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根据周梅森长篇小说《我主沉浮》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开播，周梅森在徐州开了一个研讨会。笔者在那次研讨会上指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周梅森现在所从事的所谓政治小说的写作不如早期创作的历史与煤矿题材的作品更有文学史价值。这个观点得到周梅森的认可，但私下里周梅森和我交谈时表示，其实他的心目中在乎的只是读者和观众，只要读者喜欢读他的小说，只要观众喜欢看他的电视剧，他不管什么文学史。我注意到，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来看，有关周梅森的严肃的学术批评并不是很多，关注他的报刊好像都是娱乐类媒体，我以为这与周梅森的创作实绩不相符合。尽管学院派对周梅森目前的创作并不看好，但周梅森一往无前的姿态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毫无疑问，周梅森早期的历史和煤矿题材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现实主义不仅体现在选题上，更多地体现在写法上。周梅森前期的作品从来不避讳什么阴暗面问题，但我不无遗憾地看到，他后期的作品与此相去甚远。这些作品表面上看来关注的也是现实生活，并且周梅森自己也把他的写作命名为“政治小说”。既然是“政治”小说，当然会取材于当代的政治现实，但仔细考察这些所谓政治小说，其骨子里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底色。这种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小说情节的安排和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体现于在他的作品中光明总是能够战胜邪恶。这让我想起当年的鲁迅，以及他小说中的光明的尾巴。
一、周梅森的创作底线
周梅森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正不压邪的问题，这涉及到他对生活和时代的评价，周梅森说过：“我认为当前的时代是好的，改革开放成就辉煌，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法制一天比一天健全。我在作品中并不回避问题的存在，可是我更想让人们看到的是我们身边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一大批优秀的执法工作者，他们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为我们的时代作出卓越的贡献。”正是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周梅森所有作品都是在肯定进步的前提下谈问题。周梅森自己也承认，他在小说中塑造的都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下笔时往往有一个度：虽然现实生活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周梅森觉得作品必须给人以力量，他的作品中必须出现理想人物、理想人格。基于这一点，我想谁都不会否认周梅森的创作带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家的浪漫对于现实生活，也许会构成一种粉饰，往往会消磨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警惕。周梅森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创作，不得不面对欺骗读者的危险。当然，理想主义者周梅森不会察觉这一点，他曾经说过，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我们中国还是能够出现像李东方、齐全盛、刘重天这样的理想干部的。周梅森的话不无道理。我觉得，周梅森的作品至少给各级官员树立了一个标杆，告诉他们真正的好官是什么样子的。毛泽东当年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周梅森觉得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相当多的干部已经不是人民公仆，而是人民的老爷。许多问题不能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虽然《至高利益》差点被“毙”，虽然《绝对权力》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和8个月的严格审查，但是不管历经多少磨难，《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都和观众见面了，这些，我想都离不开周梅森所确立的这个创作底线：“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那就是，我们充分肯定政治文明、民主法制、经济生活等都在不断前进，然后才谈问题”。当然，这在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法制在一步步健全，民主文明在一步步前进。
从直面人生现实主义的周梅森到粉饰现实浪漫主义的周梅森，这中间饱含了多少人间阅历和生存经验？也许这样的问题只有周梅森自己能回答。但我还是想从他的创作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相信，作为作家的周梅森，不会一味抛开残酷现实来建构他的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
二、早期直面现实的周梅森
周梅森，1956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从事过房地产开发、实业经营、证券投资等。1984年起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
很多人把周梅森称为当今中国政治小说的第一人，其实他最早涉猎的是历史题材。周梅森的文学经历和曾经红极一时的80后代表作家韩寒颇有几分相似，他也是从14岁开始写长篇小说，“但我没韩寒那么幸运，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周梅森的父母是扬州人，作为勘探工作者，后来一起来到苏北开发煤矿，周梅森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江苏徐州韩桥煤矿度过的。“14岁那年我就已经能自食其力了，那时候我们在煤矿半工半读，每月下矿井可以挣9块钱生活费。”周梅森说：“我的文学梦也是从那时开始的。那会儿，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红极一时，我白天下井，晚上就模仿着写小说。由于整天和矿工一起下井挖煤，因而有了许多同龄孩子不曾有的经历。而且，老矿工们还给我讲了许多非常感人的故事，我就一一记下来。大家知道我爱写东西，便让我进了矿工创作室。后来，又被调到了《青春》杂志做编辑。”
