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常规用兵，是毛泽东用兵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说明了毛泽东具有高超的用兵艺术，他不愧为“用兵如神”，是“战术大师”；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是无法与敌人硬拼的，必须靠智谋胜敌。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仗，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次在战场上进行较大规模的直接较量。他以 3万余红军战胜了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军阀部队 30余万人，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毛泽东曾说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次 “得意之笔 ”。这次也是一次最典型的非常规战，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都理解不了。它奇在哪？采取了怎样的非常规法？为便于你详细了解和感悟，下面对这一次战役的全过程作较细地介绍。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次直接大交锋
自蒋介石于 1930年 10月打败了阎锡山、冯玉祥联军，从军阀混战脱身之后开始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全面进攻以来，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和湘江血战六大回合的反复较量。
但第一、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均未任一线指挥，从第四次围剿开始，毛泽东又大权旁落，因而，毛泽东与蒋介石真正在战场上直接较量，在这六大回合中可以说只有第三次反围剿一次。
但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第一次直接较量的结局，似乎已经预示了蒋介石在与毛泽东为对手的作战中注定要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次在战场上直接较量，所面临的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蒋介石不仅调集了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地方军阀部队约 150个团 30余万人的庞大兵力，而且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有空军助威，有全国政权做后盾，粮食被服弹药供应充足，运输比较方便。
而中央红军仅 3万多人，武器落后，弹药不足，粮食被服给养缺乏，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空军，没有汽车。
敌我兵力对比恰好是 10∶1，敌强我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 2、6军团会全；二是北进入川与红 4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后一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蒋介石在这三个方向都作了布防，而以主力部署在防堵红军去湘西与北渡长江的通道上。
东面，以湘军刘建绪的 4个师进至乌江东岸，沿江筑碉，阻我东进。
西面，是滇军参谋长孙渡率步兵、炮兵 6个旅 10个团 2.4万人的兵力，布防于黔西毕节一带堵剿。
南面，以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 2个纵队 8个师部署于贵阳、清镇、修文、贵定地区，以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以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以桂军廖磊 2个师进至黔南都匀地区；粤军 3个师于 1月 11日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
北面，蒋介石令其驻川参谋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军阀刘湘组织 “川南剿总 ”，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国民党 21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川南叙永、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
1月 12日，“川南剿总 ”组成，下辖 12个旅 36个团的兵力，布防长江沿岸，重点加强以叙永、泸州为中心的防御，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同时，蒋介石又令上官云相部 2个师由鄂豫入川，速向黔北松坎布防，令徐源泉部急向黔江、彭水一带防堵。
1月 19日，蒋介石下达 “长江南岸围剿计划 ”，企图逼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 “合剿而聚歼之 ”。他命令薛岳部中央军、黔军和湘军大部速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一部，担任 “堵剿 ”任务；以徐源泉部主力和上官云相部为预备军，待命出动。
在整个追剿长征红军期间，蒋介石把堡垒主义作为法宝，始终抓住不放。为了堵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他严令各部抓紧修筑碉堡，并在这一方向构筑了两道封锁线：沿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渡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为第二道封锁线。
从上部署可见，蒋介石企图在长江南岸把中央红军一举歼灭。
中央红军方面，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采纳了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的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
这是因为贵州地瘠发贫，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我党在贵州没有工作基础，红军处在两江（乌江、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敌人重兵围追，因而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而四川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可以接应；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派系众多，矛盾重重；蜀道崎岖，交通不便，蒋介石向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较多。
1月 20日，红军总部正式发布《渡江作战计划》，明确指出：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区，协同红 4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红 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方针，总部决定红军迅速向土城、赤水一带转移，争取在泸州和宜宾之间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北渡长江。
现在毛泽东指挥的 3余万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 30余万大军所进行的赤水之战，即将拉开战幕。
沿崎岖水路，一渡赤水
根据《渡江作战计划》，中革军委于 1月 20日夜向各部下达行动命令：要求“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于是，红军各部从遵义等地出发，沿着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前进。
右路纵队为红 1军团。从松坎地区出发，经石壕、温水、良村等地，于 24日进抵土城。黔敌刘翰吾虽占据了土城附近的有利地形，但已成惊弓之鸟，一见红军先头部队拔腿就跑，向赤水河对岸逃窜。26日，红 1军团到达赤水城郊。力图迅速占领赤水县城，为红军打开向西南进军的通道。
左路纵队为红 3军团。从滥板凳、遵义地区出发，经芝麻坪、花秋坝、临江场等地，27日到达土城以东地区。
中路纵队为红 9军团、中央纵队和红 5军团。从桐梓以北的楚米铺地区出发，经吼滩、良村、习水（今官渡）等地，27日也到达土城地区。
红 5军团，从娄山关地区出发，经桐梓、吼滩，27日到达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同川敌郭勋祺部形成对峙。同时，军委纵队也从遵义地区出发，进抵土城。
贵州位于大西南腹地，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就过冬 ”。原来这地方冬天虽然很少下大雪，但细雨碎雪经常不断，这样的雨雪落在坚硬的路面上会结一层薄冰，就像在路面上泼了一层桐油似的，滑得很，非常难走；落在松软的路面上又会使道路泥泞不堪，同样也很难走。当地群众都叫这种路为 “桐油凌 ”。毛泽东在随中央纵队从桐梓向土城行进的时候，就曾在这样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陈云在化名谦臣大夫的一篇文章《伟大的远征》里描写了这个细节，这是长征途中他所见过的最糟糕的一条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爬山，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当时天下着雪，泥浆没过毛泽东的双脚，毛泽东显然已经滑倒过。
目睹毛泽东摔跤的红军女战士李小侠，曾经作过更为详细生动的描绘。
李小侠是从遵义参加红军的一名女学生，当时就跟在毛泽东的后面行走。毛泽东是在爬一个小坡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的。而且摔倒时头还在山坡上磕了一下，渗出了血。李小侠见状赶紧走上去扶起毛泽东。“毛主席摔跤了，毛主席摔跤了！”队伍里立刻传开了。走在后面的周恩来赶紧招呼卫生员上去包扎。
毛泽东问李小侠：“我的头磕破了没有？”
李小侠摸了摸，照实说道：“主席，没有磕破，只出了点血。”
毛泽东乐了：“你真蠢，出了血还没有破？要脑袋开花才算破呀。”从后面赶上来的周恩来见伤势不重，便用拉拉腔开起玩笑来：“摔得好不好？”
前后都是中央领导同志和蔡畅等老大姐们，平时随便惯了，便呼应道：“摔得好！”
“摔得妙不妙？”
“摔得妙！”
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河的渡口——土城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已经包扎好的毛泽东笑道：“一次足矣，岂可再焉！恩来，你莫幸灾乐祸，小心自己来一个。”就在毛泽东摔跤不久的土城战斗中，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首战失利。不少文章称毛泽东摔跤似乎是土城失利的不祥之兆。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河畔的一个小镇。
一溜木板房依山临水，错错落落，沿着一条石板路逶迤到河边。这儿是商贾集散之地，盐商用木船将川盐从产地运到镇上，然后雇佣苦力，用尖底敞口喇叭形的背篼，背负着爬坡上坎，穿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村镇销售。
清代遵义著名的诗人郑珍在诗中所写的“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赤水河），就是赤水河载盐贩运的写照。
土城虽只是赤水河边的一个小小码头，然而由于其东、南、北三面山岭连绵，地势险峻，当黔北大道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革军委对攻占并巩固土城非常重视，把其作为实现北渡长江、进而 “赤化四川 ”的首要步骤。
27日，红军各路都到达土城地区后，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便不顾疲劳立即研究作战方案。
毛泽东首先了解了敌情。周恩来说：“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 2个旅对红 1军团前锋部队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另一部川军 2个旅尾追红军，其先头已达土城以东地区。”
毛泽东立即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刘伯承回答：“据侦察报告，约为 4个团。” “川军既然只有 2个旅 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 3、5两个军团打他，行吗？”毛泽东征询周恩来和刘伯承的意见。周恩来一时也拿不准，他寻思了一会，说道：“我想川军不比王家烈的 ‘双枪兵 ’
厉害好多，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伯承，川军的战斗力，你应该了解啦。”
