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崩地解”的自我批判时代
颜元，字浑然，又字易直，晚号习斋。颜元出生那年，黄宗羲26岁、顾炎武23岁、王夫之17岁、傅山30岁、方以智25岁、唐甄6岁。颜元与这些启蒙学者基本上属同一时代，都生活在明清之际。
十多年前，我就有这么一个见解，认为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态势而言，有两个先后辉映的黄金时代，即先秦和明清之际。以作物生长作比喻的话，先秦是种芽的茁壮生长阶段，明清之际为开镰收割的金秋季节。前者贡献给中华民族的是诸子之学，后者提供的是众多具有启蒙意识的传世之作。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历来被誉为明清之际“三大家”，是启蒙学者的代表。这仅是狭隘的理解，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傅山、方以智、李贽、唐甄、颜元、陈确、朱舜水、袁宏道、冯梦龙、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徐霞客等人。
本书传主颜元，是这一时代的启蒙意识提倡者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别树一帜的他，是一个热血沸腾、心潮激动的奇男子；指责“朱学”、“王学”皆“杀人”的他，是一个无法容忍鄙陋俗见的大学者。他以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成为清初声名显赫、影响一直延及近代颜李学派的创始人。对颜李学派，后世学者毁誉不一，但它所揭示出的独特见解，如同内蒙古阴山山脉上万古长存的岩画，永远铭刻在神州大地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包括颜元在内的大思想家的出现，这与明清之际为历史上的自我批判时代相关。马克思说：
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
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批判是指有着辩证因素、科学内容的批判。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作为阶级对抗的最后一种形式，它总是把过去的社会形式，看做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马克思认为，人们对以往的社会形式的认识总是片面的。当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充分暴露时，即自我批判阶段来临时，人们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人们进行自我批判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即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空前激烈，并以较为彻底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但该社会尚未达到崩溃的时刻。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明清之际具备了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这是当时的学者们喜用“崩”、“陷”、“坼”、“解”等字眼，来形容当时社会危机的原委所在。
翻开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的著作，经常可看到“天崩地解”和与之相类似的话。东林党人顾允成在万历年间惊呼：“吾叹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是讲学耳！”宋明理学的殿军刘宗周，明知大明王朝难以挽救，“欲以垂尽之躯，扶天崩地坼之业”。流亡东瀛的朱舜水有类似的见解：“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皆亡’之言。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说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势；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朱舜水集》卷一《中原阳九述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当然，时贤更喜用黄宗羲的“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来概括明末的社会情况。这是黄宗羲批评心学、理学空疏学风时说的。《黄宗羲全集》第10册《留别海昌同学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黄宗羲撰此文已是康熙十五年，颜元已37岁。相同的词语，反映的是不同阶层的不同见解，可谓殊途同归。黄宗羲与顾允成是从学风的角度说的，强调学术联系现实；而刘宗周与朱舜水是为明王朝的存亡着想的，是对明末社会内外交困情况的概括。东林党人是地主阶级的在野派，刘宗周是大明王朝的坚决拥护者，而朱舜水和黄宗羲则为启蒙学者。“天崩地解”和与之相类字眼的频繁出现，表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明清之际持有一致的看法，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在明清之际已经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批判时期”。
处于自我批判时期的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动荡不安是这一社会的基调。“天崩地解”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具体地说，是三股社会浪潮——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并存、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官方哲学宋明理学腐朽性的暴露——互相交织，前后激荡而引起的社会动乱现实的高度概括。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中如此深刻的危机，使得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思想家，凭着他们广博的知识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对于以往历史与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于当时现实与矛盾的概括与描述，作出比较客观、公允、正确的结论来，从而较大程度地避免了对历史与现实“作片面的理解”的弊端，从而走向新的建树。他们把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诚如王夫之所说，“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对颜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新建树，应当从这一个社会变动与思想创新的大视野去看待。
