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来不乏拷问久远过去和遥远他乡的“勇气”，但是我们真的敢于拷问自己的时代和脚下的故乡吗？
——作 者
人类真的在数千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我们今天都难以企及的文明吗？随着叹惜和感慨，我们承认：是的，这就是古希腊。她创立了科学体系，诞生了民主制度，她孕育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准则。
但古希腊并非天堂，亦非完美无缺。现在让我们把古希腊请出来细细拷问，因为我们不想让此时此地输给遥远的他乡和过去。
古希腊有奴隶的存在是其不完美的重要特征。在古希腊，奴隶没有公民的权利。任何一个将人划分成不平等阶层的社会都不能被称做完美的社会。因此，古希腊是不完美的。不过，古希腊奴隶的生活条件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样悲惨。国人曾刻意把久远的过去和遥远的他乡描绘成人间炼狱，以便让此时此地的现实显得容易忍受。但是随着深入了解古希腊奴隶生活状况，我不禁额头渗出冷汗。绝非由于古希腊奴隶境况之悲惨，而是相比之下我的经历更加不堪。
古希腊的奴隶有两种，一种是为家庭服务的奴隶：当一个家庭接受奴隶的时候，必须举行一种仪式，比如把干果甜品洒到新来的奴隶头上和身上，此形式和一个家庭领养孩子是一样的。此后，此奴隶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奴隶死后也葬在这个家庭的墓地里。另一种是为社会服务的奴隶：他们的工作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领域，也包括经商和金融。
奴隶经营生意的利润在理论上都属于他所服务的对象，但实际上作为主人的总是会把利润的一部分给奴隶。所以才有了奴隶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前面章节中徳摩斯梯尼讲述的那两个奴隶，他们在银行工作，后来不仅成为富翁，还成为了公民。回想我当初在太行山那“人不如驴”的亲身经历，绝无底气对古希腊的奴隶居高临下。
和奴隶问题相当的还有古希腊的妇女问题。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在前文附录的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讲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也应该对那些今后成为寡妇的人讲一些妇道美德。我只说简短的忠告。你们最大的光荣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比自然赋予你们的更弱，并且，不要让男人以任何理由议论你们，无论是由于好还是坏。”
正如伯里克利精辟地论述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古希腊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古希腊社会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于男子，她们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因此，在古希腊的民主中，没有妇女的直接参与。这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
但是古希腊的妇女不必裹脚，不必成为男人的殉葬，不必遭受即便近代妇女也难以避免的虐待。妇女可以不从命于丈夫，可以拒绝和丈夫做爱，显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比男人低多少。古希腊社会有钱人家妇女的活动范围通常限于家中，而家境比较差的和奴隶阶层的妇女却为了谋生而抛头露面于社会。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妇女都有自己经常的社交和聚会，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到剧场和男人一样看演出，参加庄严的聚会和仪式。
即便在近代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的西方，其政治权利也来得相当晚。不少欧洲国家的妇女到20世纪后才得到了选举和被选举权。而西方以外的很多国家，妇女至今的境况绝不乐观。
由于奴隶和妇女的问题，古希腊的民主权利就并非人人拥有，而仅属于成年的男性公民。即便如此，也很难说古希腊的民主就不如今天的民主。现在民主国家的议会由议员组成，他们代表了各自选区的公民，而古希腊的议会（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组成，他们肯定也兼顾了那些不能投票的家庭成员的利益，所以公民大会中的公民类似于现在议会中的议员。在结构上和制度上，现代民主更加精细，也更加完整，但是古希腊的公民大会比现在任何形式的代表大会制度都更直接地体现了选民的意愿，古希腊公民的参政比今天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更认真和更具责任心。
我们还可以指责古希腊人有“种族歧视”，理由是他们经常把其他民族说成是“野蛮人”。这显然可以构成今天我们定义的“种族歧视”。
古希腊人确实把自己和所谓的“野蛮人”区别开来，但是在古希腊人眼里，所谓“野蛮人”并非是智力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因此很难说古希腊人有种族歧视，也许有文化歧视的嫌疑，但是绝非种族歧视。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这样定义了“野蛮人”：他们追求奢侈；不约束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俯首让独裁者统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三条是构成“野蛮人”的最根本的特征，至于民族背景，却并不重要。
