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大利产业区治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治理功能逐步显现，浙江产业集群治理机制日益多样化。但是，与国际知名产业集群相比，由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制度性局限对浙江产业升级的负面影响很大，浙江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在国际上，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浙江非常相似，意大利产业区与浙江产业集群都集中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纺织、皮革、家具等传统产业。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区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挑战，意大利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商会、协会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创新性集体行动，优化了意大利产业区的治理结构，推动意大利产业区的转型，维护了“意大利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尽管近年来温州鞋业等浙江产业集群已经对意大利相关产业区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尽管不同的产业集群发展的阶段不同，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差异，产业集群治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是意大利产业区与“意大利制造”在设计、产品质量、品牌、国际化营销及治理等方面仍然值得浙江借鉴与学习。
由于意大利传统产业区内大量的微型与小企业规模过小，不仅难以负担国际化（如国际营销与国际投资）的成本，而且缺少正规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意大利产业区的竞争力。为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意大利产业区内相互依存度高的微型与小型企业不断通过相互参股形成各类中小企业集团，通过建立更为密切的企业组织联系，促使意大利产业区传统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向领导型治理模式转变。中小企业集团为意大利产业区内的中小企业合作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从而增强了意大利中小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组织和加入企业集团的积极性更高，并往往成为企业集团内的核心企业。因此，意大利中小企业集团内部往往存在着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型或大型企业，如比耶拉毛纺产业区的杰尼亚（Zegna‐Loro Piana）公司，萨索罗瓷砖产业区内的马拉齐（M arazzi）公司，马尔凯鞋业产业区中的 Tod摧s公司，蒙特贝路纳（Montebelluna）运动鞋产业区的泰尼卡（Tecnica）公司，威尼托卡多莱（Cadore）眼镜产业区的霞飞诺（Safilo）公司，佛罗伦萨皮革鞋业产业区的古奇（Gucci）公司等。与微软、通用电气等著名跨国公司相比，意大利跨国公司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这些企业通过集中研发、营销等重要职能，并通过一系列的国际营销与国际投资，形成中小型跨国公司，从而在意大利产业区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既有产业区与企业集团内部的主导（治理）职能，又有同外部联系的职能。通过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分销网络、特许经营点和生产基地，这些企业逐步在皮革、纺织、服装、家具等行业构造了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了意大利产业区的国际竞争优势。各种新技术、新信息也往往是由这些龙头企业首先率先创新或引进，然后由这些企业向其属下的中小企业推广，并进而提升整个产业区的技术与经营管理水平。
缺乏龙头企业的意大利产业区则纷纷通过集体行动，成立各类具有互助性质的行业协会与联合体（Consortium），通过共同采购原料和半制成品、引进技术和设备、组织参加博览会和市场开拓、建设用于批发贸易的仓库或货栈、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技术和管理咨询、环境整治、产品质量监督、金融服务、工业园区建设等措施，增强产业区的竞争力。如具有“无形大工厂”地区专业化特征的意大利普拉托纺织产业区内存在着多个行业协会与联合体：PROM O T RADE每年组织两次具有国际影响的纺织品展览（PRT O EX‐PO）；TEKIN主要承担纺织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培训任务；PROGEITO AC‐QUA（Water Project Consortium）主要承担纺织产业的污水处理和回收利用；TEXMA PRATO（普拉托纺织机械公会）、PROMOARREDO（家庭装饰织物公会）、C。P。M（毛织物促进会）、C。P。F（纱线促进会）等协会与联合体也纷纷在各专业领域承担市场推广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末，意大利就有约350个出口联合体（Export Consortium）。
意大利政府积极通过资本项目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产业区内中小企业组成各类联合体和联营公司，许多地方政府也为各类联合体和联营公司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如托斯卡纳大区政府部门为 T EXM A PRA‐TO（普拉托纺织机械公会）等提供了专项扶持资金。意大利的各类商会如工业联合会（CONFINDUSTRIA）、中小工业联合会（CONFAPI）、手工业委员会（CAN）、商会联合会（UNIONCAMERE）等，也积极为各类联合体提供组织与经费支持，并推动企业与政府、银行等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产业区的各类联合体（Consortium）中有一些企业凭借着企业规模、研发实力、国际商务经验等优势，仍然在各类联合体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普拉托产业区内最早的联合体 TEXMA PRATO（普拉托纺织机械公会），就是由当地最大的一家纺织机械制造企业BECHERINI在普拉托工业联合会的鼓励下发起成立的。
