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聂耳进入云南省立师范读书的时候，蒋介石刚刚叛变革命，云南很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断有革命者被捕和牺牲。校园里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1928年3月30日，聂耳亲眼目睹了女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宁死不屈，英勇牺牲的壮烈情景，他心情激愤，久久不能平静，在生死考验面前，出身贫苦，勇于追求真理的聂耳暗暗地下定决心，要推翻这吃人的黑暗社会。1928年秋天，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在共产党员、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学习革命理论，传达和执行上级指示，参加印刷和散发传单等革命工作，每次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有一天，领导要求把标语贴到省立师范校园内的八角亭上，聂耳接受了这个任务。清晨就来到八角亭，这时，已经有好几个学生在亭子里眺望景色，其中还有一个反动学生。聂耳仍然不慌不忙地走到亭子里，他一面和他们搭话来周旋，一面趁他们不注意，机智地在背后用反手把预先涂好浆糊的标语，贴到了另一个同学正倚靠的亭柱背后，然后，聂耳又神态自若地走了，八角亭的标语给进步师生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另外，聂耳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打倒屠杀云南学生的国民党官僚李伯（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委员）、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与欺压等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1928年，云南的军阀发起混战，7月1日江南公馆的火药库在混战中发生了大爆炸，昆明的无辜百姓死伤了万余人。为了解救百姓的危难，地下党利用外围团体“济难会”作为掩护救济灾民，同时借此接济被关在监牢里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聂耳作为“七七青年救济团”的主要成员，协助灾民解决食宿、卫生、教育等问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组织灾民向军阀政府要求赔偿损失，因而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1928年冬天聂耳响应地下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的号召，瞒着家里投考了驻扎在湖南的云南部队——范石生十六军的“学生军”。11月30日随着受骗的青年们离开昆明，经过越南、广州来到湖南柳州。在新兵队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出操，还要经常遭到教官的欺辱，每天还吃不饱饭。幸亏同乡的帮助，他谋得一个上士文书的职位，才没有被编入连队。这样的军队生活，使聂耳受到了一次严酷的实际锻炼，旧军队的腐朽内幕与聂耳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聂耳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忧虑之中。没有音乐、没有歌声，沉闷的旧军队让聂耳感到窒息，在这期间，聂耳创作了短篇小说《薄暮》、《碎煤》，但没有地方发表；想去报考上海中央汽车学校、广州航空学校也都没有实现。幸好，恰逢一个部队整编遣散的机会，聂耳同行的教官给他代垫了旅费，聂耳才于1929年5月6日回到昆明，仍在省立师范原班读书。
聂耳回到昆明以后，经常出席各种“同乐会”、“恳亲会”，演出话剧，独奏小提琴，为《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伴奏，在晚会上表演口技、双簧、魔术、吹树叶等各种节目。他还和朋友们组织了“九九音乐社”，常在学校和张庚候、廖伯民等朋友合奏中外名曲。聂耳与张庚候常被人称为“洋吹鼓手”。音乐不仅使聂耳获得了欢乐，而且获得了他一生中的初恋，也是最后一次恋爱。
聂耳的初恋情人叫袁春晖。袁春晖的伯祖父袁嘉峪，是清代云南第一个特科状元。袁家向以诗礼传家，在云南省内颇有影响。春晖的父亲亦精通诗文，不幸的是在20年代，家道已经中落，他便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当春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又因病去世。寡居的母亲拖着她们姐妹二人，家境日趋贫困。因而，春晖勉强读到初中毕业，便到昆明市第五小学担任了“本堂教员”。除教国文和算术外，还兼任着音乐课，以微薄的收入来补足家用。