刘伯承回答：“我离开川军多年，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权衡敌情和我军实力后，谨慎地说道：“现在敌人有几路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吃下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看了看展开在铁皮箱上的地图，接着说：“先头部队红 1军团正在奔袭赤水县城途中，不能参战；老九呢，让它担任这一战斗的预备队吧。只有叫老三和老五去打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老九、老三、老五，分别指的是红 9、3、 5军团。
周恩来思考片刻：“谁担任战场指挥？”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让老彭和尚昆挂帅喽。由彭德怀统一指挥。”
1月 28日晨 5时战斗打响。3、5军团奉命在土城镇东侧数里之遥的青杠坡阻击川军郭勋祺旅，先吃刘湘 “一口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口 ”却很难吃下。因为郭旅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面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只好与敌展开激战。在那一道道云遮雾锁、隐约迷离的山梁上，只听枪声哒哒，炮声隆隆。火光从雾霭中升起，烧破浓雾，使灰蒙蒙的天空现出一片红色。战斗打响不久，川军分三路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韩棚坳、猫猫岩、凤堑嘴、银盆顶等高地。
红 3、5军团在尖子山、石羔嘴、老鸦山、猴子垭等靠土城一面的山头上与敌对峙。红军接连数次向川军主要阵地银盆顶发起进攻，为了争夺小坳口高地，与敌展开肉搏，双方互有伤亡。
当红军浴血奋战，一鼓作气拿下银盆顶，并乘胜直追，将川军压到韩棚坳之际，川军增援部队赶到，立刻又使红军处于不利境地。3、5军团与川军激战半日，未能歼敌，反受敌所制。
这时才发现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原以为敌人是 2个旅 4个团约六七千人，现在确知是 6个团 l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还源源而来。同时发现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临战前认为刘湘部队的战斗力跟黔军“双枪兵”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比黔军强得多。
刘湘统领的川军同四川其他军阀部队一样，都是反共反人民、为封建割据势力效命的武装集团，并在川北被红军重创过，但它绝不是 “战斗力全无 ”的军队。
刘湘自 1920年从成千累万的尸堆里爬上军长宝座后，率师驰南骋北，逐鹿巴蜀，先后打败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黔军袁祖铭和川军熊克武、杨森、刘文辉等部军阀，拥兵百余团、10余万人。
长期以来，刘湘为在军阀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攫取四川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进而觊觎西南，问鼎中原，不惜花费巨资，网罗“人才”，苦心经营了一支庞大的、颇能征战的反动军队。所部无论数量、质量均属川军的佼佼者，战斗力不弱于国民党中央军。
1935年 1月初，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后，刘湘预料红军渡江入川，深感自己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一方面，中央红军入川，燎原的革命烈火，可能将他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即使红军遭到挫败，跟踪入川的蒋介石也不会再容许他的势力存在。因此，刘湘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计，决心全力阻止红军渡江。在土城与红军的首次交锋中，便不惜投入其嫡系精锐部队郭勋祺旅。
红军对敌情判断的失误已经造成危急。红 5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有利地形，步步向土城逼近。红军前面是强敌猛攻，后面是赤水河阻挡，已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在这危急关头，早已按捺不住的朱德总司令要求披甲亲征，上火线指挥。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答应。朱德急了，把帽子一摘，说：“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话说到这分上，毛泽东只好默默地点点头。他清楚总司令这时候亲临火线意味着什么。送行的场面很壮烈。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首脑人物及军委纵队的部分同志 200多人，列队土城镇，以壮行色。朱德面对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感动万分，连连说道：“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毛泽东也动情地说。 “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朱德向毛泽东等敬了个军礼，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后，义无反顾地向炮火连天的战场奔去。
炮火无情，毛泽东等担心地望着朱老总远去的背影。
1月 28日下午 l时左右，敌人向红 5军团阵地轮番进攻。敌人依仗兵力优势和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企图动摇红 5军团阵地。激战持续了一个下午，我军子弹和手榴弹快打完了，为节省子弹就用石头砸敌人，最后连石头也所剩不多了。
敌人四次冲锋都被打退了。
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我军阵地，也被红军战士的刺刀、石头砍回去。第六次冲锋，敌人以一团人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红军指战员挥舞大刀，向敌人冲去，砍得敌人抱头逃窜。肉搏中双方的鲜血染红了阵地。红军虽再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但因牺牲太大，阵地岌岌可危。
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命令干部团立即发起反冲锋。团长陈赓临危受命，立即与政委宋任穷一起率领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硬是把敌人压回其师部附近。后来敌又有 3个旅前来增援，一度反守为攻，但干部团仍拼死奋战，一直坚持到下午 2时许，红 1军团返回增援，干部团又与之协同作战，连续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这次反击作战，干部团立了大功。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干部团团长：“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部队。它是在长征前夕讨论组织转移的一次中革军委的会议上，临时决定成立的，由原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和特科学校等合并组成。陈赓被任命为干部团团长。该团的其他领导成员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毕士睇、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干部团下设 4个营和 1个上级干部队。第 1营为步兵营，营长李荣、政委刘道生；第 2营也是步兵营，政委丁秋生；第 3营为政治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第 4营为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政委黄骅；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政委余鸿泽（后为莫文骅），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包括团长陈赓在内的干部团不少成员，是遭 “左倾 ”错误领导者打击迫害的受害者，有些甚至是被作为 “包袱 ”“累赘 ”而欲抛弃的。例如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就是一个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公审，并判处了徒刑，成了失去党籍和军籍的“犯人 ”。从陈赓当时的处境看，带领这样一支队伍，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和多么巨大的勇气与智慧啊！
长征开始时，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被编入由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 1野战纵队第 4梯队（代号公馆）。在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的统一指挥下，作为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干部团随军行动。
在长征途中，尽管环境异常艰苦，学习条件差，但在陈赓的领导下，干部团始终保持了随营学校的性质，结合作战、行军、宿营、警戒、侦察等实际情况，坚持教育训练，使干部团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在担负保卫中央机构安全任务的同时，还曾多次配合主力军团作战，常在关键时刻建立卓著功勋。土城战斗便是突出的一例。
土城战斗一直持续到 28日的黄昏，顽强的红军将士们虽击溃敌军一部，但敌主力仍在顽抗，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面对此情，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因而当机立断决定：土城不能再打下去了！
毛泽东立即召集中革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开会。毛泽东分析了土城不能再打的原因，指出：土城之所以不能再打，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接着，会议开始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根据各路敌军奔集川南追堵我军的新情况，原计划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方案行不通了。毛泽东果断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在行动方向明确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组织一渡赤水的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于 29日拂晓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后，在位于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渡河指挥所。
根据会议决定，朱德总司令于 1月 29日 3时发布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于是，各自按照分工立即展开了行动。
朱德和刘伯承重返前线指挥。
周恩来亲自带领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来到赤水河边勘察。发现土城西南不远的一沙滩处，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且两岸有疏散的道路和阻击尾敌的有利地形，具有良好的架桥条件，即连夜亲自督促并参与架桥。拂晓前，一座能同时通过三路纵队的轻便浮桥便出现在赤水河上。与此同时，朱德指挥部队在深溪渡口也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陈云带领医疗和供给部门的同志，深入前线，抢救、抢运伤员，逐个作了善后安置，又把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投入了赤水河中，并于凌晨 4点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随即赶到渡口。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还下着小雨。警卫员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打着雨伞，伴随毛泽东登上了浮桥。毛泽东让警卫员撤去雨伞，说道： “雨不大，淋淋雨清爽嘛！”接着，毛泽东长吁了一口气，在小雨中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到赤水河对岸。
