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的定义是对于任何事业的不断的认真——
或对于任何工作的持久的措意。在这个环海棣通、大家讲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时代里，勤劳自然是最值钱的一种美德，也是到处可以受人尊敬的一种美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约略说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长的，一个是宽的，一个是厚或深的。所谓长的一方面，指的是工作时间的久或暂。所谓宽的方面，指的是在劳动中的人手的众或寡。所谓深或厚的方面，指的是在“不断的认真”与“持久的措意”里大家究竟花费上多少力量。这三方面综合的得数便是一个民族的勤劳程度的全部。在中国住久的外国人和偶尔在中国走马看花的外国人、所得的印象往往未必相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人那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的精神，却是谁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第一次开眼睛看见熙来攘往的中国人，就立刻可以教他联想到美以美宗派的老祖师约翰·卫士莱（John%Wesley）所立下的那条教会的成功宝诀，就是， “大家一齐来，老是来（All%at%it， always%at%it）”。躲懒和浪荡的现象在中国是不大看见的，每个人看去总像在那里做一点事。在中国当然也有阔人，此种阔人虽则像凤毛麟角般的不可多得，至少他们是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但是此种人往往深居简出，在外国人是轻易瞧不见的。但即就瞧得见的而论，中国的有钱人倒是不大愿意退休的，他们穷的时候做什么，阔了还是做什么，并且只要精力不衰，做来还是一样的认真。
中国人把自己分成四等人物，士、农、工、商，叫做四民。让我们把他们分别的过眼一下，看他们的勤劳程度究竟如何。
先说士。要教西洋人士对于中国旧式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来表示几分同情，我是诚知其不易的。它有许多缺点，即在外行，轻易也不会放过。但其中也有万古常存、永不磨灭不由人不注意、不理会的一点，那就是，惟有真能焚膏继晷、穷年的人才能得到酬报。卖官鬻爵一类的事固然是时常有的，以常理而论，似乎也很足以教一班想从所谓正途出身的人心灰意懒；但事实上却也并不如此。从各省出来的消息总是说合资格的候补人员太多，而可以递补的缺额太少。全国的考场，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总是那么的挤满了应考的士子，一次府试中参加的童生总要在一万以上。我们只要把这种应考人员每次赴试以前的预备功夫想象一下，就可以了然于中国人在理智方面的锲而不舍了。中国史上的那些用功的标准人物，如同《三字经》上所举的“囊萤”、 “刺股”的两位朋友，到如今还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景仰着，模仿着，并且还模仿得很有几分相像。有许多人，一进了学或中了个把秀才以后，便头起脚起，不再巴图上进，但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秀才实在算不得什么，好比一茎稻、一棵树，只不过发了芽就是了，离一个成熟的学问家还远，真正的学问家还得向着那又狭、又崎岖不平的前途迈进，一旦大功告成，大家才肯把荣誉归给他。试问除了中国以外，还在哪一国里，我们可以发现，祖孙父子三代，在同一日子，在同一个考场上，猎取同样的功名。试问又有哪一国里，一个八十岁的老公公，经过一生的奋斗以后，最后终于取得了一个秀才、一个举人、甚至于一个进士？
每逢考试，场上总有几位年高德劭的应试人员在考场上撑场面。记得 1889那年（光绪十五年）的朝报就登载着戊子那一科里这一类的材料。据福建巡抚的报告，在福州应试的秀才里，年在八十以上的有九个，在九十以上的有两个，这十一个老头儿不但三场完全考完，并且文理精通，笔迹挺秀（译者按：这是外行的话，考单人的卷子总是有人抄过的，考官所看见的并不是应考人自己的笔迹。）这位大员还加上一句说，凡是一个高年的应试的人，只要中了秀才满六十年，而在这六十年中曾应乡试三次，到第四次的时候，即使再不中试，皇上也照例可以赏他一个钦赐举人。河南巡抚也奏报应试人员中年在八十以上者十三人，在九十以上者一人，这十四个居然照样的消受了那九整天的磨难，所做的文墨也是十分精到，丝毫不呈龙钟的状态。这已经是够教人拍案惊奇的了。但是安徽一省所呈报的还要骇人听闻，据说在八十岁以上的多至三十五人，九十岁以上的多至十八人！中国人常说海外奇谈，试问海外还有比海内这种奇谈更大的奇谈么？（译者按：苏皖两省的乡试，是一起的，都在南京，这数字也许代表两省的，所以特别的多，也未可知。）
中国农人的终岁勤动，手足胼胝，比较起读书人来，倒也不相上下。
