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散文园地的芜杂自不待言，尤其新千年之后的散文，或玩技巧，或写自我，多流于末技小道，不得要领。在此背景下，韩少功如一株兀立于罡风的乔木，彰显特立独行之姿。韩少功的散文是一面很好的镜子，20世纪后期以来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从其文本尽得映射。他亦因此成为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真正领军人物。
作为文坛少见的学者型作家，楚人韩少功充分印证了那句古语：唯楚有材。韩少功的散文继承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下笔夹叙夹议，无拘无束，在海阔天空中一展跨文体写作的风流，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和心智空间。他的一些长篇随笔，深邃洒脱，出入中西，善于避开缠杂不清的争执而直面问题，以平实的语言，搭起坚固的思想平台，显示出卓荦不凡的文化情怀。寻常文人往往文辞精美，却独缺一份识力；有识力者，却又不免于文辞枯槁，表达力欠缺。韩少功是一个例外。对于市场化、全球化、环境与生态、民主与宪政、大众文化、道德与人文精神、后殖民、教育、传媒、腐败、民族主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韩少功皆有涉及，每每以感性与理性的水乳交融，指向精辟之解，明晰之思。面对斑驳陆离的现象和问题，韩少功远观近察，得心应手，自由穿行于文学、哲学、宗教、史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数学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思想诸领域，体现出把握对象世界的能力和百科全书式的胸襟。
没有翻译体的冗长做作不知所云，也没有国粹主义者的坚执生涩抱残守缺，韩少功的语言是活的语言、自信的语言、充满弹性的语言。鲜活，灵动，厚实，凝重，苍凉，高华；萃集了多重美质的韩少功随笔内外双修，以学识、阅历、思想和教养作支撑，始终情调高洁，笔力沉雄，张力四溢，呈现出某种浮雕般的力度。这种力度，是可以用“铁钩银划”来描述的。韩少功散文不论叙事、描写，还是抒情、议论，功力都颇均衡。“满目波涛接天而下，扑来潮湿的风和钢蓝色的海腥味；海鸥的哇哇声从梦里惊逃而出，一道道弧音终没入寂静。老海满身皱纹，默想往日的灾难和织网女人，它的身上已长出木耳，那倾听着千年沉默的巨耳——几片咬住水平线的白帆。”（《海念》）惊警不俗，气象阔大，蕴蓄着某种内敛的爆发力；“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蓝色新月，某位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白发老妪，还有失落在血红色晚霞中一串串铃铛丁冬丁冬的脆响……”（《记忆的价值》）如此地道的美文路数，浓郁的抒情气息，虽偶露峥嵘，亦令人感奋。但韩少功没有把精力投放于纯粹的美文一途，而是决然以其文字充当了社会分析报告，承载起凝重的社会内容和现实分量。他的随笔，美在见地，美在精神，美在风骨；缘此，韩少功成为一只高蹈的思想之鹤。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抨击了独断论与虚无论；《强奸的学术》表达了言说真理的艰难；《人在江湖》发掘古朴瑰丽的楚文化和浪漫的巫风，钩沉非常岁月里的民间帮会流派，表现了对历史真相和民间精神的探寻；《感觉跟着什么走》反思席卷全球的技术主义、物质主义洪流，呼唤人文、智慧与理性……不论长篇大论，还是尺牍小文，韩少功的文章均能游走于中外，纵横于古今。《夜行者梦语》思考社会、时代、人类文明、商品经济，对症下药，宏论滔滔：“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觉得悦耳和体面。”“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欧文、傅立叶、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世界》以从容犀利的笔触，指涉了语言、国家、集体、民族：“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在忧患和思辨中，贯串着寻觅民族之魂的宏远追求。“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如此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代表了“韩氏语体”的典型风格。
二