和古希腊时代的哲学、科学、艺术、文学的完美相比，古希腊时代的法律显得稚嫩和逊色。后来的罗马人在法律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传统，这是罗马人超越古希腊人的唯一领域。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古希腊在法律上的持续进步。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做法：一人犯法，全家治罪，甚至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古中国也不例外。而古希腊在荷马史诗时代就已经废除了连带治罪。
德拉古（Draco，公元前7世纪）是古希腊雅典的立法者。当时法律之严厉，令后世的西方从德拉古的名字派生出一个形容词Draconian以形容严酷，这想必出自后世的角度。但也正是这个德拉古废除了连带治罪，从此仅仅罪犯本人被惩治，而其家人朋友不受牵连。
古希腊也有酷刑。有一种酷刑是用桎梏固定犯人的手足和头部，然后弃之不管，直至饿毙。今天看来很残忍，但这和其他民族的酷刑相比，则仁慈了很多。在华夏历史上，炮烙、车裂、凌迟等，不胜枚举。相比之下，这类似于绝食而死的酷刑就相形见绌了。研究也表明古希腊死刑中可能包括把犯人钉死在十字架和砍头，而类似阉割这样旨在消灭人尊严的酷刑，从未在古希腊出现过，它仅是东方的发明，包括波斯和古代中国。
在我看来，古希腊雅典最不能被原谅的错误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定罪过程非常复杂，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由于什么环境和背景，这都足以指明雅典的法律缺陷和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苏格拉底面对指控的答辩词显示了他仍然有权利和机会申诉自己的观点，他当时也可以选择流亡而免予死刑，但是高贵的苏格拉底拒绝选择流亡。
苏格拉底的罪名是用异端邪说教坏了年轻人，但是这个罪名实际上在法庭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当时的雅典对异端邪说的宽容程度从对阿里斯多芬的讽刺喜剧的普遍被接受和欢迎中可见一斑。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彩》是一个典型，其剧情是这样的：
一对父子，由于生活方式不对，欠下了一屁股债。于是商量如何应对，此时父亲听说在雅典有一个学校，专门教授知识给“聪明的笨蛋”，据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解决的办法。在父亲的建议下，儿子去了那里学习。学的东西不着边际，但是很新颖。他了解到，真正对人类生活起作用的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天上的云彩。并且，一切权威都可以蔑视。正讲授着，雅典最聪明的哲人苏格拉底坐着箩筐由别人抬进来了。学问到手，儿子就回家了，但是还债还是无从谈起，父亲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学到办法，儿子想到了蔑视一切权威的教导，于是推论，既然所有的权威都可以蔑视，那么父亲也不例外，于是他就把父亲捆了起来，痛打一顿，赶了出去。但是债务问题依然如故。
从这个令人捧腹的剧目可以看到，在民主的雅典，言论自由，苏格拉底由于名声远扬，所以也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要想蛊惑人心也实在不容易，树大招风倒是很有可能。苏格拉底自称牛虻，意为用刺痛的方式教育民众。由此看来，雅典人并非圣贤，还是有被激怒的时候的。雅典容忍了阿里斯多芬的辛辣讽刺，但是雅典人还是证明了他们不是圣贤。又有谁是圣贤呢？连古希腊人所创造的诸神也非圣贤。
我们需要把古希腊理想化为完美无缺吗？研究古希腊文明的著名学者Robert Flaceliere这样说雅典人：“他们的伟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不足，以至于根本没有必要来粉饰和理想化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确实，雅典人不公正地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但是，苏格拉底自己也是雅典人，作为人来说，世上还有比苏格拉底更伟大的吗？”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民主的典范，但是强大的雅典也奉行了霸权主义和对海外的扩张。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更是霸权的典型。如果说亚历山大对于波斯的一些过激做法还情有可原，那么他对于古希腊城邦、诗人品达故乡的底比斯（Thebes）的杀戮就绝难被原谅。不管亚历山大的文治武功对于传播古希腊文明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罪行必定是亚历山大乃至古希腊的污点，被人诟病千年也咎由自取。
但是亚历山大在东征中普遍开明的做法使得其大军沿途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毕竟是波斯首先在亚历山大之前侵略了古希腊，因此亚历山大的东征更像是解放者，尤其是对被波斯占领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古希腊城邦来说。亚历山大善待了被打败的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妻女家人，也善待了波斯民众和军人。而他的扩张所随之带去的文明使得他的远征不仅仅是征服，随军东进的自然哲学家不仅带回各种动植物进行研究，而且也带去了古希腊文化。而他所创建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随后超越了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在他英年早逝后兴起的希腊化时期，是人类在古希腊古典时代后最重要的文明时期。
