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众多的民族企业家中，刘鸿生以“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和“水泥大王”闻名于国人。他声誉卓著，成就斐然，创办的刘氏企业涉足煤炭、火柴、毛纺织、搪瓷、银行、保险等许多行业。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的企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心大捐，勤功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这是1956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鸿生先生的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所写的铭文。
这铭文对刘鸿生来说，是十分贴切的。刘鸿生之所以被人们尊称为“经营之神”，之所以从一个没有本钱的煤炭跑街而成为刘氏企业的创始人，与他的睿智精明和宽宏大度是分不开的。
1944年旅居重庆时的刘鸿生先生背叛“上帝”学业中断刘鸿生，原籍浙江定海。定海在明清的时候属宁波府管辖，故他也称自己是宁波人。1888年，刘鸿生生于上海，父亲刘克安是上海至温州的一艘客轮上的总账房，月薪颇高，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好。
刘鸿生7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亡故。父亲一死，家里一下断了收入，加之又没有丰厚的积蓄，从此一家十多口人的生活成了问题。刘鸿生天资聪敏，外表俊朗，祖母很是宠爱他，多年来母亲和全家人，就是吃尽苦头，也一直供养他上学。
在圣约翰大学学习期间，刘鸿生刻苦攻读，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受到老师和校长的青睐。有一天，刘鸿生被校长叫到办公室，校长亲切地告诉他，由于他的成绩好，他们决定送他去美国，接受牧师的培训，四年以后回国做牧师兼英文教员，将来月薪丰厚，还有洋房一幢。这在当时，是难得一遇的好机会，连宋子文那样的学友也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可是回到家里，母亲和兄妹坚决反对，原因是当时牧师和国内民众经常有冲突，牧师被打死的屡见不鲜，刘母要刘鸿生马上去回绝校长。
二天，当刘鸿生把母亲反对的意见告诉校长时，洋校长勃然大怒，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贫困的中国学生会拒绝他。于是他以“背叛上帝”的名义立即将刘鸿生开除，这样，才大学二年级的刘鸿生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学校。而凭他的家境，读一个月有10元补贴的教会大学已很艰难，更别想进入其他的大学了。刘鸿生回到家里，全家人都惊呆了，他们除了流泪，再没有其他办法。
为了维持自己和全家人的生计，刘鸿生开始外出找工作，起初，他在上海一家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那里的薪水太低，无法维持一大家人的生存问题，后来他又经过熟人介绍，去了英商开平矿务局当推销员。从此，刘鸿生走上了艰难的经商道路，走上了布满荆棘的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
推销起步煤炭业称王当上开平矿的推销员以后，刘鸿生负责开平煤炭在上海的销售。然而，开平煤当时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市场。为此，刘鸿生费尽了心思，到处联系，设法搞好与用户的关系。在当推销员之初，他根本赚不到钱，甚至连本都保不住。无奈之下，刘鸿生只得深入内地去推销。他去了无锡、宜兴等地方，当他看到那些地方的砖瓦、陶瓷业所用的燃料是木柴而不是煤时，就动了心思，先是千方百计地接近窑主及烧炉的师傅们，关系搞熟了以后，再说服他们改装炉排，用开平煤作燃料，并担保，如果费用高于烧木柴，一切费用由他来承担。
结果一家窑试用了之后，效果很好，其他的窑主看到以后，也纷纷改烧开平煤，开平煤就这样渐渐地被他打开了销路。他用木船将开平煤运到窑地，并收取砖、瓦、石灰作为煤的价钱，再把这些东西运到上海等地销售，这样，他不仅回收了煤的价钱，还在销售砖、瓦、石灰中得到一笔利润，木船来回均不空载，运费也大大降低。
因为取得了大的业绩，刘鸿生很快被提升为买办，那时，他年仅24岁。刘鸿生不久就在上海成立了开平矿务局煤炭销售处（1912年开平矿务局改称为开滦矿务局），并建成开平码头，设置货栈，积极推销开滦的煤炭。