春晖在叔伯姐妹中排行第三，是家中最小的姑娘，人们都叫她“小三晖”。她喜欢音乐，喜欢歌唱。那时，她的叔外公张庚候和聂耳家是邻居，是第一个教会聂耳演奏小提琴的老师。张庚候和聂耳两人常在一起唱歌、练琴，探讨音乐上的问题，由于有共同的爱好，又经常走亲戚，春晖在张庚候家认识了聂耳，他们便成了音乐中的好朋友。这时，春晖又兼任了一所职业学校的代课教员，聂耳的二姐恰好是她那个班的学生。这就使她和聂耳一家更为熟悉了，有空时也常到聂家走动。
春晖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清脆而甜美，唱歌简直成了她的第一爱好。每次去到张庚候家，她总是抓住聂耳和叔外公来伴奏，自己纵情歌唱。聂耳和张庚候也非常乐意为她伴奏，有时还情不自禁地一齐唱起来。当时他们唱得最多的是黎锦辉的《小小画家》、《葡萄仙子》和《三蝴蝶》。后来，这些歌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张庚候便找来一些古诗词，和聂耳一起为它们配上现成的曲子，教给春晖唱。他们的许多欢乐时光，便是在这些优美的乐声和歌声中度过的。
有一次，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举行校庆游艺会，聂耳特意邀请了春晖去参加演出。春晖在聂耳和张庚候的伴奏下，独唱了《三蝴蝶》等歌曲，受到了热烈欢迎。在20年代，一个年轻姑娘敢于在一所男生学校里登台独唱，实在是大胆而突出的举动。这事一时传遍了小小的昆明城，都知道袁家有个三姑娘很会唱歌。
音乐的媒介，使聂耳和春晖结下了纯洁真挚的友情。特别是1929年聂耳从湖南当兵回来后，他们的感情便越来越深了。两人常常相约相聚，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春晖始终不敢让家里的人知道。若与聂耳相约，她便推说是到舅爷爷家里去。
聂耳比春晖大一岁，非常调皮。他有时故意把“小三晖”叫成“吹吹灰”。春晖也不甘示弱，她见聂耳养了一只小黑狗，经常在他周围跳来跳去有时也就故意把“聂四哥”叫成了“聂四狗”。他们常约着一起去打网球或去较远的风景区旅行。每次见面，聂耳总要给春晖带一点吃的东西。有时是一些松子、瓜子，有时是几块糖。有一次，春晖无意中提到，她听说有一种很贵很贵的巧克力糖。可是还没有看见过呢！聂耳便暗暗记在心里，攒下钱为她买来一块。这是春晖第一次吃到巧克力。但是，调皮的聂耳有时也会握着个空拳头骗春晖说：“吹吹灰，我给你好东西吃！”等春晖伸手去接，他却在她伸着的手上打了一掌，乐得哈哈大笑。春晖扭过头生了气，聂耳又才掏出松子糖果向她赔不是。他们都喜欢吃牛肉。有时春晖领到工资，两人还到昆明小西门外一家有名的牛肉馆里美美地吃一顿呢。
春晖家有一棵繁盛的缅桂花树，她常常摘下一串，用洁白的棉线拴住，挂在胸前大襟的纽扣上。聂耳非常喜欢缅桂花，更喜欢闻那缅桂花干枯后的清香味。在夏天缅桂花开的时候，每次相会以后，聂耳都要把春晖胸前的缅桂花要回去夹在各种书里，并且一直把这些花瓣带在身边。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遇难后，人们还在他随身携带的箱子底下发现了许多干枯的缅桂花的花瓣。
聂耳和春晖常常相约着去游玩，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玫瑰花田和西山。
玫瑰花田在昆明南门的西坝河边。河埂上挺立着许多高大的桉树和杨树。沿着河埂，便是大片大片的玫瑰花田，就像铺开了紫红的绒毡，散发着一阵阵沁人的浓香。这里很少有人来往，他们常带着一些便宜的葵花子，边吃边谈。天南海北地谈理想、讲笑话，然后是纵情地歌唱。每次都要把会唱的歌全部抖落出来唱个够。临走时，春晖还要聂耳悄悄地摘一两朵玫瑰花带回来。在这里，聂耳还曾鼓励春晖要努力要求进步，介绍她看一些有意义的书籍。聂耳离开昆明到上海之前，他和春晖的最后一次聚会也是在这里。那时正值玫瑰盛开，浓香四溢，他们穿行在花田之中，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就将永远分手了！
20年代的昆明，交通极为不便，平时到西山风景区游览的人并不多。聂耳带着春晖还不敢在人多的地方露面，便常乘着渔家的木船到西山去游玩。
滇池的水清澈透明。在大观楼外的草海一带，可以一眼看到海菜花摇曳的根茎和水草中嬉戏的小鱼。船到这里，春晖就忍不住地要在船边上洗手玩水。还要脱去鞋袜，把双脚泡在水里，一边扑打着水花，一边唱着歌。聂耳也喜欢打水、玩水，不时溅起水花去逗春晖。他还常常把春晖的鞋袜藏起来，让她叫着到处去找，直到船家催着上岸时还不想还给她。有一次春晖下了船，站在岸边水中那烫人的石块上跺着脚找鞋袜，边叫着：“我要回家了！我不去玩了！”聂耳于是笑嘻嘻地走过来说：“我背着你上岸去。”春晖白了他一眼，只好搂着聂耳的肩，甜滋滋地背着上岸去。
登临西山的三重胜境——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要走很长的路。在漫长的山路上走累了，春晖就会要求聂耳学一次狗叫，或是学小娃娃啼哭。要是不学，她便以“不理你！”“我要回家了！”来威胁。聂耳这时总是让步的。他不仅学小娃娃啼哭，学猪叫、狗叫，还学两只狗打架，打得难舍难分，打败的一只还夹着尾巴惨叫着跑走了。真是学得惟妙惟肖！使春晖笑个不停。一阵笑声解除了疲劳，两人又奋力向山上走去。聂耳的这一口技是绝妙的，学什么像什么。以后到了上海，他还常在朋友聚会时表演这些口技，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在韩兰根主演的一部滑稽影片中，大段与婴儿逗趣的哭声就是由聂耳配音的。
