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对张士贵的记载虽笔墨不多，但绝对是真实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国最具权威的史籍“二十五史”中的《旧唐书》“张士贵传”是怎么记述的。
“张士贵者，虢州卢氏人也。本名忽峍，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峍贼’。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右光禄大夫。累有战功，赐爵新野县公。从平东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谓之曰：‘欲卿衣锦昼游耳。’寻入为右武侯将军。贞观七年，破反獠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后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文字不长，寥寥184字，却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张士贵在隋朝大业末年（618），因对朝廷不满，聚众起义，攻城略地，当权者十分怕他，称之为“忽峍贼”。后来，唐高祖李渊招降，张士贵官拜右光禄大夫。因随高祖征战有功，赐爵新野县公。又从高祖讨平洛阳，授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刺史。
这一点说明张士贵是敢于向皇权势力挑战，敢于同黑暗统治斗争的勇士；是维护正义、追求光明的英雄；是叱咤风云、疆场报国的功臣。我们可以想见，张士贵从聚众起义反抗隋朝统治到投怀李渊拥立大唐王朝的建立，绝不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是需要过人胆量的勇气和远见卓识的气魄，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可以肯定地讲，在张士贵的眼里，隋朝末年的统治是黑暗的、腐败的、无能的，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带来灾难的政权。因而，当张士贵带头起义时，民众便呼应而起。而且，张士贵的起义军，并非乌合之众，而是很有战斗力的集体，所以能“攻剽城池，远近患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张士贵此举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就此一点而言，张士贵功莫大焉！
同样是封建王朝，张士贵对大唐却忠心耿耿，南征北战，“不顾性命”地建功立业，何也？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张士贵认为李渊父子是有道之君，他们的统治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后来的历史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封建清明政治，其中，有张士贵的一份功劳。这说明，张士贵具备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报国志向，非常人所能为也。
第二、传记中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两段对话，是对张士贵的至高评价。
唐高祖曰：“欲卿衣锦昼游耳。”
“衣锦昼游”在古代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故向为“古人所重”、“古人所贵”、“大为称满”。张士贵能得此殊荣，充分说明其功高盖世，当之无愧。李渊乃开国之君，他的身边，文臣武将云集。他的眼里，谁人功劳大小他都一清二楚。他绝对不可能拿这样重大的事情开玩笑。史官独把这句话写进传记，看来也是觉得这样的褒奖太有分量了，故择其要者而记之了。
下来，唐太宗的话就更令人寻味了，他说：“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寥寥四十三字，唐太宗对张士贵的敬重之情、嘉奖之意、爱戴之心跃然纸上。
唐太宗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久战沙场的千古一帝、英明帝王。他熟读兵书，见多识广，然而对“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见其实”一语，是其真的孤陋寡闻，还是言过其实？对此，我们不便揣测。但唐太宗对张士贵讲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绝非戏言。而且，此话的前提是“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在唐太宗的眼里，张士贵不怕牺牲、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精神，即使是古代名将，也没有能与其比肩的。
