头疼的一次，已经到了欠款沉重、生活基本需用都无着的地步。没办法，在再三思忖后，荣宗敬只得拿出田单作抵押向银行、钱庄借款。这次投机的失败，也给了荣氏兄弟一个沉痛的教训，兄弟俩商量后，认为还是办工厂赚钱最稳妥，从此便一心一意地办好工厂。
茂新厂经历这次磨难后，继续开工生产，在不断受挫折的经营过程中，荣氏兄弟越来越体会到改进设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所以，荣德生每次到上海来，总是想方设法搜集各种面粉生产的新资料、新信息。
1909年7月，他喜获美商恒丰洋行正在兜售最新式的微机样本，他看后非常中意，就积极地筹划更新设备。可惜资金短缺，无能为力，但是他没有气馁，经过多方与朋友联系筹措，在1910年的3月，终于将新机装备完毕，运回使用。产品的商标用“兵船”牌，这次，荣氏兄弟狠抓质量，在包装上也力求改进，销售有所好转。
1911年春季多雨，尤其在小麦收割的前几天，淫雨霏霏，小麦质量因而下降。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荣德生从惠山回厂，经过一个地方，看到日光返照在小麦仓库的墙上，水痕足有三、四尺高，他推想，如果仓库里有麦子的话，恐怕已经变坏，便借道到附近的仓库取麦验看，里面的麦子果然已经是晒伤发热了。回到家以后，他立即通知各地原料收购人员，注意收购小麦时的质量，如果遇到热坏麦，概不收购。后来，其他各厂出售的面粉，粉质粗糙，粉色黄黑，唯有“兵船”牌粉色雪白，粉质细腻，令人见而生喜，“兵船”牌顿时声誉鹊起，一下子战胜了许多老品牌，年终赢利十多万两。
正在荣氏兄弟专心致力于面粉厂的发展时，手下的得力干将王虞卿、浦文汀私下商议，想自谋发展，他们一个是驻沪销售主任，一个是无锡购麦主任，都是很有办法的人，但两家资金有限，无法开厂。荣宗敬得知后，建议三家合伙筹建，王、浦觉得情不可却，就答应了，荣氏兄弟各出一万元，浦氏出一万二千元，王氏出八千元，合成四万元，采用租地、租屋、欠机等措施，用由小到大的方针，来解决资金困难。1912年底，筹建就绪，正式定名为上海福新面粉厂，即后来的福新一厂，荣宗敬任总经理。1913年2月，福新一厂开工，每日出粉1000袋。由于浦文汀办麦很有经验，在无锡一带的小麦行业里也很有信用，王虞卿对销路得心应手，这就保证了供销渠道的畅通。因为它和茂新厂是兄弟厂，所以产品也冠以“兵船”牌商标，由于牌子硬，出现了货还在车间里就已被订购一空的局面，而且客户都是十足付款，这就为福新厂减轻了一大笔周转资金。
浦文汀把福新厂的进麦搭在茂新名下一起办，用卖出上海汇票的办法支付麦款，无锡钱庄将汇票寄到上海去收款，见票后照例还有几天的期限才能付款，而小麦在无锡购进后，即日就用船运到了上海，只需一夜的时间，等到小麦进机，又可预先抛售面粉。福新开业不到几个月，便赚进四万元，荣宗敬兄弟的办厂热情更加高涨了。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营经验的成熟，荣氏兄弟决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1913年的夏初，荣宗敬集资三万元，租办了上海中兴面粉厂；同年冬，又集资十万元，筹建福新二厂。福新二厂1914年底开车生产，每日出粉5500袋，获利甚多。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中尤其以面粉业为甚。这是因为，外粉的倾销压力减轻了，而各交战国的面粉需求量剧增，所以中国面粉的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荣氏兄弟十分兴奋，大力扩充原有企业的规模，并连年增建新厂，步入了最繁荣的黄金时代。几年的时间，企业扩大了数倍，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1914年增建福新三厂，日出面粉4500袋；1915年，他们又买下中兴面粉厂，改称福新四厂。
1916～1918年间，茂新先后承租华兴、元丰两家面粉厂，其中惠元面粉厂租期满后由茂新一厂买下，改称茂新二厂，华兴厂租期满后由福新买下，改称福新六厂。
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畅销全国，远销英伦三岛。天津所销的上海粉中，茂新、福新的面粉占总额的1/4以上，各厂获得了巨额的盈余，而盈余的积累，又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本。荣德生曾回忆说：“民国八年，茂、福新粉所销之广，尝至伦敦，各处出粉之多，无出其上，至是有称以大王者。”
荣宗敬为面粉业300%的赢利率所激励，又在济南筹建茂新四厂，1920年开工，日出面粉3000袋，相当于济南三家面粉厂的生产总和。又在汉口创设福新五厂，日出粉6000袋，规模为汉口粉厂之冠。同年，又在无锡建立了茂新三厂。1920年，建成福新七厂，1921年，建成福新八厂，日产量分别达14000袋和16500袋，这是当时罕见的两个大型面粉厂。
