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曰：“安而履之为礼。”
王氏曰：“安者，定也。礼者，人之大体也。此章之内，所明承上接下，以显尊卑之道理。”
“解译”礼即理也，就是天地万物、人间万事的法则。任何人安身立命，都要遵守这些规则，都要顺应世理。所以，当事业受到重重阻碍，活得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不要怨天怨地，而是要检讨自己的行为，也许是我们违背了某种规律，破坏了某些法则。“安礼”篇正是要教导人们行有规，动有辙，安于礼者，事业有成。
“原典”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豫定谋；
王氏曰：“君不念旧恶。人有小怨，不能忘舍，常怀恨心；人生疑惧，岂有报效之心？事不从宽，必招怪怨之过。
人无远见之明，必有近忧之事。凡事必先计较、谋算必胜，然后可行。若不料量，临时无备，仑卒难成。不见利害，事不先谋，返招祸患。”
“解译”仇怨并不是因为别人得罪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宽容别人。扬州有个梵音寺，寺中弥勒佛像旁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下联是：“肚大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这幅对联是形容弥勒佛的，但也是许多人生活中的座右铭。诸葛亮初出茅庐之时，关公与张飞都对他不甚礼遇，看不出这个书生有什么大作用。但诸葛亮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关张两人的小过错，一同开启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生活中误解与冒犯是常有的事，如果斤斤计较，最终都会发展成仇怨。但如果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别人的过错只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美丽。
祸患天天有，但是不是身受其祸，那就要看每个人的修为了。高人谋于祸前，俗人谋于祸后。谋于前者，消灾避祸；谋于后者，最多是个亡羊补牢。中医有个思想与此相似，叫“治未病”，即在疾病还没有生成之时，就加紧调养，人就不会得病。等一旦大病显现，再去治疗只能是半死半活，就是说治愈的机会只有一半。
汉代名医华陀，一家三兄弟都是大医，但为什么只有华陀一人名满天下呢？华陀曾这样说：我大哥在人还没有得病之时，就可以看出疾病的苗头，未病先治，所以名不显；我二哥在大病未显之时，通过根治小病消除大病，同样没有名气；而我呢，只有在人得了大病之后方能看出来，往往可以起死回生，所以有名气。
“原典”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注曰：“善积则致于福，恶积则致于祸；无善无恶，则亦无祸无福矣。”
王氏曰：“人行善政，增长福德；若为恶事，必招祸患。”
“解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没有更加科学的证据，但却是民间信仰的一种法则，而这种法则几乎是全人类都在信仰，我们也可以将此看成是人类的某种道德的底线。
“报应”思想源自各民族的上古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的摩羯法则，即后来的轮回思想。佛教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前一世的因果决定的。前世行善积德，此生就有福报，干啥都顺利；前世如果做恶多端，此生就会遭致恶报，要么一事无成，要么诸病缠身。所以孔子曾说：一个对别人有恩德的人，其福报可以在三代人中传递。
从现实的角度讲，如果对人真诚、善良，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如果对人常常恶语相加、欺骗蔑视，别人也会对你如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善恶有报”。所以，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常怀一颗善良的心，收获也必定是善良的果。
凤凰台锵锵三人行节目里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地，有一个女司机开着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客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有三名持枪歹徒居然盯上了漂亮的女司机，强迫中巴停下，要带女司机下车去“玩玩”。女司机奋起呼救，但全车乘客大部分噤若寒蝉。只有一位中年瘦弱男子奋起反抗，结果被打倒在地。女司机被拖至山林草丛。
过了一会儿，衣衫不整的女司机和三名歹徒回来了。此刻女司机执意让被打的男子下车，男子不肯，双方争执起来。女司机固执地说：“你不下车，我就不开车。”全车乘客都在劝男子下车。结果那名仗义教人的男子被强行赶下了车……
第二天，当地的报纸报道：伏虎山区昨日发生惨祸，一辆中巴摔下山崖。车上司机和十三名乘客无一生还。
我们不必去管“善恶有报”思想科学与否，信仰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人类需要这种力量来平衡人与人的关系。
“原典”饥在贱农，寒在惰织；
注曰：“唐尧之节俭，李悝（克）之尽地利，越王勾践之十年生聚，汉之平准，皆所以迎来之术也。”
王氏曰：“懒惰耕种之家，必受其饥；不勤养织之人，必有其寒。种田、养蚕，皆在于春；春不种养，秋无所收，必有饥寒之患。”
“解译”农贱则米贵，米贵则食不果腹。同样的道理，桑农如果没有了保障，人们的穿衣就成了大问题。“农桑”之重，重于泰山，这是一个社会的根基，一旦出了问题，将发生社会大动荡。
中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下，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居民的生活本就很艰辛，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极易发生饥荒之年。由于这个原故，中国历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凡是执政者，均将农业视为头等大事。直到今天，一遇到经济动荡，通货膨胀，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抑制物价上涨，因为历史上由于农桑问题导致的社会混乱屡见不鲜，教训极其深刻。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生死存亡的根基。作为一个领导，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单位根基不动摇，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要务正业，不要贪多求大，更不要舍本逐末，否则大厦就会在轰然之间倒塌。