1983年，《花城》刊发了周梅森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文中那深邃的观点和独特的视角震动了当时文坛。于是他的名字引起广泛关注，在那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选中，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名列第一，名不见经传的周梅森荣居第二，莫言的《红高粱》排在第四名。第二年，周梅森创作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军歌》再度折桂，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大奖。此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抗战题材的小说。
这些作品都取材于现实以及历史，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其中《沉沦的土地》、《庄严的毁灭》和《黑坟》等都是以煤矿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受到广泛赞扬。著名评论家冯牧在评论周梅森的作品时，十分赞赏地说：“（周梅森）大有当年茅盾写《子夜》的气魄”。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周梅森是当代的鲁迅，因为他敢于直面生活的深层矛盾。”这些评价不可谓不高，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早期的周梅森的确有鲁迅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风范。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煤矿题材到90年代初期的历史题材，直到90年代中期进行的当代政治题材的创作，应该说周梅森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但我总是固执地认为，周梅森早期的作品似乎更有味道，更富有文学的意味。
周梅森写当代小说是1989年以后。1990年代初，已在江苏作协谋得专业作家这一不错差事的周梅森，被卷进“下海”的大潮，他先赴深圳、又跑到上海，与朋友一道搞起了房地产开发。后来，股市进入中国，周梅森同时又做起了证券投资，成为南京首批进入“大户室”的炒股大户。1996年，周梅森回到徐州过节，家乡的变化让他惊叹不已，一股按捺不住的创作激情油然而生。他想，如果以作家的身份采访，得来的东西大多都是间接的，何不直接来个“挂职”体验生活。于是，他来到徐州市政府做起了副秘书长。开常委会、下基层，但凡秘书长该干的活儿周梅森一样不落。两年中，他跑遍了徐州的边边角角。五年投身商海的一波三折加上两年的挂职政府官员的生活，成就了周梅森的首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该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响强烈，甚至还引起了一场“对号入座”的诉讼风波。这就导致了周梅森毅然决然的创作转型。
三、三个原因促成周梅森转型
1994年，周梅森回家乡，家乡正热火朝天地集资建三环路。当时家乡还比较闭塞，老百姓对修路的意义不大了解，因此怨声载道，还有人告主要领导的状。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梅森和那位领导谈了话，“这次谈话，使我认识到改革的艰难……不仅改变了我对官员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文学道路……
接着，我就接到领导邀请，到市委挂职，当了一段时间秘书长”。家乡修路事件触动周梅森开始写政治小说。
这是周梅森转型的一个直接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人间正道》的“对号入座”事件。这次事件让周梅森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官场。
《人间正道》出版之后引发了一场“对号入座”的大争论。当时有40多个厅局级干部联名告他，3个宣传部长提出要修改小说，新华社还发了内参。
事件出来之后，周梅森觉得自己很委屈，而且也气愤，他的口气也很硬：“这只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一个字不改，要么你们起诉我。”于是周梅森在当地被“封杀”了，不准播电视剧，不得刊登关于周梅森的报道。但是，当《人间正道》通过中央台播出产生很大的轰动之后，“封杀”他的人又说，“事实证明，我们抓这部作品抓对了”。这种反差让周梅森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场风波开始让周梅森深入思考现实生活，让周梅森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官场，他说要是没有《人间正道》这场风波，他肯定就不写政治小说而是继续写他的历史小说了。
“对号入座”事件还促使周梅森从更全面、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社会：“选择的题材，必须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从宏观上发现问题，这样我在下笔的时候就得相当慎重，不能把自己偏激的情绪带到书中。”
周梅森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喜欢多方面参与到现实生活中的人。
周梅森之所以搞影视剧，是因为他意识到电视媒体是无法忽略的强势媒体，而重视电视媒体，就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制作一部电视剧谁说了算？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在电视剧的运作过程中，答案很简单：是资本说了算，这无可厚非，因为拍一部电视剧投资人总是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责任。显然，电视剧的话语权在资本手上，而不在作家手上。从作家的角度，周梅森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借助影视的力量尽可能地扩大其市场份额，毕竟不考虑市场的作家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市场经济时代。关注市场的同时又不能把那些完全迎合市场的垃圾作品非常草率地拿到市场上，所以这时候作家的话语权就显得很重要。一个对自己作品负责任的作家，有必要参与到这种市场运作过程中去，进而争取最大限度的话语权。周梅森参与影视剧的市场运作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挣钱，而是希望把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得更好，在市场运作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的完整性、独立性，并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所接受。