1月 29日拂晓前，红军各路纵队紧张有序地全部渡过了赤水河。为了防止敌人尾追渡河，红军炸掉了浮桥及所有渡河器材，并向老乡作出了赔偿。追敌来到赤水河边时，看到滔滔的河水，只好隔岸兴叹。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调整了部署，分左右两路纵队，进入川南古蔺县境。左路纵队由军委纵队、红 3、5、9军团组成，渡过古蔺河，经太平、大村、丫叉、镇龙山、白沙等地，进入古蔺县；右路纵队由红 1军团组成，经古蔺店子坝、桂花、大寨等地，向叙永县的三岔河前进。
土城失利与毛泽东摔跤当然没有直接联系，但土城战斗毕竟是遵义会议后恢复了军权的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个作战行动，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评说。
毋庸讳言，土城之战确是一场出师不利的恶战。中央红军不仅在人员、物资、士气方面受到很大损失，而且被迫改变了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而转向西进。然而，一名伟大的军事家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不打一次败仗，而在于打了败仗之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适时改变作战计划，从不利的战局中摆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毛泽东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认真总结了土城作战的教训。
毛泽东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 4个团，实际上是 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 1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这三条教训，一条是客观原因（敌情），两条是主观原因（轻敌和分散兵力），包含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一渡赤水是在土城失利、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它虽无法与其后的几渡赤水所采取的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巧妙地调动敌人、打击敌人的辉煌战果相比，却是战略家毛泽东变不利为有利、扭失败为胜利、弃被动为主动的一个卓越指挥范例。
毛泽东俯瞰战场风云，在危急情况下，镇定自若，应付裕如，当发现原来对敌情的判断与战场情况不符时，以过人的胆略果断改变计划，撤出战斗，渡过赤水，不与敌人死打硬拼，是完全正确的。
向敌薄弱部位，二渡赤水
早在湘江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就专邀四川军阀刘湘去南京，商讨堵截红军事宜。刘湘谒蒋之后，被任命为四川 “剿匪 ”总司令，并担任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湘江战役之后，刘湘便决定采取 “北守南攻 ”的方针，即对红 4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取攻势，企图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以前，就要把它堵住，并且扬言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为此，他任命潘文华为川南 “剿匪 ”总指挥，并将潘文华所部 36个团，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严密封锁长江；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动员了民团和地方武装，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一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县境。先后在三岔河、叙永城遭敌截击，而且援叙敌军不断增加，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分析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正适合于敌人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战略要求，因而毅然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省扎西地区前进。
2月 6日，军委电令红 1、3军团向扎西靠近，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性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2月 7日，军委又电告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 8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扎西地区集结。 2月 9日，中革军委进驻扎西县城。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题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四川军阀刘湘重要发言，他总结了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当前敌情，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提出了中央红军当前应取的战略方针。他说：“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 “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应是当前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针对有的人存在的思想顾虑继续分析说：“我们来到三省交界的山顶上，把国民党军也带到山下来了，国民党军敢不敢上山？他们是不敢的，他们上山吃什么？他们一定要在山脚下等我们。这样，有人就担心，我们能不能冲出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山连山，他们哪里守得住，我们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冲出去，出去了还不让敌人知道。因此，这就要轻装，要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做出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动作战，回师东进，重返黔北的决策，还决定整编机构，加强基层连队的工作。
2月 10日，军委在扎西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根据命令，各部队进行了缩编，除红 1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编制。红 1军团编为 2个师 6个团；红 3军团由 3个师缩编成 4个团，红 5军团和红 9军团各缩编成 3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整编中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整编中，部队再次进行了轻装，把那些笨重的辎重，如大炮、兵工厂设备、印刷机等都坚决甩掉了，进一步提高了部队轻身疾进、机动作战的能力。
在扎西地区，红军一边休整，一边进行了扩军、筹款及发动和武装群众的工作，扩充新战士 3000多人；还组织了中共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开展游击活动。
这一切，都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做好了准备。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主要负责 “围剿 ”红 2、6军团，而以部分兵力参加对中央红军的 “追剿 ”；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公署主任，专门对付中央红军；以甘肃军阀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陕军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红 25军和红 4方面军。
蒋介石对专门对付中央红军的第二路军的作战序列也重新作了划分：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 1纵队，周浑元部为第 2纵队，滇军孙渡部为第 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为第 4纵队，湘军李云杰部为第 5纵队，川军郭勋祺部为第 6纵队，湘军李韫珩部为第 7纵队。
蒋介石的企图是：将中央红军包围和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
为把中央红军消灭于扎西地区，蒋介石还亲自作了分进合击的部署，以第 1、2纵队从扎西东面和东南方向向红军攻击，以第 3纵队从扎西西南方向的镇雄向红军进攻。
以川军各旅从扎西的东北和西北方向向红军逼近，以第 4纵队为预备队，在 1、2纵队后面跟进。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各路大军纷纷向滇东北杀奔而来。于 2月 6日才就任 “剿匪军 ”第二路军总司令的龙云认为，滇东北地形险峻，交通不便，气候多变，给养困难，红军多系客籍，语言不通，行动艰难；而滇军熟悉地形，语言相通，地方民团早有组织，各路大军正向扎西地区并进，因此他认为红军 “已入死地 ”，“不久即可一网打尽 ”。国民党军事当局甚至于 2月 13日公开宣布 “13、14两日，当有剧战 ”，断言共军 “决难越雷池一步 ”“可一鼓荡平 ”。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逼近扎西的时候，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已定下了重返黔北打一次大仗的决心和部署。且看红军的神速行动：
2月 10日，中央红军开始部署东进。命令各军团 “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 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
2月 11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东进。军委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指出川黔边为红军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作战。2月 14日，红军已越出 “雷池 ”，抵达古蔺、营山、摩泥、黑尼哨等地。
2月 15日，军委发布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规定：“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由林滩经太平渡至川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2月 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告阐述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原因，中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指出“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说明 “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二渡赤水河渡口——太平渡2月 18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指示》在分析了周围的敌情以后指出：“现我处此各方有敌的河套中，急需远离追敌，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我各军团首长必须认识这一战役的严重性，须在明（19）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在 20（日）夜及 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18日下午 2时，红 1军团前卫 2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敌，红 2师迅速控制了渡口两岸。原来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黔军王家烈为红军离开黔境暗自庆幸，他命令副师长魏金镛、侯汉佑各带 1个团，至二郎滩东岸布防，防堵红军重返贵州，而在太平渡方向则没有派兵防守，为红军渡河敞开了大门。
19日，红 3军团 2个先锋团 ——红 12团和红 13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架设浮桥。二郎滩东岸制高点有黔敌 2个团把守。红军在渡过了 1个营之后，又迅速渡过了后续 2个营。尽管这是一个背水阵，但红军渡河之后仍果断地向敌人发动了冲锋，敌人似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
