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环境造就的民族性
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人的嗜好和性格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因为各个人先天条件、家庭传统、生活环境和后天的教养等等各不相同。
就像人的性格各不相同一样，民族和国家的性格也各具特点。可以说，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形成与一个人相类似，其最主要的因素是民族和国民的历史环境。
四周环海的群岛社会
一般认为，日本的古代社会，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是绳纹文化时代（注：此处有误，一般认为绳纹文化存在于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前三世纪—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下同）。众所周知，绳纹时代是使用绳纹式陶器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居住在竖穴式的房子里，主要依靠捕捞和狩猎维持生活。狩猎民族和骑马民族最具有战斗性的品质，因为与野兽搏斗，最需要的是强健的体力和勇猛果敢精神。日本国民所具有的尚武习气和好战性，大概就是由于这种绳纹文化和有史以来长时期的武士阶级的统治而造成的吧。
1884年（明治十七年）在位于东京都境内的弥生町贝坟里，发现了许多饰纹同绳纹式陶器明显不同的素陶器。这种陶器用更高的温度烧成，呈红褐色，同绳纹式陶器相比虽然饰纹简单，但更多几何形线条，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经考古学家的研究证明，这种更高级的陶器受到中国大陆农耕文化的影响。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三世纪的数百年中，是以这种陶器为标志的弥生文化时代，这在历史上已成定论。一般认为，大致在这个时期，从事水稻耕种的农耕民族弥生人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他们从九州北上，逐步确立了统治地位，建立了统一国家。可以说，日本人所具有的保守、不希望激变的性格，正是这种弥生人的形象。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人，是生活在没有陆地国境的列岛社会的人类。在列岛之内，权力之争和天下之争虽然激烈，却缺乏同其他国家的国民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经验。若说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大举渡海进攻他国领土的史实，在明治维新前大概有那么几次。
（1）神功皇后（注：《日本书记》中的传说人物，仲哀天皇之皇后，应神天皇之母，执政 70年。）远征新罗（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传说）；（2） 663年的白村江之战（注：天智天皇出兵朝鲜，被唐朝、新罗联军大败于白村口（今朝鲜锦江下游）。）；（3）丰臣秀吉于文禄、庆长年间两次出兵朝鲜（注：丰臣秀吉（ 1536年— 1589年），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将， 1591年统一日本，于 1592年、 1596年两次侵略朝鲜。）。
相反，外国军队进攻日本的领土。只有文永、弘安年间的蒙古来袭（注：元朝在 1274、 1281年两度侵日，都以失败告终。）。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为异民族所占领，有史以来一次也没有过。
如此这般，日本民族在中国文化圈中，在对外关系上，一直过着比较安宁的生活，这种历史环境的影响，直到现代仍顽强地存在着。由四周环海这一天然屏障所包围的列岛民族，一般具有较强的内向性格，不易和其他地区的民族融合。外国人经常批评的日本人的排他性和岛国根性，无疑是这种列岛社会的环境所造成的。
在听到和自己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的谈话时，谁都会立即产生一种陌生感，肤色不同的白人另当别论，如果对方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只要听到他们在用一种不熟悉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立刻明白，这些人是外国人。不过，有些时候，在电车上和拥挤的巷子里，即使远远听到一些不好懂的谈话，也不能马上断定这是外国语，而会想，这是哪儿的方言？仔细听一会，才知道这不是日语。这种时候进行交谈的，大概都是朝鲜人，朝鲜语和日本语有些相近。