父子皇帝，对同一个大臣持相同的态度作出同一的评价，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事件本身。张士贵受到了这种特殊的礼遇，这能说明什么呢？
第三，张士贵的结局，“后累迁左领军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显庆初卒，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这是历史赋予张士贵的最高奖赏。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张士贵的生前职务，官至左领军大将军，改封虢国公；二是张士贵死后的荣誉，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先说国公。
唐朝正一品的职官有：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天策上将；爵有：王。
唐朝从一品的职官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文散官有：开府仪同三司；武散官有：骠骑大将军；爵有：嗣王、郡王；勋有：国公。
由上看出，国公在唐朝是九等爵之第二等，从一品。按官制食邑三千户。至此，张士贵一生的最高官职情况我们也就清清楚楚的了。
张士贵死后，赠官事小，陪葬事大。据有关资料统计，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昭陵有陪葬墓180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张士贵等功臣名将。许多大臣以陪葬昭陵而引以为荣，唐王朝则以陪葬昭陵以示对有功之臣的褒奖。后来考古发现，张士贵的陵墓紧靠魏征的墓冢。而且，一代名相上官仪亲自为张士贵撰写了近3000字的墓志铭，对他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张士贵家族之荣耀与显赫达到了极点。
除上述“张士贵传”提供的信息外，《旧唐书》、《新唐书》其他纪、传中亦不乏张士贵的相关信息。
《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里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全文如下：“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新唐书》卷222下：贞观七年，东西五洞獠反，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平之。
《旧唐书》卷3载：贞观八年正月，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讨东西五洞反獠，平之。
《新唐书》卷222下：贞观十四年，太宗李世民再伐高丽，雅、邛、眉三州獠民不能忍受繁重的兵役负担纷纷起义……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任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平之。
《新唐书》卷217下：庆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众万七千出云中……
《新唐书》卷220：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李世民攻打高丽，张士贵以行军总管隶之前往。
《旧唐书》卷199上：“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趋辽东。”
《新唐书》卷2：“壬寅，眉、邛、雅三州獠反，茂州都督张士贵讨之。”
《新唐书》卷191“忠义”：“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录武德以来宰相及实封功臣子孙，赐一子正员官。”镇军大将军、虢国公张士贵名列其中。
《旧唐书》卷83：史臣曰：“士贵、道兴，逢时立效，得尽义勇，以观厥成，而继父风概，三代执金，不亦美乎！”
上述资料，是新、旧唐书除“张士贵传”之外有关张士贵的记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张士贵是深受李渊父子器重、赏识且冲锋陷阵、累立战功的大功臣。特别是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一事，能够在太宗本纪中留下芳名，可以想见唐太宗对张士贵是何等的信任。