刘鸿生并不满足担任买办所得的佣金收入，他与上海最大的煤号——义泰兴煤号进行合作。刘鸿生没有在义泰兴作任何的投资，而义泰兴想利用刘鸿生的关系同开滦矿务局订销煤的合同，以获得好处。此时销售开滦煤已经是很赚钱的了，根据合同的规定，义泰兴每销售一吨煤刘鸿生可获得4～5钱的银子。由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的企业深受战争的影响，国内的民族企业发展迅速，所以煤的需求量增长很快，义泰兴煤号也不例外，这样，在与义泰兴煤号合作的过程中，刘鸿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那时，开滦矿务局原有的煤船由于战争的需要被英国政府征用了，开滦的煤无法从海上运到上海，开滦矿务局的洋经理就和刘鸿生商量，要求刘鸿生自租船只，这就又给刘鸿生带来了好的运气。那个时候每吨煤的成本加上租船运至上海的费用，煤价每吨是十四两银子左右，这样刘鸿生每销售一吨煤就可以获得4～5两的银子，这使他大发横财，在短短的几年里，刘鸿生就成了百万富翁了。
后来，刘鸿生在长江中下游的各埠都设立了销煤机构。在上海，除了与义泰兴合作外，还与人合伙开设了另外的两个煤号，这两个煤号不仅经销开滦煤，也兼销山西煤、日本煤等。在苏州、无锡、南京、芜湖等地，刘鸿生也都设立了开滦煤的分销机构，这样刘的分销机构就遍及了长江中下游。
刘鸿生还利用投资和合并等手段，控制外埠的煤号。他在向外埠的煤号推销开滦煤时，经常先请这些老板吃饭，要求他们经销开滦煤，当他们提出资金不足时，刘鸿生立即答应投入资金作为合作，原来的老板仍为经理，并增加经理的薪金。老板也希望自己的规模增大，以适应竞争，因此他们一般都很乐意接受合作，渐渐地，原来的外埠煤号的老板，就都变成了刘鸿生的伙计了。通过这种方式，刘鸿生不仅增加了开滦煤的销售量，还赚得大笔的资金。
1926年，刘鸿生联合义泰兴等四个煤号成立东京煤公司，独家经销鸿基煤，至此，刘鸿生已腰缠万贯，在上海的煤业中，已找不到他的竞争对手，他成为名副其实的“煤炭大王”。
刘氏企业渐成气候
1.投资火柴工业
刘鸿生在经营煤炭有所成就的时候，就已经不甘心只经营煤炭了。当时流行“实业救国”的思想观点，他也想创办自己的民族企业，以洗刷以前“买办”的名声，因此，他决定“利用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做点事情”。
刘鸿生首先选中投资的，是火柴工业。因为，火柴工业设备简单，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加之，1919年苏州洪水泛滥，很多的灾民流离失所，刘鸿生想借此安排一些灾民，让他们生产自救，因为火柴工业恰恰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还有一个原因是个人方面的：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就是以办火柴厂发家的。
叶世恭有个女儿叶素贞，经人介绍认识了刘鸿生，他俩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可是叶世恭嫌弃刘鸿生只是一个煤炭跑街的，坚决反对。拖了很久以后，因为叶素贞的一再坚持，叶世恭才迫不得已同意他们的婚事。这件事情对刘鸿生的刺激很大。那时他就曾说过，自己今后一定要办一个火柴厂，和叶世恭的火柴厂一较高下。
经过分析以后，刘鸿生认为在苏州办厂最好。因为，苏州是中国火柴厂的发源地，买火柴的人都知道去苏州进货。刘鸿生知道，在中国销路做得最好的是日本的猴子牌火柴，也是他兴办火柴厂的劲敌。因此，只有在质量上下功夫，赶上或超过猴子牌，才能打开销路。于是，他亲自下工夫钻研火柴生产的全过程，阅读了许多有关火柴方面的书籍，在他着手建厂之前，就对火柴生产有了相当的了解。另外，他还认为，创办企业必须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为此应该不惜重原鸿生火柴厂（后改为苏州火柴厂）厂门金聘请高科技人员。
1920年，刘鸿生在苏州创设了华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资本额为12万元。这是刘鸿生创办的第一个民族企业。在创办之初，鸿生火柴厂内受同行的竞争，外遇外货的大量倾销，销路不畅，亏蚀累累。
就在鸿生火柴厂毫无起色的时候，刘鸿生岳父叶世恭的火柴厂濒临倒闭了。那个火柴厂是我国早期的民族企业里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一家，1924年，因销路日缩，资金短缺，捐税繁重，而无法维持下去。刘鸿生遂与人合伙购买了下来。叶世恭火柴厂的倒闭，不仅给刘鸿生的火柴厂减少了一个竞争的对手，也让刘鸿生扬眉吐气，挣足了在结婚时损失的面子。
自叶世恭的火柴厂盘入以后，鸿生火柴厂就开始扭亏为盈了，第一年年终结算，赢利10万元。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抵制外货的运动，使得国货火柴的生产有了很大的转机，鸿生火柴厂终于打开了销路。
