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记》概论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记人叙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中期的武帝，囊括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崇高的史德、卓越的史识、精湛的编纂体例，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章。
一
《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在这篇自传中，司马迁将其始祖追溯到颛顼时代的重、黎。颛顼任命南正重主管有关天的事务，任命火正黎主管有关地的事务。世代相传，历经唐、虞、夏、商，到周宣王时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任周朝史官，到东周惠王、襄王时去周适晋，此后便分散在卫、赵、秦等国，司马迁便是居秦一支的后裔。秦惠文王时，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伐蜀有功，做过蜀郡守。秦昭襄王时，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为武安君白起部将，与白起攻打赵国的长平，坑杀赵军，后与白起被逼迫自杀。秦始皇时，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曾任主铁官。至汉初，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做过长安街市的市长。司马无泽之子司马喜曾任五大夫。司马喜之子司马谈为汉太史令，掌天官，重操祖业，他便是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精通天文历法、阴阳顺逆，崇尚黄老之学，谨奉太史职守。《自序》所载《论六家要旨》精辟阐述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对前五家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试图以道家融合诸家。司马谈的学识、思想和修撰史书的宏愿对司马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司马迁追溯其“世序天地”、“世典周史”的古老家世，落脚点便在于父子重操祖业，以继承孔子修《春秋》自诩，这是他顽强著述的主要动力之一。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般认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他的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表字、生卒年俱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字“子长”见于扬雄《法言·寡见》，生年至今有两说。《自序》中说：“（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三年后为元封三年（前108年），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自序》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语说：“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为四十二岁，由此上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两种说法相差十年。近代的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提出中元五年说；1944年，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提出建元六年说；1955年，郭沫若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也持建元六年说。此后两说并存，文史教科书多采用“中元五年说”。王国维认为司马迁的卒年难以考证，“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便成了没有定论的定论。
《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据说龙门为大禹治水所凿，《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语，司马迁乐于自称。黄河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市与山西河津县交界之处，司马迁便诞生于陕西韩城市。少年司马迁曾在这里耕作放牧，诵读古文，禀受天地自然的精华。奇险灵秀的长江西陵峡畔产生了伟大的屈原，雄浑壮美的黄河龙门之滨孕育了伟大的司马迁。
司马迁诵读的古文（籀文），有《左传》、《国语》、《世本》、《尚书》、《春秋》等书。他既能诵读古文，今文（隶书）自当通晓。文中当有不少疑难，所以后来求教于孔安国、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说：“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自序》阐释《春秋》宗旨，称“余闻董生曰”，裴鈒《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这两处明文记载司马迁与董仲舒、孔安国的关系，不过求教问故而已，并非正式的师徒授受。《史记》、《汉书》条列经学源流，并没有提到司马迁师承何人。所以，可以认为司马迁是自学成才，正如孔子之无常师。然《史记》阐释《春秋》多按照公羊派的释义，引用《尚书》多采古文家之说，表明董仲舒、孔安国对司马迁影响极深。
二十岁的司马迁已是深养厚蓄的饱学之士，于是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游历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流域。此后，司马迁做了郎中，常常随驾巡行，游历颇多。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三十五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过邛、笮、昆明。司马迁的游历对写作《史记》影响极大。他实地考察，印证古籍的记载；搜集资料，弥补文献之不足；瞻仰古迹，凭吊前贤，引发对先哲的无限崇敬；接触现实，体察疾苦，激发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观览名山大川，奇景异物，陶冶性情，激发灵感，抒发胸怀而为文，形成雄深雅健，逸气纵横的风韵。所以后人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来赞誉司马迁的成就与渊源。