二、狂涛中的“漏舟”
明清之际，大体可框定在从万历朝到康熙朝这一个半世纪中。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特别是白银大量的普遍使用，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欲望。历史有它的偶然性，生性贪财成癖的明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起，派出大批太监到各地当矿监、税使，一直至万历四十八年诏罢为止，搜刮民脂民膏达25年之久。奉着圣旨到各地搜刮财宝的宦官，是封建社会中的腐败分子，胡作非为是他们的唯一本领。找矿不必打洞，收税不需商人，把民众弄得倾家荡产了：“内臣务为夺劫，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明史·田大益传》。这种不讲任何理由的公开掠夺，造成了遍布全国的万历民变。赵翼以为，万历民变是明亡之征兆，“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陶望龄，一位当时小有名气的文人，把明王朝喻为在汹涌波涛中行驶的“漏舟”：
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幞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一有不幸，冲飙狂涛，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
陶望龄在万历年间所描述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崇祯年间。这从冯梦龙的话中就可看出：“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揖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间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冯梦龙：《甲申纪事·自序》。隆庆、万历以来，明王朝这只在社会危机波浪中漂泊的“漏舟”，已苦苦挣扎了相当长的时候，但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崩溃，而是在持续性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度过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危机的交织，此一内困外患的格局，到万历以后更加明显。统治集团全面腐朽的趋势日益严重，后金之勃兴，“三饷”之加派，民变之激烈，起义之频仍，致使环宇震撼，四海沸腾，败象环生。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总是不断地爆发周期性的政治危机，愈到后来愈深重。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一般可以通过社会内部力量的调整而得到缓和。调整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地主阶级改革家为主体，借助政权的力量进行自觉的调整；一是以农民阶级为主体，通过破坏的力量实行自发的调整。当自觉的调整不能持之以恒或失去效力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自发的调整。自觉的调整，是以对社会危机清醒的现实主义认识为前提的，张居正改革就表明了这一点，诸如整顿吏治、增强政权机构的效能、改革赋税制度、清丈全国土地面积、推行一条鞭法等等。张居正实行的改革，积极作用是彰明的：“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明史·张学颜传》。但这场自救运动，只是茫茫黑夜中的一道闪电，只是暂时的刹那光亮。张居正于万历十年病死，朱翊钧亲政即改弦易辙，使明王朝沿着腐朽的这一惯性轨道继续滑下去。平心而论，崇祯比嘉靖、万历要好得多。登基之初踌躇满志，意欲励图精治。就其个人行为而言，可谓兢兢业业，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但对已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而言，只是尽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庄烈良于世宗，亦可为之君。继位之始，罢太监镇守及织造之使，专将帅以责效，节俭以足国用，此人臣见功之时。乃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于是乃复用太监，横征无艺。此其计无所出，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可悯也。”唐甄：《潜书·格君》，中华书局1963年增订第2版。唐甄这段评论，道出了帝王主观努力与社会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再精明强干的帝王也回天乏力，更何况刚愎自用的性格令崇祯更是一筹莫展。“计无所出”，表明了历史的趋势已大大削弱了个人对历史事变中的主观作用。
“盗寇日张”是指明末农民大起义。土地兼并所造成的流民问题，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李自成虽尝败散，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潜书·明鉴》。清初唐甄所揭示的事实，说明农民是非常容易动员并组织起来。这些农民都是离开了土地的流民，他们失去土地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明末土地兼并太激烈；二是国家的税收太厉害；三是自然灾害太严重。三个因素在有些地区如陕西、河南形成一股合力，使社会矛盾的尖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请免河南粮疏》。“故一当催征之期，新旧并出，差役四驰，扭系枷锁，载于道路，鞭笞拶打，叫彻堂皇……民之耳目乱，手足忙，心计亦惶惶靡定。”《瞿式耜集》卷一《清苛政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惨绝人寰的景象，不止河南一地，在重灾区的陕西更为严重。备受灾荒的民众，争食蓬草、树皮、山石为生。当农民连维持自身正常的生理需求也难以满足时，就不难知晓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的必然性了。明末的社会动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大起义和清政权的建立，激发了一些学者的救世热忱。有感于国家兴亡、社会动乱的思想家，深切认识到空谈心性、不理政事的弊害。他们一方面清算造成这一状况的宋明理学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转而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期以所学匡救时弊。潘耒称其师顾炎武，“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本溯源，讨论其所以然”。颜元经世之心甚切，对此其学生李塨深有感触：
