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至厚而学不合”
这桩学术公案，因李塨死后方苞撰写《李刚主墓志铭》而发生的，也是为后来学者所关注。李塨自称，生平知交为三人，除王源与毛奇龄外，就是方苞了。李塨与王源同师事颜元，不同的只是拜师时间的早晚。李塨与毛奇龄，为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两人因对音乐的爱好走在一起，又因共同嗜好经学而意气相投。唯方苞与李塨，纯属朋友之间的交往。两人有着长期的交往，而且交情也很好。在交往中李塨感受到了方苞对自己的厚谊，他在给恽鹤生的信中说到了此种心情：
门下谓：“朱注痼人，以其为科场所遵，温饱荣耀，俱出朱注，安得不宝而奉之，今欲呼其聋寐，难矣”。诚哉是言！即如方子灵皋文行踔越，非志温饱者，且于塨敬爱特甚，知颜先生之学亦不为不深，然且依违曰：“但伸己说，不必辨程朱。”揆其意似谚所谓“受恩深处即为家”者，则下此可知矣。
正因为关系很好，才有李塨62岁时与方苞交换田宅的事情。李塨此时准备南迁，而方苞将去北京定居：“时先生欲南迁，而灵皋为戴田有事入旗，将北居，因以其南方田宅赠先生，先生即以北方田宅易之。”方苞，青年时，文名就显于时。24岁到北京，李光地见其文章，以为韩愈、欧阳修复出。后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而惹下大祸，被判为死刑。田有为戴名世的字，《南山集》案是清代一大文字狱，因该书真实记载了崇祯太子死于狱中的事实。为此书作序的方苞，出钱刊刻《南山集》者，以及看过《南山集》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与亲属300余人。其中有平时与戴名世论学讲文的朝官32人。他是清初文字狱的牺牲品。戴名世主要成就在文学上，为清代古文流派桐城派的先驱，而方苞是桐城派的主将。《南山集》案使方苞身陷囹圄，但在理学大臣李光地的说辞下，方苞不仅得到康熙帝的赦免，而且给予他的学问以很高的评价，以白衣入值南书房。要陪伴帝王，是方苞北上的原因。由此方苞开始了他30年的仕宦生涯，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李塨与方苞，以各自的田宅交换，没有至厚的交情是不可能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方苞与李塨学术旨趣的对峙。两人交往伊始，这一现象就有了：
先生与金陵方灵皋论学。灵皋尊程朱者也，闻先生言，叹服。然嘱议论宜平，先生谢之。
这一年方苞36岁，李塨45岁。二人第一次晤面是在王源的寓所，讨论了格物致知的问题。《方苞年谱》载：“春，至京师，再试礼部，不第。交蠡县李刚主塨，聚王昆绳寓，与刚主论格物。”方苞对李塨学问是钦佩的，这从“叹服”二字即可看出。但方苞是程朱理学的信徒，佩服之余还劝说李塨，叫他议论不要太尖锐。二人初次见面就有学术上的歧义。康熙四十五年，二人再论格物，意见不合。“春至京师，遇李刚主于八里庄，再论格物不合。”“李塨）途语方灵皋曰：君疑格物非《周礼》之三物乎？三物之六德，即仁义礼知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艺，即礼乐兵农也。请问《大学》之物，尚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尚有当在此三物外者乎？即杂以后世文章讲论，亦只发明此三者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对这一连串的发问，方苞只得点头称是。虽说李塨在格物的理解上，有些与颜元细微的不同，但根还是落实于“三物”上。这与朱熹训格物为“至”，否认格物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有实质性差别的。方苞在与李塨论学中，尽管不赞同李塨之见，但表面上还保持了较为矜持的态度，当面不愿同李塨发生冲突。对方苞不肯违背程朱而依从颜元，李塨心里是很明白的。
为何李塨还与方苞密切往来呢？李塨是想借方苞在文坛与官场上的显赫名声，达到张扬颜学的目的。李塨对方苞寄予厚望，是要争取他共同遵循颜学、光大颜学。为此他致书方苞：
今塨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夹扶寡侣，传受鲜人……以门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学，则登高而呼，所听者远，南中后进殊尤，必有闻风而兴起者，较之穷崖空谷之鸣号，虽厉莫闻，何啻霄埌！
一生以弘扬颜学为己任的李塨，感到自己年过半百，自己对颜学的宣传还处于“空谷之鸣号，虽厉莫闻”的状况。他以为如果能够得到方苞的支持，像颜元这样的“正学”不仅能有“登高而呼，所听者远”的效果，而且还能向江南地区扩大颜学的影响。李塨从其交往的经历中知道，与方苞这样深得康熙青睐的名流结交，对自己的扬名也是有帮助的。为了使颜学得到发扬光大，李塨在与方苞论辩时，多次劝说方苞脱去程朱理学的旧辙，并把颜元的《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与《颜习斋先生年谱》寄给他，以期同他一起倡明颜元的“正学”。
方苞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以程朱理学继承者为自豪。对攻击程朱理学的学者，则往往从卫道者角度去辩说之：