司马迁出使巴、蜀归来，便在洛阳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司马谈临死之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谆谆告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并说，完成论著便尽了最大的孝道！司马迁俯首流涕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逝世之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果然继任太史令。于是“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整理史书记载及国家藏书，准备写作。继任太史令的第五年为太初元年（前104年），四十二岁的司马迁倡议主持了太初改历，使用《太初历》。《太初历》很精确，后世除极少数王朝外，历代都沿用这一历法。此后，司马迁正式投入《史记》的著述。
司马迁并不是奉诏修史，无意为当朝粉饰升平，歌功颂德。他的著述是要“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抨击汉武帝的政治，揭露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愚蠢，因而触怒汉武帝，汉武帝迟早都会迫害司马迁。《三国志·王肃传》云：“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下迁蚕室。”这与《西京杂记》《汉书旧仪注》记载相似，是汉魏学人的可信之说。今本《史记·孝武本纪》抄自《封禅书》，多写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不失原意。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李陵事件始末，详见于《汉书》的《李广传》和《司马迁传·报任安书》。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独率五千步卒，遭遇匈奴八万骑兵，浴血奋战，兵败投降，“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往，观其为人，察其形势，认为李陵是不得已而降，“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于是称说李陵之功，为之辩护。汉武帝大怒，以为司马迁诋毁李广利，授意狱吏定司马迁为诬罔君上的死罪。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为了完成伟大的著述，被迫接受宫刑，肉体和精神被严重摧残。蒙受奇耻大辱，迫使司马迁重新审视现实。这灾难不仅磨砺了他发愤为作的意志，而且增强了著述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与愤懑，完成了《史记》的创作。
二
《史记》产生于儒学独尊的西汉中期，起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并未即时流传于世。杨恽为昭帝丞相杨敞之子，自幼喜读外祖父司马迁之书，他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径称《太史公》。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都是泛指史书记载。直到唐朝编撰《隋书》才正式把《史记》列为书名。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与《自序》相符。《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自序》文末司马贞《索隐述赞》亦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这位褚先生名少孙，是西汉元帝、成帝年间的博学之士。他崇拜司马迁，珍爱《史记》，为续补《史记》缺文，多方搜集资料，尽量揣测原意。凡续补之处大都标明“褚先生曰”，容易识别。续补内容基本符合原意，文辞笔法也有可观之处，如《滑稽列传》的“西门豹治邺”就颇为精彩。续补之文虽与原著存在差距，但也并非不可读。
《史记》的注释始于六朝而盛于唐。旧注流传至今者唯三家最为著名：刘宋裴鈒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三家注原本分别流传，北宋时合为一刻，将注释散列于正文之下。三家注虽然体例相近，但内容各有所长，《集解》广征博引，《索隐》探幽发微，《正义》详于地理，然而疏解正字始终是各家的重点。三家注补充了大量史料，纠正原著舛误，且《索隐》、《正义》对《集解》、《正义》对《索隐》，都有不少补充和纠正。三家注虽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史记》的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五体是一个完整系统，明确分类，彼此互补，相得益彰。十表是国家大事记，有世表、年表、月表之分，明确划分历史阶段，扼要概括历史内容，创立了统计学的历史文体。八书是文化、经济诸项的分类史，包括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全面叙述了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变革。本纪、世家、列传属于人物传记。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帝王、诸侯以外的名人。司马迁重视客观事实，名号并非唯一的划分标准。项羽、吕后实际行使帝王之权，因而立为本纪；孔子定六艺垂仪后世，陈涉反暴秦首难有功，因而把孔子和陈涉并立为世家；汉惠帝仁弱如傀儡，虽在位七年，《史记》也不予专载。这是求实精神的体现，与爱憎褒贬没有必然的联系。《史记》五体以本纪和表为经，以书、世家和列传为纬，交织成疏密有致的历史网络，纵向贯通西汉以前各个历史时代，横向统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种行业，反映的社会面极其广阔，因而《史记》既是以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巨著，又兼具百科全书性质。