就这样，到1921年为止，荣宗敬、荣德生以精明的头脑，超凡的魄力，成功地创立了荣氏面粉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开设的面粉厂前后共12个，拥有粉磨机30部，日生产面粉76000袋，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能力的31.4%，在国计民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投资纱厂亦成大王在兴办实业之初，荣氏兄弟就有投资衣、食两大工业的设想。荣德生曾说：“要办实业，最好的方向就是衣和食。”1903年，荣德生到杭州参观面粉厂时，在通益公纱厂的客房里投宿，该厂的总办陪他参观纱厂生产情况，荣德生一边留心细细地听讲，一边一一地把听到的情况录入自己的日记里。
1905年7月，荣德生到荣瑞馨家里吃素饭时，在北京路寿圣庵做打醮，无锡西门子洋行的买办叶慎斋、禅臣洋办张石君等人都在场，荣德生提议在无锡创设纱厂，他的动情演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的精妙分析让人们折服，众人当场附和，共投股27.08万元。
纱厂定名为振新，订购了英制纱机28座，共100192锭，于1907年开车，荣氏兄弟没有安排实职。但开工以后，因为管理不善，亏蚀甚巨，仅半年就欠裕大祥商号三百余万元，上海、无锡两地股东意见总是不能统一，在众多股东的干预下，生产几乎无法维持。
1909年，为了挽回局面，振新纱厂决定人事改组，由荣德生任总经理。荣德生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对账房、材料、生产等环节进行调查，加以清理、核实，还到了原料产地，花行了解收购情况，大力着手降低成本，在荣德生的辛苦经营下，几个月后，企业就复苏了，各股东才稍感安心。
1910年，受上海股市“橡皮风潮”的影响，上海钱庄倒闭的不计其数。振新大股东荣瑞馨也亏了许多，他就借了振新的地契向汇丰银行押款，但是到期后却无力赎回，被汇丰银行转交上海道台，要求将振新厂查封抵偿，于是，与振新有往来的钱庄闻讯后纷纷来索讨欠债。为了挽救振新，荣德生每天早晨乘火车到上海，到处低三下四地筹措贷款，晚上再回无锡料理厂务，劳累异常，如此往返奔波三十余次，才借到12万元，厂里又设法凑出四万元，才赎回地契。
1911年，国内各地大水成灾，到处是水乡泽国；秋天，爆发了武昌起义。水灾和政局的变动，使市面银根紧缩，利率大涨，振新厂的资金周转失灵，只得停工。董事会几经商量也找不到起死回生的办法，后来，挖空心思想出了发行“工资票”的方法。在得到了工人的谅解之后，停工一个月的振新厂始得复工。
转眼到了1914年，欧洲战事爆发，外国棉纱进口锐减，奄奄一息的民族纺织业如同被打了一剂强心针，顿时起死回生了，成为投资的新热点。荣氏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决定扩大生产。他们向德商订购细纱机18000锭，价格约30万元，分期付款，振新厂扩建后，面目一新，每日可出纱七十余件，每日赢利600元左右，连怡和纱厂的工程师参观后也赞赏不已。
但是雄心勃勃的荣氏兄弟并不满足，在董事会上，荣德生说：“要赚大钱，所以要大量生产，照三万锭能赚几何？”提议在上海建振新二厂，在南京建三厂，在郑州建四厂。董事会的人听后吓了一跳，心想：如此一来，即使能赚钱，也没有希望拿现大洋了，都对荣德生的想法感到不可理解。而大股东荣瑞馨因投机失败，无事可做，急于把振新揽到手中。他借口账目不清，要查账打官司，意在和荣氏兄弟争权，这件事情后来经过无锡商会出面查账，靠商会会长华艺三的帮忙，纠纷才得以解决，解决的结果是：振新拆股，荣氏兄弟退出。
荣氏兄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遭此一事，荣氏兄弟忧愤难抑，他们那不轻易服输的性格又爆发出来了，发誓一定自创天下。
1915年5月，荣氏兄弟经人介绍购得上海一家轧油厂的厂房和地皮，他们修建以后作为纺织厂，不久，购入英国的细纺机12960锭，在年底正式开业，这就是上海申新第一纺织厂。荣宗敬深感股份公司受董事会之累，遂决定把申新采取无限公司的形式，便于集中权力经营企业。这样，在财务制度、成品销售、原料采购、人员调动等方面，总经理荣宗敬均可大权独揽了。
荣宗敬非常重视扩大企业的规模，他的指导思想是：借入、买下、赚钱、还债。在面粉业是这样，在棉纱业也是这样。1917年，美国棉价飞涨，印度棉花进口锐减，国棉存货缺乏，所以棉纱价格高得惊人。荣宗敬听说恒昌源纱厂要出售，认为其地段好，便立即接洽，买下后，改名为申新二厂。同时，又在申新一厂创设布厂，所产布匹，主要制作布袋，以供面粉厂之需，其余则销售各埠。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抵制日货的风潮席卷全国，日纱输华量骤减，民族纱厂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申新一厂1919年赢利104万元，赢利率131%；1920年赢利127万元，赢利率85.1%；1921年赢利73万元，赢利率30.3%。