转型后的周梅森作品火爆书市和荧屏，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他的身上挂满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光环：当代中国最具品牌效应的编剧、中国畅销书前十名作家、2003年度文化风云人物，有关媒体称他为“政治片”和“反腐剧”的掌门人。作为作家的周梅森创作出了令导演拍案叫绝的剧本，作为编剧的周梅森成为作家中的制片人，作为制片人的周梅森和他的合作伙伴统领一支影视大军，向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影视市场发起了一轮轮的冲击。
荣耀不可谓不多，但我总觉得，在周梅森这些表面的繁华背后，总有那么一点点失落感。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周梅森的后期小说作品。考察一个作家的价值，最终总要回到作品上面来。
四、周梅森政治小说管窥
在许多人感叹“严肃文学没有了市场”的今天，以写政治类小说而声名鹊起的作家周梅森，近10年来却是备受读者的欢迎。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借助影视传媒手段，拍成一部又一部连续剧，频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收视率居高不下。长篇小说《国家公诉》，第一版就印了12万册，并同时由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江苏省人民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30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地热播。与此同时，四川省委把他的作品《绝对权力》作为教育党政干部的教材，广东省委专门给党员发放周梅森作品的影碟，要求党员干部认真观看思考。《中国制造》连续20余次印刷，累计发行30万册。《绝对权力》半年内加印6版，累计15万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有人以为周梅森是在题材上占了便宜，他写的都是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这个判断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周梅森的作品很难归类。有人说他是写反腐的，有人说他是写官场的，也有人说他是写灾难的，他认为都不准确，都是第一阅读层面上的感觉和意义。其实，他近来的大部分作品，关注的都是一个问题：体制。《人间正道》写了一群干事的人和不干事的人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不干事就是最大的腐败”；《中国制造》写了两个共产党干部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观念的碰撞和冲突，探索了制约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体制问题；《最高利益》写了一个市委书记上任后，面对一座城市历届一把手的政绩工程的抉择，追问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绝对权力》以反腐为主线，探讨的是作为党的高级官员如何正确地行使权力、维护权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国家公诉》中，周梅森写了一场大火造成150多人死亡的灾难，试图通过这场灾难进一步剖析体制上有哪些问题需要改革和改进，着重对渎职行为和滥用权力进行重新认识，它最终要说明的是如何能够真正实现“以法治国”，而不让它仅仅成为一句口号。
周梅森特别擅长在一个突发事件的背景下，去展开和描写出形形色色的官场人物。如《国家公诉》，作者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发生所导致的长山市的官场剧变，揭示出案件背后各种利益集团的倾轧冲突，以及权钱交易等惊人的腐败现象，并以办案为主线，塑造出一位不畏权贵、忠于事实、忠于法律、一身正气的女检察官的形象——叶子菁。叶是长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这起案件的侦察过程中，无意中卷入前市长和前市委书记的斗争，办案因此遇到了重重阻力。如果冲破阻力一查到底，自己身家性命可能就此不保。是秉公执法还是明哲保身，叶子菁面对着上级、下属、单位、家庭的巨大压力……小说在情节设置上环环相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成功之处在于将官场中最腐败、最黑暗的一幕呈现给读者，读后令人感觉触目惊心，热血沸腾。
周梅森政治小说对为官者的道德品质相当看重，理想人物往往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比如《至高利益》中的李东方，《绝对权力》中的齐全盛、刘重天，《国家公诉》里的唐朝阳等；而反面人物的政治品德往往十分低劣，比如《至高利益》中的赵达功，《绝对权力》中的赵芬芳，《国家公诉》里的王长恭等。周梅森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为官，他道德品质再坏，产生的危害也有限；做了官，如果他的道德品质很差，那造成的危害就相当大了。比如赵达功这样的人物，他不贪也想干一番事业，自己的妻子贪污，他立即移交司法机关；他对省委书记的反击也很有道理，但是观众看完了《至高利益》后却觉得他很坏。赵达功的妻子批评他：“你就把这个省当作你自己的家，你在挥霍人民的血汗钱的时候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老百姓。”这就是为官者不讲政治道德。
但是周梅森也经常强调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电视剧《国家公诉》的主题歌是周梅森自己作的词，其中有一句“青天梦遮断了一个民族的钢铁之躯”。周梅森说，中国的“青天梦”太长了，总盼着出现包青天，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制度建设。
中国的反腐题材小说，采取的模式往往是出问题时一把手一般都在外地出差或者在党校学习，一开始不知道有那么多问题，回来之后登高一呼，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周梅森的小说虽然在极力避免采用这样的模式，但他却总不能舍弃那条光明的尾巴，不能完全做到对读者和观众讲心里的真话，有意掩饰生活中的矛盾。表层看这是周梅森的遗憾，深层次发掘，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我们体制的遗憾。
周梅森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样在发掘崇高的同时，又要从生活出发，把人当作人来写，而不是当作概念化的英雄来膜拜？
周梅森要对自己创作底线进行突破，除了慢慢淡出政治小说领域，在现在也许没有更好的选择。但周梅森会舍得放弃现在的这种风华正茂的政治小说的创作吗？特别是在此类作品正在走红的当今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