“原典”安在得人，危在失士；
王氏曰：“国有善人，则安；朝失贤士，则危。韩信、英布、彭越三人，皆有智谋，霸王不用，皆归汉王；拜韩信为将，英布、彭越为王；运智施谋，灭强秦，而诛暴楚；讨逆招降，以安天下。汉得人，成大功；楚失贤，而丧国。”
“解译”得人者得天下，汉代刘邦用韩信、英布、彭越三人，终于成就大业。著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过：你可以拿走我的全部财产，但只要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5年之内我就能把所有失去的财产赚回来。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何事”的问题，而是“何人”的问题。唐太宗就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用人之道很奥妙，关键在于“不拘一格”四个字。每个人都是天才，既要用其长，也可以用其短。日本的川口寅三在《发明学》一书中提出了“善用缺点”的主张，并强调说：“甚至可以认为，人类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与能否巧用缺点有关。”
美国柯达公司在制造感光材料时，需要有人在暗室工作，但视力正常的人一进入暗室，犹如司机驾驶着失控的车辆一样不知所措。针对这种情况有人建议：盲人习惯于在黑暗中生活，如果让盲人来干这种工作，定能提高工作效率。于是，柯达公司经理下令：将暗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成盲人。
“原典”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王氏曰：“富起于勤俭，时未至，而可预办。谨身节用，营运生财之道，其家必富，不失其所。贫生于怠情，好奢纵欲，不务其本，家道必贫，失其时也。”
“解译”时机对于事业的成败很重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才能保证事有所成。错过了时机，再好的项目也不会成功。比如说农业生产，一年之计在于春，关键要在春天适时播种，秋天才会有收获，生活才会富足；如果延误了农时，春天该种的没有种下去，秋天就只能收获一些杂草了。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由一系列内外时机造就的，没有这些机会，再有才华也只能“空悲切”了。比如说汉代张良这个人物，秦朝末年的社会动荡给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没有遇到那个怪老头传他一部《素书》，让他有机会提升自己内在的修为，恐怕也难以成功。
再比如，就科学而言，学科领域中大的机遇可能几百年一遇，中等机遇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一遇。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都与这类大机遇有关。如果爱迪生不是生在他那个时代，而是早生500年，那么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科学发明。爱因斯坦如果出生在唐朝那个时期，也不会想到相对论。
所以，凡事所成皆有其必然性，但由谁来成就这个必然性却是偶然的。居里夫人说得好：“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一个人的成功有偶然的机会，但偶然机会的被发现、被抓住与被充分利用，却又绝不是偶然的。
“原典”上无常操，下多疑心。
注曰：“躁静无常，喜怒不节；群情猜疑，莫能自安。”
王氏曰：“喜怒不常，言无诚信；心不忠正，赏罚不明。所行无定准之法，语言无忠信之诚。人生疑怨，事业难成。”
“解译”为官之道，重在沉稳，遇事不慌张，处事要慎重，说话要有信，举止要得体。古代的官员要学八字步，重在一个稳字上，这就叫官样。而那些急功近利、遇事先乱、喜怒无常、朝令夕改的领导，常常给人不可靠、不可信的感觉，下属也会常常猜测领导的意图，久之必生疑心。
其实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仅仅看他做成了多大的事，而最终要看他个人的修为究竟有多高，是否可被人学习、借鉴。许多人尽管做出了一些成就，但由于修为所限，不论是才华、操守、道德都不足为人所道，这种人也不能算成功。比如说，五代时期的冯道，尽管做过五朝宰相，也做过不少好事，但就是由于他操守有亏，在历史上很少被人提起，更没有人说他是成功的人生。
而在个人的修为上，最重要的就是稳重，始终保持住内心的平静，不为外力所动，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要达到了这个境界，无论是谁都是成功的人生。
在大哲学家老子的眼中，沉稳、慎重同样是个人修为的重要标准。他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泰然处世，清静无为，才是做人的根本。
“原典”轻上生罪，侮下无亲。
注曰：“轻上无礼，侮下无恩。”
王氏曰：“承应君王，当志诚恭敬；若生轻慢，必受其责。安抚士民，可施深恩、厚惠；傲慢于人，必招其怨。轻蔑于上，自得其罪；欺罔于人，必不相亲。”
“解译”一个有序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规范促成的，尊重上级，亲爱下级，就是整个社会秩序当中的一环，破坏了秩序，就会引起混乱，轻则获罪，重则丧命。
人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痛恨皇帝在大功告成后，屠杀功臣，而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叹。但孰不知许多大臣在成功名就之后，功高震主，甚至居功轻慢，结果犯了“轻上生罪”这一条，而最终被杀。汉代的刘邦本来定下“异姓不可为王”的规定，但韩信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候，却逼刘邦封他为王，直接挑战领导的权威。虽然刘邦从大局考虑满足了韩信的愿望，但是怀恨在心，最后还是将他杀了。
我们在高级灵长类动物世界，常常会看到相互之间梳理毛发，在生物学上这就叫“理序”，通过梳理毛发来确定每个猴子在族群中的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动物的群居性越强，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越复杂，而“秩序”的作用也就越大。
