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在宗王、贵族的欢呼拥戴声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拥戴海山即位的忽里台大会仍保持有历朝蒙古大汗即位的各种形式，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次忽里台大会已经失去了以往选君大会的实质内容，因为这次大会是由皇位的争夺者在流血的宫廷政变取得成功后举行的。这次事后召开的大会，只不过是以非常手段夺取皇位的人，借助于旧传统来建立自己合法权威的手段而已。这次皇位的更替还表明，伴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一旦皇位空虚，掌控国家机器的朝廷中枢机构对皇位继承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海山在即位前长期驻扎漠北，对汉文化以及汉地式的官僚机构有着很深的隔膜，这就使得他的施政与成宗有着较大的差异。武宗（1307—1311）在位不到五年，死时仅三十一岁，但其在位期间的很多政策都大大加速了元朝宫廷的腐化。
为了报答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夺取政权以及拥立自己方面的突出功绩，武宗即位后不久就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并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也就是武宗传位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传位于武宗之子，如此世代传承。但这一约定只不过是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二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达成的暂时妥协，并不具有太强的约束力。这一约定给本来就缺乏制度性的蒙古皇位继承，带来了更多的纷争。
武宗即位后，为巩固皇位，迅速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朝廷中枢机构，这与成宗基本沿袭世祖朝中枢机构班底有着明显的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是海山长期镇戍漠北，在漠南汉地缺乏强有力的根基，况且朝中不乏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拥护者的缘故。爱育黎拔力八达精通且尊重汉地的政治文化制度，礼贤下士，他在汉族儒臣官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武宗即位后仅两个月，就将协助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动宫廷政变的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远调至漠北和林担任和林行省左丞相，而以蒙古贵族太师月赤察儿为和林行省右丞相。哈剌哈孙到和林后不久就去世了。漠北是海山的势力范围，将哈剌哈孙调至和林，应该是海山刻意安排。哈剌哈孙远调和林后，武宗随即任命中书左丞相塔剌海为中书右丞相，御史大夫塔思不花为中书左丞相。而此前，海山已任命亲信床兀儿、阿沙不花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康里脱脱为御史大夫，他们均为促成海山即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
武宗沿袭了成宗大行赏赐的做法，即位后，命中书省拟定此次忽里台选汗大会赏赐诸王的标准。中书省右丞相哈剌哈孙、左丞相塔剌海上奏说，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即位时赏赐已有固定的数额，成宗即位后，因为世祖朝积累了大量的财赋，府库充富，于是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好大喜功的武宗听罢，当然不甘落后，下旨要求遵照成宗的标准进行赏赐。丞相哈剌哈孙又建言，武宗在和林时，已对前来的诸王、驸马进行赏赐，此次即位大典不宜再重复赏赐。但武宗并没有采纳哈剌哈孙的建议，要求对这些诸王、驸马重新进行赏赐，同时为了感谢母亲答己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定策及拥戴之恩，分别赐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
武宗对宗亲、贵族的大规模赏赐并不是即位之初的一时之举，而是贯穿于执政的整个过程。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赏赐蒙古诸王是蒙古旧制，诸王们早已习以为常，而武宗又是蒙古旧制的积极维护者。另外，削减或停止对诸王的赏赐不利于争取诸王的支持和拥戴。大规模赏赐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库空虚。武宗即位后不久，财政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大德十一年八月，中书省上奏：朝会应赐钱数为三百五十万锭，今已给出一百七十万锭，还有一百八十万锭未发放，不过此时国库所储已不多，恳请武宗暂停赏赐。同年九月，中书省臣再次上奏：“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可见国家的财政此时已相当糟糕。中书省一再劝诫武宗改变大肆赏赐的做法，武宗口头应允，但没有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大规模的赏赐依旧不断。至大元年（1308）夏四月戊戌，中书省臣言：“请依元降诏敕，勿超越授官，泛滥赐赉。”至大三年（1310）八月，尚书省臣奏言，今年颁赉已多，皇帝下发的圣旨、皇太后下发的懿旨、皇太子下发的令旨都赐予宗亲、诸王大批的财物，请加以缩减。（《元史》卷二十二、二十三《武宗本纪》）