西域出身的歌姬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有着激烈的争论。比较有力的是乌拉尔阿尔泰系骑马民族说，但在人类学上还不能形成定论，也许会受到权威学者的非难。但在语言学上，可以说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关系最近。但是，被认为和我们有同一祖先的朝鲜人的国民性，却和日本人明显不同，其原因在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历史环境有很大不同。
有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朝鲜作家讲过这样一件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段时间火车非常拥挤。一坐上从东京到各地去的夜班火车，不用说座位，连过道都坐满了乘客。有一次，我就坐了这种夜班火车，在过道里垫上报纸坐着，一到深夜，乘客们都打起盹来，一副难受的样子。我也抱着膝盖想睡觉，因为太累了，好像马上就能睡着。但是，却一点也没睡着，车厢里人来人往，刚有点迷糊，就被鞋子和脚碰醒，通宵不能入睡。
这时，我领悟到，我现在所处的境遇，正是我们朝鲜民族历史境遇的写照。朝鲜半岛就好比从中国大陆去日本列岛的过道，汉民族、大和民族、蒙古民族都要经过这个过道去列岛，或者反过来去大陆进行侵略。不管什么时候，住在过道上的朝鲜人，就像蹲在火车狭窄过道上的我一样，总是挨踢、挨捅，一会儿也不得安宁。
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和历史环境来看，朝鲜半岛的居民确实有许多遭受外国侵略的经历。据汉阳大学教授金容云所著《朝鲜人和日本人》一书（萨伊玛尔出版社）统计，朝鲜半岛有史以来实际受到其他民族的侵略一千次以上。
在人种上和语言学上，日本人和朝鲜人被视为关系最近。但在两千数百年的历史上，如果一方遭到千次以上的外国侵略，另一方一次也没受到外国军队的蹂躏的话，他们的民族性变得截然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吧。
摊开地图一看就很清楚，中国东部濒临大海，而北、西、南三面与邻国陆地相连。因为长达一万公里以上的陆地国境线是人为划定的，要想侵犯的话，极其简单。与日本列岛这种四周受海洋保护的国家不同，中国历史上与异族之争连绵不绝。连朝鲜也受侵略千次以上，那么陆地国境线长于朝鲜几十倍的中国，有史以来受异族侵略的次数，大概就数不胜数了吧。
甚至还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不仅边境地区受到侵犯，连全部国土也都被占领，还建立了异族统治的王朝。这在列岛社会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的中国人和一次也没有经历过外国军队占领的日本人，其性格上具有鲜明的差别，也是没有疑问的。
《唐诗三百首》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爱读的诗集。在日本，说起唐诗，则《唐诗选》比较有名，而在唐诗的故乡中国，《唐诗三百首》更流行。在这本书中，有一首张祜的五言绝句《何满子》：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作者张祜是中唐的诗人，寡作，除这首诗外，没有什么知名的作品。何满子是玄宗开元间宫中的歌姬，出身于西域的少数民族。不知因何事受到牵连，被处以死刑。临刑时，她在皇帝面前边泣边舞，其异国情调的舞姿和哀婉的歌声，引得满座皆泣，终被免于处罚。
其后，便出现了几首哀悼她的诗，以张祜的这首最为有名。
这首诗有两个特点。其一，各句中排列出三千里、二十年、一声、双泪等数量词。数量词对应是中国诗人擅长的修辞方法，但像这首诗那样，把数量词变成生动、形象的修饰语，还是罕见的。其二，是在短诗中充盈着难以言表的哀伤。离别故乡之后，从千里迢迢之外流落到异乡长安，入仕宫廷。深宫后院仕奉二十载，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的青春年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岂料，熬过了这样的岁月，竟又将被判处死刑，美丽的异国舞姬，大概正是怀着这种满腔悲愤而载歌载舞的吧。诗中充满了连绵不尽的哀愁。
没有人种偏见的中国
从汉代开始，外国人就从关外来到中国的京城。到了鼎盛时期的唐代，长安和洛阳云集了为数众多、紫髯碧眼的胡人，其中有使节、工匠、艺人、留学生，不仅有希腊和土耳其斯坦系的异邦人自西方而来，十分剽悍的游牧民族从北方，黑皮肤的南蛮人（注：指印度支那等南洋地方的人。）从南方，朝鲜人从东方，最后，日本的遣唐使也从大海对面千里迢迢而来。
李白的《哭晁卿衡》这样写道：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使的随员来到长安，在当地一直逗留了五十三年。学识渊博的仲麻吕，活跃于长安的文化界和官界，同李白、王维、储光羲等文人过从甚密，晁衡即他的中国名字。在此期间，仲麻吕曾一度踏上回国的归途，但从苏州起航的船只在东海遇难，他漂流到越南海岸，一年后才好不容易重返长安。
“晁衡大概遭难而死！”流言一起，长安文化界笼罩着愁云忧色。此时，晁衡的友人李白作了上面这首哀悼诗。蓬壶即位于东海中的神仙岛，苍梧指中国东南的沿海地带。就李白的诗来说，这首并不是佳作，但反映了阿倍仲麻吕和李白的朋友关系，也说明当时的遣唐使在长安的上流社会中博得很高的声望。