意大利的各类商会和联合体与各类真实服务中心（Real service）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许多商会和联合体参与投资成立了各种真实服务中心，而各种真实服务中心反过来又成为商会和联合体发挥治理功能的重要载体。产业区的真实服务中心一般为公有机构，由生产商协会、地方政府，中小企业支持代理处或企业合伙共同所有，真实服务中心的形成本身就反映了意大利产业区治理的特点。如意大利乌迪内斯商会先后组织当地企业投资成立了提供测试、质量检验、技术培训等服务的桌椅家具企业技术服务中心（CA T AS）和定期举办国际桌椅展览与国际椅子设计比赛的普罗莫塞迪亚公司（Promosedia），通过经常组织各类展会，不仅树立了意大利椅子三角区的良好形象，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产业区内企业的信息共享和创新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末，意大利的56个产业区就确定了130多家“真实服务中心”。这些真实服务中心提供了信贷担保、市场推广、出口保险、组织展览、提供市场／技术信息、客户申诉处理、咨询培训、废弃品管理、产品检验品质监控、资格授予和商标推广、集中采购等诸多功能。意大利的真实服务中心已成为产业区内企业间对话与治理的有效平台 。
在意大利，中小企业工会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功能和权威性，通过劳资自治与集体谈判协调产业关系的做法在意大利产业区内得到普遍认同，从而有效地消除了不少劳资矛盾和罢工停产事件。如意大利普拉托劳动工会针对纺织产业发达的特点，专门成立了纺织工人工会，在普拉托产业区面临市场危机时，提倡“共识”和团结精神，工会在进行工资和劳动条件谈判时能够主动考虑保持高度灵活性和产品竞争力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在当地政府的倡议下，普拉托市政府、雇主联合会和工会共同组织成立了普拉托克服纺织工业危机经济常务协商委员会，共同分析市场和经济形势变化，以便采取共同干预战略。普拉托工会还积极参与普拉托特色纺织博物馆的建设与管理，与普拉托市政府、Buzzi校友会、T ullio Buzzi技术学校、普拉托旅游促进机构及普拉托工业联合会等一起发起成立了普拉托博物馆协会 。
意大利产业区治理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在意大利，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中小企业与产业区发展的大政方针与扶持措施，而界定产业区和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的具体政策等具体事务则转移到大区（相当于我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意大利《扶植小企业创新与发展法》规定产业区的发展计划必须由地方体系动用自己的资源来制订和实施，并以此作为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重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各产业区纷纷成立产业区委员会，准备和起草产业区开发计划，监督相关计划的实施和进展情况，并就当地的工业政策和地方利益向大区政府提出提案和意见。意大利威内托大区Belluno眼镜产业区在1993年成立了由公共和私人机构、工会、行业协会及其他经济社会团体组成的地方行动委员会（lo‐cal Committee of Action）。该地方行动委员会致力于使Belluno成为世界眼镜产业的制造中心，推动了眼镜检验认证机构Certottica、眼镜产业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眼镜博物馆等一系列公共机构建设。弗留利大区的Ma‐niago刀具产业区在1999年成立了包括M aniago、Fanna和Sequais市镇政府，Pordenone省政府，手工业联合会，工业联合会与工会在内的产业区委员会（District Committee）。在Maniago刀具产业区委员会的推动下，当地成立了由 Maniago的市长任主席的刀具产业区发展处（Knives District Devel‐opment Agency），研究产业区发展战略，提出并落实了Maniago刀具产业区产品质量标志“QMANIAGO”计划，并发起了与Montasio奶酪，San Daniele火腿等意大利制造品牌进行共同营销的倡议。托斯卡纳大区比萨省的制革产业区通过集合比萨省经济发展理事会、地方政府、商会、工业联合会、工会等各类组织召开全省时尚产业圆桌会议（Provincial Fashion T able），提出比萨省皮革与鞋业的振兴计划，就未来发展远景、企业增长、技术转移、市场推广、分销支持、职业培训、就业支持、生产工艺认证、信用担保与金融设施、劳动安全设施、共享统计与经济发展预测数据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负责落实的地区委员会（Area Committee），设计了产业区标志，出版用于国际展会的产业区简介，建立了产业区就业与企业数据的监测系统，实施了一个综合的创新驱动的产业区再造项目，并争取到欧盟与托斯卡纳大区的经费支持。
产业区委员会既有地方政府成员的参与，也有相关的商会、行业协会、联合体和真实服务中心的参与，还也有大量的私有部门参加。因此，意大利产业区的治理并不是完全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行业协会、商会和其他利益主体（如工会）对产业区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很大，政府只是产业区治理体系的一个参与者。由于产业区的地方嵌入性特征，意大利的地方性（包括大区、省、市镇等不同层次）组织在产业区治理中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和全国性商会、行业协会、工会等主要关注政治性问题，而地方性政府、商会、行业协会、工会则主要通过提供与企业发展相关的信息和服务，在产业区治理中发挥组织者和协调者的作用，促进产业区各方通过集体行动解决现实的问题。
在意大利，发达的各类社会组织为产业区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意大利有纵向和横向的大小行业协会共计数百家，其中全国性的大行业协会有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意大利手工业联合总会、意大利农业联合总会、全国自耕农协会、全国合作互助联盟等。每个大行业联合会或协会分别由很多小行业协会组成，并按行政区域设有不同级别的地区分支结构。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协会联合起来，形成意大利商会联盟（全称为“工业、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商会”）。意大利商会联盟下属有各类仲裁机构、商品检验实验室、对外贸易中心、海外办事处等支持机构，为意大利企业提供具体服务。由于是民间组织，意大利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与商会都有较大的独立性，每个行业协会与商会都会根据自己的战略活动范围和使命，积极开展各类活动，以获取会员企业与社会各界的认可。