20日，中央红军已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敌人企图在滇东北地区把中央红军 “一鼓荡平 ”的计划落空了。
2月的黔北，已可明显地感觉到萌动的春意。一望无际的群山已开始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含苞欲放的野花随处可见。在暖融融的阳光照耀下的习水县回龙场，红 3军团正在召开干部动员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作动员报告。毛泽东深刻地说明了当前战斗的重要意义。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红军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黔北地区，只有黔敌一军，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沿岸，而 3万多红军捏成了一个拳头，兵力变为相对优势；敌军兵力分散在滇东北、川南、黔北及乌江沿岸，五个指头全部张开，黔北是最弱的一个指头，我们要从这个最弱的指头开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最后他号召大家勇敢战斗，为消灭黔敌王家烈军而努力。干部会后，各连队分别进行了动员。广大指战员纷纷请战，摩拳擦掌，斗志昂扬。
进入黔北后，中央红军进军的主要目标，就是桐梓和遵义。2月 21日，军委决定：
“现我野战军任务主要是迅速脱离川敌，进攻桐梓，遭遇黔敌，对追我之敌则侦察戒备并掩护，在有利条件下则准备回击，消灭其一部。因此为争取先机，我 1、3军团应日行 35公里左右，用 4天行程逼近桐梓，期于 25日会攻桐梓，并准备沿途遭遇黔敌。”人说毛泽东指挥打仗总是专拣 “软柿子 ”，黔军王家烈这次也是死到临头了。
王家烈是贵州桐梓县人，早年曾做过 3年家庭教师。1914年弃教从戎进入贵州省防军当兵，因通文墨，办事干练，先是被选人黔军模范营当学兵，后又被送到贵州讲武学堂将校班学习。随后青云直上，从一名小兵逐步提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 33岁时便当上第 25军第 2师师长，1928年又当上第 9路军前敌总指挥。1930年 7月被蒋介石委之湘黔边 “剿匪 ”司令一职，率部参加对红军第 3军团的围剿，曾是彭德怀的老对手。1931年国民党 “四大 ”之后，王家烈在蒋介石支持下，成为第 25军的军长，又当上贵州省主席。
集贵州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王家烈，虽身材魁梧，总是一身戎装，然而其黔军部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贵州以产鸦片著名，鸦片税是贵州军阀的主要来源。种鸦片要付“种植税 ”，运鸦片过关卡要收 “通关税 ”，吸鸦片要收 “烟灯税 ”：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也要收税一个银元……那年月，真是鸦片遍贵州，甚至可作为通用的货币购物。贵州军阀靠鸦片收税来养军队，而军队吸食鸦片成风又使之自食恶果。黔军以步枪、烟枪必备的 “双枪兵 ”出名，个个面黄肌瘦，人称 “战无不败的豆腐兵”！
2月 21日，王家烈正在桐梓小水老家为其母祝寿，接到贵阳薛岳转蒋介石来电： “红军回师东渡赤水，似有取道川黔边界往酉阳、秀山与贺龙、萧克汇合模样。”蒋介石命王家烈率部在松坎以北的赶水之线堵击。
王家烈接电后顿时陷入惊恐之中。两月之前红军第一次进入黔北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王家烈责成副军长侯之担率重兵沿乌江两岸设防，企图凭借乌江天险遏止红军北上。不料红军入黔之后势如破竹，连取剑河、黄平、台拱、余庆等 10多座县城，突破乌江天险，没费一枪一弹诈开遵义城门，直取遵义。侯之担在几天之内先失乌江，又丢遵义，把黔北丢了个精光。有 1万多人的 “侯家军 ”，一下损失了五六千，侯之担本人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身逃往重庆，结果被蒋介石严令拘捕查办。
眼下不出两月，红军又重返黔北。王家烈虽知在劫难逃，但还是硬着头皮赶赴遵义督战，将其兵力部署在桐梓、娄山关及遵义一线。
决心要在黔北打一次大仗的毛泽东，全局在胸，正兵与奇兵相配合，指挥红军接连打了一连串漂亮仗。
第一个漂亮仗可以谓之“牵牛”“宰猪”。蒋介石发现红军回师黔北之后，急令川军潘文华部 3个旅由扎西地区回头向东追击。中央红军为了保证主力攻占遵义，必须阻止川军追敌。也就是说只有 “牵住 ”川军这头 “牛”，才好 “宰”黔军那头 “猪”。
“牵牛 ”的任务落在担任后卫的红 5军团 37团。军团宣传部长张际春带了一部电台来到 37团，传达军委要他们停止前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北面来敌的指示。
他说：37团“这次是配合主力重占桐梓、娄山关，回师遵义。敌人不来则罢，若来一定不善，任务很艰巨。军委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的手段，把敌人顶住 3天或更多的时候。从现在起我们直接受军委指挥 ”。
红 37团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等听说红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大仗，又是毛泽东亲自指挥，都非常兴奋地说：“行啊！咱们这回又要打个漂亮仗啦！”广大指战员对完成这一任务信心十足。红 37团巧施妙计，声东击西，诱敌牵敌，逐步把敌人引向温水方向，待敌人获知红军仅有 1个团兵力，大呼 “上当 ”时，红 37团已经把川敌 3个旅 9个团的兵力牵制了 6天之久，有力地保证了主力红军再度夺取桐梓、娄山关、遵义的伟大胜利。在红 37团在北线 “牵牛 ”阻敌的同时，红 1、3军团也开始了 “宰猪 ”的初战。 2月 24日，军委决定红 1、3军团会攻桐梓。并由红 1军团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以 l师 1团为前卫，于 24日晚抵达桐梓，随即攻城，战斗不到两小时，守敌即弃城向松坎方向逃窜，红 l团进入桐梓城，切断了黔军的南北联系。回师黔北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
第二个漂亮仗是攻占娄山关。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脉中段，海拔 1400多米，关口 1280米。中间公路 10步一弯， 8步一拐，地势险要，关侧群峰矗立，悬崖峭壁，关山有茅屋两间，旁立一石碑，上书“娄山关 ”3个大字，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势。娄山关是川黔两省交通要道，桐梓通往遵义的必经关口。素有黔北门户、遵义屏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王家烈很重视娄山关的防守。派其精锐部队第 6、第 15等团防守，由其亲信第 1旅旅长杜肇华亲自指挥，杜的指挥部设在娄山关以南山脚下的黑神庙。
夺取娄山关，是再占遵义的关键一仗。25日上午 9时，红军迫近关口，红 3军团的 4个团同时投入战斗。12团、13团与守军争夺关口东侧最险要的点金山制高点。10团、 11团从两侧迂回。
当年担任红 12团政委钟赤兵警卫员的胡胜辉同志，在《不占娄山非好汉》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该团攻占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的战斗：
2月 25日拂晓，姚杰团长和钟赤兵政委率 1000多人直逼娄山关。清晨 6时许，我团向娄山关的高地点金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王家烈那些不堪一击的破烂工事，不多时就被我们打开了几处突破口，姚团长和钟政委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上刺刀，一鼓作气冲上点金山。
上午，我团就完全占领了点金山制高点。敌人一败如水，抱头鼠窜。王家烈这个“督剿 ”总指挥，听说点金山失守，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兵力妄图把落到我们手里的阵地夺回去。钟政委站在阵地前娄山关。1935年 2月下旬，红军在这里和遵义一带共击溃和歼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 8个团和吴奇伟的 2个师，这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沿，一手解着上衣的纽扣，一手指着山下的敌人，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战士们说： “同志们，狠狠地打哟！把那些亡命徒消灭光。要有我无敌，有我就有阵地！”这些抽足了大烟的 “双枪兵 ”，从下面的公路一窝蜂地往上蹿。我们沉住气，等敌人爬到半山腰时，一顿手榴弹、步机枪猛敲狠揍，敌人哇哇乱叫，落荒而逃。
“杀啊！” “砍啊！”红军战士向敌人冲杀过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这时，我突然看到钟政委的身子猛地一晃，上身直向左倾，一下摔倒在地上。开始，我还以为首长是给什么绊倒了，赶上去一看，啊！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钟政委的左腿上冒了出来。“首长，您负伤了，赶快往后撤！”我惊叫着。“别声张，小鬼，擦破点皮不碍事！”钟政委扶着我站起来轻松地回答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首长负了伤，我心里火烧火燎地难受，作为一个警卫员，对首长的安全要尽责。我一见钟政委又要投入战斗，就一把搂住他的腰，不由分说地把他按坐一块石上，撕下一条我的衬衫，替他包扎伤口。他的腿伤很重，血如泉涌，包了十多层破布，血还照样向外浸。我急得眼泪直往下落，赶紧找来卫生员，又把钟政委负伤的情况报告给姚团长，姚团长关照我一定要钟政委马上撤下去。
谁知，政委还没等卫生员包扎好，就拖着伤腿指挥战斗去了。他站着指挥不行，就趴着指挥。当时，有一股敌人窜上了我们的阵地，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全凭刺刀，马刀砍，有的刺刀刺弯了，马刀缺了口。但同志们在政委重伤不下火线，不叫苦、不怕死，英勇顽强的精神鼓舞下，一个个打得更猛。
英雄的红军战士，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冲击，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得傍晚。政委钟赤兵同志也拖着被子弹打穿的伤腿，坚持指挥战斗到最后。由于流血过多，最后他昏迷过去了。上级派了 13团政委苏振华同志接替他的工作。苏政委看到钟政委腿伤很重，马上组织 4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把钟政委抬去治疗。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傍晚过分，我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的关口，我们胜利了。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 26日傍晚。结果王家烈驻守娄山关、板桥一带的 4个团大部被歼，残敌向遵义逃跑。红军再度占领娄山关，为回师遵义打开了通路。
夺取娄山关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行骑马来到娄山关顶。毛泽东极目四望，百感交集，吟成一首慷慨激昂的著名词章：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第三个漂亮仗是重占遵义。
重占遵义是毛泽东回师黔北志在必打的一仗。当娄山关战斗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着手谋划夺取遵义及其以后的战斗了。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红 3军团 13团曾派出 2个连，驰往鸭溪和倒流水实施侦察。
红军占领娄山关、板桥之后，毛泽东判断遵义较空虚，因为吴奇伟的韩汉英 93师和唐云山 59师一时还不能到遵义。于是决定 1、3军团仍由彭、杨指挥，乘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义的韩、唐 2师。
红 3军团和红 1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遵义方向迅猛推进。遵义城以湘河为界，分为新城和老城。27日下午，红 3军团歼灭遵义新城守敌黔军第 1、8团等部，并于黄昏时占领新城，但遵义老城尚有残敌盘踞。红 3军团参谋长邓萍向团、营干部传达了彭德怀军团长的决定：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攻下遵义城，以便明天歼灭增援遵义的中央军。然后邓萍又亲自带领红 11团政委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一起到阵地前沿侦察敌情，观察地形，部署夜间的战斗。正观察时，突然，敌人的冷枪击中了邓萍头部，郑萍不幸牺牲。邓萍是红军的优秀指挥员，英勇善战，深受红军战士的爱戴。邓萍的牺牲，红军战士深感悲痛，更激发了大家夺取遵义老城的决心。当晚，红 11、12、13团向遵义老城发动猛攻，击溃残敌，终于在 28日凌晨，赶在中央军援敌到来之前再次占领了遵义城。
第四个漂亮仗是打援歼敌。
吴奇伟率 59、93两师增援部队来到遵义城外的时候，红军重占遵义的大势已定。
27日下午 3时，王家烈在遵义城破的前夕带着一排手枪兵仓皇出逃，赶往南郊距城 5公里路的忠庄铺。次日上午 9时，王家烈在这里会晤了刚到这里的吴奇伟。抓住了吴奇伟这根救命稻草，王家烈一时又来了精神。两人当即商定了反攻遵义的计划：川黔公路（不含）以西，由吴部两个师向红花岗进攻，川黔公路（含）以东，由黔军第 8团防守。