二十年来，于先儒解经之书，自元以前所见者十七八。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夫学废之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之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而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今之蠹学者，阴托于六经之中，则可犹弥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学果用，则为害于斯世斯民，岂浅小哉！
这段文字有四点值得注意。方苞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的学问为空前绝后。“五子”之前的学者，在“穷理之学”上是不及“五子”的；“五子”以后的学者，不能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只能在“五子”的基础上稍微有些自己的心得体会，仅此而已。任何反对“五子之学”的人，就是“学之蠹”，如同墙壁上开凿洞口去种蓬蒿一样的愚蠢。“学蠹”中危害性最大的是，南方的黄宗羲与北方的颜元，他们对程朱理学以摧枯拉朽式的破坏为目的。古代的“学蠹”是在“六经”之外做文章，而现在的“学蠹”是借着“六经”的招牌来讲自己的一套东西，那是他最忧心忡忡的事情。一旦让梨洲、习斋之学行于世，于社稷生民的危害必定是不小的。李塨知道难以说服方苞，但他始终不渝地做着说服工作。
69岁时，李塨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再不申明自己观点，恐怕成为一生的遗憾。于是应方苞之邀入京，畅论了己说：
颜先生学之切实，君所素许也，但谓宋儒是圣学，则天下无是非并立之理。请问其以主静为主敬之功，是禅宗否？其存诚，是愚诚否？其穷理，是俗士之诵读否？以六艺为末务粗迹，而专讲性天，背圣学否？以致聪明人尽归无用，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辈安谢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灵皋怃然曰：“愿先生急著治平书，以为世法，则正学兴，彼学退矣。”锴按：灵皋之言，遁辞也。
这一次李塨说得更为全面与直接了。李塨对方苞奉程朱理学为“圣学”的主张，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静主敬”是否杂有禅宗的东西？“六艺为末”、“专讲性天”，是否违背了孔圣人的意旨？让天下人才“归于无用”，对国家与民族有什么好处？不愿同李塨正面争辩的方苞，说了一番不着边际的话，叫李塨快快把治国平天下的专著写出来，就会收到“正学兴，彼学退”的效果。对方苞这一说法，李塨的后裔李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方苞的“遁词”。李塨与方苞私人交情是很好的，但在学术旨趣上却是南辕北辙。
二、疑窦丛生的《李刚主墓志铭》
李塨殁后，方苞不待其子孙之请，为李塨作了墓志铭。应当说，这是不符合当时常情的。明清两代，请名人为死者作墓志铭的做法极为流行。明清两代文人的文集中，墓志铭比比皆是。在黄宗羲的著作中，墓志铭达104篇之多。《方苞集》中，墓志铭、墓表、神道碑，也有70篇之多。一般地说，多是死者的家属，也有门生、好友提出请求的，并经撰写者同意后才写的。既为有人请求而写，撰写者必得考虑请求者的意向。方苞的做法不合当时惯例且不言，其内容重心放在李塨因为自己的劝说，由师从颜元而转宗程朱。方苞说：
其后余出刑部狱，刚主来唁。以语昆绳者语之，刚主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因举习斋《存治》、《存学》二篇未惬余心者告之。随更定，曰：“吾师始教，即以改过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为口实哉！”……以刚主之笃信师学，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与勇于从善，皆可以为学者法，故备详之，而余行则不具焉。
李塨在当时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大学者。按理应对李塨学业成就与道德人品作些论述，然方苞却一无提及，唯独对自己与李塨、王源的相交始末、论学异同则花了许多笔墨。最后笔锋一转，讲李塨受他指拨，背叛颜元而投向程朱。查《方苞年谱》，知其出狱为康熙五十二年，时年方苞46岁，李塨长他9年，为55岁。如果这时李塨已掉头转向，何以在69岁又应邀入京，对方苞慷慨激昂地一泄自己的观点呢？指责程朱理学近禅、不讲事功而使“神州陆沉”呢？这在时间上是无法吻合的。到康熙六十年，李塨之子李习仁病死时，方苞于信中责备李塨：“倘鉴愚诚，取平生所述訾謷朱子之语，一切薙免，而直抒己见，以共明孔子之道，则仆之言虽不当，而在吾兄为德盛而礼恭，所补岂浅小哉。”如果说，李塨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就已经“立起自责”而“翻然改”，方苞又何必在8年后，再次喋喋不休地在信中指责李塨，岂非多此一举。方苞“以语昆绳者语之”一语，是说王源听他一席话后，就不再非议程朱理学的事情了。其实这也是方苞的片面之词。至于“刚主立起自责”之事，更是无中生有。
