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浙江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框架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化进程中最具特色的地方产业演化模式，产业集群是浙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并因此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省内外众多学者与政府部门从不同角度研究浙江产业集群，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产业集群理论尚未完善，浙江产业集群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观点也多种多样。本章在对产业集群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回顾了浙江产业集群研究的历程，提出了浙江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产业集群研究的历程
中文的集群一词来源于英文的cluster。根据牛津词典（1979年）的解释，集群（cluster）是一组在一起发育的相似的事物。集群是产业空间分布的普遍现象。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dgar M .Hoover）从产业层次分析了企业的集群现象，提出了集群经济的概念，并认为集群经济就是马歇尔所说的地方化经济，因为地方化一词经常与区位一词相混淆，所以胡佛用集群经济代替了地方化经济。胡佛比较了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的地方化经济（即集群经济）与反映不同产业集聚的城市化经济，发现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平均规模较小。胡佛指出，由于产业地方化严重依赖于精于某种行业特有工序，且常常以某个民族集团为主体的专业劳动力的集中而形成的外部经济，因此，自1900年以来，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使流动性加强，产业地方化模式在美国已经不再流行。
区域科学家Czamanski从投入产出分析的角度，提出产业集群是一群在商品和服务联系上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联系更紧密并在空间上相互接近的产业集合，并将产业集群与艾萨德提出的产业综合体进行了比较。Bar‐ff运用空间统计学中点形态分析的K函数分析了美国辛辛那提市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模式。E .F .Feser和S .H .Sw eeneg运用点形态分析的D函数分析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制造业的集群分布模式，并结合投入产出表判断产业集群。由于早期的产业集群研究主要局限于理论分析，注重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或空间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但是对产业集群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而且忽视产业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因此，这些研究没有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
1990年，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该书通过对美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10个国家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分析，提出了更具实用性的产业集群概念。波特认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及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手等因素（波特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概括为一个钻石型的框架结构，因此，也称之为钻石体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由于钻石体系中的每个关键要素都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钻石体系会形成“产业集群”；并认为世界各国的竞争优势都是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出现的，产业集群是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核心特征。在对各国竞争优势产业的案例研究中，波特发现由于钻石体系中各个关键要素都具有地理集中的特征，地理集中强化了钻石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促使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往往集中在一个城市或地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集群理论逐步从理论研究走向国际商业与政策领域，与产业区、创新环境、创新网络、创新系统等理论一起成为影响企业与政府决策的重要思潮，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 N IDO）通过总结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把产业集群与产业区结合起来，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积极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津巴布韦、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牙买加等国推广产业集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经合组织（O EC D）把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简化的国家创新系统，高度重视集群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在荷兰、芬兰、丹麦、瑞典、挪威、瑞士等国积极推动创新集群政策。同时，O EC D又把产业集群作为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地方经济与就业的重要途径，积极在成员国与转型经济国家推广产业集群。1998年，22个国家的90多个产业集群的代表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银行、O ECD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成立竞争力研究所，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产业集群战略。
