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冯母居京以后，发现儿子改变了以前腼腆的性格，若逢休假，就与人订交约会，甚或把客人请来，热议国家大事，切磋文字，饮酒唱和，往往夜深了还不散伙。
老太太好记性，凡是来过的客人，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诸如：满洲庆霖、诸暨余坤、道州何绍基、天津王益之、南丰吴嘉宾、曲阜孔宪彝、桂林朱琦、山阳鲁一同、仁和邵懿辰、湘乡曾国藩、无锡张端甫……每遇客至，冯母总给做起可口的“麦饭”热情招待，使朋辈们非常感激。
频繁的与人订交、约会，偶尔带醉而归，不免引起冯母的戒心，虑恐儿子初做京官，不自约束，迟早会走上邪路。再三叮咛儿子勤政守职，赢得上司的好评，“不令多结客”。要像邻居的余坤先生那样，利用休闲时间，继续勤修学业，努力上进。
余坤因下斜街南端的寓宅太破旧，也移居到了巷北，与冯志沂比邻，隔院书室经常传出余坤吟诵诗歌的声音。有时，冯志沂回家见母亲专注聆听的样子，故意问谁在吟诗？母亲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余先生呗！先生吟的诗动听入耳，我还能背诵出几句呢。母亲的话，使他顿然想起余先生对自己的叱教，记得初次拜访先生那天，他把历年作的诗全部拿出请予评点，并且带有点自负的口吻说：“余童幼喜读诗，窃意古人诗非可学而至也，则取近人诗仿之，见者谓：多似袁简斋、张船山也。”孰料，“君奋笔涂抹，谓：无一篇有当于古人，且谕之曰：子诗近人习气太重，间露本色乃绝佳，盍求之古人乎？退取汉、魏、六朝、唐、宋诗熟读之！”
原本想得到余先生的赏识，岂知带去的诗作都没被看好，还给批改得面目全非，内心很不服气。回了家，慢慢地冷静下来，细想了几天，想开了，认为先生的话有道理，决定“悉取旧作焚弃之”，从头学起。尔后，凡有新作，必请先生过目指教，轻易不拿出来示人。
余坤不但诗工甚深，而且为人旷达，不拘小节，冯志沂既欣赏先生的个性风度，又恭敬的向他讨教诗法，彼此之间的师生感情逐渐加深。冯志沂在《送余小坡先生出守雅州序》中说：“是时，两人无日不想见，恒自暮不去，饭至及饭，其饮馔未尝豫戒，家人其座次酬对，一唯意所适，未尝为主客礼。他客至，多然怪之，而吾两人者，但知相见之为乐，不知人世界有是非、毁誉、聚散、离合之足感也。后数年，先生移居益近，而官事及人事益繁，沂亦以职事见拘，两人恒旬日不相见。然，每读书有疑及得创解，必以闻，两家童仆或三、四返。”
十几年后，冯志沂在安徽再次看到余坤的诗稿，仍对先生诗歌的成就赞叹不已：“余自别君后未尝废诗，诗境亦屡变；所遇之境足以发其抑塞磊落之气者殆过于君，而视君之戛戛独造，前无古人，殆无一篇足以肩随其后。故知天资所限，不可强也……披读再四，追念昔游如旬日前事耳。”
余坤的诗赋有何特色？冯志沂曰：“君诗沉鸷静细，善发难显之情，写难状之景，其剽悍如古奇才剑客之士，持寸铁入百万军中，人马辟易；其操纵变化如淮阴用兵，多多益办，整栗如李临淮视野，壁垒一新”。
他承认，“盖吾之学诗，自君始”。
师从余坤学诗期间，还给冯志沂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之夜，他和王益之在先生家谈诗，谈得兴起时，三人遂生清游之意，于是推案而起，联袂步出家门。
京城南郊，遗有烧过砖瓦的废窑，当地人叫窑台，三个人登上去“据地箕坐”，仰望皎月，放开嗓门大声呼叫，呼叫了一阵子，站起环视旷野，清晖笼罩，扑朔迷离，恍如幻景。余先生幽默地说：“长安十万家，也不过如此而已”。继而，聊起人事、国事，又慨然悲叹起来，似有多少块垒不得释怀，竟至泪下沾襟。
约莫快到子时了，三人相扶走下台墩，沿着荒径返城，不觉来到陶然亭，门关着，进不去，只好另辟蹊径；走着，走着，兀然黑压压的城墙横在前面，再迂回绕行，拨开苇丛，不慎又陷进泥淖里，三人相顾放声大笑不止。
就这样跌跌撞撞，路过农家的菜园子旁边时，守园人误以为来了偷菜的贼，赶紧鸣放鸟枪示警，附近菜农闻声齐来围逮，火把下才看清是三个穿着齐楚的城里人，他们如实向菜农说出实情，立即就被放行。
尽管过了很长时间，每谈及此，都失笑当时的狼狈，又很珍视那次月夜清游逍遥纵任的痛快。
冯母起初不喜欢儿子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应酬纷如的社交活动上，经过观察、了解，方知与他来往的人，都出自大贤之门，个个才学不凡，而且都有职位，也就放松了对儿子的管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