先秦时代的史书有文诰、编年、国别、谱谍等体例，司马迁的《史记》不但广泛运用了先秦史书的材料，而且适当借鉴了先秦史书的体例。《史记》五体有创新有变革，创制多于因革。系统的纪传体显示出非凡的优越性，先秦史书诸体便相形见绌，效仿《史记》者遂日益增多。《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等，虽对《史记》五体有所变革，但全用纪传体。唐代国势强盛，文化繁荣，初唐时期就在禁中开设史馆，修撰前朝国史。所修晋、隋之间的八部史书，也全用纪传体，从此纪传体便成为历代正史的固定体例。《隋书·经籍志》设立史部，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自此宣告了《史记》对《春秋》的独立，确定了《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史记》指导了中国二千年来正史的修撰，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逐渐溶为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近三千八百卷，是世界史著海洋中最长的，而《史记》首开其先。
三
司马迁生活于诸子思想大融合的氛围中，自幼深受儒、道思想的熏陶，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这一特征贯穿于整部《史记》的内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向往大同世界，排斥小国寡民；推崇无为而治，摒弃繁文缛礼；融合儒道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诸项弊政。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何谓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春秋》的宗旨是尊崇统一，儒家的理想是大同世界。战国晚期儒者基于封建宗法思想，为新的统一提供依据，遂记载自黄帝至周代诸侯姓氏世系，编成《帝系》、《五帝德》。司马迁择其雅言，写入《史记》，用同一血统说将华夏各族统一于黄帝旗帜之下，热情描述尧舜禅让，以十二本纪为纲，统理上下三千年，扩充发扬了大一统精神。春秋五霸争夺盟主，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秦始皇兼并诸侯，汉武帝推恩削藩，是追求和维护统一，司马迁皆予以肯定；汉初功臣造反，惠帝时诸吕篡权，景帝时吴楚七国作乱，武帝时淮南衡山谋叛，是酝酿和制造分裂，《史记》皆予以谴责；揣测项羽为舜之苗裔，宣扬刘邦是龙的传人，表明他们都可以统一天下。
《货殖列传》序云：“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实质是分裂倒退到原始社会。司马迁指出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于当世行不通，显然是对道家政治理想的批判。
然而，司马迁却极力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尚简易，黜繁缛；贵卑议，忌深文。《秦本纪》记载由余论治，将中国之乱归咎于诗书礼乐法度，赞赏戎夷之治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鲁周公世家》比较齐鲁之治，太公因俗简礼，伯禽变俗革礼，周公于是有“北面事齐”之叹。《齐太公世家》表彰太公之治，顺应自然，发展经济，人民归附，蔚为大国。《管晏列传》称誉管仲之治，论卑易行，因俗为政。“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顺应自然规律，贯穿辩证思想，正是黄老特征。《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是黄老学派的典型，武帝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司马迁的代言人。汲黯正直少礼，清静无为，揭露公孙弘、张汤之流的奸诈残忍，面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切中要害，淋漓尽致。《孝文本纪》刻划理想的有德之君，文帝无为而治，兼具民本思想，是儒与道政治方略的结合。《孔子世家》充满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意，但却借助晏子批评孔子的繁文缛礼，谓“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恰与《货殖列传》批评老子相映成趣。这些显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酷吏列传》序云：“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并引孔子、老子两家，求同存异，以尚德观点为理论依据，抨击汉武帝的四大弊政：尊儒、重法、兴战、争利。《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奉职循理，不尚威严，便民安民，惠爱百姓，恰与酷吏形成鲜明对比。《游侠列传》序引庄子放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撕去当朝虚伪的儒学装饰，推许闾巷布衣之侠，“捍当世之文网”，寄意深远。司马迁还将陈涉起义与汤武伐桀纣、孔子修《春秋》相提并论，显示出顺民心反暴政的儒家精神，即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主导方面是道家的宇宙观和朴素辩证法，总体意识未能摆脱春秋公羊学。他融合儒道人生哲理，形成了更为进步的人生观。
《论六家要旨》认为自然万物起源于混混冥冥的元气，元气产生万物之前没有一定的名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
