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概念里，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美国人比较直爽，英国人比较稳重，法国人比较浪漫，德国人比较严谨，而中国人比较保守。
在美国对青年个性的培养是从初等教育就开始的。一个年轻人要进大学的话，不是只经过一次考试，而是根据他（她）在高中的学业成绩和课外活动成绩，来决定是否有资格进他想进的那所大学和科系。所以学生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参加很多活动，不能单纯读书做一个书呆子。像我的孩子，今年在高中二年级，她除了上课之外，下午两三点钟回家，课外活动很多，今天要参加学校的辩论比赛，明天要去打球，后天去广播电台主持节目，还要到餐馆打工赚钱。在家帮我做点事，我一样付钱。她认为她参加课外活动很多，课业成绩还能保持很好的话，对她将来进大学是很有帮助的。总之他们不是一种单方面的发展，他们喜欢多方面地体验生活。这里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到国内来讲课，有位主席介绍我时很客气地说：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请到一位青年问题的专家来给我们大家讲堂课。”我说： “我不是什么专家呀？所谓专家就是对他所研究的专业学科充满了偏见，而对其他知识一无所知的人。所以我不是专家。”美国大学教育就是基本的基础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业教育。在大学学习期间，除了课业方面，对于你的组织能力，应对能力，领导和处世能力，都得在这些年中培养和锻炼出来。
中国人说话一向比较含蓄，譬如有天你向某个单位提出一个问题，这单位可能有别的想法，但他们不直接说，接待人员会说： “我们研究研究”。如果称赞别人，称赞得太直率，别人会觉得你轻浮。而你拒绝别人时，也要学会拐弯抹角。我刚来国内时，很不习惯，在美国大多事情是放在桌面上讲的，而在中国明明是这个意思，他却拐个弯儿讲了半天，最后你才明白他的本意，但有的时候虽然你觉得明白了但实际上却领会错了。因此跟人交往，觉得很累，老要像猜谜一样捉摸别人的内心世界。而美国青年比较直爽，我们可以看到学校里那些小孩，从六七岁开始读小学到十几岁读初中、高中，老是爱提问题，老师上课时，常顾不过来，不断地说： “你有什么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西方人自力更生的观念比较强。在美国的青年，从小的时候开始，不管他家里多富有，男孩子十二岁以后就会给邻居或自己父母在家里剪草、送报赚些零用钱。女孩子就做小保姆，去赚些零用钱。从小的时候父母就这样培养他们，社会观念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珍惜劳动，重视自力更生。通常十八岁以后的孩子基本上就不愿意要父母的钱了，哪怕是父母有时帮他们买一些东西，他们也不愿意让父母为他们花钱。当然上大学的时候，父母有时支援他们一些学费，而生活费却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去赚。可是在中国呢，就很不一样了，什么都被安排好，儿女靠父母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伸手向父母要钱，连结婚时用的八大件什么的，都要父母给他们买。有不少女方物色对象时还要看看对方的父亲有没有能力给她买八大件，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嫁到这家去。我有个朋友，他家房子很大，他说： “我儿子交女朋友时，我从来不准他把女朋友带到家里边来，我就不要她看到房子这么大，结果是为了房子嫁到我家来做儿媳的。”美国青年的自力更生是在社会的群体中发挥自信、自立及潜能的一种心愿及行为。
诚实的观念。我讲这句话，并不是认为中国青年不诚实，我是说诚实的观念，在西方社会中要求得特别严格。有这么一种说法，在西方，如果有一个人和一件刑事案件扯上关系的话，报纸报道和别人称呼都会说这个人是一个嫌疑犯，还不能说他是一个罪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他永远是无罪的。可是，在中国呢？如果别人认为你跟某一件不好的事情扯上关系的话，尽管证据不确实，通常也会被别人认为你是犯了错误，你是有罪的。因为他们认为无风不会起浪呀！所以，在没有证明你无罪之前，你永远是有罪的。这是一个基本观念的不一样，讲得不好听一点，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污辱和讽刺。我记得我刚到国内来的时候，一方面投资办点事业，同时也作一点贸易。有的时候，对方想了解一下我的背景和我们公司的情况，每次我都介绍一些。但是，第二次再跟他见面时，我发现以前跟他讲的话好像都白讲了一样。他们根本没有真正听到脑子里去。