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在要求妇女对丈夫的私生活采取“贤达不妒”的同时又要求妇女加强贞操自律，严格防止任何形式的外遇。
西周时代对妇女的贞操尚无严格的限制，但已开始要求妇女行为庄重，并开始防范有夫之妇的外遇。《易经·既济》云及“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古代解经者认为这是“静以俟之”，乃“柔中之最美者”的风度。其实，妇人丢失了车辆的蔽饰（茀），令其不要到处追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防范措施，使妇人能够自持其身。即使是一家人也要求“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杂坐，不同癈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叔嫂不通问”。当丈夫离开身边的时候，妻子应当格外清心寡欲。“女为悦己者容”，而“悦己”只能是丈夫的专利，既然丈夫不在家，私自容饰就是近嫌启微的不良行为了。鲁宣公夫人穆姜的私生活忏悔中就曾特别提到“弃位而姣，不可谓贞”。
“有变而逃，宁死不乱”（《女教篇》）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要求妇人自守持重的礼规。《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特别表彰过宋恭伯姬的贞专正色、守节持义。在一次夜火突发猛烧的时候，别人劝她赶快避开火情，但当时保傅、保姆不在身边，她恪守“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的规约，最后被大火活活烧死。与之相类，楚贞姬不见梦王亲授符信，不肯下被水包围的渐台，终于被淹没毙命（《古列女传·贞顺》）。郑师伐陈，黑夜突破陈城。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出逃，遇大夫贾获驾车载其母其妻。陈侯乘车，贾获母与妻即下车，口称“不祥”，相扶而奔。在生命危急的紧要关头，仍不忘男女之大防，堪称守礼楷模，后世引为风范。
不过，先秦是远古之风犹存的时代，已婚女子在两性关系上公然犯礼的现象十分普遍。《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了一个幽默谑浪的故事：
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见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
妇人与士人私通，明明被丈夫撞见，但最后妻子以丈夫神经错乱为名用狗屎浇头帮他“清醒”。如此荒唐，正说明婚外私情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不足为怪的公开的秘密。至于贵族妇女的私通淫乱更昭著于史。齐悼公即位之前，因内乱而逃亡鲁国。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把妹妹季姬嫁给了他。齐悼公回国即位时，季康子的叔父季鲂侯与季姬通奸。当齐悼公派人到鲁国迎接季姬时，她把与季鲂侯通奸的情况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不敢把季姬交给迎者，齐悼公被激怒了，一举攻打鲁国，占领了两个城邑。但过了几个月，齐、鲁二国言归于好，齐国派人把季姬接到了齐国，齐悼公由于宠爱季姬，把攻占的两个城邑也归还了鲁国（参《左传·哀公八年》）。齐悼公只是以季姬本人为重，并没有把她和别人通奸当做永远不可原谅的事。秦国的宣太后更以摄政之显，爱上了魏丑夫，而且公开宣之于朝廷，死后由情人魏丑夫殉葬，后由于大臣的劝阻才作罢（《战国策·秦策》）。另如“晋献公之优曰施，通于骊姬”，“鲁恒公送夫人文姜与齐襄”，“鲁哀姜与夫弟庆父通”，“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等等记载洋洋洒洒，无褒无毁，足见私通淫媾在先秦实在是一个恬不为怪的现象。
秦代在国家归于一统的同时，专制主义也得到了确立。国家专制主义呼唤着家庭专制主义，宗法制社会的完善向妇女提出了更严格的贞洁要求。诛灭太后所宠嫪毐族，饮鸩仲父吕不韦，囊杀同母二兄弟，采取这一切严刑峻法犹如整肃男女关系、提倡妇女贞洁的无言诏示，中国古代妇女被勒紧“贞操带”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巡狩各地，立《会稽刻石》宣告天下：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轻。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丈夫不得像公猪一相宿外淫乱，妻子不得逃离夫家，抛弃子女，否则一律作为“淫侈逾制”而严惩，以往的道德教训到秦代已变成铁的法度。
如前所说，汉唐之际是贞洁观不断扩散、渗透的时期，但应当辩证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情形较之拨乱反正、剑拔弩张的秦代要复杂得多，那种较为自由开放的两性交际的古风并没有完全消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衰绝。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这是汉代妇女赤诚性爱的肆无忌惮的披露，那内中流溢的自然生命的热力和原野式的粗犷气势，足以冲破礼教的圈囿。魏晋六朝玄风炽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潮流也波及妇女生活，在“礼，岂为我辈设也”的呼喊中也回荡着妇人们的共鸣。《世说新语·排调》载：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又见《晋书·列女传》）武子是王浑的儿子，参军指的是王浑的弟弟王伦。钟氏以太傅名家，京陵盛阀之妇，竟敢当着丈夫的面用与小叔子相配的事来调侃，确是公然无视“叔嫂不通问”的礼教了，而这类言行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北齐书》所载徐之才遇见其妻与男子私通，仓皇走避曰“恐妨少年嬉笑”一事更谐谑可笑，这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向犯礼之妻屈服的典型。