韩少功不少国际题材的随笔，表达了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不见丝毫洋奴气和西崽脸。《访法散记》《美国佬彼尔》《安妮之道》《仍有人仰望星空》通过对中西国民性的感性比较，呼唤人类意识与平等观念。《你好，加藤》借日本人说事，突破褊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观照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面对日本人俭朴如一的生活方式，韩少功感慨：“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有强大生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州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通过历史的探讨和现实的反思，道出中日两国现代形态的巨大差别。韩少功又在归纳了日本民族源远流长的武士传统和职人传统后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因此，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日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还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这样的评说是振聋发聩的。纵览中国社会，儒家文化与小农意识互为表里，两相濡染，再经与专制体制的三相化合——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其对国民性的制约，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拘囿，对中国历史进程的羁绊都是致命的。个中实情，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得！眼下，某些“国学家”和“儒学家”正津津乐道于“读经”、“读史”，在一番番甚嚣尘上的“国学热”中，我们更应重申这样的常识：成分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向上的，也是向下的，既是含氧的，亦是含毒的；面对它，如同面对河豚鱼，首先应该做的是必要而必需的排毒。倘真如某些言论鼓噪的那样，省略了这一排毒与取舍的过程，把成型于专制语境中的那些所谓“国学”典籍原封不动请上神坛，奉为时代之《圣经》，文明之圭臬，显然大违常理。诚如东方朔《答客难》云：“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对待传统文化，忽而打倒在地一无足取，疾呼以“蔚蓝色文明”取代“黄土地文明”，忽而抬入九霄万金不易，高喊“以东方文化救助西方文化”，两种态度均欠得当。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非易与之事。鲁迅那一辈人是有资格激进、有资格宣称不必读古书的，也是有资格保守、有资格奉古书为经典的，因为他们身上尚存一脉混沌的天真，单纯的可爱。今人对“国学”的趋之若鹜也好，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情有独钟也罢，往往都在急吼吼的口号姿态下，暴露出庸俗心地和市侩嘴脸，带有了强烈的喜剧色彩，岂可与先贤同日而语。
韩少功聚焦宏大叙事，评说国际风云，皆着意于真相的揭橥。《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反思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扫描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世道人心、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漫不经心间便道出了中国人思维与感觉的误区，民族现代化追求中的排他品格及霸权品格的显影，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体两面，等等。一般论者涉及此类棘手话题，大多如履薄冰，如入雷区，韩少功则排闼直入，昂首阔步于蛛网交织的话语森林和问题迷宫。在常人不免于心魂俱失茫然无措的所在，韩少功游刃有余，顾盼自雄，犹如剧饮千杯而不醉的酒国英雄，犹如“黄沙百战穿金甲”的疆场健儿，总能在清醒自持的状态下纵横捭阖，信心而行。“以集团利益为标榜，在很多情况下常是虚伪之辞。稍稍了解一点现实就可以知道，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义一定是反民族的……这种主义之下的‘民族’名不副实。