在意大利各级政府的鼓励下，意大利外贸协会（IC E）、意大利投资促进协会（IPI）等公共服务机构，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意大利国家新技术能源与环境委员会（EN EA）等研究机构，佛罗伦萨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及众多培训机构都积极参与产业区发展的相关活动，提供技术支持、信息服务、人员培训与组织协调等服务。此外，意大利产业区内发达的联合体（Consortium，如出口联合体等）、合作社（Cooperatives，如信用担保合作社等）、真实服务中心（Real service，如创新、培训、信息服务中心等）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也为产业区内中小企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平台。1994年，在Prato毛纺、Carpi针织、Belluno眼镜、Lecco纺织、Biella纺织、Como丝绸、Carrara大理石、Empoli皮革服装、Pesaro家具、Valdinevole鞋业、Valsesia阀门和龙头以及Valle Seriana纺织等12个产业区的推动下，意大利产业区协会成立。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意大利产业区协会的宗旨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产业政策，增强产业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加强产业区的学习和研究，树立意大利产业区的整体形象，促进产业区之间的合作。意大利产业区协会目前有28个会员，是欧洲产业集群网络 European Clusters network的成员。产业区协会每年编辑出版《意大利产业区指南》，并与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IC E）联合制作宣传材料，介绍意大利产业区的发展状况与变化趋势。
（二）浙江产业集群治理体系的完善
1.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产业集中
治理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动力。浙江产业集群作为大量中小企业集中的产业组织，由于多数企业规模小、技术力量弱，不仅缺乏研究与开发投入，有时甚至不能有效地保证产品质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容易引发各类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影响浙江产业的区域形象。从产业集群的各类经济治理模式来看，拥有核心企业的领导型、关系型与模块型集群与大量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型集群相比，由于核心企业在规模、技术、对外联系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有效地避免过度竞争与区域性质量问题的出现。鉴于拥有单个核心企业的等级制集群严格地说只是由一家大企业控制的企业集团，产业集群的特征并不是很明显。因此，浙江产业集群治理结构的重点是培育拥有多个核心企业的领导型、关系型与模块型集群。
斯蒂格勒认为，根据斯密定理，在各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在市场扩张的上升期，分工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在市场紧缩的衰退期，一体化的趋势会加强。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浙江产业集群应当以大企业、大集团为核心，通过收购、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加大对产业集群的整合力度，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充分发挥规模企业、品牌企业和技术领先企业等骨干龙头企业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外包、协作、配套、代理等多种经营方式，强化规模企业的研发中心、市场扩展、品牌建设等功能，为周边企业提供市场、管理与技术支持，强化龙头企业对周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鼓励中小企业加入各类企业集团，形成更为密切的组织联系。
由于产业性质与市场格局不同，浙江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类型多种多样，品牌制造企业、虚拟经营企业、外贸企业、跨国公司、专业市场等都可以有效地整合产业集群内的资源，优化浙江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鉴于国际市场对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浙江的龙头企业应该在“引进来、走出去”，“开发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与上海、广东、江苏相比，浙江的外资引进潜力很大。因此，引进与浙江产业集群相关联的跨国公司，不仅有助于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对外经济技术联系，也有利于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国际化水平。一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浙江企业则应该积极走出去，建设国际营销渠道。
作为弹性生产系统，产业集群的进入与退出的门槛都相对较低。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新生率与死亡率都相对较高。从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来看，新生率与死亡率最高的是那些处于生产系统边缘的企业，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优化筛选往往与产业集群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死亡的企业也会把它的技术诀窍和机器留在集群内，因此，产业集群的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稳定性。结合意大利产业区转型的经验，为应付当前的危机，需要鼓励浙江产业集群内部的联合，扩大集群内企业的平均规模，提升产业集群的集中度。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治理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行业协会作为产业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得到了政府、企业与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尤其是温州的行业协会（商会）凭借其在行业自律、保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知识产权保护、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乃至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显著绩效逐步得到政府、企业、社会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认同。随着我国行业协会改革的不断深入，浙江各地的行业协会在产业集群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突出。随着浙江产业集群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行业协会充分显示了其产业治理的独特价值。