我们知道，秦王李世民爱才如命。他在长期的战争中看到张士贵不但英勇善战，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遂将其视为心腹。因此在武德六年（624）二月，张士贵随李神通击败徐圆朗后，驻军于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北），李世民征召并授他为秦王府左库真、骠骑将军，成为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事隔三年之后的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张士贵便作为爱将参与了事变的全过程。李世民夺得太子地位后，张士贵则做了太子府太子内率，“主其兵仗，总具府事”。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张士贵又被任“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北军是保卫宫城的军队，张士贵成为禁卫军首领，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张士贵是何等的器重。
综上所述，新、旧唐书对张士贵行迹的记录，虽着墨不多，但足以说明：张士贵是一位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大唐功臣。
1972年，考古部门对昭陵内的张士贵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数百件珍贵文物。其中，上官仪为张士贵撰写的墓志铭近3000字，对张士贵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从而极大地弥补了新旧唐书及其他相关史料记载的不足，从而使我们能够有幸了解张士贵的完整一生。
墓志铭文较长，于此不便收录，现就其主要生平事迹介绍如下：
志文说：张士贵字武安，其曾祖张俊，官北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祖父张和，官北齐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将军；父张国，仕隋朝，历任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参军、历阳县令，以军功授大都督，定居虢州卢氏县。张士贵就出生在这里。
张士贵从小就有远大抱负。“逸气掩于关中，神契通于圯上”，其超人脱俗的气概称誉于关中大地，聪明睿智的风采显扬于下邳圯上。“屈壮夫之节，尤缉睢涣之文；略非圣之书，方励昆吾之宝”。张士贵从少年起，不仅以习武的英雄豪杰自居，而且还能够积极学习古代文化以充实自己。他刻苦勤勉，精勤习武，决心疆场报国，建功立业。因此，当隋朝末年政治局面混乱之时，张士贵广交豪杰，在虢州聚众反隋，自称大总管、怀义公。与此同时，他“候霸上之祯祥”，期盼着一个汉高祖刘邦式的真龙天子出现。张士贵义旗一举，得到乡民的积极响应，“襁负波属，接析云归”，大家如云潮般地投奔到张士贵麾下。
此际，王世充在洛阳立隋越王侗为帝，他欲挟天子以令诸侯；李密则在巩洛一带聚众反隋。他们两个早闻张士贵的威名，于是封官许愿，致书邀请，都希望张士贵能归附他们。然而张士贵却讥诮他们是“穷井之微”、“挈瓶之懦”，不足与谋，对他们的请求不屑一顾。他只在家乡一带养精蓄锐，静观时变。
这时，李渊在晋阳起兵。兵至降水，李渊下诏招张士贵投诚。这对张士贵来说是早有准备的事情，于是他遣使前往，表达诚意。李渊对张士贵之举大加赞赏，立即封张士贵为右光禄大夫，并让张士贵所部坚守并扩大河南所占地盘。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攻下隋都长安后，派相府司马刘文静经略河南。张士贵所部镇守在陕州地界，受相府司马刘文静节度。刘文静以张士贵为向导、以所占地盘为依托，在河南战场夺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他领兵攻下同轨，后来改为函州。又进击王世充伪政权熊州刺史郑仲达，大败之。李渊对屡建战功的张士贵大加褒扬和奖赏，赐张士贵缮綵一千多段；名马五匹，并赐金鞍勒由其享用。
