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在他的学术成就日臻完美之时，家庭却屡遭变故。道光二十七（1847）年十月，张穆的长兄开暹去世，翌年，他的二兄、三兄病故。兄弟四人已去其三，只有张穆还在人间。
但更大的灾难早已等待着他，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张穆一家，遭到了灭门之灾。
据何绍基的《种竹日记》记载：“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石舟著人来，俱往观之，其夫人以两日病遽逝也。一女病疹，乃郎亦病在床。”
从那“一女病疹”的“疹”字来难测，他的女儿患的是“麻疹”即天花。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当时又没有任何预防和治疗手段，一旦染病，十死八九。
据说此时的道光皇帝吓得赶快躲到热河的行宫。周围侍奉的宫人和晋见的大臣，必须是出过疹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免疫能力。
但普通百姓，只好在家里等死。张穆在《祭三兄》的祭文中说：“穆九日之间妻亡，子女也相继亡，俾十年构营之巢，一旦迅扫而空之。”不足十天，妻、子、女三人相继死亡！
前文说过，人生的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张穆已历其二。岂料，刚过不惑之年，晚年丧子的噩运又不邀自来，而且是一子一女双双夭折。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命运之神又一次扼住了张穆的喉咙！
但这个百折不挠的钢铁汉子却又一次挣脱了命运的绞杀，带着累累伤痕，又向着他既定的目标前进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是张穆人生旅程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刚满45岁。
也许是因为命运多舛，人生坎坷；也许是因为门衰祚薄，亲眷凋零。石舟先生竟然萌生了归耕田园的思想。希望自己也能够像陶渊明那样，“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而终老田亩。
这一年的春天，他仿绘《烟雨归耕图》，自撰《百字令》，喟叹“客游倦也”！词中写道：“靖阳亭古，耕读吾家事。绿蓑青笠，渊明应说今是。”并作七律四首，名为《复题烟雨归耕图》。其中有句云“记得当年耕且读，围洼深处荷锄归。”并自注：围洼，阳泉北岭名。
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他就打算在北京雷光桥置买地皮一段，先葬亡妻然后筑舍隐居。
但打算总归是打算，而张穆也并非陶渊明。
试想，一个毕生把顾炎武当作师法的榜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靖阳亭长，能够像靖节先生那样安心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生活吗？
这位浑身创伤而奋斗不息的斗士，在他的“栖云亭”作心灵上的小憩之后，又匆匆上路了。
《上大夫星阶公书》、《落帆楼文稿序》、《癸巳存稿序》、《跋明李思训碑》、《唐拓武梁祠画像歌》、《有感于太常仙蝶》……一篇篇文采飞扬的诗文，从他的笔下写出。
但这只是张穆的业余活动。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一头钻进斋之中去完成他的未竟大业，继续撰写《蒙古游牧记》。
上文提到过，张穆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完成了他的《蒙古游牧记》的写作。那时写成的是该书的前十二卷。经过再三审核，业已定稿。后来又写成四卷初稿，经过反复斟酌，觉得它只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其中古迹和山川仍需详细考订。于是，夜以继日，在“纵横万里小斋”中继续他对广袤的西北疆域的考证。
常来斋关心《游牧记》撰写的还有他的挚友何秋涛。两人讨论的重点仍然是该书的十三至十六卷的山川古迹部分。
1849年阴历十一月初九，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张穆突然病逝。
据人们后来回忆，张穆是在他的斋书桌前的椅子上去世的。当人们进去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静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不过，手中仍然握着那枝朝夕不离的毛笔，眼前仍然放着他未校订完毕的书稿……
他的旷世之作《蒙古游牧记》，在他死后不久，由他的友人何秋涛整理刊行。
何秋涛在为张穆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先生既殁，秋涛偕何编修次其稿曰《斋文集》《靖阳亭杂记》各若干卷。编修为缮治成帙。”
“《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杂涂已，未脱稿，秋涛为理而成之。其已行世者唯顾亭林，阎潜秋两谱云。”
从中可以看出张穆著作的大概。
至于张穆后人的下落，何秋涛在墓志铭中称：张穆死时“先生之妾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可见，其妾有张穆的遗腹子女在身。
后来，祁寯藻的《息园日记》中记载说：“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八日。平定张氏老妹今年65岁，尚强健，所抚招姑，即石舟遗女也，今年12岁。”
这时，张穆离开人世已经12年了。
张穆逝世后，何秋涛撰写的祭文中称赞他“性孝友，重然诺，闭户人海中几十载，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事。盖其志专欲以文学名世也。”
祁寯藻在当年撰写的墓文中称赞他：“学博、气大、志高，孝于亲，友于兄弟，著书满家，发言惊座。”
《清史稿》是这样评价张穆的：“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程恩泽见之，惊说‘东京崔蔡之匹也’。”
那程恩泽把他比作东汉时期的大学者蔡伯喈。
此外，在当代出版的《辞源》《辞海》中皆有专条介绍张穆。
《山西通志·文学录》是这样介绍他的：“生具异禀，于书无所不读，才名籍甚，称为鸿儒。”说他天生的才能禀赋都有异于常人，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他的才气和名声誉满天下，人们称他为鸿儒。
咸丰初年，张穆陪祀于京都顾祠，使其有幸终于和他景仰的前辈同祀一堂。
光绪年间又祀于晋阳书院之三立阁。
后又供入太原的“四徵君祠”，与山西著名的学者阎若璩、傅山、范镐鼎、吴昊，一起享受后人的祭祀。
其后又供入平定州城之崇贤堂。
关于这座崇贤堂，笔者在此略作介绍。
崇贤堂始建于宋，初名思武楼，坐落在平定州署东北角的高阜，宋大观四年（1110）即更名为涌云楼。元朝至元二年（1265），知州刘天禄建为堂。奉祀在金朝时期曾经担任过平定州官后升为礼部尚书的赵秉文，从平定老家走出的一代大诗人元好问，金礼部尚书赵云翼，翰林学士李治，名为四贤堂。后又增祀元中书左丞吕思诚，与国子监司业王构，遂改名为六贤堂。明成化年间（1465～1487）又增祀刑部尚书耿九畴，又更名为崇贤堂。
至清同治七年（1868），知州庆亮又进优贡生张穆。有清一代，平定被誉之为“文献名邦”。在这个贤者辈出，人才济济的地方，仅有石舟先生入祀崇贤堂，说他是“名邦硕儒”，不为过矣！
这崇贤堂老百姓叫阳春楼，下临青石砌成的大坡一条，俗称“喊坡”。据说古代诉讼之人一走上喊坡，便手举状纸，高声喊冤，以便惊动衙门里的差役和官员，以此而得名。下喊坡，过嘉河桥，便到了十字街，即州城之通衢也。
笔者还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座崇贤堂还在，只是贤人们已不知去向，日本人用它来敲钟报时，早午晚3次，当当当的钟声响彻全城。
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毁于战火。
据说现在在原址上又重建一阁，仍以阳春楼名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崇贤堂所祭祀的贤人，都是既有科考功名又有高官显职的达官贵人，而张穆只是凭一介“贡生”的资格跻身其间。在那个崇尚功名利禄的时代，张穆能够破例地受到人们的尊敬，也足以看出他在家乡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二十世纪初，阳泉市有关部门曾举办过张穆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把他的故居定为市一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张穆的研究，我市近年来也渐渐有人问津，其中，以王俭先生的成绩最著。但由于张穆所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生僻，而其行文风格又古奥艰深，想让这位伟人的生平业绩广为人知，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