2.与外货竞争，成为“火柴大王”
很快地，随着国内抵制外货、日货的风声稍稍停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便乘机侵入了我国。为了增强实力，瑞典的火柴公司收买了日资的燧生公司和国内的一批华资火柴厂，他们在国内生产火柴，就地销售，增加了竞争力。同时，他们还派人游说刘鸿生，企图收买鸿生火柴厂。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刘鸿生没有被他们的威力吓倒，没有屈服，他以一个青年企业家的勇敢冒险精神，欣然迎接挑战。为了争夺火柴市场，改进产品的质量，刘鸿生断然增加资本50万元，垫款20万元进鸿生火柴厂，将原先的股份无限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以月薪1000元聘请留美化学博士、沪江大学教授林天骥兼任工厂工程师。月薪1000元，这在当时的科技人员中实属罕见，作为总经理的刘鸿生也没有拿到这些。由此可见，刘鸿生是下定决心要提高鸿生火柴的质量了。
林天骥任职以后，经过半年的潜心研究，终于解决了火柴受潮易脱、磷边磨损两大质量难关，使得鸿生火柴质量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
后来，为了在和瑞典火柴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和地位，刘鸿生还说服了荧昌、中华两个大厂与鸿生火柴厂合并。1930年，这三个大厂组成了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任总经理，为扩大资产，他卖掉价值二十多万元、位于霞飞路上的私人住宅。这三个大厂合并以后，其实力之雄厚，让许多的小火柴厂无法生存，以至许多的小厂都被他收买。
大中华火柴公司的资本不断扩大，销路日益畅通，产值也不断提高。当时，公司的火柴产量竟占华中地区火柴产量的一半，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刘鸿生因此也成了中国的“火柴大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势力渐渐扩大到华北的广大地区，同时，日本的火柴工业也在东北和华北飞速发展，日资的火柴不仅占领了中国的广大市场，他们还公开走私，倾销自己的产品。在这咄咄逼人的势头下，刘鸿生不得不为他的火柴寻找新的出路。他以全国火柴联合会的名义向当时的税务署请求制止走私漏税，得到的回答是：“除了和日本打仗外，别无他法。”
在深深地感受到日本火柴的威胁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决定采取“联夷制夷”的手法，邀请日本火柴巨头沙川来到上海，和他商讨中日火柴产销联营。他的目的，是想借此阻止日本的低价火柴进入华中市场，与其划分销售范围，用联营的手法把日货挡在华北一带。1935年，中华全国火柴联合会与日本磷寸同业联合会达成产销联营协议，根据协议，中日双方都派代表入住对方的联营社，以监督产销联营的执行。“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日方的派驻代表的真实身份才暴露出来，原来他是被日本军部派遣潜入中国内部的一个大特务！大中华火柴公司和日商联营后，火柴的价格提高了，刘鸿生和日方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益，而国内的中小火柴厂却苦不堪言。
3.创办水泥厂，独占上海市场
刘鸿生说：“我相信所有的资本家都有这样一个癖好，那就是总希望一个企业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
刘鸿生自己当然也不例外。继成功地创办了火柴厂以后，他还办了好几个民族企业。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行各业都在大兴土木，新工厂不断涌现，高楼一栋栋拔起，建筑行业对水泥的需要与日俱增，国外的水泥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但还是供不应求，刘鸿生看到这种情况，就下决心投资水泥业。
刘鸿生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深谋远虑的人，做任何的事情从不贸然动手。在投资产业之前，他总是对此产业做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水泥业考察以后，他发现，国内的水泥工厂仅五家，其中华资三家，他们的产量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况且国内的水泥消费还在不断增加。而创办水泥厂，总免不了要和外商竞争。他又对外国的水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水泥是笨重物资，远航运输代价昂贵，因此他不怕和外商竞争。