所以对于人类而言，甚至对一个单位而言，“秩序”是稳定的基石，是一个单位凝聚的根本。尽管有时候这种“秩序”并不合理，需要不断地改进，但也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骤然间的变动，就是革命。而革命的代价，一般都难以承受。
“原典”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注曰：“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发蒙耳。”
王氏曰：“君不圣明，礼衰、法乱；臣不匡政，其国危亡。君王不能修德行政，大臣无谨慎之心；公卿失尊敬之礼，边起轻慢之心。近不奉王命，远不尊朝廷；君上者，须要知之。”
“解译”一个公司的总裁并不信任他的副总，用而疑之，这就叫“近臣不重”。这样的副总，在他所管理的部门中就没有威信，中层领导也看不起他，这就叫“远臣轻之”。
原来的皇帝派大臣下基层办事时，总是授以“钦差大臣”的名号，就是要加强下派干部的权威性，形成震慑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单位，最高层的决策，不可能由最高领导亲自完成，必须层层负责，层层贯彻，才能形成合力。
三国刘备有了诸葛亮以后，基本上不具体管事，一切权力都下放，甚至在两个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与诸葛亮闹意见时，也能维护诸葛亮的权威，这才有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了“推恩令”，即将各诸侯王的封地再进行分封，就是将大国化小，小国化无，以此来削弱侯王的势力。因此，他受汉武帝的重用，做到了中大夫的官职，但诸侯王却将他恨之入骨，但没有办法。等到主父偃失宠之时，各大臣纷纷落井下石，淮南王刘长说：“去掉主父偃易如反掌。”果然，不久之后，汉武帝将他族诛。主父偃死前有数千宾客，但他死后没有人来为他收尸，只有洨孔车一人埋葬了他。
“原典”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注曰：“暗也。明也。”
王氏曰：“自起疑心，不信忠直良言，是为昏暗；己若诚信，必不疑于贤人，是为聪明。”
“解译”凡是总怀疑别人的人，是因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相反，凡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一般也不会怀疑别人。
在历史上，最怀疑臣下的王朝可能就是明朝。明代各朝皇帝，总是疑神疑鬼，对谁都不放心，被冤杀的大臣有很多。后来的研究表明，朝代的朱姓皇帝家族可能存在一种精神方面的遗传病。这种病导致明代皇族有种病态的心理，怀疑一切人、一切事。
每个人都是一个宝库，而自信是挖掘这一宝库的唯一工具，只要充分相信自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原先患有口吃病，幼年结巴，语音微弱，演说时常被人喝倒彩。他始终对自己信心百倍，为了克服疾病，每天清晨口含小石子，呼喊练习，终于成为口若悬河，辩驳纵横的演说家。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著作蜚声海内外。但又有谁知道，她幼年因病造成又聋又瞎，是个残疾人。但她自信自强，14岁攻克多种外语，通晓德、法、古罗马、希腊文学。20岁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
自信的人才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目光看待世界、看待别人，唯有自信者方可成功。
“原典”枉士无正友。
注曰：“李逢吉之友，则‘八关’、‘十六子’之徒是也。”
王氏曰：“谄曲、奸邪之人，必无志诚之友。”
“解译”枉的本义是弯曲或者不正，所以《说文》里说：“枉，邪曲也。”枉士指的是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这种人交往的圈子里，不会有正直之士，或者志诚之友。
古希腊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曾说：“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中国也有类似的名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气相似的事物总是会聚到一起，心性相似的人也最终会走到一起。人际交往中，最关键的不是性格，而是品德。三国时期的刘关张，性格相差很大，但相似的人品，使他们桃园结义。
唐代中期有位大臣名叫李逢吉，此人就属于“枉士”，史书说他“性忌刻，险谲多端”，看来是个阴险狡诈之人。在他当政时，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而这张网中的人，几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号称“八关十六子”。凡是有求于李逢吉的人，必须首先向这些人行贿，只要钱给的足，没有办不了的事。
“原典”曲上无直下。
注曰：“元帝之臣则弘恭、石显是也。”
王氏曰：“不仁无道之君，下无直谏之士。士无良友，不能立身；君无贤相，必遭危亡。”
“解译”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属下。一个单位风气的养成，主要看领导的品德。如果领导好大喜功，整个单位就会弥漫严重的夸夸其谈的作风。这就叫“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从前，晋国流行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习气，晋文公便带头用朴实节俭的作风来纠正它，他穿衣服绝不穿价格高的丝织品，吃饭也绝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不久之后，晋国人就都穿起粗布农服，吃起糙米饭来。
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因此，朝中大臣都惟恐腰肥体胖，失去宠信，不敢多吃饭，把一日三餐改为只吃一餐。每天起床整装，先要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时间久了，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扶住墙壁才能站起来。一年之后，满朝文武都成了面黄肌瘦的废物了。