申新第一纺织厂（1915年创办）织布车间巨额利润使荣氏兄弟办纱厂的兴致越来越大，他们决定集资150万元，在无锡创办申新三厂，地址就选在振新纱厂的旁边。荣瑞馨坐不住了，那一段与荣氏兄弟的恩怨又浮现在脑海，他便拉上地方势力蒋哲卿，纠集了一批农民，要在申新三厂的厂基上，建造一座横跨绩河两岸的五环洞大桥。
荣德生看到工程受阻，多方设法说服江苏督军冯国璋禁造五洞桥，同意建造申新三厂，并对蒋哲卿施以压力，蒋知趣而退。这一闹腾，工程被拖了一年之久。1921年正式开车时，有纱锭5000锭，布机500台，规模之大，在内地首屈一指。
荣宗敬考虑到汉口的福新五厂开工后，布袋需求量极大，而湖北又是全国棉花的主要产区，因此打算在汉口建立申新四厂。但这个计划受到荣德生的反对。荣德生认为，申新四厂“才财两缺”，前途不乐观，而荣宗敬却认为，多一个厂就多一个赚钱的机会，坚持集股建厂。荣德生没有入股，兄弟俩第一次因意见分歧而各行其道。申新四厂建成后，确实如荣德生所料，年终欠总公司和汉口的福新五厂的借款达一百多万元。至此，荣宗敬不得不佩服荣德生老成持重的经营眼光。
到了1922年，以荣氏兄弟资本为中心，共有茂新、福新面粉厂12个，申新纱厂4个，工厂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大中城市，在册工人约12000人。为了便于对多家工厂的管理，荣宗敬在上海江西路购地，筹建茂福、申新总公司。这时的荣氏企业，无论从生产上，还是从经营上，已经形成了很有规模的大企业集团模式。
这个时候，表面上荣氏企业兴旺异常，但实际上骨子里已经很虚弱了。由于荣宗敬采取先欠入、再还钱的策略，使得企业发展过猛，资力不足，债台越筑越高。金融界担心起资金的回笼来。这年的9月底，各钱庄都不肯再借钱，企业常年欠款达300万元，荣德生只得奔波于上海设法押款。当时，棉纺部分已经无厚利可图，福新虽有微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11月底，欠款达200万元，为了免于大厦将崩，荣宗敬只能忍痛接受日商的苛刻条件，借到日本金350万元，得以渡过险关，但由于我国棉纱市场被日商操纵，棉贵纱贱，再加上苛捐杂税，军阀混战，致使纱厂一落千丈，朝不保夕，申新各厂1923～1924年间亏损逾百万元。
为了摆脱困境，荣宗敬联合同行，用停工减量的办法，向棉布交易所购进棉纱等办法阻止纱价下跌，但未能奏效；继而，又向北洋政府呈文，要求禁止国棉出口豁免花纱税厘，也没有结果。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民族企业有了喘息的机会，呆滞低落的棉纱市场顿见起色。乘此机会，荣氏兄弟大力促销，成绩非凡，利润丰厚。
刚一见好转，荣宗敬又想扩大规模，以十分便宜的65万元购进德国的大纱厂，计28800锭，改为申新五厂。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全国抵制日货的情绪空前高涨，申新产品一时供不应求，“人钟”、“宝塔”等牌子的棉纱畅销全国各地，订单如雪片飞来，催货不断，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将日纱改冒“人钟”商标，运往内地销售以达暴利。
这时荣宗敬胆量更大了，更有魄力了。他有一句为荣氏其他企业家十分崇尚的格言“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他连连建厂，迅速扩大企业规模。1929年，以170万元收买外商东方纱厂，建立申新七厂，有纱锭50000锭，布机400架；同年又添购新机40000锭，建立申新八厂。1931年，又以40万元半买半送的低价购进三新纱厂，建立申新九厂。只要有可能，他就不断地扩充规模，到1931年，总公司负债已达4000万元，这样的天文数字，也许会令别的企业家坐卧不安的，但对荣宗敬这样有魄力有雄心的企业家来说，却并不当回事，安之若素。
到1932年底的时候，荣氏兄弟共拥有九个纱厂，全年产纱三十余万件，产布280万匹，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厂的20%，布机数的28%。荣氏兄弟在被冠以“面粉大王”美誉以后，又被冠以“棉纱大王”的美称，声名响遍中外。
历经危局盛极而衰由于旧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民族资本家注定要受到外国资本家和本国封建买办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在双重夹缝中求生存的荣氏企业也逃不脱这个命运。