指挥所位于忠庄铺北端。定于 28日上午 10时开始进攻。
红军也已得到可靠情报，知道吴奇伟已到遵义城外的忠庄铺和老鸦山一带。毛泽东提议：“用最快的速度，把这 2个师吃掉，给中央军一点颜色看看！”周恩来看到部队士气旺盛，敌 2个师是疲惫之师，完全有可能一口吃掉，他两臂抱胸说：“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来个乘胜追击，再打个大胜仗！”
于是，红军进行了严密部署：红 3军团以 10团、13团控制遵义附近制高点老鸦山、红花岗、插旗山、碧云峰一线的山头，构筑防御阵地；以红 12团在遵义通贵阳的公路以西迂回，向敌侧背进攻，配合正面防守，以红 1军团的 3团和红 3军团的 11团分别向滥板凳（今南白镇）和鸭溪方向迎敌、引敌；以红 1军团主力进至遵义东南之水师坝及其东北地区，准备打击援敌，断敌退路。
位于遵义城西南的老鸦山，离城约 2公里，红花岗与老鸦山毗邻。两山并立，构成遵义城南面的天然屏障。只有首先坚守老鸦山与红花岗，才好展开打援歼敌的行动。
28日上午，红 3团和红 1l团出发诱敌，红 3团到达滥板凳时与敌先头部队接触，红 11团也在去鸭溪途中与敌接火。2个团采取宽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抗击，消耗、疲劳敌人。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后，红 11团即进入红花岗阵地固守，红 3团也依山构筑工事，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
吴奇伟的 2个师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战斗力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然而它孤军突进，立足未稳，正好适合红军打歼灭战的要求。被牵到了遵义城外的敌人，以主力向红花岗、老鸦山一线红军阵地展开猛攻，企图一举夺取制高点，歼灭红军，夺回遵义。敌人炮火极为猛烈，打得阵地上树断枝折，石飞草燃。敌人向红 11团坚守的红花岗阵地猛攻，实施集团冲锋，均被击退。敌人转而向坚守老鸦山主峰的红 10团进攻，以 1个多师的兵力轮番进攻，正面攻不上就从侧面攻，并出动飞机助战，一度攻占了老鸦山主峰。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命令军委干部团从北向南进攻，红 11团从左侧仰攻，配合红 10团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地夺回了老鸦山主峰。敌人不甘心苦战夺来的主峰又复失去，又一次次地发动冲锋，但总是遗尸阵前，失败而归。
巩固了老鸦山、红花岗的阵地，红军便开始反击。下午 5时许，红军发起总攻。红 12团、11团迂回敌人背后，红 1、3军团同时向敌展开猛攻，锐不可当。吴、王部队 “兵败如山倒 ”，只顾夺路逃命。吴奇伟乘汽车向南逃跑，王家烈向黔西南窜去。
在红军重返黔北的这场大仗中，最精彩的场面要数遵义城外的大追击了。军委要求 1、3军团要不顾一切疲劳，乘胜猛追，强调 “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的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大战果到消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红 1、3军团兵分两路向滥板凳和鸭溪方向猛追逃敌。红军指战员高喊着 “冲呀！杀呀！猛打猛追呀！不让敌人逃跑一个呀！开展缴枪捉俘虏比赛呀！把敌人追到乌江喝水呀！”的口号，连夜向乌江边穷追不舍，敌人已无招架之力，到处可以抓到俘虏。
我们先来看看王家烈的“双枪兵”的狼狈相。亲身经历过这场追击战的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曾经写下了这样几段生动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 2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1个团分成 3个营。每个营又分成 3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 ”变成了 “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 “绝招 ”：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 1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构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 1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提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吴奇伟的中央军比王家烈的“双枪兵”下场更惨。逃跑途中，吴奇伟深感这次失败不好向薛岳交代，急得痛哭流涕。车到距乌江渡约 15公里的刀靶水时，他甚至绝望地说：“好，我就死在这里吧！”吴奇伟被他的参谋和卫士挟着向乌江渡逃跑，逃过乌江后，见红军已迫近江边，害怕红军神速地占领浮桥，南渡乌江继续猛追，便命斩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被急流冲断，正在浮桥上的蒋军官兵，一齐栽入乌江。被丢在乌江北岸的 1800余人，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吴奇伟的 2师兵马大部被歼。
3月 1日，毛泽东所说重返黔北的一次大仗终于胜利结束。从 2月 11日由扎西挥戈东指以来，18天中，红军牵敌温水，攻克桐梓，再越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充分施展运动战的优势，由西向东，从北到南，横扫 550余公里。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规模宏大，场面壮烈，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仅见。红军以 3万之众，一路摧枯拉朽，击溃与歼灭敌 2个师又 8个团，毙伤敌 2400余人，俘敌 3000余人，活捉敌团长 1人，击伤敌旅长、团长 3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这场大仗，打出了红军的神威，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
红军胜利的捷报立刻传遍全国。蒋介石连连哀叹 “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
故意徘徊，诱敌歼击，三渡赤水
蒋介石得到红军重占遵义、吴奇伟大败的消息，在南昌行营再也待不下去了。3月2日，也就是红军重占遵义的第二天，蒋介石便带上宋美龄、陈诚和晏道刚等人，急匆匆由南昌飞往重庆。
蒋介石亲自上阵 “督剿 ”，摆出一副要与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决一雌雄的架势，以图 “雪遵义失败之耻 ”。他以战场指挥官自任，于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发出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重庆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蒋介石正在紧张部署。他在地图上围绕遵义画了一个大圆圈，并据此从东西南北调兵遣将。他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防红军东进与萧、贺 2、6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在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口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红军北上。东西南北堵个严丝合缝，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红军。
“蒋委员长 ”想起了第五次 “围剿 ”实行碉堡政策的甜头，重新祭起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法宝。命令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要求“最好每里一碉”。
妄想南北夹击，步步推进，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鼓荡平。
蒋介石看着墙上的兵力部署图，坐在太师椅上摸着尖下巴，得意地点头自语：“这回看你朱毛还能插翅而飞吗！前有长江天险，后有乌江阻挡，左右两侧有我追兵，难道朱毛能从石缝中钻过吗？”
中央红军及时得到了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情报，还破译了敌方的一些电报密码。从多年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已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对于蒋介石的图谋洞若观火。于是决定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使中央军出动，寻机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打开缺口，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敌情，发现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重兵围堵，唯有西方较为薄弱。于是决定以红 9军团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红 3军团向西行进，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3月 5日，红军各部开始行动，除红 9军团在桐梓、遵义间钳制敌人外，红 1、3、5军团及干部团集中到鸭溪附近地域，准备与周浑元部作战。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肖（周纵队第 96师师长肖致平）谢（周纵队第 5师师长谢溥福）两师的部署》，判断 “周纵队肖谢 2师共 7个团明 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周纵队万耀煌任师长的第 13师）6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 3个团将由石坑坳石向大黑水前进 ”。决定 6日首先消灭萧谢两师，“以便 7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
蒋介石本来命令周浑元纵队于 6日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进攻遵义。但 5日下午敌机发现红军正向鸭溪西南方向移动。蒋介石得悉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他判断红军不外有两种企图：一是西进，渡江北上；二是先找周浑元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他对吴纵队两师被歼犹有余悸，怕周浑元重蹈覆辙，因而于 5日深夜电令周浑元 “明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同日，他也命令吴奇伟暂取守势防御。这样，打击周浑元纵队的歼敌计划没有实现。
于是，中央红军继续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红军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在遵义消灭了他 2个师，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有毛泽东灵活战略战术的指导，因此他告诫下属，对红军要不可轻视；另一方面，他认为贵州西北地区地瘠民贫，大部队行动给养供应困难，红军在这种地区内徘徊不前，说明红军尚未定下前进的大方向。蒋介石认为，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红军大部队无法实施有效的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地区打游击。基于上述几点考虑，蒋介石感到这是消灭红军的绝好时机。3月 9日，他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继续向前推进，再次组织对红军的围攻。
就在红军徘徊诱敌，寻找战机的过程中，红军高层领导中发生了一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的风波。透过这场风波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领略毛泽东指挥艺术的高超。
3月 10日 1时，红 1军团军团长林彪以 “万急 ”致电军委，郑重提出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 ”，并且提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万急”电报同毛泽东商量，并表达了他倾向性的意见：二进遵义，野战军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1、3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这份电报也给其他军委委员看了，多数军委委员也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扫清西进道路。