但是，浙江各地行业协会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部分行业协会治理能力有限、功能薄弱，在市场开拓、法律援助、信息服务、规范市场、争议仲裁等方面还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需要。协会的自主性不强，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一些协会受政府部门（或业务主管单位）的干预过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行业协会作为部门的附属机构。行业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少，人员结构不合理，人员素质不高，经费来源紧张，难以有效开展工作。
根据行业协会在浙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中的独特作用，结合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提升行业协会治理水平，仅从行业协会自身建设的角度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企业、政府的积极参与。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应当逐步将一般的资格、资质认可及等级评定，专业技术类的评审，行业性创优奖励活动，行业标准制度，新产品、新技术认证及推广等事项权力赋予给更多的行业协会，从而增强行业协会的行业信息统计、运行分析，行业技术、质量及服务标准制定，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等功能。
全社会要加强宣传引导，鼓励企业积极加入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发展会员要打破部门、所有制、经济规模等界限，注重吸收民营、外资企业等各类经济组织入会，提高行业协会的代表性。同时，要积极吸收与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和经济组织入会，扩大行业协会的影响力，增强行业协会的产业治理功能。浙江相关产业集中、产品和市场优势明显的地方，可以组建全省性、全国性行业协会。完善行业协会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制定和有效实施会员管理制度、理事会议事和选举制度、财务管理、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等，逐步实现工作人员专职化，积极开拓培训、联合营销、会展等业务，增强行业协会的权威性，促进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3.政府参与产业集群治理
治理反映了社会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它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用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政府代表了公共治理的一种模式，因此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也可以从治理的视角加以分析。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以来，治理代表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新趋势。世界银行、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积极推广“善治”，强调减少管制推动私人部门发展，提高政府和公司的透明度与责任感，减少不必要的公共开支等。从产业集群治理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纠正“市场失灵”，为社会提供市场以及行业协会等不能够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管，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专业市场、区域质量管制、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区域环境整治、创新中心等，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于产业集群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地方产业综合体，政府的作用必须适应产业集群发展阶段与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近年来，浙江本地商务成本的上升、人民币升值、我国新劳动法的实施、外贸政策调整及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都要求全省各级政府必须更好地参与产业集群治理，进一步强化对产业集群的服务。
从产业集群治理的角度来看，政府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行业协会，专业教育、培训和研发机构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更好地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应当更多地采取对话与集体行动的方式，通过各种地方合作机制，聆听块状经济内企业与社会机构的意见。政府有关官员应当努力成为特定产业集群的专家，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治理作用。由于产业集群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的支持要素不同，政府的集群政策应该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需求，与时俱进。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都需要浙江政府与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创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微观经济环境。
治理理论提倡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治理，绝非是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而是政府与整个集群乃至当地社会互动的过程。从治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角度来看，政府最传统也是最重要的角色是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政府应当投入的部分应该是企业不愿意行动但是又与生产要素有重要关联的领域，如教育（熟练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源培育与开发）、研究开发、基础设施、环境、医疗保险和经济信息等。从产业集群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创造生产要素的努力应当与产业集群发生直接关联。从信息服务的角度来看，为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应当通过各种研究小组、产业咨询委员会，不断提出与新技术、国际竞争趋势或未来需求有关的报告，并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传播，提醒产业即将发生的趋势和问题，并引导企业进行回应。政府部门应当发动社会力量，加强对全球相关产业与国际市场的研究，提供市场与信息服务，建立预警机制，引导浙江产业集群更好地应对各种国际贸易壁垒，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4.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构建产业集群治理平台