现在看到的唐代绘画或者壁画中，女士都是肥美的，几乎可以成为唐代人的审美标准。然而，唐代早期的绘画中女性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十分的清秀。原来这一风气源于唐代风流皇帝唐玄宗爱上了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杨玉环的体态非常丰满，有人用“丰肥浓丽、热烈放姿”几个字来概括。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唐代的审美标准因此而变，留下了许多姿态万千、装束大胆、乐观向上的胖美人形象。
“原典”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注曰：“非无贤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王氏曰：“谗人当权，恃奸邪害忠良，其国必危。君子在野，无名位，不能行政；若得贤明之士，辅君行政，岂有危亡之患？纵仁善之人，不在其位，难以匡政、直言。君不圣明，其政必乱。”
“解译”盗匪横行之世，一定是社会动荡之时。一个混乱的公司，人人皆有小人之嫌。时势迫人，人们只能因时而动，因势而为。
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善者，可为什么人世还有百态呢？完全是因为大小环境造成的。善根就如同一颗种子，放到不同的土壤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有的可以是顺利成长，也有的会发生扭曲，一切视种子所处的环境。即使在同一个大环境中，每个种子各自的小环境也可以起到决定作用。所以天下没有一模一样的两颗树。
有人说人性是由基因决定的，其实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好与坏，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基因的作用更大。我们的内心有种融于社会与环境的渴望，于是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是改变后的自己。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人性大变，并非人性本恶，环境使然。
“原典”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注曰：“人不能自爱，待贤而爱之；人不能自养，待贤而养之。”
王氏曰：“若要治国安民，必得贤臣良相。如周公摄正辅佐成王，或梳头、吃饭其间，闻有宾至，三遍握发，三番吐哺，以待迎之。欲要成就国家大事，如周公忧国、爱贤，好名至今传说。
聚人必须恩义，养贤必以重禄；恩义聚人，遇危难舍命相报。重禄养贤，辄国事必行中正。如孟尝君养三千客，内有鸡鸣狗盗者，皆恭养、敬重。于他后遇患难，猪盗秦国孤裘，鸡鸣函谷关下，身得免难，还于本国。孟尝君能养贤，至今传说。”
“解译”凡过分自恋、自爱者，胸中必无别人。“爱人”是一种胸怀，大的方面讲是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小的方面讲是使身边的人获得成功的责任感。唯有“爱人”者能有大志向，必欲成其事而利于民。“爱人”越深，成就事业的动力也就越大。
而凡谋事者，必先谋于人，光杆司令不能包打天下。而凡用人者，必将厚养之，高官厚禄为养，放权使能为养，恩义聚人亦为养。用而不养，养而不厚，上下离心。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凡有大志于社会者，皆舍财养士，于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食客”阶层，孟尝君就养了三千食客，凡有一技之长，都被收为门下。三国曹操想统一天下，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求贤令”。谋于事者，不如谋于人。
“原典”国将霸者士皆归。
注曰：“赵杀鸣犊，故夫子临河而返。”
“解译”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处处呈现出新气象，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识之志纷纷前来效力。人气旺不旺，是评判一个事业、一个企业很重要的标准。前苏联在创立之初，海外的侨民卖掉国外的资产，举家回迁，有的人甚至将整座工厂拆下运回国内。
中国近现代也有两次“士皆归”的盛况：一次是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外之士大举归国，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气象，两弹一星功臣中的许多人，都是那个时候回国的；再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留学人员又一次大规模回归，使“海归”一词成了中国特有词汇。
当年孔子想去晋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他和弟子们走到了晋国边境的黄河之滨时，却听到赵简子杀了辅佐他的贤大夫鸣犊，于是取消了投靠赵简子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孔子从这件事情上看不到晋国未来的希望，所以选择了回避。
“原典”邦将亡者贤先避。
注曰：“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鲁是也。”
“解译”中国有句老话：“圣人无死地，智者无困厄。”圣贤之士，善于观察时势，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出现衰败迹象时，他们就会远离险地，不使自己身处困境。因为此时，即使才德超群，也无施展之地，唯有小人可以当道。
孔子曾说：“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回避动荡不安的时代，其次要远离祸乱危险的地域，再次是避开色情的诱惑，最后是回避流言四起的场所。君子不履险地。”
《素书》中的这两句话，是从人才的流向上观察所处的环境，判断一个事业的前途，从而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去向。
“原典”地薄者，大物不产；小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
注曰：“此四者，以明人之浅则无道德；国之浅则无忠贤也。”王氏曰：“地不肥厚，不能生长万物；沟渠浅窄，难以游于鲸鳌。君王量窄，不容正直忠良；不遇明主，岂肯尽心于朝。
高乌相林而栖，避害求安；贤臣择主而佐，立事成名。树无枝叶，大鸟难巢；林若稀疏，虎狼不居。君王心志不宽，仁义不广，智谋之人，必不相助。”
“解译”土地贫瘠，就不会生长大型的植物，沙漠中永远不会有参天的大树；河浅水少，就不会有大鱼游动，涓涓细流中只会有小虾；光秃秃的树，即使再高，苍鹰也不会在此栖脚；狮虎等猛兽，会选择草高林密处栖身。