欧盟委员会在英国、意大利、瑞典、荷兰、芬兰等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上，把产业集群作为欧盟企业创新政策与地区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推动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保加利亚等新成员国家发展产业集群，集群政策在欧盟企业、产业、创新、地区政策中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CD）、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 N IDO）和法国经贸部、国土规划与区域行动议会等组织在法国巴黎联合召开产业集群世界会议，探讨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策略。产业集群成为世界各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选择，并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
（二）产业集群的研究视角
作为特定产业相关企业与组织在一定地域的集中现象，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产业区等理论存在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集中是经济活动最为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产业地理集中、集聚与集群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分析视角日益多样化，学科交叉现象越来越明显，从而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理论丛林。由于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认识不尽一致，企业集群、产业集群、知识集群、技术集群、创新集群、集群创新等概念不断涌现，造成了产业集群概念与内涵的极大混乱，这不仅不利于深入的理论研究，也不利于指导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为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群的研究脉络，本节着重从研究重心与分析方法两个视角进行综述。
O ECD的创新集群研究从集群层次的角度将产业集群分为三种类型：宏观集群代表国民经济的专业化组织模式，中观集群反映产业间和产业内生产链的不同阶段的联系，微观集群反映围绕一个或几个核心企业形成的专业化供应体系。剑桥大学的M ar tin教授鉴于空间规模与治理机制的差异，把宏观集群进一步细分为国家、区域和地方三个不同的层次，并认为国家集群分散在一个国家几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没有明显的集中区位，但是互相之间有着强烈的产业联系；地方集群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域范围内相关产业的临近企业组成的地方群体；区域集群则介于国家集群与地方集群之间。综合不同的理论观点，可以从企业、产业、地域（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地方、区域与国家）等不同角度划分产业集群研究的层次。
早期产业集聚与集群的研究往往简化了企业之间、产业之间与地域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韦伯的集聚经济强调企业之间由于共享基础设施导致的费用节约，专业化分工的优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斯密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优势，但是，忽视了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的区别及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劳恩哈特与霍特林的集聚模型考虑了市场结构对企业布局的影响，忽视了企业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出口基地与主导产业理论强调了专业化产业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忽视了产业之间、产业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机制。增长极理论强调创新性扩张型产业对于地方（包括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没有深入分析创新性产业的扩张机制。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了地区（国家）间专业化分工的外生机制，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构筑了地区（国家）间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机制模型，但是都没有深入分析专业化产业的复杂结构。
供应链、价值链、企业网络理论的发展反映了企业及其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优化组织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指示了方向。新制度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从理论上论证了中间组织存在的必然性，实现了从“企业—市场”范式向“企业—网络—市场”范式的突破。受技术因素影响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投入产出链，不同产业链之间往往相互交叉，投入产出表反映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组织网络理论强调了企业与产业网络的经济管理特性，但往往忽视知识学习创新对网络演化的影响及组织网络嵌入的经济社会及空间背景。地域生产综合体、产业综合体的实践反映了投入产出关系对于产业布局的重大影响。波特的钻石模型也强调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组织、相关和支持产业等因素构成的复杂网络的地理集中特征。但是，现实表明并不是产业链的所有生产环节都需要在一个地方进行。经济区、产业带反映了更大地域范围内的专业化生产网络。新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将世界各地的专业化产业变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环节。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创新理论的复兴，知识、学习与创新得到了企业、政府与社会的普遍重视。创新的网络化、系统化，促进了孵化器、专利联盟等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意大利经济学家Franco M alerba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概念，认为产业是由特定知识、技术与生产过程、供应与需求的一系列行为主体（企业与非企业组织）与制度组成的弹性系统。O ECD则认为，产业集群是简化的国家（区域）创新系统。因此，从创新系统的角度来看，产业与集群的联系非常密切。创新环境、技术极理论都强调了地方网络对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重要意义。国家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则反映了更大地域范围的创新网络。随着学习与创新在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学习型区域、创新型区域、学习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等发展模式纷纷涌现。