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灺，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
颜元生活的清初，整个社会还犹如惊涛骇浪中的“漏舟”一样，康乾盛世还未露出一丝曙光。颜元的经世意识，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样强烈。这是中国古代学者的传统观念，是对社会所特有的责任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操。“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颜元这一救世主张的提出，应当从明清之际处于自我批判时代的特殊历史情景下去理解。
三、烽火后的“满目榛荒”
与皇帝荒淫昏庸、宦官数度擅政、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离失所等内乱并存的是外患四起。“南倭北寇”，是贯穿有明一代的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东南倭患在名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领军民浴血抗战多年之后得以逐渐解决，接着而来的是东北地区后金势力的陡增。努尔哈赤以建州女真为主，统一了女真各部，形成了满洲共同体，于万历四十四年称汗建国，史称后金。后金与明王朝的军事摩擦持续了一段时期，而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中明军的溃败，使后金与明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后金由防御转向进攻，明王朝则由进攻转向防御。天启年间，后金攻破沈阳，连克70余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名盛京。以后明王朝虽有袁崇焕的宁锦大捷，但有本领打败后金的袁崇焕却没办法敷衍魏忠贤，且受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的猜忌，最后落得个凌迟处死的下场。一代名将，惨遭此等结局，使袁的部将祖大寿疑惧不安而引兵自去，这对明王朝来说无疑是自毁长城。待卢象升战死巨鹿，洪承畴被俘松山，明王朝已无力抵御清兵的长驱直入。
顺治元年，多尔衮成为清政权最高决策人后，形势更加咄咄逼人。他接受大学士范文程建议，把联合农民军共同推翻明朝的意图，改为夺取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战略方针。在山海关战役中，多尔衮成功地利用了吴三桂的力量，清兵以压倒优势击败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后，便顺利地抢占了北京，入主中原并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清初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麻缠藤葛，既有清统治集团与各地人民反清的斗争，也有南明政权与清廷的对抗，更有满族地主阶级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汉族人民同满洲贵族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清武装中，有农民与下层市民对清军暴行的自发反抗，也有士大夫为恢复明王朝而坚持的斗争。有的撄城固守，抗拒强敌；有的扎寨深山，自保家园；有的困守海岛，矢志不渝。从清军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攻克台湾，用了40年的时间，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才基本上被镇压。
清兵入关，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掠夺战争，是一个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挑战。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能使它从后者那里学到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与生活习俗，促进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质的飞跃。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多次在军事上为茹毛饮血的夷狄所征服，但在文化上却是演出了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喜剧。从终极目标看自然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的，但就征服期间而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社会比起它的前阶段来，无疑是很大的倒退。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玉帛财宝，捆载而去。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江以南，积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全国人口从天启三年的5160万人，减少到清顺治九年的1448万人。清兵入关第二年，清廷修成大清律，规定了满人、汉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同年，清廷颁布“圈田令”，满洲贵族以暴力强占京畿附近及山东、河南等地区的大量土地，使许多农民沦为农奴和奴隶。颜元、李塨生活于畿辅地区，家乡的土地皆受圈于旗人。游牧民族的掠地与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兼并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游牧民族射猎饮血、逐水草而流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对农业生产所特有的毁灭性的打击力量。“圈田令”是清初政权与关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对立地位的反映，是对较畜牧业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尽管后来采取了开荒以招集流民的政策，情况有所好转，但“满目榛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存在的。“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颜元这一均田的主张，是对当时土地问题严重性的一种揭示，也反映了他对抵制土地兼并的愿望，与当时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求。