1920年9月，刘鸿生与他人一起创办了上海水泥公司，他的股份占一半以上，自任总经理，厂址设在龙华，这个厂址正对着刘鸿生家的楼房。
自工厂投产后，刘鸿生每天清晨都要站在他家的楼顶上观望着工厂，无论严寒酷暑，他关注最多的是工厂的烟囱，如果烟囱没有冒烟，他就知道工厂因什么事故而停止生产了，若烟囱冒的是黑烟，他便打电话督促要将黑烟燃尽，以节约煤炭，减少成本。
刘鸿生一向对人才非常重视，他不惜重金聘请了德国技师马礼泰为水泥厂的工程师兼厂长，除月薪外，每年给马红利2000元，另外还给他住宅一套。可惜，优厚的待遇与马礼泰对工厂的贡献不相称。他任职期间，酗酒过度，涂改货单，营私舞弊。在马回国修养期间，刘鸿生去函通知他，他已经被解雇了。
而后刘鸿生又聘用了一名德国的技师昂赫脱来代替马礼泰，昂赫脱虽然使生产技术有所提高，但此人来厂后，作威作福，自恃是洋人，不受厂规的约束，动辄打骂职工，厂里的民愤极大，刘鸿生也不得不将其解雇。
刘鸿生本来是非常相信外国专家的，他先后聘请了五名外国的专家技师，最后都因各种原因被解雇，后来他转变了思想，决定任用国内的工程师来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这些国内的工程师通过不懈的努力，解决了很多德国人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使水泥的质量大大提高，成本逐渐下降。
上海水泥厂的水泥出货以后，取得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质量合格化验单。但是，唐山启新水泥厂是我国最早的水泥厂，他们生产的水泥质量很好，且生产的全部材料都来自工厂附近，成本很低；而上海水泥厂生产的水泥，产地既无煤也无石灰石，煤来自路途很远的唐山，石灰石采自浙江，所以成本很高，致使水泥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为避免相互竞争带来的不利影响，刘鸿生就派人和唐山启新厂谈判，和他们签订联营合同，这样上海水泥厂逐渐占领了上海市场。
4.经营码头
码头、仓库是煤炭经营的必要基础设备，身为“煤炭大王”的刘鸿生没有放过对码头业务的经营。1918年，为扩大自己的煤炭经营，刘鸿生与义泰兴煤号共同设立义泰兴码头公司。1927年，刘鸿生改组义泰兴，成立中华码头公司，刘鸿生任公司董事长，为了能挂上英商的牌子，刘鸿生特聘英国人霍金斯为公司的经理，刘鸿生之所以要用洋人来经营码头，主要是因为经营码头要和海关港务局打交道，而海关港务局掌握在洋人手里，聘洋人为经理好办事。再者，当时航运业被洋商轮船所垄断，洋人出面拉客，利于招徕生意。
霍金斯上任后，利用他和各洋商码头的关系，从其他码头调来了一些能干的管理人员，管理码头和仓库的日常工作，使中华码头公司很快就走上正轨。
后来，刘鸿生又兴建了江阴码头。为了便于集中管理，他把它和自己的中华码头公司组成中华码头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日军侵占上海，为了避免日军对码头的控制，刘鸿生将他的中华码头公司与意大利人合股组成新的公司，并在意大利领事馆注册，聘用意大利人经营码头。但是，刘鸿生的做法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不久，日军封锁了江面，掠夺了中华码头公司的财产。1942年，中华码头公司因一直被日军占领，无法经营而不得不宣布解散。
5.创办毛纺织厂和搪瓷厂
1929年，刘鸿生创办了华毛纺织厂。早在1906年，上海龙华日晖港边有家日晖毡呢厂，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停产，后来刘鸿生买下了日晖港的地产，也同时得到这家工厂的厂房和机器设备。刘鸿生将这些机器设备拆迁到浦东的周家渡，再从欧洲购买些新设备，1930年华毛纺织厂正式投产。然而在投产之初，由于生产设备落后，机器经常出现故障，又无人会修理，加上厂里没有建立起严格的规制度，结果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很低，成本又高，市场滞销，亏损严重。
暂时的挫折没有动摇刘鸿生办好毛纺织厂的信心，他为扭转亏损的局面，换了一个又一个经理，最后，他聘用程年彭为华毛纺织厂经理，并拿出20万股金作为悬赏金。
程年彭上任后，对人事做了重大的调整，增强了经济管理能力，同时，他也注意引进新的技术，更新旧机器，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由于他的有效管理，华厂开始有了起色，“九·一八”事变后，为迎合人民的爱国心理，华厂用“九·一八”做商标，制造出大量的“九·一八”哔叽推向市场，结果产品被抢购一空，从此，产品的销路被打开，产量逐年上升。