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为分析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嵌入、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资源成为分析企业网络、产业演化和地域发展的重要理论。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强调了产业气氛对于产业地方化的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经济学教授巴卡提尼（Becattini）用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分析托斯卡纳地区的经济发展，认为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口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实体”。随着“第三意大利”、德国巴伐利亚等欧洲新兴工业区的崛起，产业区作为一种新兴的地域发展模式受到理论界、UNCTAD、ILO等国际组织的重视。从全球网络的角度来看，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相比也更加关注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地方—全球联结、互动的影响。
鉴于产业演化现象的复杂性，一些学者从生物、生态与复杂系统等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演化机制，将企业看作是有生命适应性的个体，将集群视作种群、群落或复杂适应系统，利用生态学的种群与群落演化规则，或赋予一定的演化“规则”（算法），建立产业集群的演化模型，运用基于主体（Agent）的建模技术和元胞自动机等计算机模拟方法，分析产业集群个体进入、退出、互动对产业集群演变的影响，探讨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和运行机制。美国经济学家Brian Arthur根据对硅谷的研究，从产业区位的角度分析了收益递增对于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德国的Brenner博士也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建立了产业集群从存在到涌现的演化模式。生态与复杂系统角度的产业集群研究模型化的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对知识、创新与社会网络的影响考虑不足，演化的规则相对简单，模型的适应性受到一定的挑战。
经济网络、创新网络、社会网络、地方网络与复杂系统相互影响，共同演化，造就了产业集群的复杂性，并为深刻认识产业集群指明了方向。综观产业集群研究历史，分析的视角逐步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经济研究发展到经济社会共同演化的视角，研究视角不断变化转换，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日益多样化，不仅充分显示了产业集群的复杂性，也显示了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特点。不同的理论各有自己的视角与特色，同时不同的理论相互影响，学科的交叉与综合越来越明显。
（三）产业集群定量研究进展
近年来，产业集群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得到推广和普及，成为推进产业创新与地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但是，由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流派众多，学科之间差异明显，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也不尽完善。目前，国内外的产业集群研究大都以案例分析为基础，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剖析或比较研究，提出相应的理论框架。研究的角度往往集中在集群的一个侧面，缺乏对产业集群发生发展规律的系统考察。大多数产业集群研究是定性的，有限的定量数据也往往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综合的、定量的分析较为少见。随着产业集群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在定性研究产业集群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社会网络等理论工具进行定量研究，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的前沿领域。
1.产业集群的识别
科学地识别产业集群是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的前提。根据波特对产业集群的定义，产业集群不仅涉及特定领域交互关联的地理集中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厂商，还包括大学、标准化机构、行业协会等相关机构，内部组成复杂，外部联系多种多样。因此，产业集群的识别与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尽管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识别集群的各种方法，但是如何全面正确地识别产业集群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至今没有统一的、权威的认定标准。即使是一些官方的产业集群界定，如意大利统计局的产业区界定，也存在许多争议。从集群内涉及产业的数量来看，国内外产业集群识别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单一产业集群和跨产业集群识别两大类，其中单一产业集群是跨产业集群识别的基础。
（1）单一产业集群的识别
所谓单一产业集群的识别，是指识别出来的集群只包括一个产业，而不包括其他相关的产业部门。严格地说，这并不符合波特对产业集群的定义，但是，由于这一方法简便易行，成为产业集群识别的重要方法。单一产业集群的识别往往依靠官方的统计数据。统计上的产业分类一般按照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进行线分类和分层次编码，产业分类层次较多，产业层次的选择直接影响产业集群识别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意大利统计局主要根据NACE（欧盟经济活动统计分类体系）3位数产业分类划分地方劳动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产业区。英国贸易与产业部主要以英国5位数产业分类为基础界定英国的产业集群。潘峰华在界定浙江产业集群时，则采用了1997年我国行业分类标准的4位数产业分类。浙江省统计局在界定浙江产业集群时，采用了2002年我国行业分类标准的2位数产业。