四、经济生活中的新芽
在经济生活方面，新旧矛盾在明清之际的时代里交织着。按照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见解，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手工业和农业中已经出现。这种新芽以棉纺业和丝织业中的发展最为茁壮。就地域分布而言，已形成了两个资本主义生产萌芽成片的区域：一个是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是以景德、佛山等市镇为中心的沿海、长江和江西的大三角地带。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从而把原来种粮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这是农业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前提。嘉靖、万历及以后一段时期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显著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在清初，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所生产的经济作物进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经济作物的良好收益，使人们纷纷将粮地改种经济作物。受市场的自发性所支配，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经济地位下降，乃至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农业雇工；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对其产品可待价而沽，从而增加了收益，扩大了经营规模，成为萌芽状态的农业资本家。就明清之际情况而言，这种关系虽在农业生产中有所萌动，但远不及手工业那么显彰。
既把目光移注于手工业，就不能不对经常引用的一些资料作些分析。
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飨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蒋以化：《西台漫录》卷四。
在诸大户和众小户间，是一种松散的雇佣关系。“呼织”与“趁织”都是临时性的，做一天算一天。小户是机户中的贫穷者，他们靠出卖劳动力为谋生之计，处于嗷嗷待哺的状态。“呼趁”关系，在商品经济发展时是必然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不外是农业劳动者同其所有的劳动资料分离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但不管如何，小户已非封建性的工匠，而大户则为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家。作者蒋以化是隆庆元年进士，从他所说的“两者相资为生久矣”，可知这种松散的雇佣关系早就存在了。
在明清之际，随着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雇佣关系发生了由临时向固定的变化。万历二十九年应天巡抚曹时聘的奏折中说道：“吴民生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机户有资产，机工出劳力，“相依为命久矣”，和蒋以化的记述有相续性，只是雇工的人数已不是几百人而是几千人了。到清代前期，苏州织工已是专业化，并且是“计日受值，各有常主”。机户与机工的雇佣关系已经趋于固定化。手工业中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必然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大体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或者在这种水平线上作上下的浮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必然会使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们，以敏锐的感觉，提出与经济生活中新的因素相符合的学说来。“启蒙学者的历史任务是对历史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制度和概念的各种材料，用根据新的社会需要和新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新思想的观点来作出评价。”这种新思想、新观点，就是与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念，即与道德价值至上观念相对立的功利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启蒙学者在明清之际率先倡导功利论的社会经济基础。颜元作为启蒙学者的一员，自也不能例外。尽管经济生活中的新芽主要出现在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但到了清初，北方地区也出现了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民俗奢靡、钱银替代实物交易的现象。李塨说：
江陵当国，患有司分额扰民，乃尽算成折色，谓之“一条鞭”，而北地输粮。今时遂纯以银矣。加以民俗日浇，习于奢侈，人情往来，非钱与银无以也。冠昏丧祭之费，珠翠绫缎、海珍山材，皆远方转致之物，非钱与银无以易也。李塨：《瘳忘编》。