林彪要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刚看过报纸和几份破译的敌方电报，其中都提到了“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特别的关注。这些电报讲道，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 ”，因此，毛泽东不赞成进攻打鼓新场，认为那个地方红军是万万去不得的。
毛泽东建议立即召集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攻不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于是，张闻天召集了 20余人的会议进行讨论，大家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坚持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但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左思右想，对这一仗仍不放心，半夜里他又来到周恩来住处，叫周恩来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周恩来这时也重新分析了敌情，接受了这个意见。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朱德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重新开会讨论，毛泽东终于把大家说服了，从而改变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3月 11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犹（禹九）旅已由西安寨退沣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 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 10号 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
事实证明，毛泽东力主不进攻打鼓新场是非常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的时候，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黔军 1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 —— 5个纵队。只要红军进攻一开始，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棋高一筹，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 3、5军团。
毛泽东虽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却也一直在寻找着新的战机。当时，黔军王家烈为保存实力，退避不战。周浑元退至鲁班场，构筑工事，坚守不出。蒋介石要求周浑元了解红军真实企图后，“方可大举”，要求吴奇伟到鸭溪后，“不可随意轻进”。当时，红军东有郭勋祺纵队，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北有滇军孙渡部。蒋介石一面回避红军的运动战，一面不断缩小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圈，步步为营，迫使红军与他们打阵地战堡垒战。红 1军团三次在长干山附近调动敌人，均调而不出。敌我双方相持在遵义西南的大山之中，虎视眈眈，大有一种大战前沉寂而又紧张的气氛。敌人的包围圈在逐步缩小，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为了打破僵局，军委和毛泽东果断决定，挥师西南，集中兵力，向鲁班场敌人主动发起进攻，以打乱敌人的部署，使我军争取战略主动，迅速脱出重围。
14日，前敌司令部通知各军团：“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 15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鲁班场，是一个仅有百户人家的小镇。位于仁怀县南面距县城 23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东为海拔 l400多米的摩天岭，西有突兀的马鞍山，北部是参差起伏的山峦，南面则是 10多里长的山间开阔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从鲁班场到茅台渡口约 20公里，红军三渡赤水的大路，需经过鲁班场附近。毛泽东所以不打打鼓新场而选中了鲁班场，也许就是因为已有了三渡赤水跳出包围圈的战略构想。其实，在决定打鲁班场之前，红军就已派出工兵部队和小分队先期到达茅台渡口，夺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并架设了两座浮桥。
在鲁班场，驻有周浑元部 3个师 8个团的兵力，他们比红军早 4天到达这里，占据了有利地势，并强迫老百姓伐木砍树，修工事，挖战壕，筑了 70多个梅花形碉堡，还以藤条、荆棘缠绕成一道道 “土铁丝网 ”作为屏障，守备森严。
15日晨，红军除红 9军团在坛厂做总预备队外，以 1、3军团主力及干部团为右翼队，5军团及 3军团一部为左翼队。1军团 1师和干部团位于鲁班场西侧桃花寨一线，2师在 1师南端的团标寺附近；3军团和 5军团各一部迂回到鲁班场西南的茅坝一带，3、 5军团主力进入鲁班场东南的摩天岭。进入指定地点后，待命向鲁班场守敌发动进攻。
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红 1军团第 1师的 1个团和第 2师第 5团，与敌第 5师 27团、30团、37团，在白家坳和团标寺进行的战斗最为激烈。红军战士英勇奋战，利用敌人砍伐的大树为掩护，用马刀砍断敌人“土铁丝网”冒死冲锋，敌人抵挡不住，节节败退。红 5团 1个连一直冲上白家坳山头，攻克敌碉堡；在团标寺，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向敌阵地冲去，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双方短兵相接，整个山头半人深的灌木野草几被踏平，部分敌人投降。
15日中午，红军以主力向鲁班场敌阵地全面猛攻，战斗更加激烈。红军趁敌在鲁班场南端野战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之机，以 3军团一部迫敌撤回阵地，占领敌阵地侧面高山，使敌人受我火力瞰制。
在双方鏖战之时，敌机赶来助战。敌机在步兵白色标志的指引下，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猛烈扫射，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后来，红军战士也脱下白衬衣摇晃，弄得敌机敌我难分，也不敢盲目扫射。
激战持续到当晚 20时，但一时还不能解决战斗。军委和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 1000余人，但也牺牲 480人，伤 1000余人，战斗形成对峙。红军攻打鲁班场是在一个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战斗，是为了突出敌人包围圈，为了通过鲁班场，实施三渡赤水，寻求新的机动而进行的一场战斗。攻打鲁班场红军实行三面围攻，给敌人在南面留了一条退路，意在调动敌人，迷惑敌人，而不是与敌人死打硬拼。如能调动敌人离开堡垒阵地，则在运动中消灭之，如敌人不出，也有利于红军及时转移。这一仗，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红军手里，红军想打就打，想撤就撤，行动自如。撤退的时间和路线也是预先筹划好了的，一切部署和安排都很有分寸，章法井然。鲁班场战斗，红军采取了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假结合，可真可假的战术，机动灵活，为红军三渡赤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军从在遵义徘徊到向鸭溪地区的机动和鲁班场战斗，毛泽东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指挥红军在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快速穿插。结果诱使蒋介石犯了一个错误，把兵力调集到黔西北地区来了。这时毛泽东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形成了一个重要战略构想：从茅台三渡赤水，进行全军佯动，把敌人引向川南，而后再出其不意秘密四渡赤水，折返贵州，南渡乌江，调出滇军，然后直插云南，跳出敌人包围圈，争取主动。
红军撤出鲁班场战斗后，于 3月 16日进占茅台。位于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当时约有几百户人家三四千居民。以出产茅台酒而闻名中外。这里有 3家较大的酒厂和许多家庭酿酒作坊。茅台酒名不虚传，战士们在茅台镇外就闻到了扑鼻的醇香。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红军没收了土豪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下一些外，都分给了贫苦老百姓。会喝酒的指战员，大都品尝了茅台酒的美味，不会喝的也装上一壶，作舒筋活血之用。
在茅台渡口，原有一座铁索浮桥，被敌人破坏了。红军工兵部队迅速修好了这座浮桥，加上已在离茅台渡口不远的珠沙堡和观音寺渡口架设的两座浮桥，使红军已具备渡河条件。
3月 16日 18时，军委颁发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 16日晚和 17日 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并以干部团陈赓、宋任穷为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
16日晚至 17日中午，中央红军大摇大摆、从从容容地渡过赤水河，再次来到川南。这次渡河实际上是一次非常绝妙的全军佯动，因而，不仅不怕敌人发现，而且还要专门做给敌人看。敌人的飞机果然发现了，他们飞来侦察骚扰，并如获至宝迅速向蒋介石报告红军西渡赤水河的情报。
好计频出：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突然三渡赤水，大出敌人意料。进入古蔺县境后，又立即由红 1军团派出 1个团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继续伪装主力西进，公开摆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以进一步迷惑蒋介石，而以大部队在附近山沟森林内隐蔽集结，待机行动。当佯装主力的这个团虚张声势、大摇大摆地来到镇龙山时，与驻守在这里的原川军魏楷部的廖九甫团相遇。廖敌毫无戒备，红军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未作有力抵抗，即逃之夭夭。这一仗，更使敌人加深了红军将北渡长江的印象。
3月 16～18日，敌机把侦察所得红军三渡赤水前后的情况向蒋介石连续作了报告，蒋介石果然中计，断定红军必然西进 “无疑 ”。于是，急令中央军及川、滇、黔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 “进剿 ”，严令各部加紧修筑碉堡工事，紧密封锁。3月 20日晚蒋颁发电令给部属打气，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联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置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红军的全军佯动奏效了：蒋介石的注意力进一步被吸引到川南古蔺来了，各路大军继续向川南、黔西北推进，并加强了长江和横江防线的防守，以阻截红军北渡长江。
就在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川南奔集而来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做好了四渡赤水的准备。毛泽东在三渡赤水的时候，就已开始考虑四渡赤水方案。当时，军委首长走过浮桥进入一个小树林，在这里他们摊开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研究下一步行动。这时见工兵连长王耀南走过来，毛泽东便对刘伯承说：“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毛泽东所说的“那个事”，实际上就是四渡赤水渡桥的事。刘伯承问王耀南：“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王耀南答道：“据了解，还在。”刘伯承立即命令王耀南派几个得力的人速去太平渡、二郎滩，“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
王耀南派了六七个人去侦察，回来后向刘伯承汇报说：“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刘伯承嘱咐王耀南带上几十个人抄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进行检修。王耀南立即对工兵连进行分工，留一部分人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他亲自带一部分人赶往两个渡口检修浮桥。