至于雅典的霸权和扩张也许是人类历史中过程和结果都是最文明的霸权和扩张了。如果后世的霸权都如雅典，也许人类历史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今人还可以指责古希腊的有，古希腊的科学不注重应用，因此没有给古希腊带来本应更加广泛的技术应用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是，科学是否一定要以实际应用来衡量其价值？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科学的力量通常要经过很久的沉淀才可以显现，而古希腊人有这个耐心，因为他们不急功近利。这恐怕难以说成是古希腊的弱点。相反，古希腊科学的非功利特征和古希腊文明的从容不迫也许正是现代人类文明需要回归的本源。
科学进入近代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福祉，也有灾祸。正是科学，使得核能的利用成为可能，一方面，作为能源造福人类，而另一方面，作为武器威胁人类。科学，带领人类告别蒙昧，又让人类面临更大威胁；治愈了许多可怕的绝症，但又制造出众多人为的灾难；赋予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但又让人类的任何错误都变得不可宽恕。一场由棍棒做武器的战争，即便竭尽全力也伤亡有限，但是一场核战争，一个错误决定就可能摧毁人类文明。科学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在帮助人类所向披靡的同时，也让人类面临利刃的威胁。当人类庆幸越来越远离洪荒的时候，却陡然发现，终极的灾难是如此近在咫尺。难道我们数千年为了远离洪荒的艰难跋涉终究会变成走向毁灭的不归之路吗？
人类也许必须责怪德谟克里特和古希腊，如果不是他的原子学说和古希腊的科学精神，世界不会认识核能，于是也不会有核武器，不会饱受核威胁。但我们能如此责怪德谟克里特吗？如前所述，古希腊人其实并不急于把知识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生产力，这是一个从现代角度来看的缺陷，但也是一个人类久违了的美德。如果现代社会也如同古希腊那样不急功近利，那样从容不迫，那么我们的科学应用就会审慎得多，于是未必就会有这么多的副作用。
我本想写出古希腊的不足之处，从而说明古希腊并非一个完美的社会，以此显得公允，也使得具有东方背景的我，心态可以更加平衡一些。但当我为此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之时，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做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我正在用当代世界最好和最辉煌的成就做标尺来衡量古希腊的不足。但这以今人的标准和眼光审视古希腊的不足之拷问，最终仍然演变成了对我自己和当代世界的拷问。诚然，必须要用今天的社会和准则来搜刮古希腊的不完美，这本身就是对古希腊的褒奖。
在迄今不可思议的物质成就下，当代人可能忘乎所以起来。当顿然意识到所有这些物质成就都来自于科学技术，而科学正源于古希腊时，我们所有的高傲立即代之以卑谦。数千年过去了，如果除去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便利，当代世界少有资本可夸耀自己优于古希腊。可以不夸张地断言：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在古希腊的框架中取得的，而所有的麻烦，都是背离了古希腊原则的结果。
和古希腊相比，现代社会少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些功利；少了一些超脱，多了一些现实；少了一些崇高，多了一些世俗。比起古希腊来，当今社会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古希腊不会信奉一个被称做完美的权威，让人类世世代代为了祖先曾经偷吃的一个苹果而承担沉重的罪责，比如宗教所教导的；古希腊不会为虐待妇女制造理论上的依据，比如一些民众所笃信的；古希腊更不曾把公民当作自己权势的垫脚石和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比如所有的近代独裁者所奉行的。古希腊，不曾有过被迫或从被迫演变成自觉行动的蒙面隐形的妇女，不曾有过从未见过选票更不知选举为何事的所谓“公民”。
当我用同样的标准来审视现代社会时，骤然发现，把我们指责古希腊的不完美之处放大百倍，就是人类社会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难道这些现代的困难和尴尬不正是背离了古希腊精神的缘故吗？如果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中仍然保有了古希腊的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我们便不必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科学和民主作为真正的理想和行动准则，就不必有如此困境。
这正是在我，作为当代人拷问古希腊时，来自内心的自责，对此我愕然和语塞，甚至汗流浃背。面对这数千年前的伟大精神文明，我们应该不再将其尚不完美之处作为自我骄傲的理由和自我辩护的借口。在这个伟大文明面前，我们每次试图作为仲裁的努力，都会以更像被告而告终。我们不必追究古希腊社会是否完美，因为古希腊精神已经足够让我们自叹弗如。
于是，我将中止对古希腊的拷问，而转向我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许，这才是需要我们真正拷问的。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我们从来不乏拷问久远过去和遥远他乡的“勇气”，但是我们真的敢于拷问当今的时代和脚下的故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