1927年，官僚资本家的代言人国民党政府强制摊派“二五库卷”，荣宗敬心中不愿意，行动迟缓，蒋介石便借口荣氏甘心依附孙传芳，要查封他的财产并通缉他，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疏通，荣宗敬“自愿”认购了50万库卷，事情才算缓和下来；同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又找到借口，开征特税，苛税非但没有免除，税率反而更高。1931年又改特税为统税，申新各厂全年由此增加税额500万元以上，而且禁止面粉运往北方，使得茂、福系统经营越来越困难。荣宗敬力陈艰难，多方呼吁，但都没有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民族棉纱丧失广大的市场。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打响了，申新厂受战火影响，一度停工。
1933年起，市场一日更比一日狭小，纱厂连年亏损，但这期间，面粉业却是福星高照，美国贷给国民党大量的小麦，茂、福厂争得了代磨小麦的机会，所以，在全国面粉厂普遍困难的时候，茂、福却兴旺繁荣，1932年，纯利达一百七十余万元，1933年也有90万元。
荣宗敬看到面粉厂兴旺而纱厂摇摇欲坠，打算以面粉厂之余救济纱厂之亏，但王虞卿不答应。王虞卿因为深恐受申新的连累拖垮了面粉厂，便把福新从茂、福、申新总公司中分离了出来，另立了福新总公司，自任总经理，荣宗敬劝阻不成，深感郁闷，却又无可奈何，这成为了荣氏王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申新公司的处境越来越困窘，而历年用于添置机器的欠款却都已到期，各钱庄看到申新毫无起色，便纷纷前来索债，搞得荣宗敬寝食难安，此时“申九”厂基租期已满，地主逼赶，荣宗敬只得向英商借巨款另建新厂，汉口“申四”又遭火灾，荣宗敬又向中国银行借200万元整修，债上加债，越拖越重。到1934年6月底，“申新”共负债6300万元，而它的资产是6800万元，已到了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地步。此时，银行不再放贷，主张以面粉厂之余补纱厂之亏。银行业也不再信任荣宗敬，而希望做事按部就班的王虞卿来代替他。看着自己膑手坻足几十年创立起来的万世基业竟要毁于一旦，荣宗敬不禁老泪纵横，心如刀绞，他决定让位，由王虞卿担任总经理，条件是以申新三厂和七厂的产业及荣氏的私人股票1000余万元做抵押，组织银行放贷500万元。
王走马上任后积极向银行疏通，此时无锡的“申三”情况略好，荣宗敬一再打电话向荣德生求援，荣德生犹豫不定，生怕以“申三”支援上海，弄不好会被连累。荣宗敬便派荣德生的长子回无锡，要荣德生取全部的有价证券到沪救急，语气坚决地说：“否则有今日光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无锡家中饮茶，听到此话，惊得茶杯掉地，立即便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29日，押款500万元接洽成功，人心才为之一定。
王虞卿担任总经理没有几天，看到局面很难维持，怕连累自己的一二百万元的资产，便不想再干，荣宗敬见他中途变卦，火冒三丈，拍案大吵，把玻璃板都拍碎了，但也没有用。由于王虞卿不肯答应负责，那500万元的押款，支付了280万元就宣告终止了。这样，1934年7月4日，“申新”在百般挣扎后终于搁浅。
在“申新”搁浅前后，荣宗敬曾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等呼吁救济，请求发行公司债券，实业部长陈公博早就垂涎“申新”，此时正好借机要据为己有，荣宗敬连忙向吴稚晖求救，各地同行看到“申新”陷入魔爪，兔死狐悲，群起声讨，这样陈公博的阴谋才破产。宋子文也打过“申新”的主意，由于当时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太复杂，让他不胜烦恼，鲸吞之梦才未能得逞。所以说，1934年、1935年，是荣氏兄弟投身实业以来最难熬的两年，申新系统由于资不抵债，保险柜等处常被法院贴上封条，荣氏兄弟见人便唉声叹气，真是狼狈之极。
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荣宗敬感到心灰意冷，曾参加与组织了“上海市民协会”。后来，他被抗日组织警告，于是避走香港。1938年2月10日，荣宗敬在惊悸、抑郁中病逝，享年65岁。驰骋商界三十多年的经营巨子就这样黯然离开了人间，弟弟荣德生痛失手足，悲愤异常，万念俱灰。