3月 20日，也就是蒋介石调集川南部队发布 “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电令的同一天，军委发出指示，告诉 1军团领导人：“我军决定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命令 1军团立即派出 2个先头团，带全部工兵连，于 20日晚和 21日上午夺取太平渡、林滩两渡河点，并各架两座浮桥。还要求红 1军团留 1个团在镇龙山，继续伪装红军主力，向古蔺游击，迷惑敌人。
20日 17时，军委要求各军团首长坚决迅速地组织渡河，并特别强调 “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同时，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指出：“我野战军决定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 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毛泽东指挥打仗，最善于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因而总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是不怕敌人知道的；四渡赤水是秘密的，是不让敌人知道的。红军这次东渡，组织工作非常严密细致，真正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 ”，于 21日晚至 22日上午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重返黔北。
蒋介石的各路大军正纷纷向古蔺前进，而红军却秘密地与敌相对而行。一下子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尚未完成的包围圈，把他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和赤水河沿岸地区。红军已到达遵义、仁怀中间地区，而敌人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红军已全部东渡赤水，进入黔北了，薛岳还在其军情通报中称共军 “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 ”。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 “防匪盘旋西窜 ”。红军东渡赤水后已经三四天了，25日，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将红军歼灭于 “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 ”。26日，薛岳还在判断红军从古蔺 “续行西窜成分居多 ”。这充分说明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动是非常秘密、神速与奇妙的。红军战士讥讽敌人的愚蠢：“你们好好去封锁吧，再见了！”
三渡赤水的佯动，骗得蒋介石深信不疑。
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四渡赤水，主力正在秘密南下，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毫无觉察。
蒋介石错误地认为，歼灭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因而决定亲临前线指挥。3月 24日下午，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和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人从重庆飞抵贵阳。一行人洋洋洒洒，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这天，贵阳街市，到处悬旗结彩，一派升平景象。蒋介石此行是要告诉人们：红军已经被他的军队紧紧地围在了川南，他将要在这里坐待决战的胜利。所以一到贵阳，便喜不自胜地向他的党政军要员发表训话：“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在他看来，红军已经到了 “走投无路 ”的困境，因而当众宣布：他此行贵阳，就是要收紧对已陷入困境的红军的包围圈，一举将其歼灭。
蒋介石在贵阳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翔的住宅。在这里蒋介石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 “追剿军 ”总司令龙云和前敌总指挥薛岳，亲自下命令，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赤水地区的这场直接较量进入了高潮。毛泽东妙计频出，蒋介石步步就范，好一番精彩绝伦的斗智斗谋！蒋介石坐镇贵阳，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挥师南下，兵锋直指贵阳。为了再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毛泽东又一次使出奇兵。3月 24日，派红 9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分抵习水的李子英、良村、兴隆场，“示形 ”于东北。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向南突破敌人的遵（义）、仁（怀）封锁线。25日，军委要求各军团以遭遇敌人姿势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要求 “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以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 ”。
红 9军团一路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迷惑敌人。27、28日，军委连电红 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指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 9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9军团今 27号到甘溪后应即移狗坝西之马鬃岭，为 9军团暂时活动枢纽，并于明 28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特别要注意自己侧卫警戒与封锁消息。”“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放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军委并加派 30分队无线电台给红 9军团，以加强他们与军委的通信联络。红九军团马鬃岭分兵诱敌，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佯动。对于保证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胜，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红 9军团在中央苏区的反 “围剿 ”中，就以善于在外围作战中打游击，牵敌人的“牛鼻子”而出名，周恩来曾称誉他们是“战略骑兵”。在这次佯动行动中，“战略骑兵”再次大显身手。他们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遵照军委指示，在马鬃岭一带积极开展活动，大摆标语，多打旗帜，广放炊烟，积极佯动。忽而掉头向东，到白腊坎、南北镇一带活动，并派人调查经湄潭、凤岗去湘西北的路线，扮成红军主力将去湘西与红 2、6军团会合模样；忽而又转向西北的松林、芝麻坪方向，摆出红军主力将北渡长江的架势。9军团东绕西转，行动神速，敌人果然上当，以为这就是红军主力，赶忙调兵遣将，跟着 9军团东奔西跑，南堵北抗。9军团的巧妙行动，吸引了敌人 6个师之众于自己的周围，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南渡乌江。
在红 9军团单独行动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不仅以佯动拖住了敌人，而且抓住战机，以灵活机动的战法打了不少漂亮仗。
老木孔设伏便是一例。红 9军团于 4月 2日下午 6时许来到打鼓新场的老木孔地区。这里丘陵起伏，竹林茂密，灌木丛生。红 9军团的部署是：9团在正面，7团在右翼，8团在左翼，在离老木孔约 10公里的山林地带，布置成伏击圈。以 9团申副团长率领第 8连及各连司号员二三十人，埋伏于阵地左前方 5公里处的山地里，在各山头插了 100多面红旗，大造声势，设置疑兵，以迟滞周浑元部的前进速度。罗炳辉要求申副团长必须坚持一整天，到次日黄昏后归队。何长工强调：这次战斗的胜负，就看你们摆的迷魂阵是否成功了。7团蒋副团长奉命率领第 3连，在距主阵地右前方 600米左右的高山山腰里埋伏，以防止敌人从右侧迂回。具体打法是：擒贼先擒王，不打头，不打尾，集中兵力伏击敌人指挥机构，打乱敌人指挥系统，然后击溃全军。战斗发动的时机，决定选择在敌人烟瘾大发，战斗力最弱的中午前后。
我军于拂晓前隐蔽完毕，静待敌人的到来。8点多钟，敌人向西南方向急进，约过了 3个多团。至下午 1点多钟，敌人队伍中出现了骑马的、乘滑竿的、骡马驮子等，黔敌魏金荣率领的师部指挥机构到来了。敌人越来越近了，只几百米了，罗军团长仍然不让开枪。近点，再近点，只有几十米了，罗军团长一声令下：“开始出击！”刹那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战士们齐向敌群猛冲。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顿时乱作一团。由于指挥机构被打烂，各团失去指挥，不知所措，四散逃窜。我军乘胜猛追二三公里。敌先头团见我追兵不多，掉头向我左翼 8团部队反扑，逼近到军团指挥部。我侦察连立即投入战斗，协同 8团奋勇反击，敌人再次狼狈溃退。
同一天上午 9时许，周浑元纵队也向我申副团长设置的阵地前来，以常备行军序列徐徐前进。发现我阵地遍插红旗，号音嘹亮，时远时近，时起时伏，即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派出侦探前来侦察。因为红军惯于打援，所以敌人不敢轻进。敌人派出的侦探也全被我军活捉，有来无回。黔军遭到打击之后，才以战斗行军序列前进。这时，下午 4时已过，申副团长估计战斗已结束，即率部队撤退，去与主力会合。
由于迷魂阵摆得很成功，老木孔之仗，使我军击溃黔敌 5个团，俘敌副团长以下 1800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最珍贵的战利品是缴获了不少军用汽油，可以用来给蓄电池充电，这是当时花钱也买不到的。电台同志高兴地说：“这一仗真有收获！”
这一仗，是红 9军团单独行动后转危为安的关键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使广大指战员增强了胜利信心，消除了单独行动的疑虑与不安。同时，也震慑了敌人，使尾追之敌龟缩了回去。此后，红 9军团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前无堵军，后无追兵的有利局面。
老木孔战斗胜利之后，根据军委指示，红 9军团向毕节、大定方向前进。红 9军团为了行动方便，以侦察连和 1营的 1个连穿上刚缴获的国民党军装，装扮成敌军，继续以假乱真，不断打击敌人。战斗中，尽量避强击弱。对于中央军，纠缠它，使它进退两难，但又不跟它死打硬拼。对黔军，只要有战机，就抓住它，专打它的指挥机构，所以又接连打了很多巧仗、胜仗。
约 4月 9日前后，我军侦悉在前进方向的长岩镇，驻有反动民团一个中队，百余人， 70多枝枪，这些人没有见过红军，对红军怀有恐惧心理；但又以为红军都是些衣衫褴褛，人瘦毛长的 “叫花子 ”兵。碰巧就在这里，我便衣侦察截获了中央军第 13师 1个团长姨太太坐的轿子和一个护送班，缴获了这个团长的许多名片。于是，军团首长决定采取乔装敌军的办法，巧取长岩镇。由侦察科长曹达兴化装敌团长，带着敌团长名片，带领化装敌军的侦察连战士，直奔长岩镇。接近该镇时，曹达兴派人去接洽，敌民团中队长看到敌团长名片，信以为真，立即集合队伍欢迎 “中央军 ”到来。曹“团长 ”清查民团人数全部到齐后，下令说：“我要训话，把枪架好！”民团架好枪支，排好队后，曹“团长 ”大声说：“注意！听我口令。稍息！立正！向后转！齐步走！立定！”民团已经离开了架枪的地方。这时，预先布置的一个排已经严密包围了民团中队。于是，曹达兴高声宣布：“我们是中央红军！……”这样，我军一枪未放，敌民团中队长以下全部被俘，枪支全部缴获，我军进占了长岩镇。
巧取长岩镇的第二天，曹达兴奉命率领原班人马奔袭瓢儿井。瓢儿井有千多户人口，市场繁荣，是黔西北重镇。守敌为一个民团大队，约 500人。该民团有了警惕，也很狡猾。当曹达兴率领化装部队要求通过时，他们同意绕道通过，不许进入市镇。曹达兴立即决定进行强攻，以一个排勇猛跃进，另两排分头跟进。我军迅速攻入市镇，很快占领了民团指挥部，敌人多数投降，少数逃跑。
蒋介石总是猜不着毛泽东规划的红军进军方向和路线。在红军主力急速南下，向乌江急进，即将到达沙土的时候，蒋介石判断红军在他的遵仁封锁线附近，将向西南方向前进，3月 28、29日，他连电滇军孙渡，命令他用最快速度，于 31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黔西一带堵截，“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往黔西堵击为要 ”。
这真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向黔西调兵，红军却南下向乌江前进。