我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慢慢地，我才理解，当你把你的情况都介绍给他们时，他们永远打一个问号在那里。也就是说，不认为你说的话都是实话，而认为人都有自我吹嘘的毛病，不知你到底加了多少水分在里面。但是我在西方生活了那么多年之后，养成了有什么说什么的习惯，如果我有八分的话，我不会说我只有两分，但我也绝对不会说我有十分，我可能会说我有个六七分。但是，我这六七分，你再给我打个对折，说我只有三分的话，那对我是个污辱。所以在中国，在人的交往中，太客套，不直率，习惯于间接地表现，不直接地说明。我讲一个西方怎么对待诚实的例子：尼克松下台后有一段心情不愉快，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想搬一下家，换一个生活环境。以他的财富和声望，购买一套高级住宅是没有问题的。结果没有想到，在水门事件中，他同时还被发现在报税的时候没有如实上报，少交了几千块钱的税。这在美国就被认为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因此在他还没搬到那所住宅区之前，当地的居民就作了一个大牌子放在他要买的那个住宅区的门口，上面写道：
“我们不欢迎不诚实的那个人到住宅区来”。就是这样，像打落水狗一样，很现实，这对尼克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认为像他这种曾为国家元首的人，连诚实的程度都经不起考验的话，是不够资格加入到他们这个社区来的。再比如在美国如果你要卖房子，你不可能天天守在家里等别人来看房子，你会交给一个经纪人代卖。经纪人就会在你家门口挂一个小匣子，这个小匣子里放着你家的钥匙。只有房屋买卖的经纪人才能打开这个匣子，拿出钥匙，然后打开你家门与客户进去看房子。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他们看了以后，就留张名片，表示今天带客户来过。你一回到家，看到名片，就知道谁来看过房子。而你家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会有丢失现象。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把房子借给人家住，可能对方就会说， “你是不是把什么贵重的东西收一收”，等等。总觉得这样会有什么不方便。
守法精神。在西方公共场合里如果设有“请勿吸烟”的字牌，就不会有人吸烟。有人去公园里遛狗，他们会带一张报纸，以便把狗的排泄物包起来投进垃圾桶里去。人们对于公众的东西有一种爱护的心理，美国的绿化工作做得很好，沿公路两边，家里的前院后院都有很漂亮的草坪，这些草坪需要经常浇水才能保持绿油油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在缺水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和秋天雨水很少的时候，有时会规定：星期二、星期四大家不得用水浇草坪。那么在星期二、星期四即使没有人看守，也不会有人给草坪浇水。这是一种自觉性，是一种守法的精神。而在我们中国情况不同了。如果一件事侵犯到两个人以上的利益时，就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总认为人多着呢何必自己冒尖呢？这件事既侵犯了他，也侵犯了我，他不说话，我干吗要去露面得罪人呢？假若在公共场合，设有“请勿吸烟”的字牌，要是有人吸烟，在西方就会有人走过去，碰碰他的肩膀，或指指那个字牌，他一看会很不好意思，赶紧把香烟熄了。可是，在国内的话，我猜想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不会有人过去碰碰那个人的肩膀；二是有人实在不能忍受的话，也可能跑过去。西方社会上的是非观念比较强，而且社会上有一种大家自觉遵守的法律规范。比如，在高速公路开车超速，被警察叫下来了，警察会给你一个罚单，你拿到罚单后去指定交钱的地方交钱或者少交一点。因为法制不健全，大众缺乏法律知识等，以致造成了中西方对守法精神观念的不同。
勇于认错的精神。我想大家有机会跟外国人接触，常常会听到“非常抱歉，对不起”，双方都是很客气的。做错了事情，会说“对不起”。再严重一点，会说“我深表歉意”，甚至于在家里也如此。比如今天我让我女儿放学回来后先弹琴，而后再去参加课外活动。结果，我一回来就看到她在打电话，便责备她： “怎么搞的，你怎么没去弹钢琴啊？”说了她一顿。她说： “妈妈，你没有看到，其实我已经弹了三十分钟的琴，我才拿起电话你就进门了。”我冤枉了她，我就说；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但是要是在国内的话，哪有母亲父亲跟孩子说对不起的。就算冤枉了你，那也是父母嘛！有什么关系。就算错打了一顿，你也只得认了吧。大家可能都听过华盛顿的故事。他小时候把父亲很喜爱的一棵苹果树砍掉了。父亲回来之后，他很勇敢地承认是他把树砍了，他父亲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原谅了他。