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一位现代诗人出于对我们的“民族魂”鲁迅先生的由衷景仰所写下的既平实又相当深刻的诗句。
本书要评介研究的主人公张岱——他是虽死犹存“活着”的历史人物，他是敢于“订鬼”“问孔”的王充的同邑后辈，他是敢于直拒奸佞马士英、宣言“吾越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国”的王思任（季重）的知己好友，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鲁迅先生的同乡前辈。——一位“少为纨绔子弟”（张岱《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见《张子文秕》卷十一，国家图书馆藏凤嬉抄本，下引《张子文秕》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据此本。），中年以后人生陡转，常至“衣食不继”的大学者，幸运地在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中，看透了碌碌红尘，体悟到人生的真谛，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笔至为丰厚的文化遗产。除了作为公认的“绝代散文家”的地位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艺术鉴赏家，更是一位卓有见地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仅以史学和文艺—美学的成就而论，他也足以与明际之际那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语）的时代任何一位名师硕儒相比肩。
甲申（1644）之际，张岱已年近半百。这位曾向监国鲁王请缨“带兵三千”杀马士英而未果的亦剑亦箫之士（见风嬉堂抄本《石匮书后集》卷五十四。），同比他晚一辈的黄宗羲等人一样，在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学术事业，试图以此总结明代亡国的教训。责任，使他“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自为墓志铭》）；他铁骨铮铮，誓死不仕新朝，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究是胜者：以劫后余生的遗民身份，渗透了生命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立命处”。在米炊不继、异族统治者磨刀相向的极度艰难情况下，发愤著述，先后撰成了体大思精的史学巨著《石匮书》及《史阙》、《石匮书后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哲学专著《四书遇》、《明〈易〉》、《〈大易〉用》，以及《张子文秕》、《张子诗秕》，回忆录《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快园道古》等著作近三十部。为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竖起了一座巨大的丰碑。
1665年，69岁的张岱回顾自己的前半生，写下了被人称为“中国的《忏悔录》”的传世名文《自为墓志铭》，略谓：“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幻梦。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忆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于陵，如此则贫富殊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争名夺利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农、学圃、学佛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而已……甲申以后，悠悠匆匆，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朝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可知，故不书。”《张子文秕》卷十一。
平心而论，张岱在那个时代的确实不失为一位智者，一位有“大经济”、“大抱负”（张岱语）的文化奇才。与略晚于他的王夫之一样，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身上所鲜有的长于“韧性反抗”、敢于歌颂失败的英雄等品德，在他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并获得了某种耐人寻味的“文化价值”意义。他所留下来的大量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和一生行实，为此做了最有力的说明。无论是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抑或是史学和文艺美学领域来审视，他的地位都是杰出的。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位重要的文化大师，过去因限于资料，过分地轻描淡写了（且仅限于文学一个方面），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
历史中偶然与必然、可悲与可喜的关系是历史哲学中占中心地位的永恒课题之一。张岱一生留下了近千万字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但官方史学家却有意（因为张氏一生傲骨铮铮，宁死不事新朝）、或无意（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只有稿本或少数抄本传世）轻而巧之地将他“省略”了。由以文化统治政策“博大和恶辣”（鲁迅语）著称的乾隆“钦定”、且至今还在一部分学者眼里带有神圣色彩的《四库全书》，仅在“存目”里著录了张氏的《西湖梦寻》一种，且说其文“全仿《帝京景物略》”。这固然是历史的不公与不幸；但对张氏本人，特别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而言，又未尝不是大幸。因为未经“钦定”而进入四库馆，使得张岱的著作躲过了被禁、被改、被毁的重重厄运（他的著作“违碍之处比比也”）；且其为人，绝没有一丝乾隆这位据有些人说富有“雄才大略”之君所欣赏的那种“不好不坏的奴才”（《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气；故其人如不避迹深山，其书也躲不过那个时代“禁、毁、删三厄”的必然命运。
幸运的是，三百五十年后，张岱的绝大部分主要著作稿本、抄本已被陆续发现，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对这一位埋没了三百余年之久的思想家充满神奇色彩的一生，特别是对其成就于沧桑巨变、地老天荒之际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做一较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这是邵廷采、温睿临（邵氏《明遗民所知传》、温氏《南疆逸史》二书内均有简短而材料出入甚大的张岱传记）所处时代根本不具备条件，同时也不敢为的。历史自身毕竟是公正的：任何“钦定”或文化奴才所鼓动起来的“钦定”都动摇不了一位真正大师的地位！
本世纪30年代初，随着“老牌京派”题签、新出道的“海派”标点的《琅文集》的出版，极富文化厚重感的张岱居然以“性灵派大师”的面目大大热闹了一阵。仍是睿智过人的鲁迅先生，从纠正那没有“化峭僻为康庄”的标点错误入手，对于文化批评上“只看一面，不及其馀”地“肢解古人”，以及“无性灵地赋得性灵”等等弊病作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425、427页。）。现在回过头来看鲁迅先生的一系列论断，在敬佩他那为一般奢谈“文化复兴”的“专家”们所远不能望其项背的小学功底之馀，尤震慑于其论事析人的入木透底、充满辩证法睿智的深邃洞察力。
现在我们有条件看到张岱的几乎全部重要著作。但愿本书能尽可能地避免“肢解”“摘句”之病，平平实实地对传主一生的生平和思想做一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因为，他确实是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大师。——尽管我们深知这一工作是困难的：张岱本人就觉得自己有“七不可解”，三百多年后我们来解读其奇特的人生和其博大精深的著作，难度可想而知。本书虽力所能及地下了一些较实在的资料功夫，写作亦费过较大心力，但仍难担保无“强作解人”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