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从谏如流，一代明君的风范给后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但这是历史的真相吗？他是自始至终坚持这个态度吗？
壮年时代的唐太宗英明神武，治国有方那是毋庸置疑的。有史家说他“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并举了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公元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嘴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说“恶物或成灾”。他坦然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蝗虫吞食了。其实，他登基后不断地接受魏征等人的批评，不仅出于他的诚意和巨大的耐心，还在于借以昭示天下：他，李世民，虽为一国之君，时时有忧患意识，处处小心谨慎，不会翻船，自信非常。
在李世民的为君之道中，“虚己纳下”是一个重要特点。
李世民从隋末农民大起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君主的可选择性，他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因此，在贞观初期他非常重视发挥领导核心的“共治”或“共理”的作用。在贞观早期的统治集团中，有善谋的房玄龄、善断的杜如晦、直谏的魏征、知人的王珪和精于军事的李靖等人。
正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元稹认为，贞观初年的“天下大理”是李世民的领导集体“群治”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再三强调：“君有违失，臣需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反对“阿旨顺情，唯唯苟过”的“谀臣”。
早在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何谓为明君暗君？”
魏征答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由于李世民认识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就愚”，所以，魏征在当谏议大夫的三年中，“每犯颜切谏”，提出进谏二百多条，并被提升为秘书监。
魏征病故后，李世民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还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谏无隐。
点评：
身为封建皇帝的李世民，能够看到君主在知识、能力、阅历等方面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他认为自己并非“尽善”的完人，“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不能尽见天下之事”，所以十分重视发挥言谏的正君作用。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