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义也一定是反全球的……这种‘全球化’只是全球少数人的下一盘好菜。因此，重构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价值检讨的问题，甚至是清理个人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重构一个美好的亚洲，与其说我们需要急急地讨论亚洲的特点、亚洲的传统、亚洲的什么文化优势或所谓经济潜力，毋宁说我们首先更需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追问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韩少功健笔一枝，上下翻飞，左右点染，不经意间即可下笔万言，意犹未尽；如此余勇可贾的文化姿态，透出的岂止是文化人的自信？！韩少功积极提倡“向内看”的反思精神和内省态度，提倡多元文化的并行不悖、自由融通；这种宇宙意识和大同情怀，读来确实可以胸胆开张。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韩少功高度看重体验与实践。积极走出书斋，展现当代知识分子自我超越自我刷新的轨迹，一直是韩少功努力的方向。韩少功是“知识分子”，有其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知道分子”，仅止于知识的挪用和信息的搬动。作为人类真理的言说者，知行合一的实践者，韩少功慷然充当着时代的化验师、知识分子的质检员。韩少功的目光是挑剔的，却不傲慢；是苛刻的，却不尖刻。当今文坛，缺乏的正是像他这样的碧海掣鲸手。作为脚踏实地的启蒙主义者，韩少功深知，真理未必可爱，与其说庸众喜欢真理，无如说他们更喜欢真理的被遮蔽，喜欢真理被遮蔽后的那种无序、堕落的狂欢状态；不少情况下，他们宁愿舍真理而取利益，坦然向世俗缴械。这是人性的阴暗，亦是人性的真实。明乎此，韩少功坚持在言说真理中揭橥本相，挑战流俗，试图以其富于前瞻性与批判性的眼光拨云见日。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正是启蒙者特有的入世勇气。韩少功从不高高在上好为人师，而是时时警惕着启蒙暴力和启蒙霸权，远离伪贵族的清高和伪精英的自负。实际上，“纯粹”的民间立场是行不通的，它往往使人变得很低，以至低到尘埃里，对一切皆持懵懂之姿和仰视之态；“纯粹”的精英立场多又流于俯瞰众生不肯屈尊，导致启蒙路径的阻塞。在众多篇章中，韩少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群体的同时，更引领同侪反观己身的自大，无知，势利，媚俗，追逐权力，迷恋资本……由是，知识者韩少功自揭画皮、自批面颊。
三
韩少功《山南水北》的问世，作为新千年以来一次少有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而引人注目。
逃离城市的巨大漩涡，韩少功在八溪峒筑巢而居，拥抱土地，亲近五谷，让久违的田园之气注入文字，让身影活跃于书斋和旷野。城乡两种迥异的生活，在智者韩少功那里切换自如，圆融无碍。对于他，八溪峒与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互联网、财富、超女是并行不悖的，城与乡是和谐的而非冲突的，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在海口和八溪峒之间，韩少功如冬去春来的候鸟，两脚踏城乡文化，一心写性情文章，由此获得阔大的视阈和弹性的空间，从容地整理和把握世界。作者把久经都市压迫的“人”转移到乡村的空地上充分舒展腰肢，唤醒感觉，复活记忆，激发美感。与历史上诸多“身在南山，心存魏阙”的隐士不同，韩少功的乡村生活并非意在以退为进，而仅仅体现为一种自适、自为、自便的文人生活方式。何况，现实世界里的正厅级干部韩少功乃是地道的农活好手，这使得他与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不事稼穑的历代文人隐士有了更为鲜明的区分。身体向大地扎根，心灵向天空舒展。从此，韩少功拥有了月光和上帝，他在八溪峒的种菜、赏月、养鸡，无不是诗意的生存方式的践行。