方苞为了标榜自己的学术信仰，竟然厚诬死去的好友，已为李塨学生刘调赞所诟病。刘调赞指出方苞这样的讲法，纯构虚辞：
窃观灵皋与先生交至厚，而学术不相合，每相与辩学，先生侃侃正论，灵皋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暨先生殁，为先生作墓志，于先生道德学业，一无序及，仅缕陈其与先生及昆绳先生相交始末，巧论谝谝，曰：“以刚主之笃信师，闻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没先生之学以自见者，此岂能有朋友相关之意乎？
李塨确实有改其师法之处，然而不是返回于程朱，而是在研究方法上更接近当时兴起的考据学。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指出：“李塨的著作如‘宗庙’、‘郊社’、‘田赋’的考辨，《论语》、《周易》的传注，已经和颜元有了距离，走进考据学的狭路。因此他在学问范围上有对颜元的补充，而在研究方法上和知识论上则违背师说，脱离了师门的实证精神，成为颜元所谓的书生之见。这一区别，不是说他返于宋学，而是说他近于汉儒。”关键在于对方苞这一虚构之词，有些清代学者竟然信以为真。如钱林在其所著的《文献征存录》卷一、李元度在《先正事略》卷三十中，均据方苞之说来认同李塨的改正。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颜李学派存在与否的问题。若李塨晚年确实改信程朱，则颜李学派的真实性就得打个问号了。刘调赞对方苞的深致不满，不仅表现在那篇墓志铭上，而且还体现在方苞阻止李塨入朝参政一事上：
宰相谋征先生，而灵皋以老病阻之，时先生年六十五，未尝老病也。或曰：“灵皋与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隐之流也，观先生《祭颜先生文》曰：“使塨幸得时而驾，举正学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才蔚起，圣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夫以抱经世之志如先生，负经世之学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张、徐二相国谋征先生，此千载一时也，乃灵皋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终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与！
“宰相谋征先生”是指两件事：一是清廷准备聘请一位学业与德行兼优的学者，做皇太子的老师；二是徐元梦、张廷玉二人想请人修《明史》。他们二人均以李塨为最佳人选，但为方苞所阻而未成。这时的李塨早名动京师，清初诸名家如孙奇逢、陆世仪、陈确、顾炎武、傅山、王夫之，黄宗羲、费密等已相继作古。颜元此时也已谢世，李塨实为当时学术界的翘楚，是担任这两件事最合适的人选。万斯同负天下重名，时人誉为学界泰斗，但他却以为，李塨作为周孔绝学的继承者，实非自己所能及。其实那年李塨65岁，不能算太老，且身体也较好。有人以为方苞深知老友意向，李塨是不会同意的。刘调赞觉得，这种说法不合其师李塨一以贯之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经世致用，就是光大颜元的“正学”。学生是最了解老师心情的。刘调赞以为，李塨即使不得志，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周流吸引”人才，以望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更何况这是“千载一时”的际遇，“抱经世之志”的老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错失这个机会的。
《李刚主墓志铭》的疑窦丛生，是方苞对李塨长期指责程朱不满的反映。另一方面，从人格上去考察，方苞的人格品位远不及李塨。方苞的人格低下，不似李塨高尚。
在这篇墓志铭中，方苞还捏造了一个王源听他劝说后归顺程朱理学的事实：
数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与刚主，而子笃信程朱之学，恨终不能化子，为是以来。”留兼旬，必发程、朱之所失，习斋之所以得者。余未尝与之争，将行，怃然曰：“子终守迷，吾从此逝矣。使百世之下聪明杰魁之士沈溺于无用之学而不返，是即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尽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视程、朱为气息奄奄人！观朱子《上孝宗书》，虽晚杨、左之直节，无以过也；其备荒浙东，安抚荆湖，西汉张、赵之吏治，无以过也；而世不以此称者，以道德崇闳，称此转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浅事喻子，非其义也，虽三公之贵，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于程、朱也……吾愿子归视妻孥，流行坎止，归洁其身而已矣。”昆绳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