在创办毛纺织厂的同时，刘鸿生还与他人一起创办了华丰搪瓷公司，厂址就设在浦东周家渡中华码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的搪瓷厂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华丰厂在这种势头下，也应运而生了。
当时，华丰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是从日本进口的，技术人员也大都来自日本；厂里所用的铁皮等原料主要从美国进口。华丰厂一开始就大量招收学徒工，学徒工没有技术，他们的工资是很低的，同时学徒每人进厂时要交一笔保证金，这对于当时资金短缺的华丰厂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可是，华丰厂自投产后却很不景气，产品成本高，销路不畅，资金周转困难，专靠借债过日子，即使有的年份赚了不少也都变成了银行的利息。1925年，华丰厂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刘鸿生在对华丰厂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后觉得前途暗淡，弃之不足惜，于是，他辞去华丰厂董事长的职务，随后将股份转让给他人。
6.开办煤矿，反击洋人挑衅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投身民族工业起，刘鸿生已创办了火柴、水泥、码头、毛纺织、搪瓷等企业。随着不少企业经营的成功，刘鸿生对创办企业的兴趣有增无减。然而，由于各企业业务繁多，刘鸿生已没有精力去推销开滦煤矿的煤，不得不将开滦售品处的业务交给胞弟刘吉生去负责，这引起了开滦矿务公司的强烈不满。开滦矿务公司一方面对刘鸿生提起法律诉讼，另一方面以削减货源的办法对刘施加压力，企图在经济上压垮刘鸿生。
在这种情况下，刘鸿生决定亲自创办一个煤矿，摆脱开滦矿务公司洋人对他的压迫。就在此时，徐州附近的贾汪煤矿因经营不善而宣布破产，刘鸿生得此消息，立即出资80万元，将贾汪的全部财产买下，在1932年，成立了华东煤矿公司。然而，在煤矿投产之初，原井因被水淹没，不能出煤，公司本来企图修复，可是修复它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于是不得不去开辟新井。新井投产后，产量很小，加之沿线煤矿甚多，车辆严重缺乏，一遇战事，煤运立即停止，因此华东煤矿亏损严重。
后来，刘鸿生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克服了运输不便等诸多的不利因素，使生产蒸蒸日上，大量的煤炭开始占领了上海的市场，给了洋人开滦煤矿一个有力的回击，也彻底打破了洋人对上海煤炭的封锁。
颠沛流离兴办企业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1月，日军占领整个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中国的民族企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刘鸿生的企业当然也不例外，当时他的全部企业都在日军的占领之下。
1938年一个寒风呼啸的冬夜，为了躲避日军的跟踪，刘鸿生悄然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轮船。在即将离开这个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工业基地时，他想到那些自己全部丢弃的企业，不禁潸然泪下。但是，为了不与日寇同流合污，他只好忍痛选择了这条路。
到达香港以后，刘鸿生不甘沉沦，依然办起香港的大中华火柴厂。他亲自选定厂址，购买机器设备，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投产出货了，可这家厂投产不足一年，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了，刘鸿生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在痛定思痛后，决定去重庆，同时派遣他的儿子刘念智去上海偷拆自己华毛纺织厂的机器。当时上海日军戒备森严，敌伪军搜查频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拆走机器，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刘念智想了好多种的方法，最后用五十多万元的昂贵代价，雇了一个瑞士冒险家，通过他打通日军关节，冒死将机器拆出并偷运出上海。当时他是先将机器运往缅甸仰光，再设法运往重庆的。1942年初，刘念智通过买下的12辆美国卡车，运载这机器设备从仰光开往重庆，从仰光到重庆的路途遥远，重峦叠嶂，狭窄的山道上车辆拥挤，敌机还不时跟踪轰炸，刘念智同行的七人中，三人失踪，一人死亡，历经千辛万苦，才将机器运到重庆。