如是，韩少功很容易地被联想到美国作家梭罗，《山南水北》也会顺理成章地被誉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但有别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简单生活，韩少功在八溪峒的生活要复杂得多，作为当下中国乡村改革进程的一个热情参与者而非旁观者，这位“韩爹”需要不断地跟别人打交道，甚至还会帮助山民在一些修路、致富之类的重大问题上献计献策，以至拍板。乡村并非可供臆想和猎奇的隔绝的存在，更非“活着的博物馆”，乡村是一个现实性的真切存在，时时呼应着古老中国的剧变。全书展示了碰撞的尴尬，融合的有趣，中国社会转型时刻种种的世态人心，融入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对城乡差距的焦虑，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对自我内心的体认，对现实世界的关切。
读《山南水北》，时常感觉如读一部乡村笑话集。其写法亦实亦虚，绰具魔幻意味。全书往往从貌似诡异荒诞的“奇人异事”切入，却恰恰抓住了乡村生活的本质。正是此类奇闻佚事，千百年来有效地调节着乡村生活的单调、乡村岁月的劳碌，在荒诞的表象之后，显露着乡土中国更深向度的大真实。乡村世界自来便是滋生神话的温室与福地。“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作者试图通过对大自然万千奇异事象的揭示，通过对怪力乱神花妖狐魅的描述，激活现代人贫弱的想象力，骨子里依旧奔突着楚文化浪漫的精髓。在“韩爹”看来，农民围火闲聊时谈到的那些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十八扯，既是当地山民的心理哈哈镜，更是广大乡土中国民众心理的原生态存在。诸如此类的种种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当属野史而非正史的范畴。然而正史未必“正”，野史未必“野”，否则，学识淹通的鲁迅何以只信野史而不屑正史？历史的本相，深邃的思想，恰恰多从野史中澎湃而出。这是民间的胜利，草根的胜利，是大地美学的胜利。置身乡野的腹地，韩少功尽情探测无人接听的远古秘密，执著于求真求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然而真与美常常不能并存，譬如，从美的角度，我们宁愿知道月宫里住着寂寞的嫦娥、伐桂的吴刚和乖巧的玉兔，却不愿知道月亮只是没有生命定居的冰冷天体。科技破除了世界的神性，让世界从混沌趋于明朗，复趋于无趣。倘若真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地步，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自来便魅影重重的幽深乡村，一旦置诸现代化的照妖镜下，其迷人美感必定荡然无存。韩少功的努力，正在于重拾那些为现代科学所剿灭和湮没了的诗性的美丽。祛魅之后如何返魅，解构之后如何建构？《山南水北》引我们思考不已。
从海德格尔所谓的“静观”到“操劳”，作家张扬劳动者的哲学，热情歌咏劳工神圣。在乡村，韩少功静听万物花开，看草木如何抽枝挂果，衔珠抱玉，看愤怒的葡萄如何任性使气，参悟着日月星辰、山川大地、风雨雷电的奥秘。“唱歌也是养禾。尤其是唱情歌，跟下粪一样。你不唱，田里的谷米就不甜。”（《夜半歌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兴寄往来；韩少功始终将悲怀的光照投向世间所有生灵，在对大自然的精细观察中建立起某种对位关系——犹如法布尔之与昆虫，川端康成之与风花雪月。现代都市的快节奏把人淹没于喧哗与骚动之中，种种的都市病于焉而生。以乡村之药，愈城市之疾，正是韩少功的刮骨疗毒之举。凭此，作者足可将现代都市加诸自身的毒素逼出体内。凭此，我们亦可明白，韩少功之入八溪峒，正仿佛鱼虾饮水，蜩螗吸露，尽可滋生气力潜跃飞鸣。
《山南水北》彰显小说家散文的长处：不拘不纵，中规中矩，笔力矫健多变，忽而正面强攻，忽而剑走偏锋，忽而擒拿手变为兰花指，指拂处一派天朗气清；遂有了微言大义文质并重，有了流转自如举重若轻。向以文体探索和创新意识著称的韩少功，因了知性的充沛，感性的发达，理性的高扬，被公推为当代文坛六艺贯通的全能型才子。当世文人中才华特出者夥矣，但像韩少功这般专喜啃硬骨头、打攻坚战者不多。锤幽凿险，开径自行，韩少功不断以一己的艺术创新能力，验证着中国作家可能达到的超越性境界。韩少功运笔有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内篇·养生主》），好一派锋发韵流，钩深致远，千字小品而自具海涵地负气象。“我饮仙露，何必千钟？寸铁杀人，宁非英雄？博极而约，淡蕴於浓。”（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矜严》）这些简洁如奥卡姆剃刀的韩氏妙文，看似末道小技，实则丰盈可观，绝非浅斟低唱、以肉麻充有趣的小摆设文字可比。
