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余杰的关注大不如昔，许多人很长时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最后一次在国内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是美国总统小布什接见他和其他几位华人。据说这次会见是以基督徒的名义，但从媒体报道的情形来看，这并不是简单的宗教人士之间的普通交流，其政治做秀的成分更多。有人说读到那则消息，实在感觉有点悲哀，这当初的“愤青教父”如今变成什么了？余杰刚出道时让人眼前一亮，余的怪、狂被无数的青年人所欣赏。岁月无情，这个怪人不再怪，狂人不再狂，连写的书也一本不如一本。难道是皈依基督的结果吗？我无意诋毁基督教，或许正是因为基督教，余杰已经成了美国人，虽然他还关注中国的事情，但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热衷推销基督教，已不是他标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但余杰成为基督徒到国外去发展不仅仅有他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在国内的境遇不好，看不到发展的希望。从这一点来说，余杰成为基督徒，远走美国，是必然也是偶然。“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有人说我们其实都一点不难判断出余杰这类人“基督徒”面目的真伪……一个动不动就流露出自己“精英” “基督徒” “异议人士”“三位一体”身份高人一等感觉，平时言谈举止又十分偏激缺少宽容（比如他前一段对所有中国作家的否定）的人，脑子里显然没有装进过多少耶稣的教诲……大家只要把他们和北美土地上那些善良的本地基督徒比较一下，就知道这类人的虚伪和荒唐。
本文无意于考察余杰的基督信仰，因为这是个人的自由，是一件与他人无关的事情。笔者感兴趣的是作为基督徒的余杰是如何成为学术文化明星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在国人尤其是在大学生中间影响深远的伪启蒙者的。
曾几何时，许许多多的人喜欢谈论启蒙、思考之类的话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动辄就摆出一幅“启蒙”谁谁的架势，紧皱起自己尚显稚气的眉头，作出一幅思考者的样子来。当代大学生之所以以谈论思考、启蒙为时髦，作为以余杰为代表的一代所谓“青年批评家”们，有着很大的“功劳”。
正是他们“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气势吸引了当代大学生的目光。再加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界一再讨论的知识分子角色意识问题，其中在上海的几位先生特别是陈思和、王晓明他们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史写作”都给知识界带来了冲击。以李新宇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话语研究更是促醒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90年代的“王小波热”也给当代大学生以警醒的思考。
老实说，以余杰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人的凸显并没有给更为年轻的当代大学生带一个好头。当然，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像余杰这样的几个人身上也是很不现实的。余杰，给他们树立了一个可能的方向，但这并不就是说他做得很好。相反，余杰的文字充满了太多的材料的堆砌，这使他自己的思想变得有点儿消化不良。我曾在一篇有关余杰的文章中谈到他的学术根底不扎实的问题，这在现在看来，依然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作为余杰，他可以成功。但当代大学生若是以为通过类似的途径就可以沽名钓誉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余杰，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出版了著作，名扬四海了。他自称是用“三支笔”进行创作，一支为锐利的杂文笔法，一支为深情的散文笔法，一支为严密的论文笔法。游弋于文坛与学界的边缘，坚持思想启蒙的使命。余杰正式出版的《火与冰》被称为“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第二个王小波”。但余杰给我的感觉好像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写作者，虽然他的文字有相当的锐气，“笔带风雷，字带利刃”，因此有人就称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喜欢思索的年轻的“精神界战士”。我总以为这样的说法太过了，也许是寂寞的学界太需要敢于出头说话的年轻人了，因此看到一点希望就大声鼓吹起来。
考察余杰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他确实对不合理的社会存在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抨击。他所著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文明的创痛》，“无不渗透着作为一个公民，一个青年思想者对社会生活、制度及文明的真知灼见”。从《火与冰》问世到现在，中国的批评界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对于“黑马文丛”特别是对于余杰的批评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否定余杰的文章中我们仍然看到有一些批评是出于对余杰的爱惜，并没有将其一棍子打死的恶意。至于有些批评家将余杰与王小波相提并论，说余杰是“第二个王小波”，则有唐突之嫌。余杰不同于王小波，余杰没有王小波那种“博大的、简单的、诚实的”智慧。若把余杰和王小波放在一起，很容易就发现余杰离王小波很远，余杰的文字与王小波没法比。王小波的语言是一种智者的言说，读他的文章，你会感到“轻松的沉重”，而余杰则给人一种“沉重的轻松”感。需要指出的是，他们都“把目光投向‘历史’的光亮照耀不到的地方，把笔触伸向权威或‘权威话语’鞭长莫及之处，在那些沉默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探索生活和生命的真谛，叩问人们的所作所为的真正意义”。说白了，余杰他们的写作，就是为常识的写作。恰恰是这种写作，给窒息在缺乏“营养”的“温室”中的当代大学生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余杰说出了他们想说但又没有胆量说出来，或者说有这样的意识却还没有形成自己话语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余杰曾经是一个有头脑的青年思想者。
自由出版人贺雄飞先生在“黑马文丛”序言中这样评价余杰：“余杰同其他的作家的区别在于，许多人的文章是用一堆堆可有可无的话堆砌的，而他则是用实用而广博的学识和一句句精美的格言炼成的。这一区别，就足以令许多有诺贝尔情结的中国作家汗颜——”这个评价，是有点儿过头的。作为自由出版人的贺雄飞先生，大可以说一些不负责任的大话，这样一来也可以多销几本自己策划的书。但是，若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余杰并不是如他所言说的那样子。
也许此时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和更为年长的知识分子比起来，余杰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启蒙角色的扮演者？我们有必要再来考察一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启蒙角色意识的确立。