由于产业统计分类主要按照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划分，往往忽视了产业间复杂的经济联系。界定产业集群时如果选择的产业分类层次较高，则产业内部可能包括相互联系不大的分支产业。如果选择的产业分类层次较低，则可能存在数据获得问题，还会增加计算工作量，并可能割裂一些分支产业之间的联系。以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例，虽然制革、皮革制品与毛皮制品三个分支产业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与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产业的联系并不多。如果单独计算制革、皮革制品、毛皮制品与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则会割裂制革、皮革制品、毛皮制品三个分支产业之间的联系。即使是皮革产业内部，也不仅存在制革与皮革制品的分工，还与畜牧、皮革化工、皮革机械、皮革五金、流通产业及教育、科研机构存在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从地方产业动态演化的角度看，单一的产业分类标准难以全面反映地方集群的真实情况。
除了产业分类层次，单一产业集群的识别还必须把握产业集中的空间范围。与产业分类的情况类似，空间规模也存在层次问题。如果选择的空间层次较高（如省、地级市等），则空间范围内各地同一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可能并不密切。如果选择的空间层次较低，则不仅增加计算工作量，而且还存在数据获得问题，并且可能会割裂一些地方产业之间的联系。由于产业的地域扩张往往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使得依据行政区划的产业集群划分往往忽视了产业集群的跨区域发展现象，同一个产业集群在很多情况下被当成不同的集群。
由于国家划定的行政区拥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单一产业集群的空间层次主要是省、市、县、乡等行政单元。由于邮政编码是企业通讯地址的一个重要内容，邮区也是一个重要的统计单元。我国的邮区编号采用4级6位编码制，前两位表示省、市、自治区，第3位代表邮区，第4位代表县、市，最后两位代表投递邮局，一般与乡镇相联系。浙江省统计局对浙江产业集群的界定选择县市一级。潘峰华在界定浙江产业集群时也采用了四位数邮区（相当于县市区）。而日本的 T omoo M arukaw a在界定温州与绍兴产业集群时，则采用了六位数邮区（相当于乡镇）。意大利统计局在界定产业区时，则是以市镇为基础。
单一产业集群的具体识别主要针对区位商、企业数、产值、就业比重等相关指标按设定标准进行划分。如英国贸易与工业部对产业集群的要求是区位商大于1畅25，同时就业比重大于0畅2%。潘峰华在界定浙江产业集群时，以就业区位商大于3、企业数大于100 家为标准。日本的 T omoo M a‐rukaw a在界定温州与绍兴产业集群时，则以乡镇4位数产业有15个以上企业作为标准。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在界定块状经济时则以10家以上企业、年产值上亿元为标准。浙江省统计局则以县（市、区）行业大类内拥有50家以上，产值上亿元为标准。界定产业集群的标准设定往往源于研究者的经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此容易引起各种争议。由于产业分类、地域层次与界定标准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单一产业集群定量方法。
（2）跨产业集群的识别
跨产业集群的识别目前主要依靠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操作。20世纪70年代，Czamanski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运用主成分分析与产业关联法识别产业集群。主成分分析法是通过对投入产出模型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每一个“主成分”构成一个产业集群，进而分析主成分（即产业集群）的内部构成。主成分分析强调产业产销结构的相似性，但是对于产业的垂直联系重视不足，因此集群内部产业之间的联系并不一定十分密切。产业关联法主要通过中间投入与中间产出矩阵得到最大关联矩阵，通过逐次排序得到核心产业及相关支撑产业，组成产业集群。产业关联法强调产业间的相互关联，但是由于相关支撑产业往往存在重叠，容易导致产业集群的趋同现象。Blin提出了多元聚类分析方法，通过对最大关联矩阵进行聚类运算，按照产业间的距离和相似系数，把相近产业归为一类，然后逐步合并，通过设定合适的阈值，得到各个集群。多元聚类方法识别的集群能够透视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由于产业在集群间的归属具有排他性，与产业集群的内涵存在一定的冲突，在实际研究中运用得不多。Campbell和Slater在投入产出矩阵的基础上，用图论分析区域产业之间的关联，并将联系程度超过一定门槛的产业之间用箭头连接，形成产业关联图（即产业集群）。图论方法不仅能识别集群，而且还能确定集群内部产业之间的关联类型。但是，由于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在现实中用得不多。随着产业集群研究的兴起，基于投入产出表分析产业集群的方法得到了 Feser、Bergman、Debresson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主成分分析、产业关联法、多元聚类分析及图论等多种方法之间相互借鉴、综合，形成了新的集群识别方法。
跨产业集群识别同样必须考虑产业的分类层次与地域空间范围的大小。如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部门分类采用2级分类，第一级有42个部门，其中有24个工业部门；二级分类有144个部门，其中有89个工业部门。采用的投入产出表产业分类层次不同，得到的产业集群也肯定大相径庭。由于投入产出表编制投入巨大，我国只有全国的或省市区的投入产出表，而没有县市或乡镇的投入产出表，因此，基于投入产出表得到集群涉及的地域范围往往比较大，与通常所说的地理集中的各类集群存在一定的差异。朱英明对1997年中国124个产业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刘林青对2002年湖北42个产业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刘增对浙江1997、2002年二级产业分类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贺灿飞等人对1997年北京二级产业分类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表明，产业分类越细，地域范围越小，基于投入产出表分析得到的宏观集群越接近地理集中的产业集群；反之，如果产业分类粗放，地域范围辽阔，宏观集群的实际意义就越有限。