前面两首诗反映出，唐朝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充满了大国意识，没有人种偏见。有高深学问和教养的学者，身怀绝技的匠人，聪颖灵巧的艺术家和乐师，精通武术的勇士，口若悬河的说客……其能力在宫廷，在民间均倍受赏识。阿倍仲麻吕官至秘书监（皇室图书馆馆长）之高职，何满子虽结局悲惨，却始终作为御用舞女而受器重。看一看这些就能知道当时的中国人是多么开放、多么富有宽容的气度。
众多外国人和异族云集而至，即使汉民族没有人种偏见，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世界正以我们的国家为中心而运动，只有我国才是世界的中央（即中国）。”这种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心的思想，助长了汉民族的大国意识，带来蔑视外国文化的弊端。从汉代到清末的近两千年里，中国人不能恰当评价欧洲的科学文明，而且没有积极摄取。因而，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一直苦于幼稚的科学技术和落后的政治体制，并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不得不陷入半殖民地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不单是日本、朝鲜、中国，一切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该国国民和民族长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日本是一个岛国，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由大小数千个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 37万多平方公里， 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大到本州，小到山口县的屋代岛，只有二十几个。日本国土南北长达数千公里，为细长的列岛，其状恰似一弯新月。
“倭”何时变成“日本”？
笼统地说列岛，在世界上还有像格陵兰、新几内亚、婆罗洲、马达加斯加、苏门答腊……那样大得宛如大陆一般的岛屿。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面积 2175000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州的十倍，在地理学上，岛和大陆的区别标准是：
岛—
有信风贯穿
大陆—
没有信风贯穿
像格陵兰和新几内亚这样的大岛，既不能和日本这种小岛群相提并论，其居民的气质大概也很少海洋民族的共性。
根据地理学家的推测，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有些地方和大陆相连，而且，今天的日本人的祖先是在某个时期从大陆移居日本的。早在绳纹时代以前就定居在日本列岛的这些原始人，很快形成了氏族社会，进而建立了国家。直到这里的历史。还都是神话世界，未超出想象的范围。
推断一个国家的起源，是非常困难的。最早记载日本的文献，是中国的史书《汉书》。
最初见于文献的日本被称作“倭”。据《汉书》记载，东夷之海中的岛上有“倭人”居住，建立了“奴国”或“倭奴国”，时值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其后，在《魏志·倭人传》（注：即《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之倭人条。）中留下更明确的记录，可知在三国时代，于朝鲜半岛东边的岛上确实有叫做“倭”的国家，是由与汉民族不同的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最早出现“日本”字样的文献。是唐朝正史《旧磨书》，该书的“列传·东夷”项中，对日本是这样记载的：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虽然不是圣德太子的国书（注：圣德太子（ 576年— 622年），公元593年起，在推古天皇之下行摄政。据《隋书·东夷传》， 607年，遣使携国书来隋朝。但在《日本书记》中无此记载。），但当时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日出处之国”，使者们似乎也自高自大，因此，通交之初，中国对日本这一国家似乎将信将疑。其后，日本方面的自称逐渐固定，公元 670年，在奉贺唐高宗平定高句丽的国书中，正式称为日本国。从此，“倭”字不再使用， “日本”这一国名在国内和国际上被固定下来。
热昏麻雀的内陆酷暑
如前所述，日本的居民是生息在四面环海的狭小列岛上的，所以，日常生活颇受海洋的影响。日本人本来是不食牛和猪这类“四脚动物”之肉的，主要从鳞介类中摄取蛋白质。因为近海的缘故，从事渔业的人很多，全体居民都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