登上华亭寺，聂耳常乘春晖不备时躲藏起来，悄声地叫着：“小三晖，吹吹灰！”急得春晖到处去找。有时找到了，两人总要追找一阵。找不到时，春晖便假意嚷着要独自回家去了，聂耳又只好自动钻出来。有一次，聂耳竟然从四大金刚的身后爬了出来，一头一脸的灰尘，还故意做着鬼脸，惹得春晖大笑了一场。还有一次，春晖找他找得很生气，真的要独自回家了。聂耳走出来，不仅不安慰，还学着狗叫来逗她。春晖生气地问：“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聂耳调皮地说“我在学你叫！”春晖一听把自己比作狗，气得眼泪也出来了。聂耳这才急着来安慰她，一边说：“莫急，莫急。我给她磕几个头都得！”这一次，春晖下了很大的决心要使性子。任凭聂耳怎么道歉、说笑，直到回家，她仍然坚持不说一句话。可是过了两天，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在一起唱歌、谈心了。
在西山上，聂耳最喜欢站在龙门下边的一个山冈上唱歌拉琴。对着山下波光潋滟的滇池，拂着脚下轻轻飘过的白云，心胸豁然开朗。他们常常在这里纵情地歌唱，忘记了一切，今天的聂耳墓，正是遥对着这个山冈。站在墓前，一眼便可看到当年聂耳拉琴唱歌的地方。
就这样，聂耳和袁春晖就像两个天真的孩子一样纯洁地相处相爱。聂耳到上海后，他们还常常通信。聂耳曾打算攒一笔钱，也把春晖接到上海去。可惜的是，春晖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在聂耳走后几年，她便和别人结婚了。聂耳也把初恋的甜和苦掩埋在心底。不久以后，他的一切美好追求也全被那无情的大海吞没了。
在那被封建礼教窒息着的社会里，聂耳的初恋是淳朴而大胆的，尽管他们相处得亲密无间，却很少去侈谈爱情，更没有那些卿卿我我、悲风悯月的闲情。聂耳的绝大部分精力，仍用在刻苦地学习和对艺术的钻研上。母亲要为他去提婚，他不同意，他甚至在日记上写下“mar-riageisgrave”（结婚就是坟墓）的警语，而反复要求自己：“身体健康”、“人格伟大”、“意志坚强”、“忠诚友爱”。聂耳执著追求的是更广阔的生活道路。
1930年一天傍晚，聂耳的三哥聂叙伦的好朋友李同文急匆匆地跑进聂家，气喘吁吁地说：“事情不好了！我在我父亲的办公桌上，偷看到一份逮捕名单，第二名就是聂守信，赶快想办法让他离开昆明。”这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全家人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原来是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所以聂耳就上了黑名单。家里已把聂耳叫回家来躲避。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离开昆明到哪去？旅费怎样筹措？出去后的生活怎样维持？大家非常着急，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正巧这时，有一位商人叫薜耕愚，他想在上海成立一个“云丰申庄”，经营纸烟生意，聘请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去担任店员兼管会计工作。聂家一商量，决定让聂耳顶替三哥，这样，不仅可以很快离开昆明，旅费也可以由店方负担，在上海有个站脚的地方，家里也放心。聂耳的三哥和薜老板商量后，薜老板同意了。聂耳要离开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家，虽然这是一个贫苦的家，但这里有慈祥的母爱，无须言表的手足真情……
缠绵委婉的小提琴声，在沉闷的夏夜飘荡，聂耳拉着从张庚候那借来的小提琴，一遍遍地奏着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门曲》，他拉得那样委婉，那样动听，妈妈和哥哥好像也从乐曲中听出了聂耳的心里话：“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家乡，我舍不得我的亲人。”妈妈眼里含着泪水，两个哥哥也阵阵心酸。聂耳突然停了下来，说道：“咱们还是唱个歌吧！”说着带头唱起了《苏武牧羊》，两个哥哥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谁知，家里的人反而越唱越伤心。聂耳停了一会儿突然唱起了岳飞的词《满江红》，一种悲壮的气氛弥漫着屋子。唱完后，聂耳说：“妈妈、哥哥，请你们放心。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回来好好地看你们的。”聂耳和哥哥还合奏了《远足歌》、《渔翁乐》等乐曲。1930年7月10日，18岁的聂耳告别亲人，取道越南，踏上了奔赴上海的航程，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