“远方转致之物，非钱与银无以易”，李塨此语是清初北方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后，在思想家脑海中的真实反映。“不仅经济比较发展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就是内地各省如河北、山东、江西、湖南、山西、河南、四川……都已有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出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程度与规模，以及地区与行业分布，及其对社会生活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上。各位学者的观点有差别，但不否认这一事实。例如山东章邱，“铁业甲山东，工良器坚，散行奉天、直隶、山西、河南、江南数省”。酿酒的主要原料为小麦，“凡直隶、山、陕各省，类皆取给于豫省”。这些史实说明了在当时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中，产品的销售与原料的供应，已不囿于狭小的范围中，而是跨省际进行的。这显然不是以货易货那种原始方式能够解决的，没有货币作为中介物，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是很难想象的。北方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虽不及江南沿海与广东等地，但毕竟也在全国十大商帮中占有三席——山西商帮、山东商帮与陕西商帮。尤其是晋商的崛起与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清初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奏折中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的批语是：“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雍正硃批谕旨》第47册。社会风尚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风尚的急剧变化，必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影响着身处这一历史时期的颜元及其学生，并顺理成章地衍化为功利论。颜元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颜元以为，历史上许多鄙视功利、只讲道德的人们，应当归入“腐儒”一类。对功利论的大力提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对利益强烈追逐的要求。如果考虑到在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宋明理学家的道义论而不是功利论的话，那么，不能不钦佩颜元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了。
对道德原则与规范的完善，超过了对物质利益获取的兴趣，轻视乃至忽略物质利益以至于降到可有可无的禁欲主义的程度，是理学道义论的宗旨所在。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从集先秦诸子大成的荀子“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士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货财……士以上皆羞利”，到南宋文学家陆游对其后代的反复告诫：“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对道德的完善超过了对物质利益获取的兴趣。从晚唐诗人皮日休“贾竖不与仁期，而不仁自至”，到清初浙东史学家邵廷采记其父训：“孝，吾家本也。利不可近，近利则商贾心。世家降为氓隶，其故在此”，以上材料足以证实，嗜爱道义、讳言财利的态度，在得到了诸多社会因素的支撑之后，有了凌驾于学派与哲人争辩之上的功能，成为人们定势化了的文化心态后，演衍为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一。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它不会轻易地在历史长河中湮灭，而往往以各种形式的密码来复制自身。换句话说，它有着迈越该文化各时代差异的恒定性。当欧风美雨强烈地震撼着传统文化时，在东西文化论争中，现代新儒学创始人之一的梁漱溟，还不遗余力地鼓吹“不计较利害”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可见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道义论，是如何主宰了世世代代人们头脑的。作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主流，经过历代思想家自觉加工、详细论证后，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原则凝结在人们心灵中极为持久与稳固的信念。
能否依据道义论来否定封建社会中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呢？回答是否定的。人生活在社会中是存在着众多需要的。人的需要作为一种内在必然性规定着人的活动，对利益的追求是其中的重要活动之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人的天性所在。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在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的生动描绘中，他指出满足和增进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据与出发点。中国民间极为流行的对赵公元帅的信奉，与普遍相信鬼神贪图财富的观念，都表明功利论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心理，是长期存在于民众心灵深处的。但同具有正统地位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比，始终未曾占据过上风。就学派的历史衍变过程而言，先秦墨家在秦汉以后中绝，法家被融进儒家而式微，功利论从显赫一时的态势下降到了默默无闻的地位。在先秦，儒墨对立是道义论与功利论对立的主要标志；集法家大成的韩非的学说，受秦始皇青睐而被看做是巩固万世一系统治的法宝。随着汉代独尊儒术局面的开始确立，墨、法两家在意识形态中叱咤风云的时代消失了。往后倡导功利论且具有一定特色的思想家，当数北宋李觏与王安石、南宋陈亮与叶适了。陈亮以其事功之学同朱熹的道义论，进行了一场思想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尔后的历史昭示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士人们必读的典籍，取得了官方认可的法定地位。这部朱熹花了40年心血的著作，是儒家道义论的最为成熟、最为典范的表述。