《史记》力求用人事说明人事，力避用天道解释社会。《项羽本纪》引老子观点批评项羽“自矜功伐”，指出“天亡我”之说极其荒谬。《伯夷列传》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质问：“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蒙恬列传》认为蒙恬错在阿意兴功，苦毒百姓，“何乃罪地脉哉”！《封禅书》和《货殖列传》是两篇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辉的杰作，前者以纪实的手法，揶揄的笔调，讽刺鬼神之道的荒诞和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愚蠢，实则宣扬无神论；后者夹叙夹议，完全撇开有神论，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释社会现象，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与儒家春秋公羊说有不解之缘，始终存在着唯心的一面。《天官书》常常将星象与人事相比附，认为某些星辰的出现和变化会造成人类的祸福。《史记》有不少神灵怪异的描述。《史记》每遇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便归于天命：“此非天哉！”“此亦天授！”“岂可谓非天乎！”表明司马迁虽然力图反对天道论，但始终未能摆脱天人之学。
司马迁鄙视汉儒的势利，不取庄子的消极，其人生观的主旋律及是先秦儒家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而以黄老抱朴守拙的阴柔特质为基调，讲究以进取为前提的谦让，是一种有机的结合。
司马迁的进取精神体现在崇尚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落脚为一个“名”字。陈涉首难，“死即举大名耳”；伯夷死义，“得夫子而名益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伍员“隐忍就功名，名垂后世”；信陵君礼贤下士，“名冠诸侯”；蔺相如退让廉颇，“名重泰山”；刺客荆轲等“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游侠郭解等“修行砥名，名不虚立”。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也因为牢记着孔子遗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提倡谦虚退让，反对自矜功伐，注重于一个“让”字。《史记》五体开宗明义之篇俱以“嘉让”为主题。《五帝本纪》尧舜禅让，《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季札让位，《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让国，《三代世表》《礼书》也以让为先，这就奠定了臧否人物的基调。《史记》表彰循吏“不伐功矜能”，游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肯定曹参、张良、陈平等人明哲保身，批判殷纣、秦始皇伐功矜能，指责项羽、韩信自矜功伐，都是这种基调的反响。
司马迁的生死观也体现为儒道互补。司马迁既重视生命的存在，更重视生死的意义，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原则，不为节操而死，不为天年而生，主张生则顽强，能屈能忍，发愤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种生死观在评论伍子胥、蔺相如、魏豹、彭越、季布、栾布时阐述得精辟而透彻，而他自己更以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及《诗经》作者发愤为作的事例鞭策自励，完成《史记》的创作，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司马迁的生死观比儒、道两家的生死观更为进步。
四
秦汉时期文学的概念很笼统，或泛指学术或特指儒学。司马迁为文学家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立传，收录评论他们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卓越的文学观。他注意到文学具有讽喻、教化、怨刺等功用，认为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风格具有统一性，提出了著名的“发愤为作说”。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形成了明晰的美学意识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史记》具有阳刚、悲壮、朴拙、含蓄之美，富于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抒情色彩，其传记文学的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人生是一幕悲剧，人生悲剧促使他严肃地探求历史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和作用，面对灾难和死亡作出哲学和艺术的思考，提炼出深刻的悲剧主题。《史记》中的悲剧作品超过三分之二，悲剧人物达一百多位，其余的作品和人物也程度不同地具有悲剧色彩，一些大规模屠杀和集体自杀虽着墨不多，却有力地点染了悲惨的历史背景，《史记》确是一部悲剧总汇。
《史记》中的悲剧以讴歌悲剧英雄为主，与司马迁人生哲学中崇尚“三不朽”的主旋律极为契合。这些人物都有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和慷慨悲壮的英雄气质，而且都是悲惨的结局，或自杀，或被杀，或屡遭坎坷，抑郁而终，充分体现出悲壮之美。其中有的重在立德，坚守高风亮节，以某种道德理想支配生死，如伯夷、叔齐、孔子、屈原，以及下层社会的刺客、游侠；有的重在立功，才力超群，功劳盖世，遭受诬陷迫害或因自身某种失误而演成悲剧，如商鞅、吴起、韩非、李斯、白起、蒙恬、陈涉、项羽、韩信、黥布、李广、周亚夫等；重在立言者即《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所列举的发愤为作的人物，有的兼具立德或立功，为司马迁引为楷模。这些悲剧的深刻意义在于留给人们的是壮烈、奋起、深思和升华，而并非悲哀和消沉。
《史记》中的悲剧，既刻划悲剧英雄，也描写平庸无奇的牺牲品。晋太子申生受骊姬之谗而自杀，卫公子寿与太子伋争死，吕太后时戚夫人受嫉恨而惨遭凌迟，赵王如意被毒死，赵王友被饿死，赵王恢被逼迫自杀，景帝时废太子临江王荣被逼迫自杀，武帝时田羛弄权害死窦婴和灌夫，钩弋夫人因其子立为太子而遭杀害，等等，人物无奇而事有可悲。此类悲剧的深刻意义在于撕去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充分揭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的本质，以启迪人们的深思。《卫康叔世家》论赞云：“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启迪深思之意溢于言表，并且具有悲剧的审美意义。