然而，更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申新五厂、六厂、七厂原料、机器被日军劫掠，一厂、八厂被炸，工人伤亡甚重，厂房和机器俱毁。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申三厂、四厂等也都遭日军烧毁和掠夺，福一厂、三厂、六厂被日军占用，申五厂、六厂、七厂归日军管理，后来茂二厂、申三厂也被认为是“敌产”而被日军管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在上海的日伪军进入租界，申二厂、九厂被接管，福二厂、四厂、七厂、八厂被封锁停工，总公司业务也停顿了。
但是，荣德生万万没有想到，机会竟又来敲他的大门了。1943年后，日本鉴于战局不利，改变了对占领区经济的统治方法，变军管为发还，以诱使中国资本家和他们合作。荣德生闻讯十分高兴，申请发还“申三”，在被日寇勒索了巨额的费用后，“申三”终于收回了产权，并于同年的12月开工。1944年，日产纱二十余件，9月，建立常州支厂，日产纱四件，上海福新厂也积极争取代磨日方军麦，此时，不管是纱厂还是面粉厂，都连获暴利，赢利率之高，历史上从未有过，又由于通货膨胀，使得荣氏企业在偿还债务上占尽便宜。
到1944年，所有上海申新系统的陈年老账，竟然全部还清了，荣德生感到分外的轻松，这是他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曾幻想恢复和振兴衰落的王国，但是没有成功。一是由于内部的分裂。荣宗敬去世后，申新总公司分成了四个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总公司系统、申新二、三系统、申四系统、申九系统，福新面粉系统仍由王虞卿掌握，别人插不进手。二是由于政府变本加厉的压榨。1946年6月，荣德生遭军统特务的绑票勒索，33天后才得以55万美元赎回。这场险遇，差点送了他的命，脱险归来的时候，他骨瘦如柴，步履艰难，几近生命的尽头。
1946年9月，蒋经国以私藏港汇的罪名，逮捕了荣鸿仁，拘禁了79天，判刑6个月，缓刑两年。拘禁期间，荣鸿仁被伪法官敲诈勒索各种黄金、美元等折合棉纱5000件之巨；1949年5月，荣毅仁又被套上贪污的罪名，法院又趁火打劫，向他勒索黄金十大条，美金5000元。原定于5月25日开庭，但这天恰好上海解放，才免去了这场飞来横祸。
到解放前夕，“申新”已是外强中干了。解放后，政府对荣氏企业进行了大力的扶持，帮助它走出困境。1950年5月8日，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成立，改变了各厂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的状况，1951年、1954年、1956年，荣氏三次向政府申请，将一大批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完成了他心中的一件大事，以此为契机，荣氏资本在大陆的企业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春天。
荣德生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新的生命。1949年，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推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还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1952年7月29日，荣德生在无锡寓所逝世，享年77岁。
后记
岁月无情，光阴荏苒。从本书的酝酿准备到今天的出版已经12个年头了。苍凉回顾，不免感慨。
1991年，我从偏僻的地方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硕士研究生。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饱览大量的历史、文学书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三年，使得我从原先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发展到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史的深刻领悟。而作为中国民族实业家重要摇篮的上海，此时正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加速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热潮逐浪滚滚，即便是很有书生气的我，耳畔也无法闻听不到这巨涛骇响。我寻思着，“经济”一词，本源于“经世济民”之意，名副其实的“经济”应该是：“整饬乱世，拯济贫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实业家，他们是很花一番心血来对待这个问题的。