但功利论并未从中国大地上绝迹，而是作为一股地下潜流在暗暗地淌着。只要时机、条件一旦成熟，功利思潮就会冲决而出，从地下奔腾而上。逐求功利的社会心理，从明中叶起开始得到新经济因素的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士大夫的商人化倾向，市民阶层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崛起，为功利论再度兴盛提供了社会阶层力量方面的保证。于是功利论在明清之际崭露头角，与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激烈的冲撞。黄宗羲与朱舜水、傅山，不像他与顾炎武有直接交往，但三人却异口同声赞美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稍早一些的李贽，则高唱自私牟利为正当合理的调子。顾炎武声称，自私为人之常情是无法回避的。为自私呼吁的，还有陈确“有私为君子”的命题。黄宗羲更为干脆，认定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这一人性论强调，人的一切行为方针与价值取向均应以自己为准则。参见朱义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一书，第2章第4节“功利主义的高扬”。颜元在这股功利思潮重新崛起之际，是以高亢的姿态出现的。这表现为颜元将流传千余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上。同黄宗羲、朱舜水、顾炎武、傅山、陈确一样，颜元是高擎了功利主义大旗，而同理学家信奉的道义论相对抗的。
五、宋明理学腐朽性的凸现
颜元在他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指责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是同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的腐朽性在明末清初已充分显露相关的。颜元说：
虽致良知者见吾心真足以统万物，主敬著读者认吾学真足以达万理，终是画饼望梅。
明末清初，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派学者互相指责不断。明末是陆王心学，尤其是阳明学势力大盛之时，时人称之为“家孔孟而人阳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到了清初，陆王心学相当不振，程朱理学却在统治阶级扶植下复又兴盛。颜元把程朱理学当做思想上的主要论敌，攻击程朱较陆王为烈。如从整体上看，他对两派都持抨击的态度，而评判标准是功利论，以学术对社会有用与无用为准则。颜元认为，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他们辩论的是非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虑。因为受理学影响的人充斥朝廷，不务实际，导致社会民生凋敝，国家政治腐败，积弊积弱，屡遭外侮。而当民族垂危的关键时刻，就无法应对当前时局。明末士大夫唯知空谈，在“画饼望梅”中讨日子过，迂腐不知政事。颜元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颜元于明亡时虽年仅10岁，但对明末士人的习尚，耳熟能详。他读《甲申殉难录》，见左都副御史施邦曜临死前留下的诗句，潸然泪下。李塨述其师之意，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宋明理学对人才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的话：
目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呜呼，谁实为此？无怪颜先生垂涕泣而道也。
这是说，到明末已经没有真正能够为国家与民族操办实际事务的大臣，“以致天下鱼烂河决”。这与颜元提倡的以“六艺”为核心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事功之学，是完全不同的。
颜元因年龄之故，未亲历抗清义举，但他的思绪却蒙上浓浓的遗民情结。颜元与当时的北方遗民如刁包、王余佑、李明性、张石卿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王余佑具有鲜明的反清复明意识，他的父亲王延善、兄长王余恪参加过抗清斗争，后被仇家陷害，以抗清罪名而被处死。于是隐居易州王公山双峰村，自号五公山人，三十年不入城市。张石卿的兄长张光禄，清兵直驱北京时，坚守保定城。殆城池失守，自缢于家中的园亭。而颜元的人性论，则源自张石卿。颜元还以北方大儒孙奇逢为复兴“圣学”希望之所寄，孙奇逢阻击清兵南下的义举，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乐道。于南方遗民，他心仪陆世仪，以为是当今能够继承孔子学说的唯一大儒。遗民在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的大量出现，是民族矛盾与士大夫社会文化心理激烈冲突的产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学者，都是亲身参加过抗清义举的、有过国破家亡经历的遗民。遗民中的好学深思之士，抚今追昔，对占据主导地位宋明理学的腐朽性有清晰的认识，这一直持续到明亡后半个多世纪中。方苞从其交游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仆少所交游，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方苞集》卷六《再与刘拙修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文学家方苞是笃信程朱理学的，他能够说“视宋儒为腐烂”的话，当是宋明理学腐朽性在明清之际已充分暴露的历史见证。同时也说明，与宋明理学相抗衡的学说，就是“喜事功”为旨归的功利论。这一贬一褒，可以说是有着挥之不去遗民情结的颜元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就是这种令“天下鱼烂河决”的空疏之学，却是颜元所处的自我批判时代的统治思想，原因是程朱理学是符合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形态。清王朝的建立，以强硬的政策和手段重新整顿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常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则重奉程朱理学为正宗。陆陇其力斥阳明学之流荡放佚，为明王朝倾覆的主要原因，这虽不无道理，但当是偏激之议，其主观意图在于为确立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作论辩：
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张邵，即所以尊孔子。尊孔子，而非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四书》、《五经》之注，固学者所当奉以为式，不敢稍叛矣。《三鱼堂外集》卷四《道统》。