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韩少功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不同于余秋雨诸多讴歌帝王将相、崇拜权力精英的历史文化散文，《山南水北》发扬光大了韩少功顶礼草根的传统。作者和山民打成一片，在相知相融中寻找到切实的话语通道。韩爹眼里的山民是“思无邪”的，他们天真烂漫，一清如水，拥有着天才般的直觉。“对于他们来说，理论好比辣椒水和老虎凳，一摆上来，足以让他们心惊胆战脚杆发软。”（《哲学》）山民惧理论而重行动，这与讲信修睦的古老乡村伦理是一致的。肉食者鄙，智者韩少功更愿向底层民众虚心问学。《意见领袖》中喜好谈论国事的绪非爹，《开会》中善以纲常伦理治乡的乡长贺麻子，还有《雨读》中的乡村诗人贤爹，往往不立文字而直指人心，以其见解的精到令人震惊，堪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民间高士。“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中这则寓言，指涉的正是人性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混沌。韩少功尊重山民身上的这种混沌性，并师法于斯。混沌中自有大神通和大澄明在，人性之美在于混沌，文学之美亦在于混沌。对混沌性的破坏，意味着人性之死和文学之死。“韩爹”眼中的山民似乎都有一种通过风声鸟语洞察世界的能力，《笑大爷》中疯疯癫癫的笑花子具有预先感知大雨和火灾的神通；《邻家有女》中的小盲女能够听得出过路的牛是哪一头，过路的狗是哪一只，察知各种人的秘密、动物的秘密、植物的秘密、泥土和流水的秘密；《也认识了老应》中的挖土师傅老应能够凭鸟的怪叫和自己的眼皮跳、胃痛等征兆准确地预感到险情……全书既有对农民苦难的认同，更着意于揭橥农民天性中豁达坚韧的一面。明乎此，谁敢说韩少功笔下的庆爹、老潘、哈佬、塌鼻子、卫星佬、老地主、有根、贺麻子等或单纯或精明或狡黠的乡野人物，就不是鲁迅所言的“中国的脊梁”？！
穿行于屈原的汩罗和苏东坡的海南，与其说韩少功是在体味诗性的生活、思索生命的意义，不如说韩少功是在进行一次社会学、人类学的“三农”问题的形象化访谈。居于八溪峒的韩少功独善其身，复敬业乐群。此举绝非仅仅是传统士子“性耽山水”“情系田园”的心态显现，它更是现代知识分子体认生活的独特路径。韩少功既未将乡村苦难化妖魔化，亦未将乡村诗性化神圣化。书中偶有悲风回响，终究格调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了对生活的痛感，韩少功的文字从来都是远离韶乐悠扬麒麟献舞的。“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沈从文语）《山南水北》彰显哀而不伤的含蓄，谑而不虐的超然。读《山南水北》，我们除了想到韩少功的前辈乡贤、“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沈从文，还会想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东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韩少功身上体现出的此种济世情怀，日月可鉴。
《山南水北》堪比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但毕竟有别于沈从文纯然感性的乡野牧歌，更有别于刘亮程、苇岸的乡村乌托邦。要说“乡村哲学家”，韩少功算是最为地道的。邮票般大小的八溪峒，蕴蓄着怎样的深沉、博大、悲悯和爱意，那是韩少功灵魂的领地，是乡土中国的缩微版图。底层与民间自来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沃土和精神摇篮，从中可以获取清醒的文化认知。在一个斯文湮塞人心蛊坏的时代，多少知识者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着底层和民间，韩少功则由书斋欣欣然走向民间，融入底层，直面并不沉默的聪慧民众。这样难得的文章下乡活动，对于重振汉语的精炼、优雅和丰盈怎不大有裨益？
韩少功不是专工雅颂文章和庙堂文字的古代士大夫，他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富于民主意识的草根代言人。他试图以学者的理性，作家的情怀和史家的胸襟，以自身绝高的才力，将湮没的民间历史化作鲜活的影像，让强大的心灵光芒穿越时代，与天地精神独相往来。为文有大才，为人有大德。作为韩少功的田野笔记和田野调查的《山南水北》，流溢出一种以和为贵的境界，一种上善若水的情怀，一种不流于说教和口号的真正致力于和谐社会建构的深情呼唤。——读《山南水北》，我总有这样的错觉：韩少功不是文人，而是一位悬壶济世的杏林妙手。
四
