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消与长
君子尚消、息、盈、虚。
消与长相反却又相成。你为了消除某一种东西，必先助长另一种东西。反过来。你要助长某一种东西，必先消除另一种东西。正如扬善必先惩恶，扬清必先激浊。所以，此消彼长，此长彼消，乃是必然现象。
王阳明认为：口头上对荣华富贵表示厌恶的人，可能在荣华富贵面前眉开眼笑；言谈中对清淡寡欲表示羡慕者，一旦身处淡泊又会悲观消沉。所以，只有消除浓与淡、厌与喜的分辨心，才能忘却世俗的荣华而甘于淡泊。
庄子曾提出这样一连串的设问：大道是怎么隐匿起来而有了真与假呢？言论是怎么隐匿起来而有了事与非呢？大道被小小的成功所隐蔽，言论被浮华词藻所掩盖。
黄帝在位十五年，值得高兴的是自己深得天下百姓的爱戴，于是就保养生命，听美好的音乐，着漂亮的颜色，闻嗅香气，吃着精美食品。这样反而肤色焦黄，面容憔悴，头昏眼花。再经过十五年，却担忧天下不能治理好，就绝尽听力视力，用尽智慧体力来管理好百姓，却依然是肤色焦黄，面容憔悴，头昏眼花。于是黄帝长声叹息说：“我的过错太大了。只顾自身的享受而有这样的毛病，想治理好百姓也有这样的毛病。”因此抛开繁琐的政务，离开宫殿寝堂，解除侍卫人员，撤去所有的乐器，减少膳食种类及厨工，退下后就安闲地居在大庭的宾馆中。
内心不受俗物污染，全身诚服，三个月不问政事。他在午睡时做了个梦，梦游华胥氏国。华胥氏国在弁州的地方，台州的北方，距离中原国家不知有几千里；不是靠车船步行所能到达的，不过是神游而已。此国没有首领和长官，一切任其自然；此国的人民没有嗜好、欲望，也是任其自然。他们不知道以生为欢乐，以死为憎恶，所以没有夭折与短命；不晓得对自己爱护，对他人疏远，所以没有亲爱与憎恨；不晓得违逆与顺和，所以没有利益与祸害。一切都没有爱憎，一切都没有顾忌，到水里去淹不死，到火里去烧不伤，鞭抽刀砍没有伤痛的感觉，刺激皮肤也不发痒，腾空就像脚踏实地，睡在虚无之处就像安卧在床上似的，云雾遮挡不住视线，雷霆震乱不了听力，好的、丑的扰乱不了心志，高山深谷阻止不了步伐。这一切只不过是凭借着精神而已。
黄帝醒后，怡然有所误解。于是将天老、力牧、太山稽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在这安闲居处之中，内心纯净，全身诚服，专心于保养自身和治理百姓的好方法，然而没有得到好方法。疲倦地睡着了，所梦见的情景就是那样。今日我才知道，上好的方法是不能够以五情来祈求获得的。我知道了这种方法，我掌握了这样方法，然而我却不可以对你们讲。”这样又经过了28年，国家大治，跟华胥氏国相差无几，在黄帝逝世后，百姓为他恸哭，二百多年不断。
黄帝一梦，误解了消与长的道理，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照梦中所悟去做了28年，国家果然得到了大治。所以，掌握了消长之道理，并认真去操行，终会获益的。
齐国的孟尝君，姓田名文，父亲是靖郭君之子田婴，也是齐宣王的异母兄弟。孟尝君喜欢招揽宾客，常常有数千人，不论贵贱，待遇和他平等。曾经有一回招待宾客，在吃晚饭时有一个门客误认为饭菜不一致，就停下不吃了，准备走，孟尝君端着自己的饭碗去和他比较一下，这人非常惭愧，自杀了。当时有个人，名叫冯谖，穷得无法活下去，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见他，孟尝君将他安置在传舍。住了不久，冯谖一面弹着佩剑一面唱着：“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吃饭时没有鱼啊！”孟尝君就把他迁移到幸舍，他吃饭时就有鱼了。冯谖又唱起歌来了：“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出门时没有车坐啊！”孟尝君听后就把他转到代舍，他出门就有车坐了。但是冯谖还唱歌：“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没有东西照顾家人啊！”其他人都很讨厌他，以为他太穷而不知足。孟尝君问他：“你家里还有亲人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年老的母亲。”孟尝君就派人送去了粮食，并使他家不缺少日常用品，于是冯谖不再唱了。有一回，孟尝君问他家里这些宾客，有哪一个能够为他到薛去收债，冯谖报名说：“我能去。”