农夫的工作，和管家的太太一样，年去年来，是永远做不完的。就我所常见的北方的几省而论，除了冬令中间的一小时期以外，他是没有一天真正的闲着的，不但不闲着，并且有许多事体要做。这种情形当然在别国也是大致相仿的，但是中国农夫的“勤垦勤种”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国对手。
中国的工人也未尝不如此，并且那种毫不放松的程度，还要见得厉害。工人不比农人，不能靠什么天惠，一日不做，便一日不吃，所以除了镇日价地把一条老命来拼着以外，再也没有维持生活的方法。工人寻找工作，好比农夫在田间捉蝗蝻、去野草一样，农人不厌琐碎地把大批的害虫和乱草一个一个地、一茎一茎地从泥里搜刮出来，工人也是“不辞污君不羞小官”地把顶细微的差使接受下来，只要可以糊一口，图一饱，他是无有不做的，假若所可糊者不止一口，而是全家的大小，那他自然是更加乐于应命、唯力是视了……
我们又时常可以遇见很穷苦的人，随着时令的变迁，兼营两种不同而先后可以接上的行业。例如天津的船户，一到冬令，河水结冰，便改赶又便宜又轻快的冰橇。又有许多的农产在农作物的余闲，或做草帽，或结花边。（到了现在，此种作物已经成为重要的出口货品。）中国旧式的女子，不管在家看孩子也罢，在门口看风光也罢，或在隔壁人家说长论短也罢，手里总是拿着一只碎布铺成的鞋底，不断地一针一针地穿着，穿一针，收一把，越收得紧，做成的鞋底越来得硬，穿起来越是耐用；这在南方叫做 “扎脚底”。要不然，也许就坐在家里不停地纺纱。总之，闲着，她们是不干的。
士人的皓首穷经，工农的终岁勤动，又恰好配上商人的孳孳为利、巨细不遗。一个商店里伙计，就在西方，也不能说是一个挂名差使，但是比起中国的伙计来，已经是要算能够享清福的了。中国商店伙计的工作是永世做不完的。假期既然不多，责任又极繁重；但同时我们承认他们有特别忙的时候，也有镇日价呆呆的像木瓜一般坐着不动的时候。
中国的店铺开得早，关得迟。它们的流水账簿虽也采用普通支出与收入的双栏方法，但是记载得异常仔细，所以管账先生一定要到很深的夜分才能够把一天的账结清。什么事都做完的时候，店伙计们还得把一天收入的青铜钱，逐一检点，看有值钱的古钱没有，检到了又可以替东家赚一些外快。
上面说的，大都是属勤劳的宽的方面，如今再提一提长的方面。中国人总称“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他们的“日”要比西洋的开始得早，往往天还没有亮，甚或夜尚未央，他们已经在那里准备劳作。以前的皇帝上朝的时候，总是东方还没有发白；西方的君臣上下那时还在黑甜乡里咧！对于西洋人，这是中国人生活中最莫名其妙的一点，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以为是最自然不过的……普通的平民生活也未尝不如此。广东的铜匠、福州的马口铁匠、宁波的雕刻工人、上海的碾米工人、北方的轧棉花和筛面粉的苦力，都是晚上停工得很迟，白天开工得极早，早得骇人听闻。天还没有显出一分鱼肚般的白色，乡下人已经络绎不绝地到城里去，有走十里八里的，有走三四里的，走到了，黑暗中就在城门口或街头巷尾等着，好一到天亮，可以出卖他们挑出来的萝卜白菜之类。大约到西洋人把早饭吃完的时候，他们的市面也差不多快要完了。你要有机会，拣一个夏天的清早，大约五点半钟的光景，到上海的大街上溜达溜达，你就可以发现一个极有意义的东西方人的对照来。那目空一切、皇帝不是他对手的欧洲人，虽则在外滩江边造上些皇宫一般的办公房子，在这时候是连影儿都找不到半个的，但是亚洲人呢，却已经是全体出马，并且已经登场了很久。一定还得过好几个钟头，你才可以看见西洋人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旁若无人地直闯；等到他们在写字间里坐定的时候，中国人一天的工作已经十去其五了。
约翰 ·戴维斯爵士（Sir%John%Davis）说得很对，中国人的劳作真是一种乐天的劳作，这种劳作也足证中国政府确乎能够教人人安居乐业。实现那知足常乐的理想。这一点是中国民族特性的最彰明较著的一点，要懂得它，非有长期的观察和细心的揣摩体会不可。
最后我们说一说中国人勤劳的深厚的程度。中国人终究不失为亚洲人，亚洲人做事的时候，总有那种不慌不忙的情形。中国民族确也是一个极有血气和魄力的民族，但你却不能教他们照我们西洋人的样子，根本改造一下。从我们的眼光看去，他们做事的时候确乎缺少那种一气呵成的热诚与毅力。一个盎格罗—撒克逊人，就是没有《圣经》上的教义的督促，也知道用全心全力来做手头可做的事，但是碰上一个中国人，你就是拼了死也不能改变他的脚步的快慢，就是把一切宗教与哲学的力量像天罗地网一般地罩将下来，他也还是神色不动地维持他的原有的步伐。几千年的经验已经告诉他这种活命的方式毕竟是最有出息的方式；和希腊诗人荷马诗中的神道一样，中国人是永远的不慌不忙的。他牢牢记着他的圣人所教的 “欲速则不达”和“其进锐者其退速”的两句话。
犹太王所罗门说，唯有勤劳才能致富，此言果确，中国民族应该是世间最富有的一个民族了。我们也相信中国民族真会有富强的一日；要是他们于勤劳的一种美德之上，再很稳当地配上许多其他的美德，这日子反正也是不远的。可惜中国人只是口口声声地讲要诚实，要廉洁，要恳挚……而实际上总是只说不做。我敢断言这些旁的美德都能从理论变做事实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十足收取勤劳的效果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