20世纪初的民族实业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被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不大为人们所了解。但他们的智慧，我们又如何能无视？他们起伏跌宕的创业经历，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这笔宝贵财富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于是，我赶紧草拟提纲，收集材料，毕业前夕，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同时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
之后，尽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真心愿意出版本书，生性愚钝偏又倾向完美的我还是感觉到初稿的一些疏漏，硬是把正在排版中的书稿要了回来。我对20世纪初的这些民族实业家代表包括工商业四大天王荣氏兄弟、南洋烟草简氏兄弟、永安集团郭氏、刘鸿生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实修改每一个节，加工润色每一个字句，很快地，其中的一些篇目，在《名人传记》、《人物》、《光彩》、《民国春秋》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也得到了全国不少读者的好评。而今，《中国老富豪》终于推出，虽然出版的时间拖了相当长，水平和质量还是达不到相当的满意程度，但我花费了诸多的工夫和心血，劳碌之后难免也会有一丝敝帚自珍和“得失寸心知”的情愫。
写完本书，有必要强调我对于20世纪初民族实业家的感觉和印象：
1.他们勤奋刻苦，是社会上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们往往“没有时间观念”，把工作和休息合二为一，以自己的智慧，不辞劳苦地做别人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
2.他们性格刚毅，果决大胆，自信心十足，行动力极强，稍有基础便新开门户，以其独立的姿态出现。相信自己所做的事业绝对能成功，便是他们的信条；他们善于交往，广泛地整合资本、技术、劳力等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财富的本领。
3.他们在最直接地分享到勤劳致富带来的好处之外，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数千年的影响，商人的地位长期得不到政治上的最大扶持，这些民族实业家在很多时候甚至还要仰仗政治的鼻息，因而，时常表现低调，对于政策不敢放言评论，在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其政治立场大都左右摇摆，有的在政治斗争中成为最大的牺牲品，这也反映出他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风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都面临创新革命，时代对于企业家的知识素质特别是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抽象力、操作力和评价力要求更高，他们只有创造新的需求，新的机会，新的机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有幸认识了上海著名企业家李秋波总经理，他那传奇式的人生经历，让我叹服；那过人的经营胆识，不断创新和勇闯世界的气魄，使我对于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在写作和出版本书的过程里，许多师友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在收集材料、草拟初稿时，郑存柱、阮凯丰、孙胜涛、杨国明、杨涛、郭传火、李兵、龚洪烈先生和杨雁女士给予的鼎力相助，不能忘记；发表我很多报告文学的《名人传记》、《人物》、《光彩》、《民国春秋》等杂志社以及陈杰女士，要表示感激；对本书的出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至今没有谋面的中国纺织出版社的李秀英老师，要表示深深的谢意。当然，年已七旬、为革命和建设付出一辈子的老父亲，独自成长、为我腾出写作时间和空间的儿子，二人对于我没有尽到为人子为人父责任的体谅，我也应该一并致谢。
窗外，阳光和煦，草长莺飞；多年未回的农村老家，该又是开始春耕忙碌的季节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