《素书》用自然现象来说明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说明人才与事业的因果关系。志向越高远，事业就越伟大。想当年，刘备如果仅仅想保住自家妻小的富贵，关张二人能与他结义共谋大事吗？诸葛亮能出山协助他开创三国鼎立之局吗？只有伟大的抱负，才能吸引天下才俊，共创大业。水浅者则大鱼不游，鸡鸣狗盗之徒，只会横行乡里。
“原典”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注曰：“此二者，明过高、过满之戒也。”
王氏曰：“山峰高峻，根不坚固，必然崩倒。君王身居高位，掌立天下，不能修仁行政，无贤相助，后有败国、亡身之患。
池塘浅小，必无江海之量；沟渠窄狭，不能容于众流。君王治国心量不宽，恩德不广，难以成立大事。”
“解译”山峰越是陡峭，越是容易崩塌；湖泊超过其容量，就会出现四溢的现象。做人做事，总要有个度，刻意与完美，或者得意而忘形，往往都是画蛇添足，适得其反。老子曾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刀本来已经很锋利了，可是还要更锋利，结果将刀磨得又薄又尖，一碰就断，原有的锋利在瞬间就失去了。
法国一家博物馆里有尊巴尔扎克的雕像，作者是著名的雕塑大师罗丹。可惜的是，这尊雕像没有手，原来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雕像完成之后，罗丹请他的学生们前来欣赏。第一个学生看到雕像以后，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叹：“啊！快看啊，巴尔扎克的手多么完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学生都对雕像的那双手给予了极高评价。罗丹很生气，他对学生说：“这双手过分完美了，它具有独立的生命，已经不属于雕像的整体了，有它只能破坏全局效果，而不能为整体增色，必须去掉。”于是罗丹亲自砍下了雕像的双手。
真正的完美是包容一切，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周易》里说：“曲成万物而不遗。”老子《道德经》也说：“曲则全，枉则直。”意思是说天下万物都是弯曲的，完美的东西也是弯曲的，只有弯曲的东西才有可能发展。所以中国的文化里到处可以看圆形的结构，六十四卦可以组成一个圆，甚至中国的哲学也可以浓缩到一张太极图上。
“曲则全”是中国人特有的大智慧，只有走一些弯路，才能最终达到目的。故古人提出：“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多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
“原典”弃玉取石者盲。
注曰：“有目与无目同。”
王氏曰：“虽有重宝之心，不能分拣玉石；然有用人之志，无智别辨贤愚。商人探宝，弃美玉而取顽石，空废其力，不富于家。君王求士，远贤良而用谗佞；枉费其禄，不利于国。贤愚不辨，玉石不分；虽然有眼，则如盲暗。”
“解译”“弃玉取石”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瞎子。其实，这种事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如此愚蠢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经常为一些身外之物而奋斗不休，为此我们却失去了许多东西，像家庭的亲情、自己悠闲的心情，甚至还有健康，这都是“弃玉取石”的行为。
《庄子》里记载了一件事：“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
韩魏两国发生领土争端，韩国的昭僖侯为此很烦恼。有一天，子华子去见昭僖侯，见他面有忧色，于是子华子对君侯说：现在我们写下“天下”两个字放到您面前，谁握着它，谁就能拥有天下，不过，左手握着它，右手就会残废，右手握着它，左手就会残废。您愿意把它握在手中吗？昭僖侯说：寡人不愿意为它而失去双臂。子华子说：就是啊！这样看来，双臂重于天下，而您自己的身躯比双臂更重要。
“原典”羊质虎皮者柔。
注曰：“有表无里，与无表同。”
王氏曰：“羊披大虫之皮，假做虎的成势，遇草却食；然似虎之形，不改羊之性。人倚官府之势，施威于民；见利却贪，虽妆君子模样，不改小人非为。羊食其草，忘披虎皮之威。人贪其利，废乱官府之法，识破所行谲诈，反受其殃，必招损己、辱身之祸。”
“解译”披着虎皮的羊，永远也成不了老虎。仗势欺人者，狐假虎威者，永远也成不了英雄人物。人真正的强大在内心，是虚怀若谷的态度。老子曾经反复说明了一个道理：唯其弱，所以强。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强大？人们一定会说是老虎，有人说它们是“万兽之王”。其实这是错误的，完全出于人类的主观偏见。在陆生动物中，最强大的是大象。它们没有老虎的速度与利爪，每天都以食物链中最不起眼的青草、树叶为食，但大象体积与寿命却远远大于那些食肉型动物。海洋中什么鱼最大？是鲸鲨。它们每天都以海洋中最低等的浮游动物为食，过着清汤寡菜的生活，但却比食肉的鲨鱼大出十几倍。
所以，真正的强大，看起来都是柔弱的。在自然界中，表面看起来，水是最弱的，岩石是最强的。然而，当我们站在中国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或者站在美国克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水的强大。那些柔弱的水汇集起来，像刀子一样，将坚硬的岩石从中劈开，形成壮观的大峡谷。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领会老子的伟大，“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至柔”的水在峡谷中缓缓穿行，“至坚”的岩石在两侧默默行着视目礼，这是多么深奥的一幕。
天天摆出一副天下无敌的样子，或者功成名就的架式，都是披着虎皮的羊。“原典”衣不举领者倒。
注曰：“当上而下。”
王氏曰：“衣无领袖，举不能齐；国无纪纲，法不能正。衣服不提领袖，倒乱难穿；君王不任大臣，纪纲不立，法度不行，何以治国安民？”
“解译”想拿一件衣服，最好抓住领子，一提之下，一件衣服就会顺顺当当。如果抓住其他地方，衣服就会巅三倒四不成样子。
春秋时候，著名军事学家孙武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庐。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兵法我都看过了，是不是可以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也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这些宫女都是阖庐的身边人，其中还有两位爱姬，她们根本不将孙武放在眼里，整个训练过程嘻嘻哈哈，成了一场游戏。所以想训练好这群特殊的兵，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树立将官的威信，必须让她们知道什么是令行禁止。