孟尝君请他到房里相见，并向他道歉：“我因事情太繁忙，昏乱烦躁，得罪了先生，您不见怪，还愿意去为我收取债务吗？”冯谖说：“愿意。”在刚要出发时对孟尝君说：“收完了债务，回来时买点什么东西？”孟尝君说：“买点我家没有的东西。”冯谖到薛地后，看到那些贫穷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债券全都烧掉，驱车一直回到齐国，很早就来求见。孟尝君奇怪他怎么回来得这样快，连忙穿好衣服来见他，说：“您回来得这样快，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冯谖回答说：“你宫中堆满了金银财宝，狗马充满了狗马栏，美女是各房间里都有，所缺乏的只有仁义。我为您买了仁义，宣传了您的好名声了。”孟尝君拍手称谢他。第二年，孟尝君到薛地去，还有百把里路，老百姓扶老携幼在道路上迎接。孟尝君对冯谖说：“您给我买的仁义，现在看见了。”
仁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孟尝君消了债，长了仁，从百里相迎的百姓那里，深深地体会到了。
元朝至正十五年夏，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抵达太平（今安徽当涂），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在欢迎的队伍中，有位须眉皆白的老儒，恭立于人群的前头，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这位老儒就是明道书院陶安。
朱元璋十分尊敬地召见了陶安，向他请教天下大事。陶安说：“当今形势，豪杰并起，但他们大多意在争夺财物美女，毫无拨乱救民，安定天下之心。唯有您率军南渡长江，惜民不杀，应天顺人，大得老百姓拥戴，看来天下太平有望了。”
朱元璋之所以深得百姓拥戴，在于他惜民不杀。换言之，消除了杀民之心，才深得民心。朱元璋似乎很懂得消与长的道理。
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继皇帝位，建国大明。不久即下诏让陶安兼修国史。有一天，他又召见陶安、章溢等人，在一起讨论元朝的兴亡得失。在元朝统治下度过了大半辈子的陶安，亲眼目睹了元朝统治者的腐败，于是他不无意味地对朱元璋说：“元朝丧乱之源，当在统治集团的骄侈淫逸之中。”
朱元璋表示赞同：“你说得对。居高位者易骄，处安乐者易侈；骄则听不进忠言，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侈则缺乏正确的统治方式，因而不能长治久安。一个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而是成天沉湎于享乐之中，那他就离亡国之日不远了。”
接着，大家的论题转到学术上。有着深厚的儒家功底的陶安谏言说：“历代统治之术，皆在乎一‘道’字。道不明，则行不远。道不明的原因，是由于邪说公行，故而统治之道，要在避邪说。”
朱元璋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讲邪说歪道，犹如美味之害胃口，美色之害眼力。邪说不避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则天下无从治罪。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陶安慌忙顿首，说：“陛下所言，可谓是深入到问题的本源了！”
这次讨论，对朱元璋施政影响很大。此后，朱元璋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打击奢侈；另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家文化，使明朝初年的社会风气较为俭约、朴素，社会恢复较快。
人活于世，许多方面应努力使之长，许多方面应努力使之消。但具体说消何长何？如何消如何长？真的是“法无完法”，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只要用心参悟，终有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