隋义宁二年（618），李建成挂帅东讨王世充和李密，因张士贵“材光晋用，誉重汉飞，战有必胜之资，威有惮邻之锐，授第一军总管，先锋徇地”。张士贵力敌群雄，先败王世充精锐之师，旋败李密的毅劲之旅，大获全胜，军威大振。不久李渊在长安称帝，指名要张士贵进京奉见，并加官通州刺史。从此张士贵便成为李唐王朝一位叱咤风云的名将。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张士贵随秦王李世民西征，夺取了消灭割据势力薛举、薛仁杲的胜利。唐高祖对张士贵的卓越战功，破格赏赐，赐予张士贵奴婢八十口，绢彩一千多段，金一百卅挺。后来，李渊让张士贵从前线退下，负责陕州一带军用物资的转运。张士贵勤勉自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其功勋被记入重要档案。张士贵也因此而晋爵加封，授上柱国。之后，在押运物资至渑池境内时，遭到王世充大将郭士衡伏击，张士贵临危不惧，对阵掩击，将郭士衡打得落荒而逃。武德二年，贼首苏经率寇劫掠陕州，州将屡战不胜。唐高祖李渊闻之言道：“此贼非猛士无以殄灭。”于是，派张士贵前往讨伐。张士贵“智尽三宫之端，威下九天之上”，转眼之间，大破敌军，“高祖又降书褒美。”接着，皇朝进军陆浑，张士贵又被任命为马军总管，并让张士贵“经略熊州之地”。张士贵行军至黄泽之地，恰与王世充率领的五万部队相遇。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张士贵毫无惧色，迎头截击王世充大军。两军对阵，“牙璋狎至，羽檄交驰，三令五申，风驱雨迈”，战斗进行的天昏地暗，山摇地动。张士贵指挥若定，力当万夫，终以劣势的兵力击败王世充的劲旅，“饮淇之众，反接辕门；倒戈之旅，泥首请命”，王世充的将士纷纷弃戈投降，叩头饶命，张士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皇朝遂赐爵张士贵为新野县开国公，并赐杂綵、宝马和金鞍宝勒。高祖李渊特别诏敕道：“卿宜自乘之。”让张士贵好好享用所赐物品。
武德二年，刘武周偏将何小董占据虞州，“兵锋甚劲”。李世民时屯兵于柏壁，欲拔掉何小董这颗钉子。于是，他让张士贵开道。张士贵“算无遗策，战取先鸣”，将何小董逼退虞州城。这时，刘武周遣其先锋猛将宋金刚率部驰援虞州。“金刚先有将卒，屯据翼城，与大军相拒”。但很快，宋金刚部队便全线遁逃，张士贵随从李世民乘胜追击，攻下了虞州、翼城等地。“广武之师，屡摧元恶；昆阳之阵，亟殄凶渠”。当他们凯旋而归后，张士贵受到唐高祖李渊的接见，并受到有逾常典之奖赏。
武德三年，唐灭刘武周后，兵锋直指王世充的伪郑政权。张士贵随李世民进军河南，大败王世充和窦建德。张士贵“投盖先登，挥戈横厉；屠城斩邑，涉血流肠”。直杀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顽匪堡垒，顷刻瓦解。李世民特遣殷开山、杜如晦前往慰问，赐白银四百挺。张士贵则把所赐分给部属将士。之后，唐王朝赐爵封官、奖赏诸将时，张士贵被“录其先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除虢州刺史”。从此，张士贵高官显爵于宦海。而张士贵则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不久，唐高祖李渊因张士贵政绩斐然，敕令张士贵回京入朝，设宴款待。隆遇之恩，一时莫比。
武德五年，刘黑闼陈兵洺水，“挺祸乱常”。李世民奉命东征，讨伐刘黑闼。刘黑闼不甘失败，领兵数万偷袭张士贵军营。张士贵“率其劲勇，截其要津。飞镝流星，委甲鳞下”，彻底挫败刘黑闼。唐王朝又对张士贵大加奖赏。之后，张士贵奉命与李勣“安辑山东”。期间，张士贵同安王李神通将叛将徐圆朗击溃，李世民召张士贵到曹州见驾，并倍加赞赏、擢用。
李世民为秦王时，因张士贵有威名，便将其选入秦王府，授右库真、骠骑将军之职。玄武门之变后，张士贵又被提拔为太子内率。
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甫即帝位，突厥汗国便发兵寇掠关中。于是，唐太宗李世民便派遣张士贵与刘思立招募将士，以御突厥。“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唐太宗因此又提拔张士贵为右骁卫将军，统领禁军，保卫宫禁。由此可见唐太宗对张士贵的器重非同一般。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张士贵为玄武门长上，统率玄武门守兵。不久，加任右屯卫将军，原任不变。
贞观六年，张士贵任右武侯将军。
贞观七年，岭南獠民起义，唐太宗封张士贵为州道行军总管前往平乱。张士贵不费吹灰之力，便诛杀了首恶分子。不久，獠民又聚众造反，兵围龚、二州。唐太宗又任命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兵驻衡阳，獠民闻之，四散而逃。于是又提拔张士贵为右屯卫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检校桂州都督，依旧兼任龚州道行军总管职务。之后，张士贵进兵五岭，肃清百越，边境得以安宁。唐太宗特意颁诏褒扬，赏赐优厚。未几，张士贵被召入京，依旧担任右屯卫大将军，掌管皇宫禁军。
贞观十二年冬，唐太宗驾幸武功，张士贵随同前往。武功乃李世民出生之地，旧地重游，感慨万端。于是，他让张士贵写一篇赞颂武功的文章。张士贵才思敏捷，“凌云散扎，与佳气而氤氲；涌泉飞藻，共白水而澄映”，华美的文笔令唐太宗啧啧赞赏。
贞观十五年，张士贵随唐太宗驾幸洛阳，适逢薛延陀犯边。张士贵奉敕前往庆州镇守，后授检校夏州都督。
贞观十六年四月，薛延陀边患平息后，张士贵依旧回朝统率禁军。十一月，授张士贵兰州都督，寻迁幽州都督。