在反复多次重申军令无效的情况下，孙武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姬，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命左右将两女队长斩了。自此以后，众女兵无论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甚至跪下起立等复杂的动作都认真操练，再不敢儿戏了。
做事要抓住重点，纲举则目张。“原典”走不视地者颠。
注曰：“当下而上。”
王氏曰：“举步先观其地，为事先详其理。行走之时，不看田地高低，必然难行；处事不料理上顺与不顺，事之合与不合；逞自恃之性而为，必有差错之过。”
“解译”走路不看地，只顾抬头望天的人，早晚都会摔跟头，鼻青脸肿。无论做什么，既要脚踏实地，同时也要看清方向。
成功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做成一件事，绝对是个系统工程，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固然重要，脚踏实地同样不可偏废，反之亦然。失败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行与思不能统一，要么好高骛远，目标与自己的实力相悖，仰着脖子追太阳，最后掉到了沟里去；要么埋头苦干，不把握周围的环境，闷着头只看见眼前一点小利，最后撞到了南墙上，头破血流。
“原典”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
注曰：“才不胜任谓之弱。”
王氏曰：“屋无坚柱，房宇歪斜；朝无贤相，其国危亡。粱柱朽烂，房屋崩倒；贤臣疏远，家国倾乱。”
“解译”一间房子如果没有坚固的立柱支撑，就会倒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才华出众贤能的辅助，就会灭亡。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但他的霸业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管仲。管仲原本是鲁国人，齐桓公听取鲍叔牙的建议，在攻打鲁国时假装与管仲有仇，将管仲接到了齐国，并委以重任。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说，实行了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农闲时训练，有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不必支付养兵的费用。这些改革奠定了齐国日后称霸的基础。
然而，等管仲一死，齐桓公本来就是一个昏君，再加上所用非人，搞得天下大乱。齐桓公病重时，五位公子忙着争权夺利，根本顾不上他，齐桓公病死后，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没有一个人管，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
失一人而失一国，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有很多。
“原典”足寒伤心，人怨伤国。
注曰：“夫冲和之气，生于足，而流于四肢，而心为之君，气和则天君乐，气乖则天君伤矣。”
王氏曰：“寒食之灾皆起于下。若人足冷，必伤于心；心伤于末，后有丧身之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安乐，各居本业，国无危困之难。差役频繁，民失其所；人生怨离之心，必伤其国。”
“解译”俚间有“人暧腿，狗嗳嘴”之说，天寒地冻之时，狗总是前蹄抱嘴而眠，故身寒因为足冷；草介小民乃一国之本，国乱皆因民怨。
一身之本在足，一国之本在民，一个单位之本在员工，下不安，则上摇。中国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民怨沸腾。强大的明王朝，最终亡于一介草民李自成；现在又有多少公司，因员工的不满而走向破产关张。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许多领导就是学不会，反复栽跟头而不自省。“原典”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民先弊。
注曰：“自古及今，生齿富庶，人民康乐；而国衰者，未之有也。”
王氏曰：“山将崩倒，根不坚固；国将衰败，民必先弊，国随以亡。”
“解译”任何灾难的发生都有前兆，如果看见一座大楼的底基出了问题，就是大楼将要倒塌的前兆，如果看见平民百姓为衣食而发愁，就是国家将走向衰败的前兆。
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这其实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
齐宣王曾经说：“我有一个毛病，我非常爱财。”孟子说：“周朝的先主公刘，就是好货人，诗经记载：他教导人民努力耕作，增加生产，将粮食堆满仓内。制造干粮，放在囊里，以便人民携带。又整军经武，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等这些都差不多了，才带了弓箭，装备干戈等武器，复兴他祖先的旧业。留守的人有充裕的谷仓，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如此准备妥当才出发。王如果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藏富于民，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原典”根枯枝朽，民困国残。
注曰：“长城之役兴，而秦国残矣！汴渠之役兴，而隋国残矣！”
王氏曰：“树荣枝茂，其根必深。民安家业，其国必正。土浅根烂，枝叶必枯。民役频繁，百姓生怨。种养失时，经营失利，不问收与不收，成势相逼征；要似如此行，必损百姓，定有雕残之患。”
“解译”一颗大树如果根部枯死了，上面的枝叶同样会枯死；一个国家如若民众困苦不堪，朝不保夕，国家这棵大树也必将枝枯叶残。
做统治者并不难，最大的智慧其实就一句话：人民生活富裕，国家自然繁荣富强。竭泽而渔，最终会落个破家亡国的命运。隋王朝是中国最短命的王朝之一，隋炀帝时，征调天下人去修大运河及其他工程，每月役使的人数就有200万之多，“役丁死者什四五”。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这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隋炀帝榨干了天下民力，自己也就寿终正寝了。