从王源的话来看，这时他还没有拜颜元为师，但对颜学赞扬不已。他这次来晤方苞的目的，是要让方苞从程朱理学中醒悟过来。而听了方苞一番话后，原本要“化”方苞的王源，反为方苞所“化”了，此后不再非议程朱理学了。而在之以后，王源于56岁时却拜了“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的颜元为师。王源生于1648年，以15岁开始有自己想法算起，“求天下士四十年”，恰在1703年。从史实上看方苞的说法是强史就我，胡乱编造。从王源本身的学术宗旨来说，他对程朱、陆王均是持否定态度的。只是对王阳明的事功有所赞扬，因符合他的匡时救世的主张，对程朱则无称赞之词。“置近日程朱、陆王门户之争不讲，独从事于经济文章，期有用于世。”他拜颜元为师后，以为自己学问的归宿找到了。方苞妙笔生花，一席话就把王源多年的学术见解给改变了。这从学理上来说，是怎么也说不通的。王源是一个极有主见、个性很强的学者。王源是不会轻易变更自己的观点以迁就方苞的。方苞如此做，是要在文章中为李塨对以往信从颜学的“自责”、“改过”打下伏笔。这是方苞人格低下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宣扬有人身攻击意味的观点，即自王阳明以后，凡是诋毁程朱理学的学者，为苍天所不保佑，且“多绝世不祀”。颜元与毛奇龄没有后代，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康熙六十年，曾师事方苞的李塨长子李习仁，南下途中病死。方苞致书李塨说：“语言轻肆，与不祥之气，实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暮衰罹此，语天之道，有不当然者。窃疑吾兄承习斋颜氏之说，著书多訾謷朱子。”意谓李塨一直非议朱熹，现今晚年丧子，不正是步他们的后尘吗？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颜元与毛奇龄无有子嗣，李塨是有而复失。一个人晚年遭丧子之祸，可谓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黑发人，对中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痛苦。方苞与李塨过从其密、私交笃厚，按常规理应劝解李塨几句，让他心理上得到慰藉。方苞竟然不这么做，反而对李塨“著书多訾謷朱子”一直耿耿于怀，遇事就发。方苞不尽朋友之道也就算了，竟然还借丧子之机对李塨攻击一番，实在是人格缺失的写照。
平心而论，就文章而言我是比较欣赏方苞的，李塨是难以与之抗衡的。然就人格而言，则李塨确实高尚得多。对人格有很多解释，定义多达百余种。我对人格有个自己的界说：“可以从文化、社会与人三者的交互关系对人格下一个定义：人格，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中所形成的、旨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准则，以及在实际行为中所凸现出来的精神素质。”中国古代无“人格”一词，率多用“人品”表示之。一个人的人格，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这一时代流行的是“文如其人”，即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然而不统一的现象是常见的，如明代画家董其昌。方苞在清代，是为一个显例。雍正元年，李塨入京。“晤方灵皋。灵皋言人有毁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康熙四十八年，李塨一位朋友怒气大发，他作了劝解：
文升怒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己之有余，思人之不足，则无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余，则不骄。”
从这两条材料来看，李塨对不同意见的人，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即使别人说自己坏话，他也以为可以从借鉴的角度去考虑。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他主张宽厚的原则。自己在某一方面有长处，就多思考人家之不足；反之，经常以自己的不足，去考虑别人的长处。这样就不会产生诸如怨恨、骄傲之类的狭隘心理。对不同见解的宽容态度，与人相处时的宽厚胸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处世境界，非一般人所能达到。李塨始终不因方苞之语，而对方苞发脾气。足见李塨在交友过程中的高尚人格，我想这也是李塨能够博得诸多学术名流与达官贵人们青睐的原委吧！李塨在某些方面“改其师法”，并不是因方苞之言，而是受了毛奇龄、王复礼、阎若璩、胡谓等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