唐代较之前朝似乎对妇人不能自持其身的事情能更宽容些。当时，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公开与朝官交接，女冠入道总也免不了那份俗念，往往与新进士阶层风流激荡，一拍即合，而新兴的教坊职业日夜吸引着诗界名家川流往返。少妇懊恼空室寂寞，宫女尤恨长门冷落，淫逸之事时有出现，处罚也并不怎么厉害。《新唐书·公主传》载，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玄龄之子遗爱，一次夫妻在畋猎时遇到浮屠辩机，公主居然“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又浮屠智勖、惠弘和道士李晃，“皆私侍主”。肃宗女郜国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萧升。萧升死后，“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而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恽、太子詹事李癶，皆私侍主家”。如此这般淫逸，却未见严惩。其实，有皇帝武则天公开选美少年，宠幸臣属，嫔妃上官婉儿婚外韵事沸沸扬扬，从不避人嫌，整个社会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如同唐代以后特别重视“处女贞”一样，从这时起对妇人的贞操要求也走向了极端。“万恶淫为首”，男性潜意识被理学说教再度唤醒。如果说唐前妇人无私通或弄骚之嫌即可谓贞专的话，唐后贞专的要求则扩展到妇人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不能暴露，不能被触碰。一旦受到“非礼”，则应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不然就被看做失贞，留下骂名。五代时虢州司户参军王凝病死任所，其妻李氏带着一个孩子，背着丈夫的遗骸返回故乡。路经开封，天色已晚，李氏便想住进一家旅店。店主观其行色，怀疑她是私逃出来的，不许住店。李氏实在为难，不愿离开，店主上前，抓住她的胳膊将她硬拽出门。李氏顿时羞愧交加，对天自艾：“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说完操起一把斧子把被执的胳膊砍断了（《新五代史·杂传》）。
在五代之际，李氏的行为可称“壮烈”，但如果搁到以后也还算不了什么。宋建炎三年春，一伙盗贼进掠临淮县，王宣劝妻曹氏离开内室暂避一下，曹氏慨然答曰“我听说妇人守礼当至死不出闺房”，坚决不肯离开。盗贼来了，王宣躲避起来，曹氏坚卧不起，最后被盗贼活活杀害（《宋史·列女传》）。幽闭闺房，恪守防闲礼规，而能临危不惧，至死不渝，不可谓不虔诚，不可谓不壮烈。还有更甚者：元人杨某妻马氏，大德七年十月患乳腺炎，病情恶化，有人劝她立即就医治疗，不然生命将有危险。马氏坚辞不从说：“吾为妇人，宁死此疾也不可让男子见。”最后竟然疼死（《节妇马氏传》）。又，明人成氏，登封训导尤辅之妻。辅游学靖江，成氏伴随同行。一天深夜，江水猛涨，众人慌忙爬上屋顶，有的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穿。成氏整衣戴冠正欲上屋，见男女混杂，有人甚至不遮羞耻，问道：“你们怎么衣衫不整，如此狼狈？”众人皆说“实在来不及”。成氏深愧而叹：“天下哪有男女裸露团聚一起图生的道理！如此，不如让我独自留下等死吧！”洪水涌至，众皆号哭固请，成氏默然不应。第二天早晨，洪水终于退去，成氏却已坐死在床榻（《明史·列女传》）。
马氏病危不愿裸乳示于男人，成氏纵死不愿窥见男人赤身，都是为了同一个信念：贞操。在卫道者心目中，她们算“贞”得透彻，“烈”得果敢。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为了避免“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士大夫们更要求妇人逢乱必须殉节。马士英在南明做官，南京失守，他削发逃命，临逃前坐在楼下催逼妻子高氏自杀。高氏在楼上抱着孩子痛哭，马士英几次命婢仆敦促高氏速死，残忍至极。连史可法在扬州坚守，见“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早晚必死”，亦致信劝妻“早早决断，随我而去”（《史忠正公文集》）。自明以来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妇女遇贼已遭淫乱，尽管后来自尽仍以失贞视之。所以一些糊涂的妇女往往铁蹄未至，就争先恐后地寻死去了。李自成农民军尚未破城入京，宛平县就有查氏一家妻女九人在长妇带领下自缢了，最幼的女儿才十二岁。一门数“烈”，尸体横陈，其状惨不忍睹。这些妇女早就被封建礼教推上了精神绞架，她们被要求时刻准备在绞架下立起一座闪烁着“道德”之光的“贞节牌坊”，而代价便是付出自己无辜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