“原典”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
注曰：“汉武欲为秦皇之事，几至于倾；而能有终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纣以女色而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汉以阉宦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王氏曰：“前车倾倒，后车改辙；若不择路而行，亦有倾覆之患。如吴王夫差宠西施、子胥谏不听，自刎于姑苏台下。子胥死后，越王兴兵破了，越国自平吴之后，迷于声色，不治国事；范蠡归湖，文种见杀。越国无贤，终被齐国所灭。与覆车同住，与亡国同事，必有倾覆之患。”
“解译”跟着前面翻覆的车辙走，最后也会翻覆；跟着失败的人学习，最后只能是失败。后人总结历史的经验，就是为了趋吉避凶，避免失败的发生，“前世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上因为废长而立幼，曾引发过无数次宫廷政变，三国时的袁绍和刘表之败，都与废长立幼有关。曹操的幼子曹植，从小就聪颖智慧，10岁的时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认为，在诸子中曹植“最可定大事”，曾想要立他为太子。有一天，曹操将事告诉了贾诩，想征求他的意见。可是贾诩就是不开口，最后被逼急了才说：“刚才我想到了其他一些人、一些事，比如说袁绍和刘表。”意思很明白：袁绍和刘表因为废长立年导致混乱，甚至灭亡，今天这个事就是“与覆车同轨者倾”。曹操是个聪明人，一听就懂，哈哈大笑起来，再也不提立曹植之事。
“原典”见己失者，慎将失；恶其迹者，须避之。
注曰：“已失者，见而去之也；将失者，慎而消之也。恶其迹者，急履而恶，不若废履而无行。妄动而恶知，不若绌动而无为。”
王氏曰：“圣德明君，贤能之相，治国有道，天下安宁。昏乱之主，不修王道，便可寻思平日所行之事，善恶诚恐败了家国，速即宜先慎避。”
“解译”知道过去已经发过了的不幸事故或者是错误，一旦发现类似的苗头出现，就应当慎之又慎，防止它再一次发生，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厌恶前人有过了的劣迹，就应当尽力避免重蹈覆辙。
每个时代在制度上都有创新，但更多地却是学习，向前人学习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比如说，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最早是明朝朱元璋时才有的，他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并将这条规定置于宫门之中。为什么呢？太监是中国古代宫廷的异类，他们不男不女，是直接服务皇室的奴才。皇子们自小在宫廷长大，天天由太监服侍，日久天长，会在不知不觉中滋生亲近感、信任感。皇帝身边的太监，个个深谙皇帝好恶性情。他们接触大量机密，对于宫内事务了如指掌。因此，宦官干政朝廷，结果其实相当危险。
唐代是宦官干政比较多的朝代玄宗朝仅五品以上宦官就有千余人，其中杨思勖做到从一品、封虢国公。高力士陪伴唐玄宗左右，实际地位高得惊人。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连太子李亨都叫他“二兄”。结果有了安史之乱，唐由盛而转衰。
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朱元璋才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原典”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王氏曰：“得宠思辱，必无伤身之患；居安虑危，岂有累巳之灾。恐家国危亡，重用忠良之士；疏远邪恶之徒，正法治乱，其国必存。”
“解译”知道惧怕危险的人，就能适当约束自己，时时保持警惕，确保自己不履险地；同理，知道畏惧死亡的人，就能活得更长久。
人想得到什么，必须敬畏它的反面，想得到健康，就必须敬畏死亡，想得到成功，就必须敬畏失败。敬畏之心是保全自己、成就事业的最大智慧。因为生活中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得到更多的东西，而是首先使自己处于安全、健康的境地，“死去原知万事空”。战争的第一要务也并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保全自己。
“百年企业”是每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无数企业的生生死死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的真理：活着才是硬道理！一时的成功许多人都可以做得到，那就像是怒放的樱花，会随风而散，唯有百年基业才是大智慧！但如何才能打造一个“百年企业”呢？黄石公在总结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畏危者安，畏亡者存。”
“原典”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注曰：“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归之；无道者，畏祸愈甚，而祸愈攻之。岂有神圣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王氏曰：“行善者，无行于巳；为恶者，必伤其身。正心修身，诚信养德，谓之有道，万事吉昌。心无善政，身行其恶；不近忠良，亲谗喜佞，谓之无道，必有凶危之患。
为善从政，自然吉庆；为非行恶，必有危亡。祸福无门，人自所召；非为神圣所降，皆在人之善恶。”
“解译”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合乎道义，符合自然规律，就会吉祥喜庆，否则凶险莫测。有道德的人，无心求福，福报自来；多行不义的人，有心避祸，祸从天降。一个人所得是凶是吉，非神非圣，乃自然的因果关系，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世无地狱，人心所造。所以成败在谋，安危在德。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家族世代富贵延续，所以有富贵不过三代之说。但孔子家族是个例。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这个大家族世代受后人尊敬，多少次兵荒马乱、匪盗窃横行的乱世里，几乎没有人危及这个家族。为什么呢？原因就在“有道则吉，无道则凶”这句话。
“原典”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
王氏曰：“行善从政，必无恶事所侵；远虑深谋，岂有忧心之患。为善之人，肯行公正，不追凶险之患。几百事务思虑、远行，无恶亲近于身。