同山地国家的人相比，日本人熟悉海洋和河流。由于贯穿列岛的季节风的作用，日本气候变化无常，雨量很多。大海时而风平浪稳，一平如镜，时而惊涛骇浪，吞人噬舟。为了对付变幻莫测的海洋性环境，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必须随机应变。海洋性气候必然会给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造成特殊的生活意识和生活方式。
当然，即便是狭长的日本列岛，也有像长野县和山梨县那样不靠海的“山国”。寒冷多雪的东北地区和温暖少雪的九州、四国，风土和气候截然不同。阴沉的日本内陆和晴空万里的东海地区，生活环境大相径庭。因此，笼统地说日本人是海洋民族，或许在学术上失之于准确，但至少和习惯于大陆气候的民族相比，在特性上具有很大差异，这一点确定无疑。
中国则和日本不同，除了东部，其他地区没有海岸线，是大陆国家。
只有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各省的一部分临海，大部分中国人没见过大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门的统计，中国的总面积约 960万平方公里，约为日本的 26倍。如此辽阔的国土形成中国大陆，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由众多岛屿组成国家。
与整个国土相比，中国沿海面积极小，几乎不受海洋影响。南方的一部分处于亚热带。所以，海洋和风暴的影响很小，年降雨量不多，还有很多沙漠和不毛之地。尤其是内陆部分和北部的黄土地带常年干燥，在未建成现代化给水设备的年代，居民的饮水都难以保证。
大陆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气候上冷暖之差极大。中国内陆的冬天，少雪却又寒冷刺骨，在户外，连非常耐寒的驴和骡子（牡马和牝驴的杂交种，以健壮有力著称）也会冻死。住在北海道内陆地区的人，用“冻木了”或“木了”来形容当地的寒冷，其意思是说，由于气温降到零下几十度，冻得浑身麻木了。中国内陆冬天的严寒，也是这样把人“冻木了”吧。
中国内陆各省夏天的酷暑也是有名的。据说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由于夏天太热，连麻雀也会从电线上掉下来。八年时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陆军所头疼的，除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和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者们的卓越战略，还有难以忍受的冻死马的严寒及烤昏麻雀的酷暑。
说到“日本”这一国名的出现，以《日本书纪》（注：日本最早模仿中国史书体例编写的官撰史书，约成书于 720年。）为首的日本文献及前述中国方面的史书都曾论及到。然而，对于“中国”这一名称的由来，则不甚了了。如前所述，很久以前，异民族的学者和艺人就蜂拥到中国的首都，前来朝贡者络绎不绝。因此，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位于世界的中央，便以中国、中州、中华……作为自己的尊称，这大概就是这些称呼的由来吧。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皇天既付中国之民”（《书经》梓材篇）这句话中。
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国人，具有山河无限广阔，历史悠久，气候极其严峻的亲身体验。在这种大陆国家成长的人和日本这样的海洋性国民具有不同的性格，是不无道理的。
大体说来，海洋性气候色彩对人们有如下影响：
△明快爽朗；
△善变、富于进取心；
△灵活敏捷、但模仿性也强；
△喜怒哀乐大起大落；
△性急毛躁。当然，海洋国家的居民也有很多个人差别，其性格未必都“开朗”、 “忽冷忽热”、 “善变”、 “毛手毛脚”。不过总的来说，住在海边的人，这方面的因素要多些。
大陆国家的居民，受其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列性格强些：
△阴郁、难以捉摸；
△笨拙但坚韧不拔；
△保守，难变；
△感情不愿外露；
△无拘无束。
当然，这个归纳是相对的，不能说大陆国家的国民皆如此。另外，即使笼统地谈大陆性，北方和南方的情况有不同。就中国而言，山东人和广东人的体格和性情就很不一样。
山清水秀养育了日本人
日本列岛属于温带，加上称之为黑潮的暖流流过沿太平洋一带，所以，气候得天独厚。除了一部分地区，冬天都不会冷得不能在户外活动，夏天也不会暑热难耐。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县，温暖宜人，适于居住。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是否适宜人类生活，或者说是否适宜人类居住。
（1）天然条件
（2）社会条件
所谓有社会条件，即一个地区的人情、风俗习惯、治安、物价、生产率、税收、政治上的安定程度、法律等等，总之，是包围着社会的人为条件。
所谓天然条件，即气候和自然。若从天然条件来看。日本是极为适于居住的国家。气候温暖，既不太冷，也不太热，所以适于居住。缺点在于地处火山地带，地震较多，位于台风的路线，夏秋之间常受台风袭击。但是优点在抵消这些缺点后仍然富富有余，这就是日本自然的优美之处。