他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这种勇于认错的例子，成了美国学生从小学习的榜样。这使我想到，在“四人帮”时代，有的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之后，不是认真对待，采取措施加以改正，而是想方设法去掩盖错误。所以常常是一个错误之后导致更多的错误。这就是因为没有勇于认错的精神。 “四人帮”打倒之后，所有错误都归诸于“四人帮”，每个人都一身轻，好像都没有责任了。其实很多是民族深层的问题。有的时候把一些失误，不必看得那么严重，勇于面对它才是明智的。对待别人的错误，要有一种宽容态度。不仅是与人相处，就是在政治上，也要持一种宽容或包容的态度。一个错误发生之后，不必要那么过于纠缠。当然要了解错误的原因，但那是下一步，最主要的是如何尽早把这个错误彻底加以改正，先把事情解决了，然后再总结为什么犯这个错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不光是在国内，在台湾，在香港，在华人圈子里，经常因为面子问题，而不承认错误，把事情愈闹愈大，造成很大的损失。最近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香港一个中学生，做错了事受不住父母的责骂，就自杀了。这件事当然会使人感到非常愚蠢。生命那么可贵，父母辛苦把我们拉扯大，就因为生活上的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而结束生命多不值得。如果从小建立一个勇于认错的观念，就会感到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错了改正嘛，改正了前进了一步，就会使人更加成熟。
现实精神。美国没有钱就没有地方去吃饭，没有钱，就找不到地方住。很多年轻的朋友把美国看成是黄金遍地，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不是黄金遍地，它只是提供了黄金般的创业机会，这才是现实的。我再讲一个现实的例子。有个美国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孩子，他说：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顿饭。”看了场电影，回去的时候，男孩子把女孩子送到家门口，说： “我可不可以吻你一下以示晚安？”这在美国是一种很友好和喜爱的表示，但这个女孩对这个男孩子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说： “我觉得大概没有这个必要吧。”结果，那个男孩子就把头一低，说：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吃晚饭的钱你是不是可以分担一半？”因为没有将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了嘛，那我为什么请你吃饭，看电影，是不是？这个投资没必要了。在中国大概否定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西方人比较尊重个人，尤其是个人的隐私权。在西方，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只要你按时上班，工作上非常尽职，你就是一个好的工作人员或一个好的经理。至于你工作之后的私人生活，那是你的隐私，不干我的事，只要你不影响到工作，我都不管。以前我在一个公司工作，我们的经理没结婚，大家认为他是个同性恋者，可是大家对他一点儿都不歧视。他是一个很尽职的经理，至于他下班后做什么，那是他私人的事情。这在中国就不太行得通，一般人都不大懂得什么叫尊重人，也不大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权。我刚到国内时，在宾馆里有人来看我，我正忙着接电话，他在那里没事，就翻翻我的笔记本，这在西方是不允许的。有的时候有人到我们办公室来，一坐下就用我们的电话，也不打个招呼，这在西方也是不允许的。前一阵，美国民主党人哈特，参加竞选总统后，成了报刊、杂志和电台、电视宣传的焦点。记者从早到晚追着他。嘿，终于追出新闻来了。什么新闻呢？哈特喜欢交女朋友。有一天被摄影记者看到一女友进入他的别墅后，当天没有看到她再出来过。至于什么时间出来的不知道，结果，记者就抓住这件事，问： “这个女友是不是在你家过夜了，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当天晚上出来的还是第二天早上出来的？” “你跟她两人间有没有什么超友谊的关系？”问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问到个人隐私上去了。有人说： “美国不是一个很讲隐私权的国家吗？为什么又当面询问这些问题？”这就不一样了，在美国讲隐私权是讲一般的群众？是社会大众的隐私权。而上层呢？