贞观十八年，张士贵因遭弹劾，被免官撤职。但为时不久，值高句丽政府与大唐为敌，唐太宗决定对其施加武力。于是又敕令张士贵回朝，任命为辽东道行军总管，授金紫光禄大夫、洛州刺史。
贞观十九年，张士贵率师渡辽，攻城略地，“勋赏居多”，旋拜冠军大将军，行左屯卫将军之职。“銮驾凯旋之日，令公（张士贵）后殿，至并州，转右屯卫大将军，仍领屯骑。超海之力，气盖三军。横野之功，胆雄百战。绥遏之任，佥谐攸属”，唐太宗把安抚百姓，抵御外侮的重任全部交给了张士贵。张士贵亦不负厚望，料理井然。于是，又授张士贵为茂州都督。
贞观二十二年，雅、邛等州獠民作乱，张士贵以雅州道行军总管的身份前往平息，“军锋所届，膏原如莽；门骖晨溺，野磷宵飞”，很快就消灭了暴乱的武装力量。之后，张士贵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扬州都督府长史。扬州乃一方都会，能在此任职，实在是无上荣耀。张士贵任职期间，开河导流，为民造福。他赋咏诗章，赞美山水。因其政绩显赫，百姓有口皆碑。
永徽二年，唐高宗因张士贵卓越的政绩，提拔他为左领军大将军，统率禁军。
永徽四年，张士贵上表辞职，请求致仕。唐高宗因张士贵的确患有眼疾而准许其致仕修养，但仍予其许多荣耀，授予镇军大将军，依旧封为虢国公。
永徽六年，张士贵身患风疾，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
显庆二年，张士贵随唐高宗东巡洛阳，致病情恶化。
唐高宗十分关心，不断派人探视，并派御医为其治病。六月三日，张士贵终于河南县显义里之宅第，享年七十二岁。唐高宗亲往张宅吊唁，并下诏赠予张士贵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硖、岳、郎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赐绢布七百段，米粟七百石，陪葬昭陵；又赠东园秘器，并给仪仗之荣，要求吹鼓往还；仍令京官四品、五品内一人摄鸿胪卿监护；考功司按张士贵的品行，上谥号为“襄”。显庆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昭陵。
这就是张士贵墓志铭对其一生行迹的具体载述。墓志铭原文辞藻华丽，神采飞扬，对张士贵多所赞美之词。那么，墓志铭是否具溢美之嫌呢？这就需要我们分析一下墓志铭的撰写人。
墓志铭是时任太子中舍人、弘文馆学士的上官仪撰写的。上官仪（约608—664），字游韶，河南陕县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中进士。年仅19岁便成为唐朝宫廷侍臣，任过皇家图书馆校正图籍、教授生徒的直学士。唐太宗李世民每起草诏书，必让其修阅，行宴要其作陪。高宗李治继帝位后，封上官仪为秘书少监，后升为西台侍郎，官至三品。上官仪刚直肯谏，曾主张废皇后武则天。武则天专权后，其宠臣许敬宗秉其意，本奏上官仪与已废太子李忠谋反，武则天以此为由，将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同时处死。中宗李显即位时，才得伸冤，以国礼改葬。
由上不难看出，上官仪是一位性格刚直、敢于直谏、正派无私的直臣，是一位忠于国家、重义轻身的名相。尽管撰写墓志铭时上官仪的官衔没有张士贵高，但他也没必要去阿谀一个死去的武将。况且，上官仪比张士贵小22岁，他写此志文时也已达天命之年。他的世界观已经成熟，对人情世事的洞察力已臻至境。再则，上官仪很早就入朝为官，且常在皇帝身边任职，至张士贵去世时，已在朝中供职30余年，他完全有条件了解和掌握张士贵的生平事迹。而且就志文的内容来看，上官仪是出以公心、尊重事实的。如张士贵被撤职免官一事，他也如实记载。所以，墓志铭的内容是可信的，是我们了解张士贵生平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从志文记载的张士贵生平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他是一位大唐王朝建立的功臣，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他是“贞观之治”盛世形成的勋臣。张士贵从617年开始到657年去世，整整40年光阴为李唐天下南征北战，冲锋陷阵，披坚执锐，屡建奇勋。即使蒙冤受屈，也毫无怨言。他对李家父子，忠心耿耿，不畏险难，不怕牺牲，恪尽职守，尽显其高尚风范。他臂力过人，武艺高强，身先士卒，领军有方，尽显其军事雄才。他吟诗作赋，文采飞扬，尽显其高雅情操。他谦恭自牧，礼贤下士，又显其儒将风度。难怪上官仪在志文中这样评价他：“惟公气掩万人，夙表鹰扬之势；誉驰三府，先标鸿渐之姿。举烛齐明，拂钟比锐。门光揖客，家盛文朋。被忠信之介胄，涵仁义之粉泽；擅兵机之三术，殚武略之五材。射隼开弦，飞声于相圃；雕龙抚翰，激韵于汉台。外总班条，八司悬瞂。全德俱美，罕伦当世。”我以为，上官仪说的是真话、心里话，没有丝毫的谀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