颇有论者把韩少功归于“新左派”阵营，对此韩少功似亦未遑多让。事实上，作为清醒的智者，韩少功观人察物，力求持中公允、不偏不倚，绝不可能执于一端。面对世界，面对文学，他总在寻找着个体思考的黄金分割点。韩少功呼吁警惕媒体的两面性：媒体让我们无所不知而又一无所知，媒体导致读者白痴化。进而提醒大众，语言狂欢的时代也是语言危机的时代，自命不凡的现代人一不小心就会陷于胡言乱语状态，沦为文化生番。（《文学：梦游与苏醒》）由文学而社会，再由社会而文学，韩少功法眼大开，精光四射，总能从麒麟皮下发现马脚，从红纸包中见到烂肉——他较早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比之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的代表人物余秋雨，韩少功尤多一种心高气傲的决绝。余秋雨作品表面的媚雅和骨子里的媚俗，暴露了创作主体不自重的本相，让人感慨于其徒具大好资质慧根。概而言之，余秋雨之文如美人招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蛾眉婉转间，便生成风情无限；韩少功之文则如玉山巍峨，青松磊落，如高崖坠石，鸣溪出涧，自具“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式的英雄情怀。余秋雨行文难得触及社会肌体，更少作击中腠理的社会分析，对于复杂的现实情状常常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惟沉迷于美人香草式的个人情调的经营；韩少功为文从不屑于寻章摘句，雕肝琢肾，然其文字调弄到佳处，自然突破了语言层和文学层，进入到社会层、历史层、思想层和文化层，寄寓着时代的尊严和文化人的尊严。韩少功既能大题小作，也能小题大做。直面问题，发现问题，剖析问题，正是韩少功所长。他不像张承志那样剑拔弩张快意恩仇，那样磨刀霍霍咬牙切齿，那样压抑不住偏至的性情而动辄“尥蹄子”，时时欲作暴烈的跳跃；“引而不发，跃如也”，韩少功的文字不玩酷，不摆谱，沉静澹定，触手微温，而凛冽之气撼人。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商品狂潮和消费语境中，韩少功永葆“独钓寒江雪”式的心境。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韩少功远离花拳绣腿的虚伪书写，评人衡文，往往于不露声色间裹挟风雷之气，韩少功从不曾让人期望落空，更不至让人大跌眼镜。我们知道，一方面，散文姓“散”，随笔姓“随”，谁都可以染指；另一方面，散文不“散”，随笔不“随”，并非人人可写。许多在小说园地轻松称雄的文人，一俟涉足散文随笔领域，即纷纷现出原形：或漫天扯淡，不着边调，或满地撒娇，佯狂作态。于此，韩少功的散文随笔排秀独出。某种意义上，要想从韩少功文章中找出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就像要从鲁迅著作中找出不伦之文一样，洵非易事。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宁愿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亦决不苟且于红尘；韩少功为文而意不在文，故其文本骨韵并生，格调天成，不经意间即能咳唾成珠，每每格言警句联翩，撞击出一派环佩丁当的妙音，绝无披金挂银式的俗气。“胡马大宛名，风棱瘦骨成”，在浮肿虚脱垃圾成患的当代文坛，韩少功其人其文，正如书法界之颜筋柳骨。不盲从，不偏执，血性扩张而又理性高扬，韩少功复活了魏晋风度。在“洁的精神”方面，我甚至认为，韩少功比张承志走得更远。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高出众生，能够成为天地之精华、宇宙之灵长，乃在于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大脑和心灵，这也正是“会思想的芦苇”的内涵所在。得天独厚的韩少功，秉一己之力抗衡社会，以个体之思穿透历史，敢于向世界说不；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形而下与形而上，在他笔下交织成一派霁月光风。他那些心雄万丈的散文随笔，可称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作出的一份全息报告，总能让读者不虚此行，从中品悟出百年沉重，千年忧患，从而对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深长思之。
在一个乱象纷呈莫名所以的时代，韩少功及其醍醐灌顶般的文字，成为一座无法绕过的雄壮的散文岛屿。可想而知，倘韩少功到了时下的高校讨生活，不知会羞杀多少垃圾教授、混混“博导”。在我看来，韩少功是完全当得起“超级教授”或“超级博导”称号的。
2007年9月21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