刘鸿生有了机器，新厂就该立即投产，可是经过抗战以来几年的奔波和挫折磨难，刘鸿生的资金已经严重匮乏。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刘鸿生派人奔走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经济部和银行之间。但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银行的利息不断地调整，银行的贷款只能是短期。这使得刘鸿生的企业依然困窘，无可奈何之下，刘鸿生只得求助于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明确地说明，政府不可能给以长期的贷款，除非刘鸿生的企业扩大股份。由政府援资，这是刘鸿生最不愿意接受的条件，但是，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刘鸿生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只得举手投降。自政府入股后，刘鸿生成了微不足道的小股东，原来的大老板差不多成了小伙计了，虽然他依然担任总经理，可是他已经丧失了一切经营管理权，政府委派的副总经理却大权在握。一向明谋善断、善于经营的刘鸿生此时不免黯然伤感。
经过刘鸿生坚持不懈的努力，火柴原料公司和毛纺织公司开始投产了。由于产品垄断了整个大后方的市场，销路很好，公司年年获得大笔的利润。雄心勃勃的他并不满足于此，他频繁地奔走于大后方，不断创办新的企业。短短两年内，他先后在兰州设立西北洗毛厂和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创办氯酸钾厂，但是，由于受到官方资本的侵入，刘氏股份所占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刘氏企业的归宿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在抗战胜利的鼓舞下，刘鸿生决心重整旗鼓。自重庆回到上海后，他被任命善后救济总署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利用这个职务，刘鸿生很快收回了大中华火柴公司、华毛纺织公司、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华东煤矿等，加上抗战期间在西南、西北创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西北毛纺织公司等，刘氏企业的阵容可谓非常庞大。
然而，造化弄人，在战后旧中国的纷乱环境里，刘鸿生并没有能够重振他的企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产品以救济为名，大量涌进中国的市场，廉价销售，致使国货毫无销路，在政府的三年“善后”下，工厂大量关闭，工人纷纷失业，与此同时，由于内战的爆发，烽火遍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商业遭到空前的劫难，刘鸿生的企业也不例外。他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因原料缺乏，通货膨胀，售价不够成本，无法维持再生产，改以经销美国的火柴原料。华毛纺织公司也因产品无销路，产销俱困，经营惨淡。水泥公司在复工后不久，因遇美货的来华倾销，产品的销路全被攘夺，公司时开时停。只有中华码头公司由于大量存储美货，盈利颇丰。华东煤矿公司一时也还不错，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刘氏企业于1950～1956年间，先后实行了公私合营。1956年10月，这位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因病在家去世，终年68岁。
刘鸿生虽然逝去了，但是人民不会忘记他。当年他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从不忘为人民做好事。当他看到自己家乡落后的教育面貌时，曾捐资数万元兴办定海中学和定海女子中学，免费录取学生上学，此外，他还几乎每年向医校捐款，向灾民提供救济。
刘鸿生虽然逝去了，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十分难得的经营巨子一直抱定的“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敢于同帝国主义列强相抗争的精神，依然在国民的心中荡然回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