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他是一个县官，讲学专宗朱子，于理学无所发现，却是清初尊朱的中坚人物。在陆陇其看来，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传注，是人们“当奉以为式，不敢稍叛”的样本，为士人唯一诵读与研究的对象。不学朱熹而学孔孟之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陇其谓今日有志于圣学者，有朱子之成书在，熟读精思，而笃行焉，如河津余千可矣。”《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嘉善李子乔书》。区区七品县官，竟成了有清一代从祀孔庙的第一人。自孔子立祀以来，谁能从祀孔庙历来是一件大事。清统治者对此极为重视，宁缺勿滥是选人的原则。一直到雍正二年才批准陆陇其一人从祀。这与陆陇其生前“尊朱即尊孔”的主张密切相关，也同清初帝王倡导程朱理学有关。康熙十五年所颁的上谕中说：“帝王之学，以明理在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这一年，颜元42岁。康熙强调帝王的统治术，“以明理为先”，是深知以“天理”为核心的程朱理学有禁锢人民思想的妙用。反过来说，谁敢冒犯程朱理学，谁就得遭殃。
清代的文字狱并不少，其中有一些与清初帝王对程朱理学的青睐有关。虽说历代都有文字狱，但明清两代特盛那是不争的事实。文字狱是指封建统治者对所属臣民的语言、文字，以牵强附会的方式，进行不恰当的联想、索隐、猜测，加上各种罪名，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一种手段。清初文字狱，大多与不满清朝统治相关，属于政治领域的居多。但有些则纯粹为思想领域中的事情，乾隆六年谢济世注经书案就是这类事情中的典型。谢济世，字石霖，康熙末年进士，曾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因上疏参劾田文镜事引起雍正不悦，被发配新疆阿尔泰。乾隆初释归复职，将自己对儒家经典十种作注释刻印成书。把《古本大学注》的《中庸疏》献进，请求颁布天下，认为朱熹对《论语》与《中庸》的注释，支离有错。结果遭销版毋得留存的下场：
朕闻谢济世将伊所注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以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无论所见，未必即当；即云当矣，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况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谤，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
谢济世的罪名可归结为一点，就是未能尊朱。他想以个人独到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当是“倡为异说”，“自逞臆见”了。乾隆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前人、古人的议论即有错误，后人也不必妄加“指摘”；后人即使有创见，也“未必即当”。二是遵从“圣祖”康熙定下的规矩，以程朱理学为“天下士子”共同奉守的“准绳”。虽说谢济世案距颜元去世已有三十多年，但乾隆惩办此事的原则是“圣祖”康熙时早已定下了的。颜元生活的顺治、康熙年间，文字狱不及雍正、乾隆两朝，但尊程朱理学的风气已成。康熙把朱熹作为孔庙从祀第一人，“最为尊崇”。任何不同于程朱的主张，包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都是被视为异端邪说来对待，“足为人心学术之害”。乾隆要求的“一道同风之义”，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顺治、康熙年间，社会上攻讦成风。或为报怨恨泄私愤，或为告密诬陷以图赏，大有人在。士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胶庠汹汹日扬波，叹息无端触网罗”、“书生群聚游谈出，世上危机笔舌多”、“藏身复壁疑无地，密语登楼怕有声”、“闭门塞窦真良计，燕处超然万虑轻”。当时太仓人唐孙华《记里中事》的这些诗句，反映了士人对攻讦风气的无奈与士人如履薄冰的恐惧心理。
颜元正是在程朱理学被奉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意识时，提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主张的。这是颜元的名言，时年为康熙三十一年，颜元58岁。往前推三年，《颜习斋先生年谱》记：
刁文孝之子静之来，言灵宝知县陆陇其求先生所著书，清苑知县邵嗣尧欲相见，先生曰：“拙陋不交清贵，吾子勿游扬也。”
陆陇其官虽不大，但在当时其主张与政绩为清统治者所看好。陆陇其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县，赴任时以节俭为先，衣着由夫人自纺自织，日常蔬菜自己种植于衙内空地。为政不逾年而邑大治。康熙二十二年，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天下第一清廉”为由，荐举陆陇其补直隶灵寿知县。康熙二十九年擢四川道监察御史。卒后追谥“清献”。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祀孔庙。陆陇其希望得到颜元著作之事，是在康熙二十八年，颜元未从陆陇其之愿，足见颜元的品性，一是不愿结交时贵；二是对程朱理学极为反感。陆陇其死后，嘉定居民侍奉陆为“嘉定城隍”，并建有陆清献公祠，今留有遗址。参见《上海地区唯一的清廉古迹——陆清献公祠该不该拆》一文，刊《新闻晚报》2001年6月8日。颜元不想与陆陇其结交，过了几年在南游时揭出“破程朱，入孔孟”的旗号，如此尖利激烈的话在“尊朱即尊孔”的年代中说出，是需要勇气的！颜元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他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期间，无论从其所处的文化氛围来说，还是从当时的政治条件而言，要对朱熹作全面的指责，更是得有胆识的！颜元在《朱子语类评》中，对朱熹极尽了全方位的挖苦、讽嘲与批评，这样的勇气与胆识，在同时代人中是罕见的。“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水母没有耳目，常有虾依从之，虾遇风浪而惊，水母亦随之而没。“洪涛水母”比喻为专门兴风作浪以愚蒙没有主见的人。这段话虽说有点过分，不过颜元主要是从事功之学角度来批判的。颜元对理学的批评，将在第四章有充分的论述。要指明的是，颜元的批评，是在理学腐朽性充分呈现而又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情况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