日本自然之美有下列因素构成。
以绿色为基调的色彩装点自然。日本列岛树木繁茂，浓绿葱郁，坐在飞机上或站在高山上向下俯视，一目了然。而且由于常绿树与落叶树混杂，嫩绿、苔绿、枫叶之红和落叶之黄，雪景洁白……姿态万千，而不像热带地区那样，一年四季都是浓绿一片。
台湾是个大岛，也是树多绿浓。 16世纪时葡萄牙人第一次来到东方，乘帆船通过台湾海峡时，看到岛上的美景，禁不住高喊： “伊拉·福摩萨！”葡萄牙语意为美丽的岛屿。此后，这个岛在国际上就被叫做福摩萨。
我在台湾出生并长大，孩提时就觉得台湾的景色真美。 16岁时，为了升学，我第一次到了日本内地，从门司坐船到神户，又从神户坐火车到东京，濑户内海、京都、琵琶湖、东海道、富士山麓……也许是经过了在日本屈指可数的风景名胜的缘故，我为这个国家的美丽而惊讶。故乡台湾虽也是个美丽的岛国，但日本的美丽在台湾之上。
尤其是色彩之美令人感动。亚热带的台湾色彩绚丽，但都是单调的绿色。而日本水田、旱田、山、河、湖、海的颜色斑斓纷呈，甚至还有在台湾见不到的红叶，这不正是中文学过的“锦绣之美”吗？在途中看见了猪，全都是白猪，也让我吃了一惊，台湾只有黑猪。 “这个美丽的国家，连猪都是白色的。辽东之豕（注：语出《后汉书 ·朱浮传》， “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猪皆白，怀惭而还。”）名不虚传”，我不由得自言自语了。
水也是迷人的。60％的国土是山，距海很近，所以，日本的河川水流湍急，水质清澈透明。在中国这样的辽阔大陆，不会对 “山清水秀 ”这个词一提就懂，而在狭窄多山的日本和台湾却会身临其境。
四周环海，也是大自然展现其美妙的因素。不受泥流影响的日本海，呈静谧的蓝色，海岸线曲折起伏，蔚为壮观。
日本列岛纵贯火山山脉，温泉比比皆是，山峰雄伟。有一些火山至今仍在喷发，多是熔岩和砂岩，因此，很少有河流从上游带来泥沙，故水流清澈。可以说，位于火山地带，是美化自然的一个因素。
但是，自然之美和居民之美是两回事，正如俗话所说： “见得富士山之处无美人。”生活在环境优美的地方的人，未必长相和心灵都美。在世界上，既没听说日本美人特别多，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日本人如同他们所处的自然一样，具有特别优秀的品格。
在这里，我只想说的是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之中，这是事实。
恶劣的自然环境磨炼了中国人
与日本列岛相比，中国大陆的自然环境极为严峻。
因为是大陆性气候，温差变化甚剧，雨量也很少，居民长期苦于慢性的旱灾，农民不断地祈求天降喜雨。另一方面，却因守着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经常受到洪水袭击，处于背井离乡、沦落街头的境地。
帕尔 ·巴克所著，反映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状况的著名小说《大地》，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农民被苛刻的大自然戏弄的痛苦。因长江泛滥而房倒屋塌、饿殍遍地的村落，被遮天蔽日般的成群袭来的蝗虫席卷一空的场面，在干涸的大地上顶着似火的骄阳求雨的农民 ……这些情景在深得大自然恩惠的日本农村地区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和日本相比，除天时不佳外，地利也很差。
首先，缺乏色彩。山几乎都是秃山，这一点与日本不同。虽有岩石和杂草，却看不见树木。在纬度上说来，属于亚热带和热带的福建南部、广东、海南岛、广西南部，高温潮湿，本应有很多不落叶的常绿树林，但实际上却因历代的滥伐而所剩无几。至于华中、华北，只有平原地区生长树木，因此，绿荫稀少。
可以说黄土色是象征中国的颜色。尤其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是一望无垠的黄土色，正所谓“黄色大地”。因为在视野范围内主要是黄土色，所以，在黄河流域兴盛起来的汉民族崇拜黄色。象征皇帝的色彩是黄色，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这种黄色，并不是柯达彩色胶卷那种鲜艳的黄色，而是近于土色的土黄色，令人生厌。
在中国农村旅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水质恶劣。对于受清流之利的日本人来说，中国水的肮脏是难以想象的。第一次见到长江和黄河的日本人，都会被那种水色下一跳，黄河简直就是泥色的河，从武汉以下的长江下游，也成了巧克力色。长江上游、淮河、渭水、大运河和桂林附近的河流多少干净一些，也谈不上清澄透澈。
不只是河流，湖泊也是如此。洞庭洞和太湖这样的大湖，因吸人长江之水而浑浊龌龊。湖南、江苏、浙江的湖沼地带有无数湖泊，其中湖水清澈的，只有洪泽湖、高邮湖等少数几个。出产有名的上海螃蟹的阳澄湖，湖水也浑浊不堪。中国过去有句话： “水至清则无鱼”，比喻当官的若过于严厉，便没有部下追随。但其原意则是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水质浑浊，则以浮游生物为主的鱼食也多，所以，中国的淡水鱼、蟹、虾之类特别肥美。
浑水不只是颜色不佳，而且质差、量少。根据经验之谈，中国人不喝生水，至今在中小城市还有卖开水的，生意还很兴隆。这种情况在水源丰富的日本是没有的。