心意契合，然与共谋；志气相同，方能成名立事。如刘先主与关羽、张飞；心契相同，拒吴、敌魏，有定天下之心；汉灭三分，后为蜀川之主。”
“解译”孔子曾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意思是：如果你立志做一个仁爱之人，你就没有让人厌恶的坏毛病，更不会成为为非作歹的恶人。一个没有坏毛病的人，就很容易在社会中被人认同、接纳，活起来就比较自在，有什么好事大家都会想着你。所以做人要从“善”做起，心善念，行善行，为善举。历史上那些被传颂的人物，总有些突出的优点，比如像唐太宗这个人，胸怀宽广，能容下不同的政见，仅此一项，就被后人颂扬千年。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人们当前的许多忧患，其实都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很好计划造成的。成功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凡事皆能从长计议，预先有所准备。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国力大增，这都要感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有远虑的学者。当时以马寅初为首的一群学者看到了未来人口增长的趋势，预计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到200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26亿之间。这么多的人，会将所有的国民收入吃得一干二净，根本不会有积累，更不会有发展。中国政府最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几十年来少出生几亿人，减小了经济发展的压力，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奠定了基础。最近，联合国也在全世界提倡这一政策。
“原典”同志相得，同仁相忧。
注曰：“舜有八元、八凯。汤则伊尹。孔子则颜回是也。文王之闳、散，微子之父师、少师，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鲍叔也。”
王氏曰：“君子未进贤相怀忧，谗佞当权，忠臣死谏。如卫灵公失政，其国昏乱，不纳蘧伯玉苦谏，听信弥子瑕谗言，伯玉退隐闲居。子瑕得宠于朝上大夫，史鱼见子瑕谗佞而不能退，知伯玉忠良而不能进。君不从其谏，事不行其政，气病归家，遗子有言：‘吾死之后，可将尸于偏舍，灵公若至，必问其故，你可拜奏其言。’灵公果至，问何故停尸于此？其子奏曰：‘先人遗言：见贤而不能进，如谗而不能退，何为人臣？生不能正其君，死不成其丧礼！’灵公闻言悔省，退子瑕，而用伯玉。此是同仁相忧，举善荐贤，匡君正国之道。”
“解译”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复杂，时而结成团伙，时而彼此仇怨，看似杂乱而无章，其实分离聚合皆有其因。《素书》接下来论述了人际关系的因果，这是认识社会的宝贵经验。
志同道合的人，总是有共同的追求，使他们团结起来；仁爱之士，总是有相似的品质，使他们走到一起。
孔子在众多弟子中，可能喜欢颜回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颜回在生活经历与品德方面，与孔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子此生，坚持以身作则，凡是他提倡的东西，自己首先要做到。在这一点上，颜回也是如此。在做人上，他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在求学上，他坚守“不耻下问”的精神，用毕生精力“研之弥坚”，很符合孔子对学生的要求。所以孔子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
“原典”同恶相党。
注曰：“商纣之臣亿万，盗之徒九千是也。”
王氏曰：“如汉献帝昏懦，十常侍弄权，闭塞上下，以奸邪为心腹，用凶恶为朋党。不用贤臣，谋害良相；天下凶荒，英雄并起。曹操奸雄董卓谋乱，后终败亡。此是同恶为党，昏乱家国，丧亡天下。”
“解译”人们结成不同的团伙，除了利益与追求相同外，更重要的是心性、品质相同。汉代灵帝时，有一群宦官结成了一个团伙，史称“十常待”，其首领叫张让和赵忠。这伙人将小皇帝玩于股掌之上，以至灵帝都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恶名。
在三国中，人们对曹操有些非议，在京剧脸谱中总是将他画成白脸奸臣的样子，这其中可能就与曹操的家世有关。曹操的祖父叫曹腾，就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后人痛恨十常侍，也就对曹操本人没有什么好印象。
“原典”同爱相求。
注曰：“爱利，则聚敛之臣求之；爱武，则谈兵之士求之。爱勇，则乐伤之士求之；爱仙，则方术之士求之爱符瑞，则矫诬之士求之。凡有爱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王氏曰：“如燕王好贤，筑黄金台，招聚英豪，用乐毅保全其国；隋炀帝爱色，建摘星楼宠萧妃，而丧其身。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信用忠良，国必有治；亲近谗佞，败国亡身。此是同爱相求，行善为恶，成败必然之道。”
“解译”凡是人，心性所致，必有所爱，喜收藏者，自然会组成一个圈子。尤其是领导，他的个人喜好会影响一群人。当年秦始皇好神仙之术，总想着活得更长久些，于是一群方士就围在他的身边，要官给官，要钱给钱，想让他们搞出一个长生不老的仙药。结果钱花了无数，也没有搞出个长生不老的药。为了给自己开脱，这帮术方士还到处说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一气之下搞了个“焚书坑儒”，将他们全杀了。
“原典”同美相妒。
注曰：“女则武后、韦庶人、萧良娣是也。男则赵高、李斯是也。”
“解译”两个美人站在一起，相互总是没有好心情，这就是人类的嫉妒心理。同行是冤家，同美也是冤家。历史上的粉阵厮杀是很残暴的。当年武则天得势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令人将萧淑妃、王皇后砍断了手脚，并泡在酒瓮中。
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三国时的周瑜，人长得风流，智慧也是很高的，在东吴不作第二人之想。没有想到，在联蜀抗曹时，却来了个诸葛亮，战略计谋，处处压他一头。周瑜嫉妒得要命，发出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几次想加害，都没有成功，最后被诸葛亮三气之下要了命。