除大规模赏赐外，武宗还大肆封爵授官，同时增设机构，提升一些机构的品级。对汉地传统官僚制度有着较深隔阂的武宗已把封官授爵当成赏赐，作为笼络群臣的一种手段，十分随意，这又导致了选法的紊乱、官员的膨胀、行政效率的低下。武宗即位后不久，元廷就出现了官员冗滥的现象。大德十一年六月，中书省臣言：“中书宰臣十四员，御史大夫四员，前制所无。”至大元年十一月，中书省臣言，世祖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诸衙门的官员皆有定数，后来略有增加，成宗曾经下旨并省，不过最近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诸衙门的品级递升，四品升三品，三品升二品，二品升一品，公务依旧而冗员却大量增加。于是中书省臣建言，请依照大德十年已定的官员数，裁汰冗滥官员，衙门的品级虽升，“诸吏止从旧秩出官，果应例者，自如选格”。面对中书省的一次次建言，武宗虽表示认可，但正如其不能停止赏赐一样，也不可能彻底改变这一做法。大德十一年六月，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竟因角牴屡胜而被遥授平章政事；李邦宁乃一名宦官，竟被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行大司农，领太医院事，阶金紫光禄大夫。可见武宗对官员的除授十分随意。直到至大三年，官员冗滥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是年九月，武宗不得不诏谕尚书省官员三宝奴等：“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
时人对武宗朝高官冗滥的情况曾有如下的评论：“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元史》卷二百四《宦者传》；《文安集》卷八《送程叔永南归序》；《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世祖时对地位极高的一字王的封授十分慎重，非嫡系子孙不与，到武宗朝这一制度被完全破坏，短短三年多时间，封授的一字王就达十五六人，甚至高丽驸马也被封为一字王。1298年，成宗将元朝驸马，高丽忠宣王王璋废黜，复以其父忠烈王王愖为王，王璋被召入元廷宿卫。1307年，王璋因参与了拥立武宗即位的元朝宫廷斗争，先是被武宗封为沈阳王，1310年改封为沈王，后又得以重新继承高丽王位。（《元史》卷二十二、二十三《武宗本纪》；《高丽史》卷三十一《忠烈王世家》；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近侍干政是武宗朝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怯薛近侍干涉朝政，虽是整个元朝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这一现象在武宗朝特别明显。大德十一年六月，知枢密院事铁木儿不花、憨剌合儿等奏言，近来近侍私自领旨干涉枢密院官员的铨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部门。大德十一年七月，中书右丞相塔剌海、左丞相塔思不花奏言，近来一些近侍往往不通过中书省的公议，就上奏皇帝，这不符合制度，望今后大小事务，经中书省公议后再上奏。御史大夫月儿鲁奏言，根据本朝制度，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可以特许自选官吏，其他诸司官吏的铨选都要通过中书省，只有严格限制近臣随意上奏领旨，才能维护国家的各项制度。一直到至大三年，近侍干政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至大二年（1309）正月乙巳，塔思不花、乞台普济奏言，近侍恃恩上奏，不经由中书省便领取的圣旨，自大德六年，到至大元年，总共有六千三百余道，内容涉及“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这些私自领取的圣旨危害了百姓的利益，请皇帝下旨全部收回，今后引以为戒。至大三年正月戊子，元廷不得不再次禁止“近侍诸人外增课额及进他物有妨经制”。
诸如滥赐、冗官、近侍干政等弊政，皆源于皇室未经过相关机构私自颁行命令，以致朝廷施政十分混乱。大德十一年八月甲午，中书省臣言，皇室内降旨除官者八百八十余人，今已除三百人，还有五百余人，恳请“自今越奏者勿与”。同月，御史台臣奏言，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可依照制度独自选官，近来一些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员没有通过御史台的公选，近臣私自领旨除授，这不符合祖宗法制。十二月壬辰朔，中书省臣再次上奏，象征着国家权力的金虎符及金银符平时由典瑞院保管，中书省负责颁发，事后则复归典瑞院保管，如今这些牌符的颁发很多都不经由中书省，甚至一些商人，通过疏通近侍也能持有，以致牌符泛滥，出而无归，恳请核查此事，今后不经过中书省，不能擅自颁发牌符。中书省臣又奏言，陛下即位诏书已明言不许越职奏事，近来近侍多上奏请官领赏，今后此事不经由中书省，不要应允；另外选法、钱粮、刑名、造作等一切公事，近侍人员不得隔越闻奏。至大三年二月，尚书省臣奏言，官阶差等，已有定制，近来奉圣旨、懿旨、令旨索要官阶者，“率多躐等，愿依世祖皇帝旧制，次第给之”。
《元史》中对武宗之施政有如下评价：“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意思是说武宗力图改革而有一番作为，于是便随意除授高官、大肆赏赐。监察御史张养浩在《时政书》中指出了武宗朝的十条主要弊政，可以说十分深刻。这十条是：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幸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取相之术太宽。（《元史》卷二十二、二十三《武宗本纪》；《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养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