谈到我自己，很不好意思。我曾经应征入伍，走遍中国的农村。战斗的激烈和战地生活的艰辛另当别论，最感不便的就是不能喝生水和不能洗澡。当时，我的愿望就是，如能活着回到日本，第一件事就是洗个澡。
有着严峻自然环境的中国，自然成了畏惧的对象。不像日本是观赏的对象。当然，中国的诗赋中不乏描写自然美的作品，但是，若和日本的和歌与俳句相比，全部作品中叙景作品的比率决不会大于日本。一般认为汉诗中更多的成分是抒情，这也是出于自然条件吧。
几千年来，汉民族一直在这种严峻的自然中经受磨炼；日本人对自然有一种依赖心理，而在中国，自然却是可怕的，一切依赖心理都是不允许的。
我们不能说因为日本的自然比中国宁静优美，所以，日本人就比中国人优秀。但是，既然条件如此差异，那么，居住期间的人类，其性格和意识肯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差别。
为数不多的共同点
日本人和中国人相互为邻，但历史和自然环境却相去甚远。虽说如此，也还有些共同之处。这里，就回过头来看看为数不多的共同点。
信风地带的稻作文化圈
（1）都受信风影响
有一种气象学上叫做“贸易风”的东北风，它是为了补充赤道附近的上升气流，从北纬 30度— 40度地带不停地向赤道吹来的信风，由于地球自转，在北半球就形成了东北风。说到北纬 30年— 40度，在日本，大致将本州包含其中，在中国，则是一个包括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的广大区域。在气候上，日本和中国都受惠于这种信风，这是一个共同点。
在亚洲，受信风影响的地区，农业都以种水稻为主，人们以大米为主食。战后，日本的学校开始供给饮食后，面包食品开始在日本普及，但日本人的主食仍是大米，这点恐怕没有疑问。
在中国，从连云港到兰州的陇海铁路以北，并不种水稻。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农民一直是以高粱、玉米、小米（粟）等杂粮和小麦为主食，其中又以小麦为上品，称之为细粮。而小米、高粱、玉米等叫做粗粮，被看得比较低级。
比如，在山东农村，日常吃的是用高梁面做的煎饼和用苞米（玉米）面做的窝头，还有小米粥（都是用粗粮做的主食），小麦粉做的面条和饺子都是请客时吃的。
在这些地方，大米是有钱的人吃的昂贵的食品。其证据就是，在华北方言中，米被称作“大米”，虽有米粒大于粟粒之意，但也有比粟米更值钱更贵重的微妙含义。
对于华北人来说，吃大米也是显示生活富裕的社会地位的象征，恰如战前的日本一样，在贫困的东北地方和内陆农村，一日三餐都吃大米的只是地主。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中国人的主食是大米，因为处于信风地带的大半国土是适合种水稻的。
种植水稻和以大米为主食的共同点，使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稻作文化”这一共同特征。
（2）都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社会科学上，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用以表示以中国为首的共同农耕社会的特征。这个词本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说明亚洲农耕社会的，它的流行是在美国社会学家韦特福格尔开始这方面研究之后。
1934年韦特福格尔在他的名著《解体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里专门论述了这个词，他认为，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才是说明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最贴切的概念，并且还指出，使中国这种后进的社会解体的，是英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
韦特福格尔的这一逻辑，被“讲座派”（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与“劳农派”对立的一个学派，刊行《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故名。）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最后，形成军部当局侵略中国大陆正当化的理论，即“使中国这种落后的社会解体，是日本的职责”。这就成了右翼理论指导者和大陆浪人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依据。
韦特福格尔和日本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无疑是错误的。
本来，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用来说明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耕社会的集约性的，并非什么中国特有的东西。受惠于信风，种植水稻的华中、华南、东南亚诸国、台湾、日本、南朝鲜等都有这种共同的生产方式。