勿庸讳言，启蒙意识的觉醒是“五四”的产物，是受到西方深刻影响和“启蒙”后的结果。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几乎无一不是在东西文化的撞击中发生的。民族的危机，国家的落后，逼使他们不能不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并在这种比较中寻找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而启蒙意识的觉醒，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这种意识曾经因为种种政治变革而中断。“文革”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再度崛起，是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条血脉。但是，我们考察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早已远去了。一些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因此感到了陷入“无物之阵”的恐慌。他们在作出种种努力以后发现，到处都是商品经济大潮的洪流和追逐物质的欲望，在启蒙立场还没有受到“被启蒙”者的怀疑以前，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立场的危机。知识分子重返“庙堂”的道路消失了，只剩下传统积淀下来的思维习惯。知识分子的文化中心地位变得虚幻起来。而启蒙的主体和客体也变得模糊起来。这种危机感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80年代末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正如陈思和在《致日本学者坂井洋史》一文中所说：“提出人文精神寻思的话题，从远处看可以反思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失落的历史过程，近处说是对知识分子当前自身处境的讨论和反省。”不管这样的提法是否准确，但它确实触及到了当前知识分子普遍关心和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提倡人文精神究竟提倡些什么内容呢？陈思和认为：提倡人文精神并不是构成对具体生活方式的侵犯，人文精神不是生活方式。而是对人类生存行为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提倡人文精神，就是应该提倡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日益萎缩的现实战斗精神，至少在社会风气中的层面上为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斗争。”
仔细考察陈思和先生所言说的“人文精神”，我们会发现在文字的背后仍是深深的失落感。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一旦受到现实的冲击和“被启蒙”者的怀疑，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慌乱和焦灼之中。于是就有人提出来启蒙并不是知识分子在本世纪所扮演的唯一角色，甚至认为即使在五四时期也并非如此。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尝不是一种逃脱的遁词。考察20世纪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并不是第一次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即使在风雨飘摇的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也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岗位来履行自己的使命。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不能模糊的。王彬彬在《当代中国知识者的主体定位》一文中谈到：“一个知识分子，他超越一己的厉害的经验，关心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生存，他是人文价值的守护者、体现者，他与种种有辱于人的尊严、有悖于真理和正义以及违背他的人文理想的行为做不妥协的抗争。”对此，许纪霖先生在《第三种尊严》中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超越现实，具有批判性的。”有人因此把知识分子精神理解为怀疑一切和批判一切。这是一个误区。评论家王干在《平面人与精神侏儒》一文中谈到，知识分子作为传统的社会角色正如利奥塔德所陈述的那样已经死亡，但知识分子精神作为一种人格力量，作为一种非神非鬼的人的气质并不会过时，更不会消亡。这个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尽管知识分子可以找到种种对大众进行启蒙的方式和途径，但他们却不得不承认在现在谈论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现在，我们可以对启蒙进行一个大致的概括了。对此，我很认同王富仁先生的观点：
“启蒙是少数人启多数人之蒙，它是以少数启蒙者的‘正确’为前提的。在这种立场上，多数群众被视为蒙昧的。但在一个文化环境中‘正确’永远是以多数人的共同认识为判定标准的。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少数启蒙者恰恰是不正确的，是一些‘疯子’。也就是说，‘启蒙’必须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有一种相同的、更根本的文化价值标准，并且被启蒙者必须把启蒙当作一个正常的、有理智乃至比自己有更高理智的人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又是与启蒙这个概念完全不相符的另一种状况。”
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恰恰是启蒙者被被启蒙者视为“疯子”的时代。因此，以那种低俗的迎合大众的方式去启蒙大众，是一种背叛启蒙的行为，是一种伪启蒙，虽然他的用心是好的。那种充满功利心的启蒙是不可取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余杰的凸显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启蒙传统。
王彬彬按照中国知识者为自己选定的立足点，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文人型、传统举业型、学术文化明星型、哈姆雷特型和堂吉珂德型。从余杰凸显的方式和他自己选择的立足点很容易看出，他是属于学术文化明星型的。
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够以那么快的速度凸显出来的原因。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余杰并没有给更为年轻的一代树立良好的榜样，他还不具备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信仰和坚守。因此，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并不可以简单地模仿和认同余杰的道路。
最后，笔者愿用王晓明先生的一段话结束此文：
“我总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知识分子，就因为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种狭隘的功利关系，依照整个人类生存的需要来设计社会的蓝图。在这超越和设计的过程中间，知识分子必然会归纳出某种公理，从中领悟到某种抽象的精神价值。他把这价值看得越清楚，就越会热烈地崇拜它，把它当作自己的守护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征得它的首肯；无论发生什么主张，总愿意以它为出发点；无论流行风气怎样与它抵触，都虔诚地相信它——我们所以把一个人看作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有这点理智的信仰，靠着头脑中那尊思之神的鼓励，他能够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中站稳双脚，不为所动，倘在那班识时务的聪明人看来，他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迂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