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盂县宗教文化遗存》之前，我就一直举棋不定，担心写不好，担心遭到读者的诟病。在写作的过程中，这种担心越来越严重。因为在写作中，我深深体会到了盂县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不止一次被盂县宗教文化蕴含的深刻内涵所痴迷、所折服，而自己这种过于简单平凡的学识不足以驾驭“盂县宗教文化遗存”这么大的一个课题，以至于写到后来，越写越畏手畏脚，越写越困惑。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地收集整理资料，然后“见缝插针”式地“忙里偷写，”在李晶明会长的再三“催促”“逼迫”之下，终于仓促杀青，即将尘埃落定。这样的话，文中的观点和资料就可能出现一些错误、偏差，文章的流畅性、可读性也就大打折扣了。自始至终，杨有贵、张建瑞等诸师长、赵培青兄长、李晶明会长以及盂县三晋研究会的其他学长、朋友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谢过。
言归正传。
在《山右石刻丛编》中收录的《兴化寺高岭诸村造像记》中记载，“州沙门都僧观广武将军智道善、马宝、赵琳珍……”，这个“州沙门都僧观”是州级僧官，这是盂县已知的有关僧官资料的最早记载。
在嘉靖版的《盂县志》中有“僧会司”、“道会司”的记载。在康熙二十一年的《山西通志》卷之七的“公署”中记载：盂县的“阴阳学、医学、僧会司在寿圣寺，道会司。”（“寿圣寺”属于记载错误）。在康熙版的《重修盂县志》中，“僧会司在三圣寺，道会司在城隍。”这些是资料中明确记载的盂县的宗教管理机构。在《清史稿》“职官三”中，“县僧会司僧会，一人。县道会司道会，一人。俱未入流。遴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可见，这个县僧会司的“僧会”、县道会司的“道会”就是当时分管佛、道宗教事务的二位职官。
在康熙版的县志中记载僧道会司官员有：
明朝：德郎（成化间任）、洪才（成化间任）、善增（真正德年间任）、清寿（嘉靖间任）、（嘉靖间任）、志意（隆庆间任）、善缘（万历十二年任）、善贤（万历二十三年任）、开山（万历三十年任）、清鸾（万历三十八年任）、清镜（万历四十八年任）、清淳（泰昌元年任）、微偳（天启元年任）、微仟（崇祯元年任）、妙（崇祯十二年任）；李通珩（嘉靖间任）、杨通胜（嘉靖间任）、荣全绰（万历间任）、刘守明（万历间任）、李真祥（崇祯间任）。
清朝初年：妙容（顺治元年任）、法晓（顺治十年任）、法信（顺治十五年任）、法琳（顺治十八年任）、圆光（康熙元年任）、法玉（康熙十二年任）、圆镇（康熙十八年任）、宗晋（康熙二十三年任）、圆桓（康熙三十年任）、圆企（康熙三十三年任）；傅守悦（顺治六年任）、刘守明（顺治九年任）、杨太宁（顺治十年任）、张清瑩（康熙十二年任）、张阳升（康熙三十四年任）。
盂北村大兴寺现存嘉靖十三年闰二月所造铁钟上，有铭文“本县僧会司僧官开真”，可见这个“开真”很有可能就是乾隆县志中所空缺“”的僧官。
在康熙版的县志的“仙释”中还记录了一个“净业”和尚的事迹。“净业，别号休粮和尚。泰昌年间（1620年8月1日—1620年9月），住三圣寺真修，功行圆满。或赠一偈云：法身已满三千界，绝粟何妨四十年，却被河东狮子吼，箭锋惊破小乘禅。”
按照1995版、2011版的《盂县志》记录，民国七年（1918），全县有僧侣104人，道士40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僧侣99人，道士52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时候，盂县成立佛教会，由信佛的乡绅、知名寺僧组成。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七日举行“盂兰盆会”。建国后，宗教活动停止。1980年后，佛教在盂县民间兴起。2000年，经县委统战部批准，盂县有四个寺院成为合法的佛教活动场所：东杜村的永清寺、白土坡的建福寺、藏山景区的莲花寺、大崔家庄的释迦寺。2001年4月28日，盂县佛教协会成立。根据佛教在线的报道，目前，盂县佛家皈依弟子发展到3000余人，信教群众达4万多人。
另外，天主教、基督教是在清末民初传入盂县的，有关的宗教文化遗存很少，对本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影响甚微，所以在本文中并未加以研究探讨。
盂县古称仇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灿烂。有迹可循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2—3万年之前旧石器晚期的黑砚水河遗址，“盂县”还是山西历史上最早的县名之一，在公元前514年，晋国六卿消灭了祁氏之后，就有了“盂县”这个称谓，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这里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很多，像藏山的忠义文化研究，仇犹古国文化研究，张士贵家族的“进士之家”、盂县“进士之县”文化研究、《华严经》佛学宗教文化研究、“二程”理学文化研究、高长虹文化研究等等。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演绎中，这些经过冲刷、积淀的文化现象，显得越来越“真金一般”弥足珍贵，越来越灿烂夺目，散发出它越来越迷人的魅力。
在文化研究成为时尚的今天，作为盂县文化研究的基础，作为盂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盂县宗教文化遗存开始逐渐被人所关注，所赏识。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文化遗存，对于进一步挖掘盂县厚重的人文历史，提炼晋盂文化精髓，积累和传播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思想，树立先进的科学发展理念，并以此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是盂县宗教文化遗存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