的确，稻作文化的民族和以小麦为主食的印欧语系民族相比，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体质也差。但是，稻作文化圈也有其特有的长处（如忍耐性强、勤劳、善于自省等等）。
似乎可以说，位于稻作文化圈的日本和中国，既享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好处，也得到了它的坏处。
不准确的“同文同种”
（3）都接受了儒教的影响
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三百年里，在中国，思想家辈出。当时的中国，形式上有可称之为中央政府的周王朝，但其统治能力衰弱，只相当于一个地方政权。诸侯们在事实上形成了独立王国，互相抗争。
当时，各派思想家和说客非常活跃，这些在政治、经济、哲学乃至兵法上各持一家之言的专家，或纷纷向诸侯鼓吹自家理论的卓越性，以求得官职，或收罗子弟，传授自家学问，即所谓“诸子百家”时代。
众所周知，儒教乃孔孟之教，原本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后来超越百家。教祖孔子（名丘，前 552年—前 479年）被奉为圣人，因其教义有卓越之处，也因自汉代以后，儒教被采用为国家教育的正统科目。
儒教不是宗教，儒书也非宗教上的经典。《论语》和《孟子》是有名的儒教圣典。《论语》是收集了孔子和他的高徒们的对话及其言行的记录，而《孟子》则是活跃于孔子之后百年左右的孟轲的言论集。
传说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博士王仁第一次把《论语》带到日本。且不说这个传说的真伪如何，但可以认为孔孟的经典在奈良时代（注： 710年— 784年间，日本的都城均设于奈良地区，故名。）以前就已传到日本。此后的一千数百年中，《论语》和《孟子》不仅在中国，在朝鲜和日本也是作为精神修养和教养的最基本的教科书的。（注：此处不确切。《孟子》在日本并不受重视。）尽管如此，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近代以前日中共同的基本文化。
（4）都使用汉字
日本、朝鲜和过去的越南一样，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日语的表现形式是汉字夹杂假名的“假名混合文”。但是，不论是平假名，还是片假名，本身都是仿照汉字创造出来的。
由于使用共同的文字，日本人在迎合中国人时喜欢使用的“同文同种”这一招牌便出现了。但是，没有比这种说法更错误的了。
在历史上，日本曾经有过不少从中国和朝鲜来的“归化人”。弥生文化的存在，也说明日本人的祖先中有和中国大陆的农耕民族相同的种族。不难想象，现代日本人的血液中混杂着汉民族的血液。
尽管如此，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根本上并不是同一种族，这在学术理论上是很清楚的。若要追寻和日本人在种族上相近的民族的话，似乎应该是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系的蒙古人或朝鲜人。
日本语和汉语，在语言学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日语在语法上有粘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性质，属于阿尔泰语系。有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特色的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
不仅语言性质、语法和形态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汉字，现在的日语和中文的意思完全不同的也很多。比如“走”字在日语中是“跑”的意思，而在中文里则是“步行”。若写“手纸”，在日语里是信，在中文里则是卫生纸。 “东西”在日语里表示东西方向，而在中文里是一般物品之意。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到日本来的中国某高级领导人，一天在东京一家百货商店前看着挂在那里的招牌，叹息道： “早就听说战败以后日本人的道德水准下降了，可没想到堕落到这种地步！” “啊！怎么啦？”随从的部下不解地问。于是这个领导人指着招牌说： “看看嘛，这不写着‘出卖大日本’吗？不管怎么败了，也不能出卖祖国啊！”
那位大官是把横写的“本日大卖出”从右读起了。在旧中国，横写都是从右向左读的， “出卖”就是“卖出”的意思，况且在战争中日本妄自尊大，自称“大日本帝国”。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叹息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即使使用同样的汉字，在日语和中文里，意思也是不同的。显然， “同文同种”是不正确的。但是，不能否定，在文章的表现上使用同样的汉字，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共同点。（松木一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