一天，红军行军中途休息时，毛泽东来到了红 1军团前卫 2师。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毛泽东亲自向前卫 2师首长面授机宜，说明战略意图。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枝红色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及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红线。这条红线的起点就是贵阳。
3月 29日晚，红 1军团先遣团第 1师 3团夺取了乌江渡口，消灭守敌 1个连，在行进中又消灭援敌 1个营的大部。3月 30日和 31日，红军主力除红 9军团外，分别从大塘、江口、梯子岩南渡乌江，进到了息烽西北的黄冈、牛场、蔡家寨地域。这样，红军又一次跳出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围堵圈，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大部甩在乌江以北地区，兵临贵阳城下。
中央红军威逼贵阳，着实让蒋介石惊吓不小。蒋介石费尽心机，重兵围堵红军，万万没想到红军竟打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蒋介石没法不慌。当时他的大本营贵阳只有郭思演的第 99师所辖 4个团的兵力，而且大部分在贵阳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 2个团。贵阳警察局长王天赐成了贵阳城里军衔最高的军官。蒋介石只好委任他为警备司令，要他搬到司令部里住。他担心善于奇袭的红军会 “神兵天降 ”，把他和宋美龄捉了去，又命令刚到清镇机场的空军第 3队，轮流起飞侦察红军进展情况和增援各军所到位置。命令组织精锐部队确保清镇机场，为他逃离贵阳做好准备。
毛泽东为了制造贵阳的紧张空气，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大造进攻贵阳声势。4月 1日，红军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向贵阳方向进军。2日，占领了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九盒山、石洞、底寨等地。4日，占领扎佐，逼近贵阳。
毛泽东命令部队沿途虚张声势，到处刷写张贴 “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 ”的大字标语，见人就问 “到贵阳有多远？” “贵阳好打吗？” 4月 5日，红军的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贵阳东南几十里的地方，真的站到了蒋介石的鼻子底下。本以为就要大功告成的蒋介石，这下却被“走投无路”的毛泽东将了一军。蒋介石命新任警备司令王天锡连夜在贵阳城垣四周赶修工事，又命令别动队 400余人警卫行营。4月 5日，他获悉红军在离贵阳东几十里地区的消息后，心神不定，竟然步行出行营，亲自察看碉堡工事修建情况，并当面责备贵阳警备副司令、中央军 99师师长郭思演督促下属不力，玩忽职守，陈诚随即把郭思演撤职。
4月 5日夜间，又传来了贵阳外围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蒋介石更加心绪不宁。他亲自打电话询问贵阳周围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等处工事和城防守备情况，并特别关切地询问清镇飞机场的守备情况。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不适泻肚，遗屎床上。宋美龄也伤风发烧，忧心如焚。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里不服，私下发牢骚说：“他受了惊，怪房子。”
就在蒋介石大骂副官蒋孝镇的时候，参谋总长顾祝同慌里慌张地进来报告：“刚才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由沙发上站起来，忙问王天锡：“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王天锡回答：“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 15公里。”
蒋介石一惊，把脑袋昂起，眼珠朝上翻了翻，想了一下又问：“距清镇机场多远？”王天锡正在计算，陈诚又来报告：“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便衣队。第 25军有一部分叛军在机场附近滋扰。”
坐飞机逃跑的路堵死了，蒋介石这下可着了慌。他两手背后，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沉思很久，两眼盯着王天锡问道：“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王天锡回答：“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 30多公里了。”
总算有了退路。蒋介石立即命令王天锡：“你去准备一下，挑选 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 12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醉翁之意不在酒 ”，毛泽东威逼贵阳也并非要攻打贵阳，而是要调出滇军，为红军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扫除障碍。然而，滇军是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云南军阀的利益，轻易不会让其部队离开云南边境。毛泽东调动滇军的办法是“攻其所必救 ”。蒋介石的行辕设在贵阳。贵阳兵力薄弱，滇军是离贵阳较近的一军，红军直逼贵阳，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就说：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毛泽东要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蒋介石果真卖力 “帮忙 ”。就在红军逼近贵阳的时候，他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讨论红军行动的企图及应取的对策。他判断红军行动的企图可能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二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合。
两者中间以后者可能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安全，因此，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燃眉之急。于是，他发出一份份急电，一个个手令，命令滇军孙渡部 “兼程猛进 ”，火速赶到贵阳来保驾；命令吴奇伟等部迅速衔尾跟追，命令湘军李云杰、王东原、陈光中等师开赴石阡、江口、余庆等地，阻止红军东进，命令桂军廖磊部向贵州以东的平越、牛场开进，迎击红军。
奉命驰援贵阳的孙渡还算 “争气 ”，率部经大定、黔西、清镇兼程赶到贵阳，派兵守卫清镇机场，为蒋介石保住逃命的出路。孙渡一到贵阳，蒋介石便立即接见，大大嘉奖一番。蒋介石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特地犒赏每团猪肉 300斤，现洋 60元，票洋100元，后来又颁发奖金 3万元。
毛泽东借蒋介石之手调动滇军的计划实现了。这时，云南军阀的主力部队已由滇黔边往黔东开调，红军西去云南的道路已无重兵阻拦，云南境内敌人的兵力十分空虚。4月 7日，中革军委下达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
4月 7日 2l时半，军委致电 1、3、5军团首长，部署我军 8日行动。指出：“估计现敌人吴纵队李抱冰师及在贵定之滇军将会攻草场，如其知我南移，则吴敌将经宋家渡向洗马河追，滇敌后续军队将开贵阳、龙里。”接着明确了任务：“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还规定了各军团 8日的行动：“第 3、5两军团为右纵队。3军团应派出 2个先遣团，一经贵阳大道，限明 12时占领永乐堡、大关；一经羊角桥南进，限 14时占领犁儿关，均控制洗马河及龙里通贵阳两大道，并前出游击队作佯攻贵阳姿势，以掩护全军南移。3军团主力应明4时出发，进到永乐堡、犁儿关之间宿营，策应两方。5军团应由牛场坝经干坝、毛洞（不经洗马河）到大小谷龙，在 3军团后经羊角桥进至梨儿关东北之源水井宿营，并应留后卫团在主力后，2小时后跟进，以阻滞吴敌可能的尾追。”“1军团及军委为左纵队，由 1军团派出先头师（缺一团），经刘家庄、罗邦、新场，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控龙里以西之水桥、东下桥地域，限明 14时到达以掩护全军南移。军团直属队、军委前梯队及另一个团跟该师主力后，经高堡转小路，由观音山进至哨官田、王关一带宿营，该军团后卫师及军委后梯队干部团经洗马河、新庄、元保寨、石头寨，到搪房、高菜塘、哨官田地域，以便策应龙里及贵阳两方友军。”
8日，我军先头部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南移。红 3军团的 1个团占领了贵阳以东的犁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积极向贵阳城郊活动，佯攻贵阳，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蒋介石听到炮声，亲自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亲自派飞机侦察轰炸红军。同时，红 1军团一部占领了观音山阵地，一部佯攻龙里，多次击退了敌人的反扑。
当我军从贵阳、龙里间南进时，在离贵阳约 15余公里的谷脚附近，碰上了一辆从贵阳向龙里驶去的小汽车，里面坐着孙渡和他的卫士。我先头部队及便衣侦察人员立即向汽车射击，打坏了汽车的前轮，孙渡侥幸逃脱，其卫士被打死 1人、打伤 3人。这时滇军 2旅已被东调到贵定的瓮城桥一带，第 7旅已达龙里，第 5旅已过了图云关正向虎场前进。
4月 9日，红军主力在贵阳至龙里间我军控制的约 15公里宽的地段上，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向花溪方向前进。一过湘黔公路，我军很快甩开了敌人，迈开大步，以一天 60公里的速度，像长了翅膀似的飞速向云南前进。
我军通过湘黔公路之后不久，蒋介石即已发现。对此，他悲喜交集。喜的是避免了城破军覆的命运，悲的是红军主力未被消灭，反而受了一场虚惊，对他自夸的“料事如神”的神话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于毛泽东同志导演的威逼贵阳之战，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惊叹地说红军 “盘旋于川黔边境 ……大有徘徊不去之势，其用意是在吸引国军及滇、川、黔军主力渡过乌江北岸，而后乘机乘隙，窜渡乌江，既渡乌江，径扑贵阳”；“佯为东窜之图，实作西窥之计”；“贵阳一役，为‘共匪 ’西窜最紧辏（凑）之一幕 ”。
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一名外国军事专家在研究了毛泽东的军事统帅生涯之后，曾这样称颂毛泽东的战争指挥艺术：“在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毛泽东本人对他所指挥取得胜利的众多作战，却特别看重四渡赤水战役。他在与陈毅元帅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说道：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 “得意之笔 ”。事实也确实如此。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个决定性战役。毛泽东一反“左倾”领导者军事指挥上的死板做法，以自己特有的伟大战略眼光，一切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指挥 3万余人的红军，与十倍于自己的优势敌人周旋，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屡用奇兵，调动敌人，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观。在四渡赤水作战中，红军进行了大小 40余次战役战斗，共歼敌 1.8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枪数千枝。更为重要的是，中央红军从此一反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状态，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红军力量弱小，作战物资匮乏，特别是武器装备困难。那么，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怎样获得物资补给以及武器装备呢？基本的途径，一是打土豪筹款子，二是发展经济、组织生产自给，三是用战利品武装自己。武器装备的补充与保障，则主要依靠从敌人手中获缴或巧借对手的力量，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兵法上所说的“因粮于敌”。今天看来，这一古老的兵法不仅使红军乃至人民军队几十年在战争中从一定程度上或部分地解决了装备困难的问题，而且对今天的企业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