美国社会大众不接受“真命天子”这种神权观念。民主的观念使得每个人均知道任何一个上层人物都是一步步被选上去的，如果你有潜力将来被选上去做政府领导人的话，那么你必须经得起人民的检验。人民有权来检验你，审查你。所以这件小事竟变成了大事，最后搞得哈特真是又伤脑筋又失面子。后来压力太大了，他只好退出竞选。反看中国，一般民众基本上缺乏隐私权，家里房子就那么两间，有时儿子、女儿、兄弟姐妹合用一间，要进房间，打开房门就进去，哪里还要敲门。在美国，我要进我女儿的房间，我必须敲敲门才能进去。我不敲门就进去，她会以为我不尊重她。同样，女儿进我房间，也得敲门。在美国，所以能彼此尊重对方的隐私权，除了是观念问题，也是由于有这种客观环境及生活条件。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房间及独自的生活领域。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一般老百姓自然难以有隐私权。夫妻吵架，隔壁的邻居听得一清二楚，更别说别的了。但是中国的上层人物有隐私权，而下层民众没有隐私权。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对人性有较深刻了解的社会，比较不太容易接受一个神化的偶像。中国有些人把上层人物、首长都神化了，自然就不敢过问他们的隐私。
中国人讲究义气，讲究人情，讲究关系。交情够的朋友，有关系，一句话可顶好多事，方便很多。没有关系，没有人情，有些事就是挤破头也办不了。广大的人际关系因此形成一个很复杂的人情网，使人无法摆脱。西方则不一样，不讲人情，一切按照规章办事。人际交往也不欠人情，比如你今天帮我介绍了某一个人或做了某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受惠了，我很感激你，我马上送你一份礼物或一些报酬，我们就拉平了，不欠人情债。因此人际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金钱关系或利害关系。
美国人事事讲“理”，碰到不合理的事便据理力争，只要他占理，绝不让步，对人“情”倒不作考虑。
讲理这一点，是美国人一般在社会这个层面上对待事务的态度，但在政治层面上呢，却正好相反，它们表面上讲一套，暗中和别国作交易，做的又是另一套，这和社会上所要求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 “政治是黑暗的”。当利害发生时，它是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绝不会讲 “理”的。
中国人在政治上正好相反，中国人际之间常是搞“窝里横”的。在国内大家会经常看到，人跟人之间你比他好的话，他就不太能够和你站在一起，他会踩你一脚，把你踩下去，你矮了，他就高了嘛。所以抓小辫子的啦，给别人小鞋穿啦，扣帽子啦，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中国人对自己人这么刻薄，可是，对外国人却是特别的厚道，这真是很奇怪。就说中日战争吧，八年抗战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太深了，这样的血海深仇———可是蒋介石以德报怨，一笔勾销，中国人的血泪就这样无偿地白白地流掉了。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大陆，结果中日建交比中美建交还早，中国人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没有让日本拿出一点实质性的赔偿来。我们再看一看近百年来，中国和日本打仗中国败了的时候，日本人少要过我们一两银子吗？我们对日本真是太宽容了。日本对我们怎么样，当年拿武力来侵略我们，现在又拿经济来挤压我们。你们看中国大街上跑的车子，百分之九十都是日本的车子。再看看越南，那是更大的讽刺了，人家拿来打我们的枪啊、炮啊，是我们中国当年援助他们的，他反过来打你。所以我觉得中国讲国际主义讲得太早了，我们还是先讲讲自己国内的建设吧，我们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我们自己还没有站稳呢，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讲得很好，他曾经举了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 “从前有个讨饭的，他买了张彩票。把它放在讨饭用的竹子拐杖里，他天天记着那个号码。后来真中了。他高兴极了，以为可以不用讨饭了，一高兴就把他的拐棍一丢，丢到海里边去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又有什么资本大谈国际主义呢？中国有些人对别的民族就是太人道，太厚道了，而对自己的人却往往又太自私，太不厚道了。这是值得我们常常提醒自己的。（李玲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