完善的产业集群治理体系，不仅需要龙头企业、行业协会还有政府充分地发挥作用，还需要在整个集群的层次，构建产业集群治理平台，促进与集群发展相关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集体行动。由于产业集群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地方生产网络，集群内部的结构在其演化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改变，因此，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也必须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一个好的产业集群治理结构不仅可以稳定市场环境，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增强产业集群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挑战。通过圆桌会议、论坛等多种形式，构建产业集群治理平台，由当地政府、行业协会（代表企业家）、工会与当地各类机构（如研发中心、教育培训机构、大学、专业市场等）集体参与，针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提出未来发展远景，明确行动议程。
随着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导致分工深化，从而逐步形成涉及政府、行业协会、服务中心、培训机构等各类机构的治理类型。由于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科技、教育、培训、金融、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浙江应该积极建立各类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机构，促进块状经济与当地技术研究开发、创新与设计、电子商务、物流、银行、联合贷款担保基金、金融租赁公司等行业的联系，从而更好地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包括信贷担保、保险、出口促进、展览、市场与技术信息服务、客户申诉处理、咨询服务、培训服务、废弃品管理、品质监控、资格授予和商标推广、产品推广、改革扶持、集中采购大宗购买、产品检验、职业培训、研究与开发等一系列服务，并推动当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浙江特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满足本地的需求，促进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也可以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相关产业提供服务，从而提升浙江产业集群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中的地位。
当前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尤其是创新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浙江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产业集群创新与服务体系，要求地方对基础设施与相关产业同时投资，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同时需要制度创新。鉴于意大利的许多服务中心往往拥有10～20多年的历史，必须把产业集群创新与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政府制定的政策应该善于将产业集群的自发调节机制与优化外部环境的规范行为进行协调，促进企业从自发的调节向自觉的调节与治理转变。
目前，尽管浙江省发改、经贸、科技、工商、质检等不同部门都出台了与产业集群相关的服务政策，但是，由于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一些政策往往出现重复，产业集群内部的地方金融、信息、培训体系也不是很完善，全省性的行业服务平台建设，才刚开始起步。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与服务平台建设，应当以重点产业、重点集群为重点，协调不同的地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等一系列的关系。重视信息网络建设，完善有关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各类专业网站，并强化与企业的联系，促进集群内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使集群企业获得更快捷、更准确的商业信息，促进产业创新。对纺织、皮革、机械等产业集群产业，要加强对国内外产业动态的研究，提供国内外市场、技术的最新进展，建立与完善有利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预警机制。建立政府部门、相关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参加的各种产业集群论坛，创造促进集群与外界广泛交流的环境。引导和支持产业集群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努力发挥其在促进产业升级，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进行价格协调，开展职业培训，实行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使其成为对外合作交流和应对贸易摩擦的平台。
产业集群往往是在经济扩散主导下形成的经济地域，近年来，浙江产业集群跨产业与跨地区扩张的趋势日前明显。构建跨产业、跨区域的集群治理平台，通过会议、论坛等沟通交流等机制，对于减少地区之间的过度竞争，协调地区关系，优化集群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义乌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永康中国五金城等专业市场连接世界的销售平台功能，提升专业市场在跨产业与跨地区产业集群治理中的地位，也可以促进市场与产业的跨区域融合，从而形成更大区域和更深层次的跨区域合作。由于产业集群发展涉及政府、企业、协会、工会、研发、教育、培训等多种社会组织，为群策群力，协调相关利益，同时成立浙江产业集群联席会议、浙江产业集群协会等机构协调各部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优化浙江产业集群治理结构，促进企业从无意识的集聚向有意识的治理转变，群策群力共应危机，促进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由于产业集群的各个组成之间往往相互影响，因此浙江产业集群治理需要从一个系统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并随着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