此外，《史记》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司马迁是一位情感丰富的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史记》是震古铄今的史诗，也是愤激郁勃的抒情诗。情感是司马迁的本质，《史记》是情感的渲泄。
诗有诗的韵律，外在的韵律是抑扬和叶韵，内在的韵律是情绪的消涨。激荡于《史记》的内在韵律，是渴望君臣相和、维是而安的理想美政，痛恨酷法淫威、蝇营狗苟的社会现实；《史记》是企慕礼贤下士、虚己求贤的君子风范，所以司马迁唾弃趋炎附势、尔虞我诈的小人行径；《史记》歌颂豪迈进取、不矜功伐的仁人志士，悲悯怀才不遇、惨遭厄运的英雄俊杰。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愁郁幽思，则直与《离骚》媲美。《史记》外在的韵律表现为多种抒情方式。叙事议论与抒情相结合，为《史记》特点之一。寓论断于叙事，借助人物议论评判，字里行间显出作者鲜明的爱憎。寄寓较多的作品则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或为序或为赞，抒情性很强，往往是文眼龙睛所在，其他史著亦笑颦学步，却不能如太史公之匠心任气，言出肺腑。《史记》常引用楚辞似的短诗，描绘演唱的情景，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更增抒情色彩。伯夷、叔齐的《采薇歌》、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和《鸿鹄歌》、刘彻的《瓠子歌》、赵王刘友的《饿死歌》、朱虚侯刘章的《耕田歌》等，皆为此类。这些诗歌多为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也是一种抒情方式。
人物刻划是《史记》传记文学最为重要的艺术成就，也充分显示出司马迁的艺术天才。《史记》记载历史人物，必须本着历史的真实。司马迁慎重甄别史料，严格尊重史实，勤于实地考察，勇于秉笔直书，惩恶不避人主，扬善不遗匹夫，作品选材精当，剪裁合理，力求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人物的本质性格。为统一主题和形象，兼顾避讳与疾恶，减少重复叙事，《史记》常使用“互见法”。利用各种事例进行对比，文笔凝炼精彩。
实录中的虚构使《史记》具有小说因素，虚构的动作细节和人物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戏剧性，同时也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史记》中细节虚构颇多，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小事特写，作为明题点睛；二是大事细写，使之生动传神。《李斯列传》观鼠论鼠，显其功名欲望；《酷吏列传》捕鼠劾鼠，见其酷吏本色。《留侯世家》写圮上进履，《陈丞相世家》写社宰分肉，《淮阴侯列传》写胯下之辱，皆以微事置传首，彰其志而明其性。《万石列传》写石奋家风，石建书马，满脸惶恐；石庆数马，一身恭谨，都是点睛之笔。《高祖本纪》写广武对峙，刘邦数项羽十罪，项羽射刘邦一箭，“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充分展现出刘邦的沉着老练。《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欲为假王一节，张良、陈平蹑足耳语，刘邦骂而悟，悟而复骂，将四人机心刻划得维妙维肖。这些都是大事件中的细腻描写，这种描写最能展示人物的个性。某些细节描写兼有夸张，如《项羽本纪》中写樊哙“睼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等，都写得极为生动。
细节描写常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密不可分。项羽看见秦始皇，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看见秦始皇，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与人佣耕时叹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意思一样，语言却有外露、含蓄、隐晦之别，细致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曾与多人对话，有倨傲之语、谦卑之语、顿悟之语、狡辩之语，然一语始出，便知是刘邦之语，可见《史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已臻至境。
《史记》善于揭示矛盾冲突，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揭示了四种矛盾：一是皇亲国戚之间的明争，二是皇帝与母后、祖母之间的暗斗，三是尊儒术与好黄老的统治思想对立，四是老百姓与统治者的阶级对立。总之，《史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得到成功刻划的。
对比反衬是《史记》刻划人物的重要方法，其中隐含臧否，明确此法，便容易理解作品。如《万石张叔列传》，孤立地看似乎是表彰恭谨笃行，与《张释之冯唐列传》表彰犯颜直谏相比较，便知是嘲讽石奋之流尸位素餐。《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为伪饰儒术而苟合取容，《汲郑列传》写汲黯学黄老之术而面折庭争，两相比较便知是厌弃儒法合流的政治。《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与《儒林列传》，以及战国四公子列传等，俱见对比反衬之妙。这说明对比反衬之法使人物各显神韵，读时同样仍须比较，方能领略佳妙真意。以上说明《史记》以多种艺术手法刻划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所以能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地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进行着对话，交流着感情。身为炎黄子孙，不读《史记》实为人生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