波特的跨产业集群识别则是在单一产业集群识别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加工。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提出了用于国别研究的“产业集群表法”，以国家为基本地理单位，产业定义从严，一般选取标准国际贸易分类的四位或五位数分类。首先，通过计算各国各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当于区位商），鉴别一个国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相当于单一产业集群识别）。然后，以最终产品为基础往上分析初级产业、机械、专业元件与服务等相关领域具有竞争优势的相关产业，组成产业集群。最后，依据产品性质对产业集群进行归类，编制产业集群表，反映产业集群间的广义价值链关系。以国家为地理单位的产业集群表可以简要地表明国际竞争优势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但是对于一些大国来说，往往难以准确反映产业集群地理集中的层次。2003年，波特在产业集群图解项目（Cluster M apping）中，进一步提出了区域产业集群识别方法，即针对4位数标准产业分类的879个产业类别。首先，根据区位商与就业基尼系数划分出贸易型产业（包括资源型产业）与本地型产业等不同类型。其次，根据贸易型产业就业的区位相关性，确定具有密切联系的产业集群。波特的产业集群图解项目基于美国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得到的41个产业集群类型并不与特定的区域联系，而是分析产业集群的一个通用模板。近年来，加拿大、瑞典及欧盟等国家与地区开始运用波特的产业集群图解方法分析产业集群。与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方法相比，波特的跨产业集群识别方法相对灵活，但是产业集群的产业组成较为固定，而地域范围弹性较大，地域特色不甚明显。
由于产业集群的动态性、复杂性，现有的产业集群识别方法仍然不甚完善，全面的集群识别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由于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与行政区划往往不尽一致，产业组成又与标准产业分类存在差异，加上统计往往只列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有关经济指标，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的纯粹定量识别，难以全面反映产业集群的真实分布。在很多情况下，还需要把握产业集群的演化规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自下而上地识别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与产业组成。
2.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对产业集群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框架，一个分析视角，更是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怀特、格兰诺维特、弗里曼等人的推动下，社会网络分析在图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网络结构的有效测量，为“弱联系”、“结构洞”等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如 UCINET、STRUCTURE等）则使得社会网络分析（S N A）使用起来更为简便。2000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 ark Granovetter）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硅谷的半导体产业的家谱图与风险资本网络，并通过中心度、中心性等指标，进一步分析社会网络在硅谷演化中的独特作用。Stlfan KraTke以德国波茨坦巴贝斯堡电影产业为例，分析了产业集群中社会网络的影响。Mathieu Oui‐met、Réjean Landry和Nabil Amara以加拿大魁北克光学集群为例，分析了网络位置对创新的影响。Elisa Giuliani和M artin Bell则通过对智利葡萄酒集群的社会网络，分析了局部的结构是如何影响产业集群整体的发展的 。
国内产业集群社会网络分析稍晚于国外。池仁勇（2005）分析了浙江轻纺行业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中心度等指标，揭示了专业市场在浙江轻纺行业网络中的重要作用。2006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学术会议，有一个分会场专题研究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问题。孟韬分析了温州柳市电器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测度、图示等方式，提示了结构不均衡性、层次性以及核心节点在柳市电器集群网络的重要地位。杨锐通过对苏州IT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了集群内企业网络位置及集群网络结构对创新的影响。蔡宁、吴结兵通过对浙江省纺织业9个集群的社会网络分析了企业网络结构、网络动态能力在集群竞争优势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李二玲从企业衍生、知识流动、社会交流等角度，分析了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特点 。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引入，是对产业集群研究方法的一大突破。通过对产业集群的测度、图示等途径，社会网络分析从一个微观层次刻画整个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和网络特性，并进行定量的分析；从微观角度解释外部经济或“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产业集群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产业集群研究的缺陷，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由于社会网络分析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调查的工作量较大，应用范围受到限制，不少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往往用简单的示意模型代替，分析也以定性的描述为多。由于社会网络分析往往忽视时间因素的影响，在动因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局）和动态分析（网络结构如何演化）方面显得薄弱。由于社会网络分析只是对产业集群内部结构的一种刻画，本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深层次的思想，因此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还必须从网络背后洞察各种社会联系的影响，认识产业集群内部各种联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由于产业集群社会网络分析必然是基于集群案例的实证研究，单个案例所提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需要通过比较研究、理论概括、建模等一系列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